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山讲堂，也称邺山书院，是漳州众多古代书院之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興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延续千年，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人统计，自有书院以来，漳州主要书院有93所，其中明代32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6倍（据有关专家统计，明代全国书院1200多所，全国140府，平均每府不到9所）。这32所书院中，就有黄道周创建的邺山书院。
　　是的，讲邺山讲堂，不能不讲到黄道周。邺山讲堂是黄道周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创建的，距离现在近400年了。
　　几百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1月15日，我曾到位于九龙江北溪邺侯山麓的邺山书院探寻当年的书影经声。我们找不到书院，只看到一块龙海县人民政府1982年6月15日立的“邺山讲堂摩崖石刻”碑。我不甘心，和同去的文友一起找，终于找到了几处当年黄道周书写的字，摩崖石刻“道不绝风”（听说原为“鸟道不绝风云通”如今只四字，其余脱落不见）“墨池”“蓬莱峡”，并在那里留了影。书院已在历史的变故与岁月的清洗中荡然无存。而我们所找到的石刻字迹也在风雨的侵蚀中斑驳脱落，模糊不清了。我们的留影留下的只有些许的兴奋与阵阵的凄凉。历史常常在某一个拐点失落。
　　2010年1月15日的闽南漳州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站在古老的蓬莱渡口的残石上瞭望江面。江面宽阔，江水滔滔。邺山讲堂至少在100年前已经失落，因为清代光绪年间的《龙溪县志》上是这样描述的：“邺山讲堂在柳营江溯流而北，明黄道周讲学于此。中有蓬莱峡、芙蓉峡、墨池、研山、黄岩洞、石燕、乳泉、游磬诸胜，石壁题刻甚多。”是的，这里曾经热闹过，大师名流，莘莘学子，书声琅琅，极盛一时。
　　《龙溪县志》上说：“黄道周讲学江东，每临讲时，堂设先圣位，具琴瑟钟鼓，立监史，读《誓戒》，献酬诗歌，主宾百拜，四方学者环江门而来听者千艘。江东之盛，比之汾河，亦一时盛事云。”又潘思榘《重修邺山讲堂记》云：“讲仪具琴瑟钟鼓，立监史，读誓戒，献酬歌诗，主宾百拜，四方之彦，溯江而会者数百人。盖礼乐彬彬河汾矣，何其盛也。”
　　河汾者，隋代大儒王通设教河汾间，千人受业之典故也。
　　我的目光在“千艘”与“溯江”上停留了很久。也就是说，当时的听众，除了在江边的讲堂内外，还有坐在船上的。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不要说千艘就是几百条船静静地停在江上，那是怎样的壮观，怎样的气魄。比之“河汾”，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显然不会有扩音器，黄道周的声音一定十分宏亮，十分激扬，鼓舞人心，具有超强的吸引力。他的声音在江面飞扬，他的思想在听众的心中激荡。啊，九龙江，文化的涌流——千古盛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又想到，这里离虎渡桥只有1里，离月港不超过20里。20年前，我和文友们有过一次北溪漂游，从华安上船，顺流而下，到海澄古月港上岸。途经邺山讲堂和江东桥（古之虎渡桥），从江东到月港只用了一个来小时。那时我们乘坐的是机动篷船，顺流，如果是帆船，顺风，即使是逆流而上，也只需两个时辰左右。那时，在这众多的听众之中，是不是有从月港来的听众，而从月港来的听众当中，是不是有几个好奇的外国商人？我想，在那些“环江门”“溯江”而上的“千艘”船中，完全有可能有个把外国船只。那个时候，漳州地面上生活着许多外国人，洋人听经，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神秘感，神秘感是最大的吸引力。随着月港的兴盛，留居漳州的外国人不少于千人。月港每年进出商船几百艘，个把西班牙人或日本人等悄悄地跑来听大学者黄道周讲学，是可能的。黄道周讲学仪式的庄严与奇特一定让外国人终生难忘，一定会让他们想起教堂的圣歌和悠远的钟声。个把外国人躲在船上观摩与听讲，不会引起注意，所以史书上没有记载。或许，我们的想象会在将来得到证实。
　　我进而又想，黄道周讲学用的是闽南话还是北京官话？从他在北京与皇帝的对话情形看，他的官话讲得不错。但此时，在邺山讲堂，或许他讲的还是闽南话。听说，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现在收藏着两本古老的字典，一本是西班牙人1575年编写的《中文西译闽南语西班牙文对译字典》。一本是耶稣会士契林诺1604年在菲律宾编写的《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对照字典》。也许，其中个别有语言天才的外国人不用翻译，也多少能听懂一点黄道周的讲演。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听众大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学者。这学者不是我们现在的专家学者的学者，是学习者，是人们常说的“学子”或“士子”，来自四面八方。
　　黄道周没想到，他在邺山书院讲学时，大明王朝江山破碎、苟延残喘。漳州当时的情形想来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的悄然崛起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以它巨大的惯性席卷着中华帝国的所有角落。古老的中国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着，停不下千年的脚步。
　　实际上，黄道周想在这里建一座书院，已经有10年了。
　　黄道周第一次和他的学生到九龙江北溪江畔卜筑邺山书院，是明崇祯六年（1633）的秋天。当然，那个地方那时不叫邺山书院，邺山书院成为一个地名是以后的事情。那时候，那个地方叫蓬莱峡。
　　蓬莱峡位于九龙江北溪边，江东桥西侧。陈天定《北溪纪胜》述：“自柳营江入江，山高水狭，三五里岩壑绝人居，古名蓬莱峡。”陈天定是明崇祯二年（1629）进士，龙溪人，老家就在附近，即《龙溪县志》上说的“古蓬莱渡也”。 　　这次占卜没有结果。但是，黄道周对那里的风水似乎情有独钟，两年后的秋天，他携弟子再次前往，留下了一组诗《乙亥秋偕诸子卜筑江峡因改称焦桐山四章》。这次占卜有点收获，就是把这个地方蓬莱峡后面的一座山峰命名为焦桐山。
　　从焦桐山再到邺侯山，再到邺山书院，那是十年之后的事，“癸未（明崇祯十六年，1643）卜筑时，或云：‘是山，惜但山之骨矣！’门人笑曰：‘其骨似邺侯。’黄子闻之，故复‘邺山’之名。”邺侯就是李泌，是皇帝给李泌的封号，《新唐书？李泌列传》云，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邺县侯”。黄道周以邺侯名山，并把書院名为邺山讲堂，说明李泌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明崇祯十六年（1643）农历五月十八日，59岁的黄道周正式启动邺山书院的营建。书院在次年五月五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间陆续竣工，并举行过两次数百人的讲问大会。
　　当年的书院，是一个建筑群，按黄道周的说法，有“三近堂，当邺山之中。其南，为乐性堂，诸生之所群聚也。其北，为与善堂，先圣先贤之所栖也……”也就是说，邺山书院最少由三座建筑组成，三近堂是上课讲学的地方，乐性堂是学员的宿舍，而与善堂，也就是神堂，是敬奉先贤——历代漳州有影响的理学家，如陈淳、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蔡烈等神像的地方。
　　黄道周生不逢时，邺山讲堂也生不逢时。
　　明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天，漳州地方上刚平定一起小动乱，漳州地方当局邀黄道周一起庆贺，同时请黄道周讲学，热闹非常。应该说，这个春天，黄道周的心情是好的，黄道周在家乡的教育事业欣欣向荣，邺山讲堂人才济济。
　　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的二月初九，黄道周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天距离大明王朝的灭亡只有一个月零十天。
　　黄道周的好心情一直继续到夏季（五月）的某一天，这一天，“燕都三月十九日之变至”——崇祯皇帝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的消息传到漳州。
　　这一天，对于黄道周来说，天陷地塌。国亡了，对于一个忠臣，有什么比国破君亡更让他悲痛？
　　黄道周的学生说洪思说，“先生（黄道周）乃率诸弟子为位于邺园，袒发而哭者三日。”
　　哭，哭，哭——“谨率诸孝秀，北望阙下，号泣躃踊，以明臣子之谊，呜呼！”并为我们留下一篇吊文《邺山讲堂哭烈皇帝文》。
　　后来，黄道周为了抗清，离开家乡，辗转南京、福州、江西等地，最后抗清失败，就义于南京。
　　随着黄道周的离去，邺山讲堂迅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诚如黄道周的学生洪思在后来的一首诗歌《邺山》所说的：“讲堂孤冷似渔家，月满茅门闭水崖。礼乐既衰人不见，一声清磬在芦花。”
　　2017年夏日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邺山讲堂遗址，这里似乎比原来更加荒凉，当初那块碑，依然在路边，却已被沙土淹去半截，甚至找不到当年的石刻，只有杂树丛生，荒草凄凄，江风阵阵。
　　难道邺山讲堂曾经的辉煌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它将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在人们的眼前，慰籍人们的怀古情怀。
　　我在漳州市百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漳州东部景观区总体规划》中看到希望——邺山讲堂的恢复建设，将根据相关史料，整治提升讲堂入口通道及周边环境景观，设计论坛广场、仿古建筑，向游人展示朱熹文化、黄道周文化、北溪文化……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坐上游览车，顺着观光大道，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听导游小姐讲解，在清风吹拂中，领略400年前邺山讲堂的风采，体味悠远的漳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