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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尊儒吗
儒家的祖师孔夫子，是历代帝王及其御用文人捧起来的。也因此，鲁迅称之为“权势者们的圣人”。史书上清楚写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果真尊奉儒家吗?其实，不过是把儒家那套说教拿来做统治术、驭民之术罢了。
启功说得好，“拿所谓孔子的书来教育人民”，“‘经’是拿来叫老百姓念的，他自己不信这套”。那皇帝信什么呢?信巫术，信木士，热衷于求仙、封禅，只想长生不死、万寿无疆，永远称孤道寡、作威作福。
各朝帝王，大抵如此。不过秦皇汉武，因其声名赫赫，广为人知。他们皆大搞巫术，求仙，拜神，吃药，炼丹，此类事史不绝书。儒家理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鲁迅所说的“敲门砖”而已。
为什么君临天下的人主，要尊儒家学说为经，来教育人民呢?
盖因儒家倡导“三纲五常”、维护纲常名教也。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所谓“以忠孝治天下”。
《论语·学而篇第一》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有子目：“其为人也孝弗，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这个有子，不愧为孔子的弟子。他才算是真正理解领会、摸准了抓住了老师的思想精髓。孔子说“入则孝，出则弟”，“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算是对学生的话的一个诠释和补充。
孝悌不好吗?当然好极好极!在有子看来，好就好在，为人孝悌者，不会“犯上作乱”。一犯上作乱，社会便不和谐不稳定了呀。自然，君王公卿，以及词臣清客文士学人帮忙帮闲，对有子之说，也就大大地欢迎、推许，并极力鼓吹、提倡、力行、奉行、实行、推行之。
至于他们力行、奉行、实行得怎么样，且无须问，关键是要“教育人民”。子不是又曰过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吗?
《大学》有云：“孝者，所以事君也。”所以汉武帝以降，历朝历代的皇帝大臣们，为了把天下治理得太太平平和和谐谐，不但“以孝治天下”，而且“以忠治天下”，进而还“以贞节励天下”呢。
四书之由来
古代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四书、五经，就是士人举子的“圣经”，那可了不得。那时候，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要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的。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给忘掉了，就像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砖头也就被抛弃了。
五经之称，始于汉代，指《易》、《尚书》、《诗》、《礼》、《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曾设置“五经博士”。四书的说法，要晚些时候，到南宋才有。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题称《四书章句集注》，此为四书之由来。
《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到了“隆宋”一代，怎么就搞到了一起呢?
据《宋史》载，“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列传”一百八十六“道学一”)
事实究竟如何，似乎还看不出底细。北宋仁宗皇帝，政治上无所作为，国家搞得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对西夏和辽屈辱求和，却是一副很尊儒的样子。他曾经有过一个“圣举”：天圣五年(1027)和八年(1030)，分别把《中庸》、《大学》赐给新科及第进士。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五“天圣赐进士中庸大学”条有记。
这么一来，可就非同小可，猗欤休哉!大儒程颢、程颐及其弟子，得了圣旨一般，紧跟着就把《中庸》和《大学》，高高地捧了起来，“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呀，《中庸》乃“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呀，如何如何；到了南宋，自以为是程颐的私淑弟子，一口一个“子程子”的朱熹，也像得到了法宝一般，将《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与《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依次合编为一书，纂成《四书章句集注》，当作学习儒家经典的必读书。
元代皇庆二年，规定考试课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也须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一直到明清，相沿不变。四书五经于是成了钦定官方教科书，士人举子也便奉若宝贝了。
南宋大儒朱熹是以尊孔子、承继道统自居的，《宋史》本传说他“得程氏正传”，“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但他编四书，却偏偏把皇帝赐给进士的《大学》和《中庸》，放在《论语》之前；而且，注释《论语》又篡改孔夫子的话，如为政篇第二“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朱熹把句读改为：“《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儒士的最高理想是王道。鲁迅的看法是，中国实际上从来就不曾有过王道。尽管如此，宣传鼓吹王道、以实现王道为己任的儒士，在中国却代不乏人，多多而又多多。二程的“理”，已是高深莫测了；朱熹的“气”，则更其虚玄缥缈。
到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这里，儒家学说也就更教条僵硬，更苛酷伪善，也更加违反常识、扼杀人性了。
先进做饭法
西哲说，读史使人明智。然而，读史也会使人困惑、苦痛。
当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忽然刮起了“共产风”，搞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要超英、赶美、追苏联老大哥。
举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最高领袖毛泽东，1958年8月4日，风尘仆仆，亲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毛主席问：“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于是乎，一哄而起，各地大办食堂，就餐不花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此还专门提出了口号，一日“吃饭不要钱”，二日“放开肚皮吃饭”。
公共食堂建立之初，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能放开肚子吃饱饭了，其欣喜何如!“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时任河南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的梁永祥，多年之后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二十次伙食，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P93，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
结果呢?浪费惊人，而干部又多吃多占，加上粮食产量“放卫星”，下边浮夸虚报，上边高征购，不久便断粮、断炊、停伙，撑不下去了。公共食堂难以为继，纷纷关门完事。
然而，肚子的事完不了。谁不知道，没 有东西吃，人是要饿肚子的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了神州大地。
毛泽东立即做出了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毛泽东传》P93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又以党内通信形式，致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发出指示，具体到怎么吃饭，干稀如何搭配：“按人按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P23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唉唉，变化何以如此之速也?
解决缺粮、挨饿的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河北保定市委搞出了“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经验报告。但仅靠“开会”，大约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即使“开大会”，恐怕也无济于事。更可笑的是，河北省委还号召人们：“吃四两，晒太阳。”吃不饱饭，一味晒太阳，又有何用?人又不是植物，如何进行化合反应呢?
而不久前还在奉命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此刻也饿得两眼发黑。于是又紧急动员起来，有二十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科研人员，转而遵命进行“代食品”研究，而且很快就出了研究成果。(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中国科学院党组，在1960年11月9日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食品的建议”。这些“粮食代食品”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安徽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先进做饭方法”，1960年1月26日发文件郑重向全市推广。其“先进做饭方法”有“净米饭先进制作法”，包括所谓“高温双蒸法”、“一炒三蒸法”、“浸泡双蒸法”、“泡米复蒸法”、“干湿双蒸法”等；又有“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包括“双泡双蒸法”、“浸软复蒸法”等；还有“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包括“炒烫法”、“小苏打拌制法”等等……
如此种种，文件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显而易见的是，以上诸种“先进”制作法，并不能真正增加食物数量和食品的营养，只不过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比没有用此“先进”法制作的食物，看上去体积较大而已。其实，反复蒸煮，反倒会破坏食品所含营养成分的。还是农民看得透底，说这些招术，不过是“欺骗肚皮”的。
鲁迅早就以为，“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便是大大小小的几种“奇想”。(《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上世纪30年代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人遇“月蚀放鞭炮决非出于迷信”，乃是“出于欺骗；一方面骗自己，但更主要的是骗月亮”。不论是“出于迷信”，还是“出于欺骗”，反正“自欺欺人”、“瞒和骗”，确是一种久治不愈的中国老病。看看几十年前这“骗肚皮”的创意，即可领略几分了。
月亮自然欺骗不了，肚皮更是糊弄不得。“骗肚皮”终归拯救不了人的生命，人们还是饿、饿、饿……终于，这场大饥荒夺去了成千上万饥民的性命。
痛哉!
儒家的祖师孔夫子，是历代帝王及其御用文人捧起来的。也因此，鲁迅称之为“权势者们的圣人”。史书上清楚写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果真尊奉儒家吗?其实，不过是把儒家那套说教拿来做统治术、驭民之术罢了。
启功说得好，“拿所谓孔子的书来教育人民”，“‘经’是拿来叫老百姓念的，他自己不信这套”。那皇帝信什么呢?信巫术，信木士，热衷于求仙、封禅，只想长生不死、万寿无疆，永远称孤道寡、作威作福。
各朝帝王，大抵如此。不过秦皇汉武，因其声名赫赫，广为人知。他们皆大搞巫术，求仙，拜神，吃药，炼丹，此类事史不绝书。儒家理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鲁迅所说的“敲门砖”而已。
为什么君临天下的人主，要尊儒家学说为经，来教育人民呢?
盖因儒家倡导“三纲五常”、维护纲常名教也。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所谓“以忠孝治天下”。
《论语·学而篇第一》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有子目：“其为人也孝弗，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这个有子，不愧为孔子的弟子。他才算是真正理解领会、摸准了抓住了老师的思想精髓。孔子说“入则孝，出则弟”，“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算是对学生的话的一个诠释和补充。
孝悌不好吗?当然好极好极!在有子看来，好就好在，为人孝悌者，不会“犯上作乱”。一犯上作乱，社会便不和谐不稳定了呀。自然，君王公卿，以及词臣清客文士学人帮忙帮闲，对有子之说，也就大大地欢迎、推许，并极力鼓吹、提倡、力行、奉行、实行、推行之。
至于他们力行、奉行、实行得怎么样，且无须问，关键是要“教育人民”。子不是又曰过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吗?
《大学》有云：“孝者，所以事君也。”所以汉武帝以降，历朝历代的皇帝大臣们，为了把天下治理得太太平平和和谐谐，不但“以孝治天下”，而且“以忠治天下”，进而还“以贞节励天下”呢。
四书之由来
古代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四书、五经，就是士人举子的“圣经”，那可了不得。那时候，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要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的。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给忘掉了，就像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砖头也就被抛弃了。
五经之称，始于汉代，指《易》、《尚书》、《诗》、《礼》、《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曾设置“五经博士”。四书的说法，要晚些时候，到南宋才有。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题称《四书章句集注》，此为四书之由来。
《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到了“隆宋”一代，怎么就搞到了一起呢?
据《宋史》载，“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列传”一百八十六“道学一”)
事实究竟如何，似乎还看不出底细。北宋仁宗皇帝，政治上无所作为，国家搞得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对西夏和辽屈辱求和，却是一副很尊儒的样子。他曾经有过一个“圣举”：天圣五年(1027)和八年(1030)，分别把《中庸》、《大学》赐给新科及第进士。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五“天圣赐进士中庸大学”条有记。
这么一来，可就非同小可，猗欤休哉!大儒程颢、程颐及其弟子，得了圣旨一般，紧跟着就把《中庸》和《大学》，高高地捧了起来，“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呀，《中庸》乃“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呀，如何如何；到了南宋，自以为是程颐的私淑弟子，一口一个“子程子”的朱熹，也像得到了法宝一般，将《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与《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依次合编为一书，纂成《四书章句集注》，当作学习儒家经典的必读书。
元代皇庆二年，规定考试课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也须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一直到明清，相沿不变。四书五经于是成了钦定官方教科书，士人举子也便奉若宝贝了。
南宋大儒朱熹是以尊孔子、承继道统自居的，《宋史》本传说他“得程氏正传”，“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但他编四书，却偏偏把皇帝赐给进士的《大学》和《中庸》，放在《论语》之前；而且，注释《论语》又篡改孔夫子的话，如为政篇第二“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朱熹把句读改为：“《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儒士的最高理想是王道。鲁迅的看法是，中国实际上从来就不曾有过王道。尽管如此，宣传鼓吹王道、以实现王道为己任的儒士，在中国却代不乏人，多多而又多多。二程的“理”，已是高深莫测了；朱熹的“气”，则更其虚玄缥缈。
到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这里，儒家学说也就更教条僵硬，更苛酷伪善，也更加违反常识、扼杀人性了。
先进做饭法
西哲说，读史使人明智。然而，读史也会使人困惑、苦痛。
当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忽然刮起了“共产风”，搞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要超英、赶美、追苏联老大哥。
举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最高领袖毛泽东，1958年8月4日，风尘仆仆，亲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毛主席问：“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于是乎，一哄而起，各地大办食堂，就餐不花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此还专门提出了口号，一日“吃饭不要钱”，二日“放开肚皮吃饭”。
公共食堂建立之初，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能放开肚子吃饱饭了，其欣喜何如!“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时任河南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的梁永祥，多年之后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二十次伙食，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P93，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
结果呢?浪费惊人，而干部又多吃多占，加上粮食产量“放卫星”，下边浮夸虚报，上边高征购，不久便断粮、断炊、停伙，撑不下去了。公共食堂难以为继，纷纷关门完事。
然而，肚子的事完不了。谁不知道，没 有东西吃，人是要饿肚子的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了神州大地。
毛泽东立即做出了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毛泽东传》P93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又以党内通信形式，致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发出指示，具体到怎么吃饭，干稀如何搭配：“按人按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P23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唉唉，变化何以如此之速也?
解决缺粮、挨饿的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河北保定市委搞出了“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经验报告。但仅靠“开会”，大约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即使“开大会”，恐怕也无济于事。更可笑的是，河北省委还号召人们：“吃四两，晒太阳。”吃不饱饭，一味晒太阳，又有何用?人又不是植物，如何进行化合反应呢?
而不久前还在奉命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此刻也饿得两眼发黑。于是又紧急动员起来，有二十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科研人员，转而遵命进行“代食品”研究，而且很快就出了研究成果。(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中国科学院党组，在1960年11月9日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食品的建议”。这些“粮食代食品”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安徽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先进做饭方法”，1960年1月26日发文件郑重向全市推广。其“先进做饭方法”有“净米饭先进制作法”，包括所谓“高温双蒸法”、“一炒三蒸法”、“浸泡双蒸法”、“泡米复蒸法”、“干湿双蒸法”等；又有“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包括“双泡双蒸法”、“浸软复蒸法”等；还有“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包括“炒烫法”、“小苏打拌制法”等等……
如此种种，文件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显而易见的是，以上诸种“先进”制作法，并不能真正增加食物数量和食品的营养，只不过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比没有用此“先进”法制作的食物，看上去体积较大而已。其实，反复蒸煮，反倒会破坏食品所含营养成分的。还是农民看得透底，说这些招术，不过是“欺骗肚皮”的。
鲁迅早就以为，“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便是大大小小的几种“奇想”。(《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上世纪30年代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人遇“月蚀放鞭炮决非出于迷信”，乃是“出于欺骗；一方面骗自己，但更主要的是骗月亮”。不论是“出于迷信”，还是“出于欺骗”，反正“自欺欺人”、“瞒和骗”，确是一种久治不愈的中国老病。看看几十年前这“骗肚皮”的创意，即可领略几分了。
月亮自然欺骗不了，肚皮更是糊弄不得。“骗肚皮”终归拯救不了人的生命，人们还是饿、饿、饿……终于，这场大饥荒夺去了成千上万饥民的性命。
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