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廷有一项规定，亲藩受赐田地载于金册，免缴全部税粮，免除差役。这意味着大量占有土地、资产和资源的王公贵族以及官僚阶层游离于税收之外。明朝后期，免税土地的范围越来越大，大量应税耕地滚雪球一样集中在特权阶层名下，变成免税耕地。公元1502年，全国田地总数8357485顷，实际缴纳田赋的土地只有4228058顷，仅占一半。额田减半，税收收入自然减少。为了使税收收入不缩水，朝廷开始加派田赋。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朝廷决定对每亩地加征田赋3厘5毫，后又加征3厘5毫。再过两年，又增2厘，此为辽饷。后又加征剿饷、练饷。“三饷”之外朝廷又开征矿榷税，“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使得整个国家“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虽然崇祯皇帝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不耽声色，兢兢业业，竭力矫正自明朝中叶以来导致皇纲不振的种种积弊，但亡国悲剧还是落到他的身上，他本人也落得景山自缢殉国的结局。
　　而终结大明王朝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也胜如风卷残云，败也如江海决堤。其政权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是兵骄、丧德，外加不懂税收。他实行的是劫掠性的土匪财政政策。如果说崇祯帝是死于横征暴敛，那么，李自成就是死于免税劫掠。各走极端的税收政策，最终使大明和大顺走向殊途同归的败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