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写作是需要勇气和探索精神的，同时这也是呈现小说叙事丰富可能性的前提。能够在对一个作家的追踪过程中看到他多面的、风格迥异的作品是令人感到兴奋和惊喜的，从《前赤壁赋》到《橡树寓言系列》，从《雕塑造型》再到《比目鱼》《桃花引》，完全不同的叙事路径展现出于德北作为作家的责任、义务和良心。不同于之前的作品，《比目鱼》和《桃花引》这两篇小说将视野转向隐秘的人性森林，将笔触探入人性模糊而繁密的地带——尊严和罪感中，书写庸常现实生活中现代人的欲望与理性发生矛盾时的内心挣扎。两篇小说都是描述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激发了一系列不理智的个人动机，在理性与非理性情绪之间做出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人物在道德伦理的边缘处摇摆甚至走向失控的地步，最后陷入自我的泥淖之中。于德北的笔力透过道貌岸然的表面日常，书写那些生活之下的污浊与可怖，包括情感的背叛、道德的败坏、尊严的虚伪、欲望的泛滥、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等人性中暧昧不明的种种。
　　《比目鱼》故事简单，讲述 “我” 因不理智差点酿成与一个女人的“龌龊”事件，内心怀着愧疚之感，在未联系她的情况下，就去宁安镇准备道歉。“我”猜想她还未下课，便在出租车司机的推荐下去比目鱼饭庄等她。与饭庄老太太闲聊时，她说这里没有比目鱼也没有“张红梅”，其间饭庄来了戴着鸭舌帽的客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向老太太点了比目鱼，菜上来才知道原来是香菜叶盖上了一只眼睛的鲤鱼。鸭舌帽向“我”询问“张红梅”之后，“我”与他们发生了口角并被群殴，而冲突的原因是“我”听见鸭舌帽和他朋友在语言上对“张红梅”的猥亵。最后“我”被老太太踹了一脚又落魄地坐着司机的车返回。第二天警察问“我”认不认识“张红梅”，我说只认识微信名叫“小玲子”的女人，而离开宁安镇的那天晚上鸭舌帽死在一把瑞士刀下……我们对小说中反反复复提到的“张红梅”感到困惑，她到底是谁？为什么每个人口中所说的“张红梅”都不同？而“我”到底认不认识她？仔细梳理文本，从“我”的态度和心理活动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实际上“我”并不认识张红梅，在小说结尾处“我”删除在微信上认识并险些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从未问过她的真实姓名”。而在比目鱼饭庄时，曾被两次问起“张红梅”，一次是老太太说镇上没有张红梅，“我”假装疑惑其实“是在瞎编”;一次是鸭舌帽问张红梅多大、什么样时，“我所虚构的张红梅和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张红梅”是“我”杜撰出来的人物，却与其他人之间发生着奇异的重合。这里“张红梅”不再简单明指哪个人，而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每个人认识的“张红梅”都不一样，所描述出的都是片面的，视角是偏于一侧的。作者的精巧匠心正在于此。比目鱼是一种扁平身、眼睛长在身体一侧的不对称生物，通过比目鱼隐喻人对自我与世界认知的局限，人看待事物并非全知的，真相可能淹没在每一个人的视角之下。虚构出的“张红梅”是否真实存在变得毫无意义，而“我”精心准备的道歉也成了一场过于精细的精神幻觉。“张红梅”是我精神上幻想的对象，她是罪感的具象化身，也是尊严的存放之处，“我”试图通过道歉让她来清洗“我”的卑污。在这个过程中，以老太太和鸭舌帽的出现为中介，将理想化的行为转换到现实的是非道德观上，当自我观念与现实行为之间构成巨大冲突时，自身的尊严、罪感在真实的现实中变得不再可靠。小说结尾寫到了“我”的瑞士刀彻底消失了，在这里“瑞士刀”是刺杀鸭舌帽命案的工具，是人性欲望冲动以及非理智行为的象征，随身携带的瑞士刀意味着随时冲破道德约束规范并处于失控状态，刀的消失则意味着“我”内心对这种冲动和非理智行为的反拨以及对道德规约的回归。这是对人性恶念的抑制和警醒，即使只存在于意念之中，也展现了人的内心挣扎和精神困厄。
　　于德北写出了人性褶皱中被遮掩的罪恶感，而罪感来源于精神上出现的善恶、廉耻、道德之间交织的冲突。《比目鱼》中“我”之所以对鸭舌帽的语言猥亵行为感到愤怒，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冒犯，其实是因为想到自身的行为与他并无区别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和罪恶感。甚至可以说，“我”对鸭舌帽的不屑和鄙夷其实是对自己内心卑污的一种掩饰，这种掩饰携带着屈辱、恐惧与自我厌恶，而这种难以言明的深渊式人性在“井得水”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彻底。
　　井得水是《桃花引》的主人公，他在爱人的帮助下创办了《八风阁》诗歌季刊，刊物设置“朝阳镇诗歌小辑”后被邀请去朝阳镇讲诗，他引用《山月记》的开头，为未选进小辑的韩常萍准备了一个完美的回复和安慰，并得到了热烈的回应。讲座后一场酒局让井得水与韩常萍暧昧起来，后来他决定受邀去韩常萍的乡村小屋摘果，走到这一步时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而在这之前井得水已经与多位女人偷过情。可是当井得水看到韩常萍伤痕累累的胸部时，他吓得落荒而逃。事实上井得水是一个完全活在自己构想中的人，他对自己亲手创造和生产的诗意、神圣感满意又顺从，正如小说里写道“卑微的灵魂在欲念面前瑟瑟发抖”，屈服于“卑污”获得满足。所以当现实的真实面目裸露在他面前并戳破他的幻想时，他是惊恐、胆怯和逃避的。小说中有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井得水朗诵的《山月记》开头与韩常萍背诵的《山月记》结尾主人公不一样。其实井得水在朝阳镇讲座引用的是森见登美彦《奔跑吧，梅洛斯：新解》，韩常萍背诵的是中岛敦的《山月记》，而森见登美彦《奔跑吧，梅洛斯：新解》写的《山月记》是对中岛敦《山月记》的二度创作。所以井得水在用百度查《山月记》的时候“为自己的严谨又添了一份对自我的信任和尊重”是反讽的，他的自我欣赏、极端自尊在这个细节上恰恰将他的空洞和贫乏暴露无遗。当他去朝阳镇的时候，井得水短暂地在朴素田园生活中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可一旦进入《山月记》的真正诗意境界，便是对他虚假皮囊的一种讽刺和戳破。他用公式般的形式掩饰自己的不堪和卑琐，通过欲望、恶念和非理智来填补生活的空虚，精神上的出走和逃亡实际上已经是对自我的放弃与背叛。如果说他第一次与房芳偷情后还进行精神上的自我挣扎与搏斗，那后来的一次次出轨早已消耗了他的尊严和耻感，他以不断堕落的卑污欲望来抵抗内心的罪恶感。与女诗人房芳的结合是被她的光环所折服，而这个光环就是诗歌，他借助着诗歌的神圣性完成了肉体的狂欢，尽管抽离后内心还携带着恐惧和愧疚之感，然而房芳的自杀使神性和罪感在他心中被抹除，诗人之死意味着“证明”消失，这无疑助长了他嚣张的欲望，他可以随意隐藏和抹除自己的污点。女诗人房芳的遗物——一支钢笔，是对圣洁精神的质疑和反思，也是对男性书写权力的憎恶与绝望。而韩常萍则以勇气对抗虚假，她用女性的身体器官——乳房，撕开男性伪善的面纱。在井得水最后与韩常萍的对话中，韩常萍引用结尾那句“不再看我”其实是一种不屑的暗示，当她裸露出被切除的胸部时，井得水看到理想化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和鸿沟，这给他的视觉和知觉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更是对他精神上的一次教训和改写。 　　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我”与“井得水”其实是同一类人，都是病态的、空洞的、形式的，他们显露出了人性卑琐的一面而自己又不愿承认，以自我精神的高洁清洗自己的罪感，试图去除世俗化的身份以区别于世俗的人们，他们挣扎又痛苦。在《比目鱼》中，挣扎表现在两处，一是去宁安镇道歉这一行为，“我”在理智的控制下粉碎了不洁的发生，想从道德视域内将危险转化为“合法”，通过道歉来提升自己的崇高感;二是与鸭舌帽打架的情节，“我”战败后展现出来的狼狈、软弱与平庸，与先前对鸭舌帽的反感、鄙夷和斥责形成鲜明对比，在反省的场景中从被动转为主动，去放下自恃的高尚面对真实的内心，承认行为与思想的背离，这个自我拯救和反思是艰难的。《桃花引》中的挣扎其一是井得水与房芳偷情后对爱人的愧疚之感，一边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一边在道德伦理的边缘试探并走向了彻底的堕落;其二是韩常萍露出胴体时他吓得逃跑，后来停刊《八风阁》不再写诗而改写小说。他的狂妄自大与怯懦恐惧相互交织，以逃避的方式试图对罪感进行清除和掩饰。从井得水身上能够看到人总在琐屑平庸处赋予神圣感，保持和维护着外在的体面和尊严，同时又借助精神上的高洁做着卑污的满足私欲的行为。这种身体与思想的背离的展现，既是对纯粹精神性和现实存在的一种质疑，同时也是对复杂的人性幽深之处的探索与真实表达。
　　于德北的小说是奇特的，也是艺术的。他面对不同的主题采取了应变的态度。《比目鱼》的叙述视角如同比目鱼一样是扁平的、呈现一端的，其闪烁不定、扑朔迷离的叙事与主人公的内心和行为相互映衬，形成一场太过精细的幻觉。而《桃花引》的叙事则是饱满的、完整的、严谨的。在于德北的故事讲述过程中，所探讨的生命尊严、身体道德、世俗伦理、欲望理性等核心主题沿着叙事的藤蔓缓慢地生发。巧合的是，两篇小说在作者的无意识下都谈到了对艺术的理解。《比目鱼》中的画家鸭舌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艺术的象征，他无论面对艺术还是生活都是坦率而真实的，他画公鸡非常像，在这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熟悉的，是更接近客观真实的。对比之下，“我”与他们格格不入，是将自己束之高阁，最后我删掉微信上的小玲子这一虚幻的网友是对理想化认知的自我反省，同时也是对真实艺术表达的一种认同。《桃花引》里井得水本来写诗，最后改去写小说，也是一种例证。诗歌是抽象的，它的圣洁性是人们幻想和强加的，而小说相比于诗是一种更为具体真实的表达。我们从这两篇小说的细节处来窥探作者的叙事方法和艺术见解，即不再依托于因果律和故事的连续性来展开一篇小说的叙事表达，而是在保持理念化与生活化的平衡的基础上，运用现实常规经验，遵从叙述逻辑，在颠覆和质疑中寻找更加真实的表达。
　　张清华在《西门之梦》一文中说：“真正的故事高手，从来不会按道德的常理出牌。”于德北的这两篇小说，看起来都是违背生活常理的，但作品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与探索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品质，已经超越了道德的界限并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两篇小说在章法恒定的情况下，提供了不同的叙述规则，我们看到于德北正在开启这条叙事的链锁，并且在尚未穷尽的方法中保持向前开拓的可能性。而他面對当下充斥着琐碎与虚无的模糊世界，窥见现代人内心沸腾的尊严、罪感正在欲望的泛滥中逐渐熄灭与迷失，捕捉这些飘浮在现代都市中的如同飞尘般稍纵即逝的迷乱的情绪，审视人性深渊的底部，正是这些让于德北的文字一直闪烁着思想的星光。
　　【本辑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钱晖，安徽省宿州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文章见于《文汇报》《芒种》《鸭绿江》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