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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延年先生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根线条最重要，是不能马虎的，只有在极其严格的训练下才出得来。后来所有的线条都来自第一根线条。”以我的理解，赵先生其实就是在强调绘画的基本功。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有需要技的东西，都要有基本功作铺垫，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童子功。古代私塾教学的描红、临帖、背帖等一系列学书方式都有其严格的规范。
既为童子功，那么，功力的修炼对年龄就会有很严的要求和限制，因为它是对生物神经组织记忆的强化输入，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这种功能的强化就会显出力不从心来。只要看看舞台上的杂技、舞蹈、体操等的表演，心里就会明白，某些深度的技巧是成人后很难掌握的。书法上的那些由指间到心头的微妙把握，也是生命中最初阶段种下的。
鲍贤伦早年师从海上徐伯清，我曾听他说过。光小楷就写了多少万字。可以猜想，那种私塾式的残酷训练，当时对一个少年来说，近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但说实在，鲍贤伦是幸运的，尤其在那个知识被轻视的年代里，当年的残酷，都为他后来的书法做了良好的铺垫。
学院书法是继童子功后技能的进一步深化，并同时构筑起一套理性的认识体系来。有了理论作为依托，技能的后面就有了精神性因素的滋养，这是学院书法的优势，也是票友式的书法玩家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现代的学院书法教学模式，把书法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向纵深度上又推进了一步。上世纪80年代，鲍贤伦供职于高等院校，作为一个学者，当时的鲍贤伦对于书法的认知与实践，可以说，是具有较为纯正的学院书法的特质与优势的。另外，还可以这么说，由童子功的训练到学院书法的涵养，其间的一切有利因素，都让鲍贤伦碰上了。但如果到此为止，鲍贤伦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沈尹默式的学者格局的书家。但命运真是眷顾鲍贤伦。上世纪90年代，鲍贤伦由一个学者转型为一个政府官员，这样的幸运就不是所有写字的人都能碰上的了。这个幸运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让鲍贤伦的书法与中国书法的道统真正打通了关节。这个关节一打通，使鲍贤伦的书法与一般意义上的书法真正拉开了距离。
2001年，鲍贤伦由中央党校受训后回到杭州，其书法的面目为之大变。可以说，这时，其书法实践上所表现出来的民间的书写性和抒情性，与其在书法理论上对自身曾经拥有过的学院书法的扬弃是暗合的。
按我的理解，学院书法主要存在这么一些问题：
一是炫技。学院书法走的是一条精致化道路，这没有错。然而，假如在创作过程中，缺少思想，它就会走向炫技的一路，这与精致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过了那个度，就变质为炫技了。
二是优雅。优雅又是学院书法的长处。但优雅玩过了头，就钻进了象牙塔而出不来。当年，鲁迅先生就批判过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唯美主义最后一定走向脆弱、病态的那一条路上去。
三是清高。清高与庸俗不同流，这是学院书法的优点。但当清高试图与世俗生活划清界限时，问题就出来了，脱离生活最后必然使自己变得僵化。
由学院书法以上的三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大棚菜，大棚菜与大自然隔绝，没有风霜的经历，好看的外表下总显得嫩了一点。显然，当年的鲍贤伦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有了“回到放马滩”的勇气和实践，这种勇气和实践，正是进入了道统后才感悟出来的。没有生活的实践，在象牙塔里打转，是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的。
读一读中国书法史，我们会发现，真正优秀的书法作品大多来自优秀的官员。官员书作的好处，就在于其质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直接来自其生活的历练，这是一般书家，包括学院书家，无法与之相比的。同样的学问下，官员书法的宽度、厚度、韧度，构成了其书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拿徐渭的书作与颜真卿的相比照，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颜真卿的从容不迫和精神的豪迈不是徐渭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同样是官员，从事过复杂工作的官员与从事单纯工作的官员，又是大不相同的。拿颜真卿的书法与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其间气势的厚薄，格局的大小，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尤其是颜真卿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气概，正是作为世族子弟的王羲之所缺失的。他辞官归里的脆弱性，我们在王字的字里行间也能隐隐地识读得出来。
我常常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中国优秀官员的书法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品质呢?我以为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务实。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官员，他一定是脚踏实地的，不会哗众取宠。哗众取宠是浮的东西，一浮，体现在书法的精神气貌上，就会显得飘忽而挺不住。
第二是担待。一个具有担待精神的官员，他一定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这种思考的落实处，就是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以天下为己任，能将这种精神体现在书法上，呈现出来的面目，就会具有一股天地间堂堂正正的浩然正气。
第三是历练。生活中有作为的官员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有那种经历过无数次挫折，甚至失败，并具备认定目标，百折不挠的人，才会到达功德圆满的境地。这样的人，他的视野才具备了真正的宽度与深度。他的品质上才具有了厚度与韧度。他的精神气貌上才会呈现出自信与从容。由这些众多特质共同构成的书法才是真正具有完满的人格力量的书法作品。可以这么说，最好的书法作品一定是用生命写就的。书法与生命一定是对应着的。我以为，颜鲁公的《祭侄文稿》是我这一认识的最好佐证。
从政以来的鲍贤伦，在他从事的领域里，显然是一个优秀的宫员。这种非一般文人所能经历的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涵养了他的书法，使他的书法在精神气貌上具备了一般文人书法所不具有的派头。或许因为长时间的专业浸淫，他的背上被遗憾地打上“文化官员”的烙印。我有时会想，如果命运给他一个更为宽广的舞台与关系更为错综复杂的场景，经历更多的磨练与砥砺，以他的才华，加上一般人无缘同时拥有的童子功、学者涵养和官员经历，并将这三者整合得浑然一体，最后投射到他的书法实践中去，那么他成为中国书史上不为人们所遗忘的一个书家，是完全有可能的。
既为童子功，那么，功力的修炼对年龄就会有很严的要求和限制，因为它是对生物神经组织记忆的强化输入，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这种功能的强化就会显出力不从心来。只要看看舞台上的杂技、舞蹈、体操等的表演，心里就会明白，某些深度的技巧是成人后很难掌握的。书法上的那些由指间到心头的微妙把握，也是生命中最初阶段种下的。
鲍贤伦早年师从海上徐伯清，我曾听他说过。光小楷就写了多少万字。可以猜想，那种私塾式的残酷训练，当时对一个少年来说，近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但说实在，鲍贤伦是幸运的，尤其在那个知识被轻视的年代里，当年的残酷，都为他后来的书法做了良好的铺垫。
学院书法是继童子功后技能的进一步深化，并同时构筑起一套理性的认识体系来。有了理论作为依托，技能的后面就有了精神性因素的滋养，这是学院书法的优势，也是票友式的书法玩家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现代的学院书法教学模式，把书法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向纵深度上又推进了一步。上世纪80年代，鲍贤伦供职于高等院校，作为一个学者，当时的鲍贤伦对于书法的认知与实践，可以说，是具有较为纯正的学院书法的特质与优势的。另外，还可以这么说，由童子功的训练到学院书法的涵养，其间的一切有利因素，都让鲍贤伦碰上了。但如果到此为止，鲍贤伦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沈尹默式的学者格局的书家。但命运真是眷顾鲍贤伦。上世纪90年代，鲍贤伦由一个学者转型为一个政府官员，这样的幸运就不是所有写字的人都能碰上的了。这个幸运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让鲍贤伦的书法与中国书法的道统真正打通了关节。这个关节一打通，使鲍贤伦的书法与一般意义上的书法真正拉开了距离。
2001年，鲍贤伦由中央党校受训后回到杭州，其书法的面目为之大变。可以说，这时，其书法实践上所表现出来的民间的书写性和抒情性，与其在书法理论上对自身曾经拥有过的学院书法的扬弃是暗合的。
按我的理解，学院书法主要存在这么一些问题：
一是炫技。学院书法走的是一条精致化道路，这没有错。然而，假如在创作过程中，缺少思想，它就会走向炫技的一路，这与精致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过了那个度，就变质为炫技了。
二是优雅。优雅又是学院书法的长处。但优雅玩过了头，就钻进了象牙塔而出不来。当年，鲁迅先生就批判过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唯美主义最后一定走向脆弱、病态的那一条路上去。
三是清高。清高与庸俗不同流，这是学院书法的优点。但当清高试图与世俗生活划清界限时，问题就出来了，脱离生活最后必然使自己变得僵化。
由学院书法以上的三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大棚菜，大棚菜与大自然隔绝，没有风霜的经历，好看的外表下总显得嫩了一点。显然，当年的鲍贤伦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有了“回到放马滩”的勇气和实践，这种勇气和实践，正是进入了道统后才感悟出来的。没有生活的实践，在象牙塔里打转，是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的。
读一读中国书法史，我们会发现，真正优秀的书法作品大多来自优秀的官员。官员书作的好处，就在于其质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直接来自其生活的历练，这是一般书家，包括学院书家，无法与之相比的。同样的学问下，官员书法的宽度、厚度、韧度，构成了其书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拿徐渭的书作与颜真卿的相比照，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颜真卿的从容不迫和精神的豪迈不是徐渭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同样是官员，从事过复杂工作的官员与从事单纯工作的官员，又是大不相同的。拿颜真卿的书法与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其间气势的厚薄，格局的大小，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尤其是颜真卿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气概，正是作为世族子弟的王羲之所缺失的。他辞官归里的脆弱性，我们在王字的字里行间也能隐隐地识读得出来。
我常常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中国优秀官员的书法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品质呢?我以为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务实。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官员，他一定是脚踏实地的，不会哗众取宠。哗众取宠是浮的东西，一浮，体现在书法的精神气貌上，就会显得飘忽而挺不住。
第二是担待。一个具有担待精神的官员，他一定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这种思考的落实处，就是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以天下为己任，能将这种精神体现在书法上，呈现出来的面目，就会具有一股天地间堂堂正正的浩然正气。
第三是历练。生活中有作为的官员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有那种经历过无数次挫折，甚至失败，并具备认定目标，百折不挠的人，才会到达功德圆满的境地。这样的人，他的视野才具备了真正的宽度与深度。他的品质上才具有了厚度与韧度。他的精神气貌上才会呈现出自信与从容。由这些众多特质共同构成的书法才是真正具有完满的人格力量的书法作品。可以这么说，最好的书法作品一定是用生命写就的。书法与生命一定是对应着的。我以为，颜鲁公的《祭侄文稿》是我这一认识的最好佐证。
从政以来的鲍贤伦，在他从事的领域里，显然是一个优秀的宫员。这种非一般文人所能经历的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涵养了他的书法，使他的书法在精神气貌上具备了一般文人书法所不具有的派头。或许因为长时间的专业浸淫，他的背上被遗憾地打上“文化官员”的烙印。我有时会想，如果命运给他一个更为宽广的舞台与关系更为错综复杂的场景，经历更多的磨练与砥砺，以他的才华，加上一般人无缘同时拥有的童子功、学者涵养和官员经历，并将这三者整合得浑然一体，最后投射到他的书法实践中去，那么他成为中国书史上不为人们所遗忘的一个书家，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