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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见到那些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过的香港艺人，我都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恍惚感。这一次见到香港歌手陈慧娴，也没有例外。
八九十年代，香港唱片工业高速发展，陈慧娴是这个兴旺行业里的一个闪亮名字。她的经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1984年出道，一路走红，1989年推出她至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千千阕歌》，达到事业顶峰。同年，按照原定计划，她中断歌唱事業，到美国读书，90年代中期完成学业，重回香港唱歌。
直至现在，陈慧娴还不时出现在各种舞台上，继续唱歌。
接受采访当日，陈慧娴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原因是她当天在广西玉林做一个商演，结束之后坐车回香港，沿途碰上了塞车。进门后，她向我们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就与助手到一旁的房间补妆。
我默默数了一下，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八人。妆毕，按照原定流程，摄影师先为陈慧娴拍照。这个过程中，陈的团队成员显得比摄影师还要紧张与忙碌。
然后是采访。陈慧娴这样述说这两天的行程：“今早7点起床，喝咖啡醒一下——每天我一起床都要喝两杯咖啡。8点半开始化妆，化到9点多，然后就去会场，等到最后出场。11点多结束，就立刻上车回来。昨天下午两点多开车，到广西是夜晚11点，今日又坐那么多个小时回来，只是为了唱三首歌。”
那三首歌分别是：《飘雪》《人生何处不相逢》和《千千阕歌》。都是她的经典老歌。
陈慧娴今年在筹备专辑，从去年就开始选歌，“歌迷很久没听我的新歌了，所以希望这次做的唱片和以往的不同。我这次选歌，听了几百首，其实很难选。以前是监制选，都不用我听，那时是我们做出产品，然后给市场去卖。但今天是推广市场主导的歌。早几天看到有报道说，香港乐坛缩到好像黄豆这么小，哈哈，所以每一个制作都是花很多心思去做。”
这是一个爱笑的歌手，笑声豪爽。这与她80年代文静的舞台风格，差异颇大。
访谈是在晚上8点半开始的，陈慧娴自言没有吃晚饭，只在从广西回香港的路上吃了几个饺子。开始聊天的时候，她问助手有没有糖，但直到采访结束，她都没有吃过东西，至于手中的矿泉水，也只是喝了一小口而已。
我佩服她的体力。尽管脸上难掩倦容，但那标志性的笑声，始终中气十足——这也是渐渐远去的80年代粤语流行曲，在今日留给我的一个大致印象。
人物周刊：80年代刚入行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陈慧娴：我不是刻意入行的。那时候在校园，有几家学校搞活动，我去唱歌，可能被星探发现了，打电话来我家，叫我去试音。那个时代简单，不会骗人。收到电话叫你去试音，是很开心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年代做歌星很难，我没想过会做歌星。那时候陈百强、张国荣他们是巨星，我还是学生，突然间就变成歌手，觉得很不可思议！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出唱片，放学回来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第一首歌上电台。那时没什么心态，凑巧有人叫，然后做了这件事情。
人物周刊：家里人是什么意见？
陈慧娴：我爸爸当然不会喜欢，他担心，大家都觉得娱乐圈是个大染缸。所以最初他会反对，但是这么难得有这个机会，我爸爸自己很喜欢唱歌，后来就同意了。不过他看我看得很严。我都不用怎么看的，其实我人很简单，唱片公司里都是大哥哥、大姐姐，都很疼我，很照顾我。那时做访问不多，上电视又轮不到我，因为有好多哥哥姐姐。现在完全是两个年代，带个琴就上电视了，以前很难有机会上电视，也很难去《欢乐今宵》唱歌，因为我们宝丽金实在有太多歌星，哈哈。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和《千千阕歌》结缘的？
陈慧娴：那时候香港电台有个DJ叫黄霭君——陈少琪先生的太太，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日打电话给我说：喂，有首歌挺好啊，不如改编了它。我说是吗？她就拿了给我听。哇，好好听！然后拿给监制欧丁玉，接着就去拿版权，就是这样结缘的。是黄霭君介绍这首歌给我的。
人物周刊：《红茶馆》里的独白，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2016年3月7日，香港，陈慧娴在演唱会上与许志安合唱
陈慧娴：应该是周礼茂写了一段东西。他大概不知道陈慧娴性格是怎么样的，所以写了一段斯斯文文的文字，我将它改成小女孩版本的，将它口语化，变成符合我的性格。以前的填词人，不像现在和歌手近距离接触，那时候歌手和填词人很少有机会那么接近，都是监制拿歌给他们写。有时候填词人会来唱片公司，那样就会认识，但是很少见到。林振强（1949-2003，为陈慧娴填词作品有《千千阕歌》《傻女》等）帮我填了这么多词，我都没真正和他相处过。
人物周刊：80年代你离开乐坛，说的是暂别，当时有没有想过，离开之后可能从此不会再做歌手？
陈慧娴：没想这么远。最初是一边读书一边唱歌，后来兼顾不了，要逃课，法文课整个学期都没上就要考试，顶不住了，我就跟父亲说我要做全职歌手，以后再回来读书。做歌手是我喜欢的一件事，已经做出更好的成绩，接着到了某个时期，我就答应父亲去完成大学课程。当时和宝丽金约满，就走了，那么巧，走的时候就是《千千阕歌》红的阶段。
人物周刊：这首歌没有得奖？
陈慧娴：有得奖，各个电台、电视台都有奖。你说的没得奖，是TVB的那个金曲金奖，阿梅的《夕阳之歌》拿了。
人物周刊：当时伤心吗？
陈慧娴：只可以说唱片公司“牙力”不够，（笑）宝丽金牙力不够，没办法。 人物周刊：那个时期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关系，到现在也是人们谈论的热点，比如有人拿你和梅艳芳来对比。
陈慧娴：阿梅是大姐大，她是香港的一个传奇，开玩笑，和大姐大怎么争？《千千阕歌》和《夕阳之歌》只是碰巧撞歌而已。版权属于陈淑芬，她先给了我们。之后阿梅就听到这首歌，很喜欢。你知道他和Matchy（近藤真彦，《千千阕歌》的日文原唱）有特殊关系，是很好的朋友，接着她很想改编这首歌，于是就问陈淑芬拿版权。
人物周刊：你在美国读了很多年书。
陈慧娴：四年半。
人物周刊：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陈慧娴：舒服！去美国读书那几年，是我最开心的几年。因为我向往自由、平淡以及朴实的生活，我不是虚荣的人，也不喜欢去“蒲”（粤语，玩的谑称）或者去“认叻”（粤语，逞能、出风头）。我的工作是唱歌、出唱片、开演唱会，但是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人，上街也不想人认得我。在美国就是这种生活，又不用化妆。之前的工作是付出，去美国就是吸收。去美国我是心甘情愿的。小时候被逼着去上学，没心思读书，但是去美国的几年，我是真正想读书。每一科我都很认真地去学和考试。一有成绩出来，贴在教授门口，我第一时间就去看我多少分，一定要拿A。当时很专心读书，享受平淡生活。毕业时，叫了我大哥张学友去看我。他在洛杉矶录音，和欧丁玉一家过来看我毕业，他坐在山顶，因为如果走下来就很轰动。我比较低调，有日本人拿着张报纸来找我，问is this you？我说不是不是。不认。
人物周刊：你說你内心向往自由，如果回头看入行唱歌那段日子，你被人安排，会不会觉得辛苦？
陈慧娴：那时候年轻，倒不会觉得辛苦。不过我一直近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即弃隐形眼镜，用完要洗，接着再用，戴久了会痛。我是要睡十小时的人，有时不够睡。这些事真的是痛苦，你得忍受。或者是你生病了，但答应了要上电视台做节目，这时候真是哭都哭不出来。
记得一次很好笑，这件事我很少告诉别人，因为通常人家觉得我很优雅。有一次我答应了要上《欢乐今宵》，然后生了痔疮，好痛，躺在床上不能动，站起来是会疯的。然后你想想，我怎么可以唱歌呢？那时候唱片公司不知道我生了什么病，有个前辈就骂，说因为小小病痛就不来。我不是不想唱，是站都站不了。当时的社会是很保守、很斯文的，怎么会告诉别人你有痔疮啊？
除了这些，还有成绩的压力。比如《花店》很热、《跳舞街》又很热，接着弄一首《傻女》出来。哇，下一首也一样要这么热！那时候年轻，当然要有这种心态。我不是有很大野心的人，但希望下一首都是热歌，会有更多歌迷欣赏你。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吃很多都不胖。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明星出道，可能会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明星。那时候有没有人这样教过你？譬如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比较适合身份之类，因为你很顺利拿了很多奖。
陈慧娴：没有，全部都是撞出来的，没人教。
人物周刊：比如路线、风格的设计呢？
陈慧娴：路线是很自然走出来的。他们觉得我的声音适合唱哪些歌，就给哪些歌去控制我的路线。那些歌我都喜欢。最初出来的时候我18岁，都不是很清楚我的性格，人生经历很浅，所以不知道究竟。你说主动权，当然是唱片公司决定，风格我想我是知道的，就是斯文唱、慢歌、少女，后来就活泼点，所以有《跳舞街》《反叛》和《变变变》。
人物周刊：现实中的你是不是斯文人？
陈慧娴：比起不斯文的，我是属于斯文的。我觉得我是调皮、活泼的那种人。我喜欢看喜剧片，喜欢笑，怕听人发牢骚，怕听到别人天天发脾气，因为会影响我的情绪。我是一个简单快活人。
人物周刊：很少听你说起在美国读书时所学的专业。为何会选中心理学？
陈慧娴：就觉得心理学挺有趣的。因为实在不知道读什么，法律，商科？哇，不要，这么闷。哲学？很深，搞不掂。心理学？挺有趣啊！就这样，其实都没怎么说专业不专业，最主要是去认识基本的心理学是什么。
人物周刊：读了之后，有没有想过要做和这个有关的工作？
陈慧娴：有。我的亲戚有做医生的、有做营养师的，我读完书回来有问他们。他们说不好，做心理学家总是听不开心的，病人讲的都是不开心的东西，那不如选开心的工作做。
人物周刊：所以选择了重新做歌手。
陈慧娴：是啊。读完心理学通常回来做教师。我没有兴趣，因为我不觉得我可以教人，我自己都需要别人教，继续做歌手应该是最合适的。喜欢的东西成为工作，这是一个恩典。
人物周刊：重回香港的时候，整个行业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陈慧娴：Danny（陈百强）走了，跟我同期的歌手去了台湾发展，有些没那么活跃在幕前了，有些转了行，还有很多新歌手出来。
人物周刊：和公司的关系有没有变化？
陈慧娴：有。我回来之后的宝丽金，已经不是我去读书时的宝丽金了，公司规模扩大了很多。他们80年代实在是赚了很多钱，90年代整个公司分开两条线，多了很多人，当然有很多不是那么了解陈慧娴的。我和监制男朋友欧丁玉分了手，但他仍然是我的监制，我们仍然是朋友、工作伙伴。我们都是简单快活人，不会分手就成为仇人那么老土。
人物周刊：公司对你的重视程度跟以前一样吗？
陈慧娴：其实他们挺重视的，不过不懂得重视。（笑）大家的表达方式、做事风格不同。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是需要疼的。以前宝丽金是家庭嘛，但后来它变得很大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家庭”。我很单纯，从来都以为宝丽金是以前的宝丽金，后来发觉不是。沟通上是有点问题，我不适合硬的方式，我吃软不吃硬。
人物周刊：他们用什么硬的方式对待你？
陈慧娴：他们会要求这样那样，无端端要我埋堆（粤语，融入一群人当中）。不是吧，我为什么要埋堆？痴线（粤语，发神经），我从来都不埋堆的。一起打牌——打什么牌？我都不会。埋堆去唱卡拉OK？我不唱卡拉OK。
八九十年代，香港唱片工业高速发展，陈慧娴是这个兴旺行业里的一个闪亮名字。她的经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1984年出道，一路走红，1989年推出她至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千千阕歌》，达到事业顶峰。同年，按照原定计划，她中断歌唱事業，到美国读书，90年代中期完成学业，重回香港唱歌。
直至现在，陈慧娴还不时出现在各种舞台上，继续唱歌。
接受采访当日，陈慧娴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原因是她当天在广西玉林做一个商演，结束之后坐车回香港，沿途碰上了塞车。进门后，她向我们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就与助手到一旁的房间补妆。
我默默数了一下，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八人。妆毕，按照原定流程，摄影师先为陈慧娴拍照。这个过程中，陈的团队成员显得比摄影师还要紧张与忙碌。
然后是采访。陈慧娴这样述说这两天的行程：“今早7点起床，喝咖啡醒一下——每天我一起床都要喝两杯咖啡。8点半开始化妆，化到9点多，然后就去会场，等到最后出场。11点多结束，就立刻上车回来。昨天下午两点多开车，到广西是夜晚11点，今日又坐那么多个小时回来，只是为了唱三首歌。”
那三首歌分别是：《飘雪》《人生何处不相逢》和《千千阕歌》。都是她的经典老歌。
陈慧娴今年在筹备专辑，从去年就开始选歌，“歌迷很久没听我的新歌了，所以希望这次做的唱片和以往的不同。我这次选歌，听了几百首，其实很难选。以前是监制选，都不用我听，那时是我们做出产品，然后给市场去卖。但今天是推广市场主导的歌。早几天看到有报道说，香港乐坛缩到好像黄豆这么小，哈哈，所以每一个制作都是花很多心思去做。”
这是一个爱笑的歌手，笑声豪爽。这与她80年代文静的舞台风格，差异颇大。
访谈是在晚上8点半开始的，陈慧娴自言没有吃晚饭，只在从广西回香港的路上吃了几个饺子。开始聊天的时候，她问助手有没有糖，但直到采访结束，她都没有吃过东西，至于手中的矿泉水，也只是喝了一小口而已。
我佩服她的体力。尽管脸上难掩倦容，但那标志性的笑声，始终中气十足——这也是渐渐远去的80年代粤语流行曲，在今日留给我的一个大致印象。
那个时代简单
人物周刊：80年代刚入行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陈慧娴：我不是刻意入行的。那时候在校园，有几家学校搞活动，我去唱歌，可能被星探发现了，打电话来我家，叫我去试音。那个时代简单，不会骗人。收到电话叫你去试音，是很开心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年代做歌星很难，我没想过会做歌星。那时候陈百强、张国荣他们是巨星，我还是学生，突然间就变成歌手，觉得很不可思议！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出唱片，放学回来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第一首歌上电台。那时没什么心态，凑巧有人叫，然后做了这件事情。
人物周刊：家里人是什么意见？
陈慧娴：我爸爸当然不会喜欢，他担心，大家都觉得娱乐圈是个大染缸。所以最初他会反对，但是这么难得有这个机会，我爸爸自己很喜欢唱歌，后来就同意了。不过他看我看得很严。我都不用怎么看的，其实我人很简单，唱片公司里都是大哥哥、大姐姐，都很疼我，很照顾我。那时做访问不多，上电视又轮不到我，因为有好多哥哥姐姐。现在完全是两个年代，带个琴就上电视了，以前很难有机会上电视，也很难去《欢乐今宵》唱歌，因为我们宝丽金实在有太多歌星，哈哈。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和《千千阕歌》结缘的？
陈慧娴：那时候香港电台有个DJ叫黄霭君——陈少琪先生的太太，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日打电话给我说：喂，有首歌挺好啊，不如改编了它。我说是吗？她就拿了给我听。哇，好好听！然后拿给监制欧丁玉，接着就去拿版权，就是这样结缘的。是黄霭君介绍这首歌给我的。
人物周刊：《红茶馆》里的独白，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陈慧娴：应该是周礼茂写了一段东西。他大概不知道陈慧娴性格是怎么样的，所以写了一段斯斯文文的文字，我将它改成小女孩版本的，将它口语化，变成符合我的性格。以前的填词人，不像现在和歌手近距离接触，那时候歌手和填词人很少有机会那么接近，都是监制拿歌给他们写。有时候填词人会来唱片公司，那样就会认识，但是很少见到。林振强（1949-2003，为陈慧娴填词作品有《千千阕歌》《傻女》等）帮我填了这么多词，我都没真正和他相处过。
人物周刊：80年代你离开乐坛，说的是暂别，当时有没有想过，离开之后可能从此不会再做歌手？
陈慧娴：没想这么远。最初是一边读书一边唱歌，后来兼顾不了，要逃课，法文课整个学期都没上就要考试，顶不住了，我就跟父亲说我要做全职歌手，以后再回来读书。做歌手是我喜欢的一件事，已经做出更好的成绩，接着到了某个时期，我就答应父亲去完成大学课程。当时和宝丽金约满，就走了，那么巧，走的时候就是《千千阕歌》红的阶段。
人物周刊：这首歌没有得奖？
陈慧娴：有得奖，各个电台、电视台都有奖。你说的没得奖，是TVB的那个金曲金奖，阿梅的《夕阳之歌》拿了。
人物周刊：当时伤心吗？
陈慧娴：只可以说唱片公司“牙力”不够，（笑）宝丽金牙力不够，没办法。 人物周刊：那个时期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关系，到现在也是人们谈论的热点，比如有人拿你和梅艳芳来对比。
陈慧娴：阿梅是大姐大，她是香港的一个传奇，开玩笑，和大姐大怎么争？《千千阕歌》和《夕阳之歌》只是碰巧撞歌而已。版权属于陈淑芬，她先给了我们。之后阿梅就听到这首歌，很喜欢。你知道他和Matchy（近藤真彦，《千千阕歌》的日文原唱）有特殊关系，是很好的朋友，接着她很想改编这首歌，于是就问陈淑芬拿版权。
在美国读书的几年最开心
人物周刊：你在美国读了很多年书。
陈慧娴：四年半。
人物周刊：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陈慧娴：舒服！去美国读书那几年，是我最开心的几年。因为我向往自由、平淡以及朴实的生活，我不是虚荣的人，也不喜欢去“蒲”（粤语，玩的谑称）或者去“认叻”（粤语，逞能、出风头）。我的工作是唱歌、出唱片、开演唱会，但是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人，上街也不想人认得我。在美国就是这种生活，又不用化妆。之前的工作是付出，去美国就是吸收。去美国我是心甘情愿的。小时候被逼着去上学，没心思读书，但是去美国的几年，我是真正想读书。每一科我都很认真地去学和考试。一有成绩出来，贴在教授门口，我第一时间就去看我多少分，一定要拿A。当时很专心读书，享受平淡生活。毕业时，叫了我大哥张学友去看我。他在洛杉矶录音，和欧丁玉一家过来看我毕业，他坐在山顶，因为如果走下来就很轰动。我比较低调，有日本人拿着张报纸来找我，问is this you？我说不是不是。不认。
人物周刊：你說你内心向往自由，如果回头看入行唱歌那段日子，你被人安排，会不会觉得辛苦？
陈慧娴：那时候年轻，倒不会觉得辛苦。不过我一直近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即弃隐形眼镜，用完要洗，接着再用，戴久了会痛。我是要睡十小时的人，有时不够睡。这些事真的是痛苦，你得忍受。或者是你生病了，但答应了要上电视台做节目，这时候真是哭都哭不出来。
记得一次很好笑，这件事我很少告诉别人，因为通常人家觉得我很优雅。有一次我答应了要上《欢乐今宵》，然后生了痔疮，好痛，躺在床上不能动，站起来是会疯的。然后你想想，我怎么可以唱歌呢？那时候唱片公司不知道我生了什么病，有个前辈就骂，说因为小小病痛就不来。我不是不想唱，是站都站不了。当时的社会是很保守、很斯文的，怎么会告诉别人你有痔疮啊？
除了这些，还有成绩的压力。比如《花店》很热、《跳舞街》又很热，接着弄一首《傻女》出来。哇，下一首也一样要这么热！那时候年轻，当然要有这种心态。我不是有很大野心的人，但希望下一首都是热歌，会有更多歌迷欣赏你。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吃很多都不胖。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明星出道，可能会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明星。那时候有没有人这样教过你？譬如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比较适合身份之类，因为你很顺利拿了很多奖。
陈慧娴：没有，全部都是撞出来的，没人教。
人物周刊：比如路线、风格的设计呢？
陈慧娴：路线是很自然走出来的。他们觉得我的声音适合唱哪些歌，就给哪些歌去控制我的路线。那些歌我都喜欢。最初出来的时候我18岁，都不是很清楚我的性格，人生经历很浅，所以不知道究竟。你说主动权，当然是唱片公司决定，风格我想我是知道的，就是斯文唱、慢歌、少女，后来就活泼点，所以有《跳舞街》《反叛》和《变变变》。
人物周刊：现实中的你是不是斯文人？
陈慧娴：比起不斯文的，我是属于斯文的。我觉得我是调皮、活泼的那种人。我喜欢看喜剧片，喜欢笑，怕听人发牢骚，怕听到别人天天发脾气，因为会影响我的情绪。我是一个简单快活人。
人物周刊：很少听你说起在美国读书时所学的专业。为何会选中心理学？
陈慧娴：就觉得心理学挺有趣的。因为实在不知道读什么，法律，商科？哇，不要，这么闷。哲学？很深，搞不掂。心理学？挺有趣啊！就这样，其实都没怎么说专业不专业，最主要是去认识基本的心理学是什么。
人物周刊：读了之后，有没有想过要做和这个有关的工作？
陈慧娴：有。我的亲戚有做医生的、有做营养师的，我读完书回来有问他们。他们说不好，做心理学家总是听不开心的，病人讲的都是不开心的东西，那不如选开心的工作做。
人物周刊：所以选择了重新做歌手。
陈慧娴：是啊。读完心理学通常回来做教师。我没有兴趣，因为我不觉得我可以教人，我自己都需要别人教，继续做歌手应该是最合适的。喜欢的东西成为工作，这是一个恩典。
“有些人以为我死了”
人物周刊：重回香港的时候，整个行业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陈慧娴：Danny（陈百强）走了，跟我同期的歌手去了台湾发展，有些没那么活跃在幕前了，有些转了行，还有很多新歌手出来。
人物周刊：和公司的关系有没有变化？
陈慧娴：有。我回来之后的宝丽金，已经不是我去读书时的宝丽金了，公司规模扩大了很多。他们80年代实在是赚了很多钱，90年代整个公司分开两条线，多了很多人，当然有很多不是那么了解陈慧娴的。我和监制男朋友欧丁玉分了手，但他仍然是我的监制，我们仍然是朋友、工作伙伴。我们都是简单快活人，不会分手就成为仇人那么老土。
人物周刊：公司对你的重视程度跟以前一样吗？
陈慧娴：其实他们挺重视的，不过不懂得重视。（笑）大家的表达方式、做事风格不同。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是需要疼的。以前宝丽金是家庭嘛，但后来它变得很大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家庭”。我很单纯，从来都以为宝丽金是以前的宝丽金，后来发觉不是。沟通上是有点问题，我不适合硬的方式，我吃软不吃硬。
人物周刊：他们用什么硬的方式对待你？
陈慧娴：他们会要求这样那样，无端端要我埋堆（粤语，融入一群人当中）。不是吧，我为什么要埋堆？痴线（粤语，发神经），我从来都不埋堆的。一起打牌——打什么牌？我都不会。埋堆去唱卡拉OK？我不唱卡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