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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坚定光明磊落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他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洪流，１９２９年冬天，在家乡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党的“十一大”后，邓小平已复出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清扫“文化大革命”积污的斗争实际已经开始，但当时的斗争局势并不明朗。“两个凡是”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并且还在重搬过去个人迷信那一套，表现出相当的声势；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统”观念。因此，观望等待或脚踏两只船者大有人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却无私无畏，创办《理论动态》，大胆冲击各种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就是首先在这个刊物上刊登的，然后经耀邦亲自审阅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耀邦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处处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反对弄虚作假、模棱两可。他坚决地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此后全国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牵连到将近１亿人）得以平反昭雪，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重见天日、恢复名誉。
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十几年来一直乘坐的是国产“红旗”轿车。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几辆轿车，他都原物转送到有关部门，而他依旧乘坐“红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曾送给胡耀邦一套《辞海》，他当即付钱。到各地视察工作，吃饭招待方面强调只吃当地出产的平常的东西，不吃山珍海味。面对盛情接待，能说服节俭的，他尽量说服，实在说服不了的，就采取有意回避的办法。有时，返回火车上吃份饭，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单独吃简便的饭，不出席会餐或宴请。
不论是在国内视察工作，还是出访国外，胡耀邦绝不私收任何礼品，轻装而回，轻装而来。他访问日本时，日本朋友送来了大批礼品，他没给自己留下分毫。归途中他还召集会议作了布置，礼品要归公。外国友人送的两套录像设备，一套留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一套送到了中国少年活动中心。不少幼儿园、学校都收到过他转去的礼品。
１９８２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有言在先，谁要是打着他的招牌在外面做了错事，谁自己负责，他是不会讲情面的。国内出现的“经商热”、“出国潮”，都未能冲进他的家。
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始终在湖南老家务农，胡耀福的二儿子胡德安，一次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找个工作的念头。那位领导跟胡耀邦熟悉，便在县招待所给中学毕业的胡德安找了一份“差使”。胡耀福得知后，既不反对，也不赞同，只说了一句：“这得问问耀邦，看他同意不同意。”某领导果然去问胡耀邦，当即遭到了胡耀邦的批评，胡德安也被退了回来。
深入群众学风严谨
胡耀邦常说，共产党的干部要了解群众，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另一方面能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带到上面来。他说这是毛主席教给他的工作方法。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他走了１６００多个。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上的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怎样通过改革使当地更快地发展起来。他听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总是认真地记下来，敦请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有一次，他去理发，理发的师傅告诉他当时有的学校不让留长头发、穿喇叭裤的青年男女进入校门。他迅速了解有关情况后，把《中国青年报》负责同志叫去，表示：穿衣戴帽是人们的自由，不需要对青年的发型和衣服多加干涉，我们对青年的着眼点应放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做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上。《中国青年报》及时发表了社论《污染要清除，思想要解放》，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纠正了一些人把长头发、喇叭裤当作资产阶级来批的错误做法。他经常对一些同志讲：群众若是对我们做的事有意见，首先不能责难群众，而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党的干部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怎么能够怪水不好呢？
１９８３年２月，胡耀邦首次视察深圳，当他得知蛇口工业区的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领导干部时，立即大声说：“好！”他说这样做不失为反对官僚主义，改变干部作风的好办法。他还当场一字不漏地念起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借骂鼓而痛骂官僚的一段唱词：“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扑咚扑咚又扑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
胡耀邦学风严谨，善于自修，酷爱读书。战争年代，在马背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地读书。１９３７年９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毛泽东著名的论文《反对自由主义》就是根据他提供的抗大学员的思想状况材料而写出来的。他的读书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到伯恩斯坦、尼赫鲁等外国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图书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在关于读书的问题上讲：“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一些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５０００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１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１４年。２０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４０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炎热的夏季，室内闷热，年轻人都到室外通风处，打着扇子乘凉、聊天去了，年过半百的胡耀邦，独自钻进蚊帐，点上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读起他的“三部四卷”（即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选四卷），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许多红杠杠，读罢就做笔记。
胡耀邦既能博览群书，又能精读一些书；既能汲取其中的营养，又不死抠书本。他引证比较多的，是列宁、毛泽东、高尔基、鲁迅著作中的一些思想。
胡耀邦深入群众、学风严谨还表现在从善如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他常讲：“我们不能将错就错，要正视错误，善于改正。”原《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焱在１９８４年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胡耀邦同志曾经给我及一些同志赔礼道歉，是１９５６年７月间在机关肃反总结大会上的事。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我是在他领导的一个单位工作。”“作肃反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另一位书记刘西元同志。胡耀邦同志原来只是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在讲到肃反曲折过程时，只见胡耀邦同志突然站起，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他接过旁边秘书递给的一张纸，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个就是我。念完了名单，他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重大案子怎么搞，都是我最后决定的。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胡耀邦站在讲台正中，对台下深深地一鞠躬。”
尊师重教热心助人
胡耀邦尊师重教，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生活待遇都十分关心。１９７５年８月，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为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则，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在“批邓”中被攻击为“三株大毒草”之一），提出了符合实际的见解，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生前曾在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到：“他在科学院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期间，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亲自关心过问和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如住房、托儿所、煤气罐等，送来党的温暖……”
１９６２年秋天，胡耀邦离开家乡３０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浏阳，就到了母校浏阳县一中，看望这里的老师。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然早已退休，仍积极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位编剧出于对孙老的敬重和同情，写了这封信。信发出后，她怀着希望，又有几分担心：“总书记这样忙，能过问这样具体的事情吗？”这封信当天送到了胡耀邦的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信上批写到：“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在北京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
１９８４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读到这封信后，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先是数次去《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那里做好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同时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总结经验。１９８４年秋季，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把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作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受到重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的大门。
胡耀邦不仅把知识分子的冷暖放在心上，对普通群众的困难也热情帮助。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湖南省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４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一家人找了２００多个县，行程１．５万多公里，用了６００多天，可孩子仍杳无音信。１９８４年１月，胡耀邦到该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人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５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他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洪流，１９２９年冬天，在家乡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党的“十一大”后，邓小平已复出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清扫“文化大革命”积污的斗争实际已经开始，但当时的斗争局势并不明朗。“两个凡是”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并且还在重搬过去个人迷信那一套，表现出相当的声势；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统”观念。因此，观望等待或脚踏两只船者大有人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却无私无畏，创办《理论动态》，大胆冲击各种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就是首先在这个刊物上刊登的，然后经耀邦亲自审阅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耀邦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处处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反对弄虚作假、模棱两可。他坚决地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此后全国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牵连到将近１亿人）得以平反昭雪，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重见天日、恢复名誉。
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十几年来一直乘坐的是国产“红旗”轿车。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几辆轿车，他都原物转送到有关部门，而他依旧乘坐“红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曾送给胡耀邦一套《辞海》，他当即付钱。到各地视察工作，吃饭招待方面强调只吃当地出产的平常的东西，不吃山珍海味。面对盛情接待，能说服节俭的，他尽量说服，实在说服不了的，就采取有意回避的办法。有时，返回火车上吃份饭，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单独吃简便的饭，不出席会餐或宴请。
不论是在国内视察工作，还是出访国外，胡耀邦绝不私收任何礼品，轻装而回，轻装而来。他访问日本时，日本朋友送来了大批礼品，他没给自己留下分毫。归途中他还召集会议作了布置，礼品要归公。外国友人送的两套录像设备，一套留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一套送到了中国少年活动中心。不少幼儿园、学校都收到过他转去的礼品。
１９８２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有言在先，谁要是打着他的招牌在外面做了错事，谁自己负责，他是不会讲情面的。国内出现的“经商热”、“出国潮”，都未能冲进他的家。
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始终在湖南老家务农，胡耀福的二儿子胡德安，一次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找个工作的念头。那位领导跟胡耀邦熟悉，便在县招待所给中学毕业的胡德安找了一份“差使”。胡耀福得知后，既不反对，也不赞同，只说了一句：“这得问问耀邦，看他同意不同意。”某领导果然去问胡耀邦，当即遭到了胡耀邦的批评，胡德安也被退了回来。
深入群众学风严谨
胡耀邦常说，共产党的干部要了解群众，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另一方面能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带到上面来。他说这是毛主席教给他的工作方法。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他走了１６００多个。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上的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怎样通过改革使当地更快地发展起来。他听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总是认真地记下来，敦请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有一次，他去理发，理发的师傅告诉他当时有的学校不让留长头发、穿喇叭裤的青年男女进入校门。他迅速了解有关情况后，把《中国青年报》负责同志叫去，表示：穿衣戴帽是人们的自由，不需要对青年的发型和衣服多加干涉，我们对青年的着眼点应放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做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上。《中国青年报》及时发表了社论《污染要清除，思想要解放》，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纠正了一些人把长头发、喇叭裤当作资产阶级来批的错误做法。他经常对一些同志讲：群众若是对我们做的事有意见，首先不能责难群众，而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党的干部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怎么能够怪水不好呢？
１９８３年２月，胡耀邦首次视察深圳，当他得知蛇口工业区的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领导干部时，立即大声说：“好！”他说这样做不失为反对官僚主义，改变干部作风的好办法。他还当场一字不漏地念起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借骂鼓而痛骂官僚的一段唱词：“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扑咚扑咚又扑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
胡耀邦学风严谨，善于自修，酷爱读书。战争年代，在马背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地读书。１９３７年９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毛泽东著名的论文《反对自由主义》就是根据他提供的抗大学员的思想状况材料而写出来的。他的读书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到伯恩斯坦、尼赫鲁等外国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图书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在关于读书的问题上讲：“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一些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５０００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１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１４年。２０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４０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炎热的夏季，室内闷热，年轻人都到室外通风处，打着扇子乘凉、聊天去了，年过半百的胡耀邦，独自钻进蚊帐，点上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读起他的“三部四卷”（即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选四卷），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许多红杠杠，读罢就做笔记。
胡耀邦既能博览群书，又能精读一些书；既能汲取其中的营养，又不死抠书本。他引证比较多的，是列宁、毛泽东、高尔基、鲁迅著作中的一些思想。
胡耀邦深入群众、学风严谨还表现在从善如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他常讲：“我们不能将错就错，要正视错误，善于改正。”原《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焱在１９８４年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胡耀邦同志曾经给我及一些同志赔礼道歉，是１９５６年７月间在机关肃反总结大会上的事。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我是在他领导的一个单位工作。”“作肃反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另一位书记刘西元同志。胡耀邦同志原来只是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在讲到肃反曲折过程时，只见胡耀邦同志突然站起，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他接过旁边秘书递给的一张纸，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个就是我。念完了名单，他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重大案子怎么搞，都是我最后决定的。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胡耀邦站在讲台正中，对台下深深地一鞠躬。”
尊师重教热心助人
胡耀邦尊师重教，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生活待遇都十分关心。１９７５年８月，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为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则，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在“批邓”中被攻击为“三株大毒草”之一），提出了符合实际的见解，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生前曾在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到：“他在科学院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期间，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亲自关心过问和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如住房、托儿所、煤气罐等，送来党的温暖……”
１９６２年秋天，胡耀邦离开家乡３０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浏阳，就到了母校浏阳县一中，看望这里的老师。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然早已退休，仍积极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位编剧出于对孙老的敬重和同情，写了这封信。信发出后，她怀着希望，又有几分担心：“总书记这样忙，能过问这样具体的事情吗？”这封信当天送到了胡耀邦的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信上批写到：“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在北京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
１９８４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读到这封信后，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先是数次去《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那里做好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同时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总结经验。１９８４年秋季，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把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作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受到重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的大门。
胡耀邦不仅把知识分子的冷暖放在心上，对普通群众的困难也热情帮助。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湖南省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４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一家人找了２００多个县，行程１．５万多公里，用了６００多天，可孩子仍杳无音信。１９８４年１月，胡耀邦到该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人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５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