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虫”还是“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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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题:东西方文化思维上的同性问题
  
  编者按:东西方文化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然而若能透过表象从形而上的思维上审视的话,便会看清两者在艺术思维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这一点特别是在当代艺术中更能显现得出。本期所探讨的东西方文化思维同性之问题,其目的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形而上思维特性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语言方式中,比较出某种同性的思维特征,从此引发对中国当代艺术思潮的反思。本期《东方文化的暗示性与当代艺术的思维特性》《西方当代雕塑艺术创作中的东方古代智慧》等文章从学术深度层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伟光 先生:
  您好!
  感谢来电热情邀约参与本期关于“中西思维同性”的讨论,我虽一头扎在手边的工作之中,但对这个题目还是分外地感兴趣,特别是在雕塑等艺术领域,重新审视创作在思维上的问题,不仅对于历史、美学研究,而且对于构思、实践创作都有着相当的价值。
  为何有思维,尤其是艺术创作到底有没有“思维”?这尽管从表面看显得不证自明,然而在我们身处的依靠耸动新闻实现“话题感”而进行所谓“生存”的当下,它又是那么苍白,没有可供过度延展的“阐释空间”。我曾多次谈到过,现在“80后”们的创作价值观和世界观与先辈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实际既明确了前者在艺术发展路程上的独特身份,也提醒后者没有必要为时代的前进而担忧或惊惧。然而,我更想表述的观点在于,强调历史脉络上的重复性,实际是肯定了艺术创作者所面J临的挑战、困难与自我超越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具有极大的趋同意义。
  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国外的华人艺术工作者,他们当中能粗略分出三种存在状况:一是极端信奉“无政府主义”,将中国的资源提供给西方进行批判,并以此获得所谓独立的“伪自由主义者”身份;一是普世的“道家分子”,同样提供巾国资源,但他们更愿以自身的艺术再创作渐进式地融入西方社会,从而获得更广泛且更尊严的地位;还有一种是彻底的“西化先锋”,抛弃中国背景,义无反顾地通过种种途径,借助西方固有的手段彻底侵入其主流形态,尽管四处碰壁、伤痕累累,却乐此不彼,并最终被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
  而特别是第三种人群,还滋生出一类回流的“海归”,把在西方的失败当成财富,热切地向“江东父老”炫耀,并以此牟取“暴利”。必须注意的是,其“成功”往往不在宿主的“主流”,反倒是在对他们怜爱有加的“母体”。最可怕的也正是这第“3.5”种人,他们回到“母体”后,不断要买人心,联合第一类的无政府分子,以虚假的成功和身份诓骗了不少“新生儿”投入“宿主”那虚空、无底的怀抱。
  当暂时把问题的泛社会化视角搁置,我更好奇的在于,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所谓的艺术创作及艺术思维?随着接触人群的增多,我应该能够很负责地说,恐怕只有第二种和第三种人群,尤其是第二种人群还在坚持曾经习得的艺术与理想。他们以坚定的毅力,循着创作应该有的逻辑进行实践,无论身处何方。他们的实践还证明了,不管使用何种思维,也不管使用哪种手法,艺术的价值仍表现在真实、可靠的勤奋创造中,绝非那些轻佻得只会玩弄噱头的“橱窗展列物”。
  若回到开头的历史同性描述,质言之,由古及今,欺世盗名者的“思路”和伎俩常常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当我们无法甩脱同样的一具肉身,物质性仍决定了精神在表现上的雷同。所谓中西对立,不过是人类原始社会为了维系种群生存而消灭异己的利益排他逻辑在后世地缘政治上演变出的文明策略。寻求新的利益获得渠道的人,既可以将西方视作彼岸迦南,也可以将上古看成桃源仙境。他们总在为吸引眼球的“话题感”搜索出新的对立面。然而,躯壳却又永远未曾真的因之而实现扬弃与超迈——蜷缩在不“中”不“西”的包裹里,的确令人憋闷,但什么才是中、西?
  我想表述的,更准确地说,是艺术的禀赋和气质,这倒是中、西“不同”思维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讲,我们从布朗库西的创作上体会到的简约、飘逸品貌并非一定表明他本人有多么浓厚的东方式情结,一如从某些“第3,5种人”的“作品”得见的所谓西方语汇,也并非表明他们愿意真切地在西方的思维中寻找创作的崇高。他们不过是借用了交错的时事,以谄媚的波普拼贴,搔首弄尾地试图营造出一些诱人的“英雄特色”罢了。
  所以,我们很自然会发现,目前中国某些雕塑创作者的作品是世界性的“扁平化”的,所谓“特色”不过是惹人哂笑地借用设计领域内恶劣的障眼法—_在现代性之下,已有人高呼艺术门类缤纷多姿的思维最终将统一为“设计”的逻辑,即用讨巧的智力而非真实的艺术灵感进行器官和功能的“新擘画”。
  由此而来,创作陷入了“算计”本领的比拼,大量的原材料浪费在丧失“心眼”只剩“头脑”的火爆“运营”之中。真情实感作为艺术的最朴素的第一要件,被现代畸形的政治斗争式的喧嚣所剥夺。他们追逐的终极目标是和利益链的上游,一群“被迫现代化”的可悲遗孤,曾经有过的少年中国的艺术青春,成了西方非同道者场院上暴晒而辛劳的佃农。就此论之,那些受难的人们,那些骑墙派,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会说,中、西是对立的,是“道”不同的,中国还是落后的,更别说这几千年来那惨淡、踯躅的“思维”了。
  最近,平素一贯壮健的好友染恙求医,检查之余,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古人难道不会得病,难道不懂医药,以至这些看似只能求助于西医的疾患,难道在古代就只能无奈地听任其向恶化的边缘蔓延?我不否认现代西方医学的先进,也不否认西方文明就一定不是人类胜利的彼岸,但我总想知道,先民们到底是如何在某些人所谓的缺医少药之下繁衍出我们这群“不孝”的现代人子孙?我和好友得出的答案是,人类对于治疗的思维古往今来都应该是一致甚至几乎完全相同的,仅是在手段、策略上有着中、西等等“气质”的差异。这也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历史是必然的,在必然之下的思维和逻辑的组合物一“思想”,也是必然的。如果允许我再枝蔓些篇幅,这“必然”就是在说,全体人类对于周遭事物的思索、表现应该都是趋于一致、相同的。
  那么,或许有人要问,为何中、西艺术在形式上的差异又是那么大?
  我还是愿意重复那个观点,即差异只是一种气质的表象,中医在处理表象上与西医自会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人体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人心的真谛是不会变的,病就是病,毒就是毒。当然,中国人也不是直到今日,受了西方“后现代”的“启蒙”才认识到“毒”可以转化为“不毒”,甚至可以变毒为宝,以毒攻毒,化腐朽为神奇。据此,再落实到艺术创作,特别是以立体表现为主导的雕塑上,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将那些“必然”转换为更高层次的“偶然”和“不必然”。
  坚硬的石材是必然的,但艺术的流动、畅快的表现又是创作者的种种偶然等等。类似的观点,在王朝闻先生的《雕塑雕塑》一书中,均有过清新且缜密的铺排。而王老那些意涵绵远的字句,也再一次印证了中、西间思维观念在气质上的“不同”,以及具有向着人类与世界精神的浩淼宇宙不断升华的高贵的“相同”。
  如果将叙述再放回到现在流行的“设计”观念之上,我还发现了一个应该值得雕塑家、艺术工作者思考的问题,即在我们当中,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往往还有过度推崇所谓审美性的“伪艺术情结”。我们常常喜欢批评不从事艺术创作的朋友没有品位,不懂得什么是美,但却极大地忽视了一些与美看似无关却很紧要的小细节。
  比如夏天多会用到的西瓜刀,通常街市所售卖的都入不了工艺家们的“法眼”,有制备条件的人会自己打上一套,加上个髹了漆还十分典雅、别致的竹、木刀把,成为可心的用具,这样的过程实际与艺术创作无异,不过,情况恰恰出现在这刀身与刀把的配合。我的设计师朋友们特别喜爱提及“瑞士军刀”的设计,我也常在琢磨,为何这小小的外国刀具就能那么的令人着迷?后来,我和好友尝试用它切瓜,不经意间正对着双足整把跌落,但由于集成的可折叠刀把比之刀身重了许多,刀身的锐利在多数状况下是不可能掉头垂直刺向使用者的。或许工艺家、艺术家们认为这不过是雕虫小技,刀把沉,自然受重力影响大而更快地下降。可是,艺术化的作品往往却忘了这些小小的宇宙共性,工艺家朋友打造的刀身给料很足,扎实稳靠,可刀把却轻巧得太过美观而不实用了……艺术家总有“雕龙”的大志,舍我其谁?然而,宇宙的共性又在于,没有“虫”,何来“龙”?
  于此,我无意称颂勇当懦夫的阿Q,只是想说,“虫”与“龙”在宇宙中更常见的情形是共生共长的,这也是中、西间的共性。更主要的在于,我无意否认中、西间各自的美好,只是想说,过分强调“虫”与“龙”的区别,并不能解决谁是“虫”,谁又是“龙”的问题,我关注并倾力实践着的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幸福而谋求将来的“心”是否能够永存?
  寥寥数语,或无法解决多大的疑惑,就请当做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吧,提供给您,并向读者朋友们汇报。
  特颂
  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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