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云：“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外打拼，既要经受长途跋涉之苦，更有遭遇绿林抢劫之险，单枪匹马闯荡商海，总是险象环生。只有结成帮伙，才能借众人之力共克艰难。与谁结伙？同宗之人当然是最佳伙伴。所以徽人经商，往往发起于父子结伴、兄弟合伙，随着商业发展，才需扩大帮众。明中叶，休宁人程锁以血缘、地缘关系相邀，集同宗族精明能干者十人联合创业，合伙经商；汪福光同是休宁人，也“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此番规模，所需至少二三千人，这些“子弟”决不仅限于直系亲属，还包括不少本宗族、本地人。徽商正是这样借助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结成的大团伙。一个家庭或宗族世代经营某种行业，而此种行业也在宗族的经营下蒸蒸日上，使一地尽是此种商贸：歙县多盐商，婺源多茶商、木商，而典当商则大多是休宁人……
　　明清时，徽人从商者众。依托宗族团结，徽商走出丛山，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明中叶臻于鼎盛。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经商风习已经形成。而徽商精于长途贩运，故而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徽商之影。
　　明中叶以后，南北贸易日益加强：“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东西贸易也更加频繁：西部的木材、米粮源源不断地沿水路运至长江中下游，江南一带的棉布、丝绸也日夜不绝地送往西部。在贯穿中国的条条商路上，几乎随处可见徽商的身影。各大都市如北京、南京、扬州，以及交通枢纽之地如山东临清等，都有大批徽商经营其间。
　　明万历《歙志》谈及歙商：只要市场有需求、经营有利润的行业，徽商都十分乐意涉足其中。就其大者，主要是盐、典、茶、木、粮、棉布、丝绸等业，其中又属盐商的资本最为雄厚。
　　明弘治五年，盐法变革，只要“纳银运司”即可取得专卖权，奉行的是官督商销政策。而两淮、两浙盐运司分设扬州、杭州，故大批徽商齐趋两地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为最，甚至形成垄断局面。高额利润下，盐商财富迅速增长。明中后期，徽州盐商作为世袭贸易集团，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史载：“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清代盐商累计的资本更是以千万计，连乾隆皇帝都有“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慨叹。
　　此外，茶商也是徽商之重。明代茶商将徽州所产茶叶运到各大城市经营，到了清代，又送往广州出口贸易，五口通商后改至转运上海、武汉与洋商交易；木商则通过新安江，将徽州木材运往杭州中转，另一方面又深入川、贵、黔山区，伐木取材，顺江东下，集散南京；粮商则通过长江，以购于川鄂的粮食供应江浙一带，或从北方采购大豆、小麦，经大运河运至苏州枫桥，再转送江浙各地；布绸商则从江浙采购棉布、绸缎，溯江而上运往长江中上游各地，并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销售……纵横明清几百年，徽商“相机而行，随我活变”，从两手空空背井离乡到“无货不居”声名鹊起，书写了一代又一代营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