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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冀思宇 刘婕
坦尼趁着加入运水队的机会逃出了集中营，加入了游击队。日本兵的扫荡开始了，他们以小米诱惑菲律宾人告密，残杀当地人逼迫他们提供游击队的情报。由于一个孩子的告密，他被日本人抓住了。经过非人的折磨之后，他又被送进了奥唐奈集中营。本文编译自美国二战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
成功逃脱
在奥唐奈集中营的第六天，我决心逃离。每天都会有250个左右的菲律宾人和美国人死于饥饿和病痛，疟疾和痢疾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战俘，我留在这里只不过多活几天。日本人曾多次强迫我去看斩首场面，他们以斩首对待那些试图逃离的战俘，警告我们不要以身犯险。但是我认为与其在集中营中等死，还不如豁出性命拼一把。
第二天早上，我加入了运水队，只有一个卫兵看守我们。到达远离集中营的溪边后，我找了个靠近草丛的地方。要最后一次往集中营送水时，天开始变黑了。我们干了一天活，每个人都很累，日本看守也很累。
夜幕降临了。趁着看守不注意，我偷偷地溜进了丛林。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才敢站起来，准备离开。
猛然间，一只有力的大手搁在了我的肩上，深深地掐进我的皮肤。恐惧攫住我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冷汗直冒，心跳如鼓，恶心想吐。突然，我听到后面那人说：“不要害怕，我是美国人。我一直在观察你。我会给你药和食品的，跟我走吧！”
他说的是纯正的英语！我飞快地转过了身，发现一个高大的大胡子男人正注视着我。他说他叫雷，是个游击队队员。原来，雷一直在帮助“死亡行军”中的人和奥唐奈集中营里的人，引导了很多人加入游击队。
雷说，我们要穿过一片芒果树林、一块菠萝田和一群野生水牛，才能到达游击队的露营地。一路上，树木葱葱郁郁，月光不时从树丛的缝隙当中透下来，树影婆娑。当晚，我们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安顿了下来。上帝！我的处境和在集中营时是多么的不同。我躺在地上，开始大笑，不一会又哭了起来。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会比闻着奥唐奈的恶臭，看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数以百计地死去，然后和别人的尸体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埋在一个洞里，要好受！
夜晚丛林的声响是那么的神秘，宛如天籁。在这一刻，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倾听，没有人扇我耳光，没有人让我挨饿，没有人来剥夺我的药品，也没有人强迫我去做肮脏的工作。我突然意识到，就算在这场战争中，我会死去，也必须作为自由人而死，我不愿死在病菌遍布、恶臭弥漫的奥唐奈集中营，我不愿死在残破狭小的聂帕榈树棚屋里！我不愿日本人用脚踩我，或者是用一根棒子来捅我，让我不再浮出那积满水的墓穴。
游击队的复仇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进。雷说，那里是个菲律宾小村庄，有六七个从集中营逃出的或是在战斗中失散的美国人，他们是游击队的缔造者，还有些渴望光复祖国的菲律宾人。
最终，我们到了这支游击队的总部。他们给我提供了足够的米饭、烤鸡和烤猪肉。面对着如此丰盛的一餐，我想起那些留在奥唐奈的人。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的伙伴是不是还在劳动队干活，我的战友有没有在最近一两天内死去。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游击队的头，自称瑞利，是个中尉。他告诉我，日本人近期要给内陆部队运送补给，他们会从马尼拉出发，沿着公路行进。游击队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批补给运达目的地。瑞利告诉我，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要我体力恢复之后，再出去参加战斗。
到了第4天，瑞利中尉准备派两个美国人和12个菲律宾人去打埋伏。我感觉体力已经恢复了，便积极要求加入。他虽然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就这样，作为游击队员，我获得了第一次杀鬼子的机会。
早上7时30分，我们出发了。每个游击队员都带着一把11.43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一枝汤姆逊冲锋枪和两个备用弹匣，还背着一把菲律宾大砍刀。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伏击地点，并快速在公路上及两旁埋下炸弹。随后，我们埋伏在距炸点30米处。15分钟后，马达声传来，日军只有3辆卡车，每辆卡车上有两名司机和4个卫兵。鬼子并没发现我们，卡车大摇大摆地从我们身边驶过。
突然，炸弹爆炸了，巨响在山间回荡。强大的冲击波令车上的货物洒得满地都是。日本兵被抛上6米高空，断肢残骸差点落到了我们身上。我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着手榴弹，第一个从隐蔽点跳出来。当我冲到燃烧的卡车旁边时，烈焰炙烤着我的皮肤，我把枪口对准日本兵，准备补上几枪，可是日本兵已全被炸死了。
在美军整体投降后的几个星期里，游击队主要从事报复活动。瑞利禁止我们保留任何带有自己名字、地址或是任何可以证明我们游击队员身份的文字记录。
我只在那支游击队里待了两个星期。我们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五次小型战斗，幸运的是，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在行动中受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又吸收了四个美国人进来。
呆到第11天的时候，从另一支游击队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在计划对所有的游击队进行扫荡。日本人贴出告示：只要告发参加游击队的人，或者提供游击队的情报，将获得一袋米。菲律宾的大米已经被搜刮殆尽，对于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来说，一袋米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日军暴行
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我们一直处于不断地转移之中。
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在下午提前到达宿营的村子。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枪声，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俯视整个村庄山脊上隐蔽起来。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日本兵放肆地大笑，他们玩弄那些妇女的乳房，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然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阴道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
我出离愤怒，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我们只有五个人，下面少说也有四十个鬼子，贸然行动无异送死。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的声音：“这次只是对你们的小小惩罚，下次如果拒不交待游击队的行踪，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走了。
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断肢残骸。太可怕了，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大大小小的胳膊、腿和躯干。一个被炸死的妇女的儿子，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十岁。
再入魔窟
晚上我们留宿在这儿。我和衣而眠，辗转反侧，难以入梦，那可怕的一幕老浮现在我眼前，很晚我才我迷迷糊糊地睡着。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疼痛的地方，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我彻底醒了。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他对我大叫，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又倒下了。最终，在一个菲律宾男子的帮助下，我站了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一袋米。”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我们一旦被捕，要表现出对对方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绝不是游击队员，也不知道其他美国人在哪儿，就说自己因为丢了装备，已经在丛林里度过了几个月。换句话说，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坚决否认自己加入过游击队。
我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打我的日本兵敬了个礼。这时小屋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转向他，大声说道：“长官，我的编号是20-600-429，我是……”没等我说完，他的刀鞘就落在我右脸颊上，划开了一道五英寸长的伤口。另一个日本兵上来，用枪托把我砸倒在地。他们拖着我，把我扔到卡车车厢里。车厢里有四五个日本兵，他们搜走了我口袋中所有的东西：一把菲律宾小刀，几张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和我的一本“微型诗集”的抄本。
颠簸了两个小时之后，大约是早上十点，卡车停在了一个乡村校舍前面。很显然，这是日本人审讯游击队员的地方。
刑讯逼供
车上的日本兵，把我从车上，拖到一间大房间里。不久，像个矮冬瓜似的日军的指挥官登场了。他微笑着看着我，语气平和地问着话。翻译告诉我，他说的是：“告诉我，那些和你一起工作的可怜家伙都藏在哪儿？”
他们想知道那些游击队的藏身地。可我并不知道队伍里其他人在哪儿，就算我知道，又怎会告诉他们呢？我说：“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路过那个村庄，想找个地方睡觉，顺便弄点儿食物罢了。”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他们所有的提问，我都说自己不知道。矮冬瓜收起了笑脸，右手一挥，从门外进来了一个日本兵。他举起枪托对着我的鼻子就是一下。我的鼻子麻木了，随即感到剧痛，鲜血窜出鼻腔喷到了裤子上，我的门牙被打掉了。
日本兵对着我的膝盖窝就是狠狠地一脚，我跪倒在地。他开始用枪托猛砸我的后背，我疼得在地上打滚。翻译轻描淡写地说：“说吧，省得皮肉受苦！”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暴打起码持续了一个小时。三个卫兵走了进来，把我拖到了操场上。
一出来，我就看见一个美国人被五花大绑在一个木桩上。一个日本兵捏着他的鼻子，让他的头昂起来，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一个茶壶，不断地往他的嘴里倒盐水（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呕出水来。他呕吐得厉害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就会靠近他，问他问题。如果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军官就命令那两个士兵继续灌水。这种中世纪的酷刑竟然出现在二十世纪！我将面对的是什么啊，我感到浑身虚汗直冒，寒毛都竖了起来。
日本人没让我等太长时间，他们让我坐在地上，那个翻译官走了过来，俯身在我耳边，用英语重复着那些问题：“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吗？其他美国人都藏在哪儿？是谁给你们提供了枪支弹药？又是谁给你们提供饮食？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能活下来。”
当时我真的吓坏了，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知道他们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酷刑。或许他们会枪毙我，那样来的还轻松一些。但假如他们要把我当成刺刀训练的靶子呢？我一急就说道：“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只有给你们提供姓名，军阶和入伍编号的义务，先生。”那个翻译官大笑起来。接着有人告诉我，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遵守公约上那些关于如何对待战俘的条例。
那些日本人因为我说的这些话，笑了几分钟。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美国人求饶了：“求求你们，停下来吧。我说，我说！停下来吧，停下来！”那个翻译跪在他面前，记下了他说的话。接着，翻译掏出手枪对着那个美国人的头部就是一枪。
我以为刚才的回答，已经让他们对我失去了兴趣。但是翻译官抽在我右脸上的皮带铁锁扣让我知道，过关只是黄粱一梦。不等我反应过来，脸上就又挨了一枪托的重击。我倒下去的刹那，看到日本兵单杠上竖起了一根吊起的竹竿（就像单杠一样，只是中间的横档是可升降的）。
他们要吊死我吗？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劳拉了？我吓得尿了裤子。没容我多想，日本兵就把我拖到了那个临时搭起来的竹竿那儿。他们把我两手的手指交叉起来，还要保持站立的姿势。那军官把我的两个拇指和那根只有宽鞋带粗的竹竿绑在了一起。日本兵把竹竿两端抬到了左右两个支撑杆的顶部，抬的高度刚刚能让我的脚趾勉强接触到地面（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管这种刑具叫“伸展架”）。
我的脚趾很快就累了，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要往下沉，但是刚想脚尖着地，两个拇指却传来剧痛。我在“伸展架”上被挂了一天半才被放下来。其间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可是这一天半只是开始。他们接着扒光了我的衣服，把一根被拧成麻花的湿竹竿，兜裆绑在竹竿上，再把我挂起来。阳光变的越来越强，竹竿开始变干，收缩，锋利的竹片和尖利的竹刺，像千万把尖刀一样剐着我的睾丸，刺进睾丸。时间长了，我的睾丸被生生挤进腹部。当时感觉就好像是有人不打麻药就阉割了我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鄙视那位对日本兵招供的兄弟，因为他可能也受到了这种非人的折磨，甚至比我受得更多。
日本人又把我吊了一个下午，才把我放下来。晚上他们又连着审问了我两个多小时。对每个问题，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只懂执行命令。”
因为没达到目的，日本人很愤怒，他们先是把几截干竹签刺进了我的指甲里，钻心的疼。我仍然不说。日本人点燃了竹签，火烧到了我的手指，我甚至闻到了肉在燃烧的味道。日本兵抓着我的手，按到了一桶冷水里，灼痛立刻得到了缓解，但是不一会一种更加强烈的痛苦从手指涌上心头，插着竹签的手指顶到桶底，竹签刺得更深了。桶里的盐水侵蚀我的血肉，让我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剧痛。在我即将失去知觉，意志变得极其脆弱的几分钟里，翻译官仍然在用这些问题来“轰击”我。疼痛已经让我两天一夜没合眼了，我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已在一辆卡车的后车厢里。一片熟悉的聂棕榈棚屋进入我的视野：奥唐奈，我又回来了。虽然，我的双手没有知觉，指头肿得有平常两倍大，脸上和背部也还留着日本兵“恩赐”的伤口，阴囊千疮百孔，睾丸肿得有鸡蛋那么大，双腿更像是一碗硬梆梆的果冻，但是我已经真正经历了生死，我要活下去，活着回家！
坦尼趁着加入运水队的机会逃出了集中营，加入了游击队。日本兵的扫荡开始了，他们以小米诱惑菲律宾人告密，残杀当地人逼迫他们提供游击队的情报。由于一个孩子的告密，他被日本人抓住了。经过非人的折磨之后，他又被送进了奥唐奈集中营。本文编译自美国二战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
成功逃脱
在奥唐奈集中营的第六天，我决心逃离。每天都会有250个左右的菲律宾人和美国人死于饥饿和病痛，疟疾和痢疾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战俘，我留在这里只不过多活几天。日本人曾多次强迫我去看斩首场面，他们以斩首对待那些试图逃离的战俘，警告我们不要以身犯险。但是我认为与其在集中营中等死，还不如豁出性命拼一把。
第二天早上，我加入了运水队，只有一个卫兵看守我们。到达远离集中营的溪边后，我找了个靠近草丛的地方。要最后一次往集中营送水时，天开始变黑了。我们干了一天活，每个人都很累，日本看守也很累。
夜幕降临了。趁着看守不注意，我偷偷地溜进了丛林。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才敢站起来，准备离开。
猛然间，一只有力的大手搁在了我的肩上，深深地掐进我的皮肤。恐惧攫住我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冷汗直冒，心跳如鼓，恶心想吐。突然，我听到后面那人说：“不要害怕，我是美国人。我一直在观察你。我会给你药和食品的，跟我走吧！”
他说的是纯正的英语！我飞快地转过了身，发现一个高大的大胡子男人正注视着我。他说他叫雷，是个游击队队员。原来，雷一直在帮助“死亡行军”中的人和奥唐奈集中营里的人，引导了很多人加入游击队。
雷说，我们要穿过一片芒果树林、一块菠萝田和一群野生水牛，才能到达游击队的露营地。一路上，树木葱葱郁郁，月光不时从树丛的缝隙当中透下来，树影婆娑。当晚，我们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安顿了下来。上帝！我的处境和在集中营时是多么的不同。我躺在地上，开始大笑，不一会又哭了起来。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会比闻着奥唐奈的恶臭，看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数以百计地死去，然后和别人的尸体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埋在一个洞里，要好受！
夜晚丛林的声响是那么的神秘，宛如天籁。在这一刻，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倾听，没有人扇我耳光，没有人让我挨饿，没有人来剥夺我的药品，也没有人强迫我去做肮脏的工作。我突然意识到，就算在这场战争中，我会死去，也必须作为自由人而死，我不愿死在病菌遍布、恶臭弥漫的奥唐奈集中营，我不愿死在残破狭小的聂帕榈树棚屋里！我不愿日本人用脚踩我，或者是用一根棒子来捅我，让我不再浮出那积满水的墓穴。
游击队的复仇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进。雷说，那里是个菲律宾小村庄，有六七个从集中营逃出的或是在战斗中失散的美国人，他们是游击队的缔造者，还有些渴望光复祖国的菲律宾人。
最终，我们到了这支游击队的总部。他们给我提供了足够的米饭、烤鸡和烤猪肉。面对着如此丰盛的一餐，我想起那些留在奥唐奈的人。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的伙伴是不是还在劳动队干活，我的战友有没有在最近一两天内死去。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游击队的头，自称瑞利，是个中尉。他告诉我，日本人近期要给内陆部队运送补给，他们会从马尼拉出发，沿着公路行进。游击队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批补给运达目的地。瑞利告诉我，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要我体力恢复之后，再出去参加战斗。
到了第4天，瑞利中尉准备派两个美国人和12个菲律宾人去打埋伏。我感觉体力已经恢复了，便积极要求加入。他虽然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就这样，作为游击队员，我获得了第一次杀鬼子的机会。
早上7时30分，我们出发了。每个游击队员都带着一把11.43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一枝汤姆逊冲锋枪和两个备用弹匣，还背着一把菲律宾大砍刀。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伏击地点，并快速在公路上及两旁埋下炸弹。随后，我们埋伏在距炸点30米处。15分钟后，马达声传来，日军只有3辆卡车，每辆卡车上有两名司机和4个卫兵。鬼子并没发现我们，卡车大摇大摆地从我们身边驶过。
突然，炸弹爆炸了，巨响在山间回荡。强大的冲击波令车上的货物洒得满地都是。日本兵被抛上6米高空，断肢残骸差点落到了我们身上。我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着手榴弹，第一个从隐蔽点跳出来。当我冲到燃烧的卡车旁边时，烈焰炙烤着我的皮肤，我把枪口对准日本兵，准备补上几枪，可是日本兵已全被炸死了。
在美军整体投降后的几个星期里，游击队主要从事报复活动。瑞利禁止我们保留任何带有自己名字、地址或是任何可以证明我们游击队员身份的文字记录。
我只在那支游击队里待了两个星期。我们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五次小型战斗，幸运的是，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在行动中受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又吸收了四个美国人进来。
呆到第11天的时候，从另一支游击队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在计划对所有的游击队进行扫荡。日本人贴出告示：只要告发参加游击队的人，或者提供游击队的情报，将获得一袋米。菲律宾的大米已经被搜刮殆尽，对于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来说，一袋米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日军暴行
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我们一直处于不断地转移之中。
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在下午提前到达宿营的村子。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枪声，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俯视整个村庄山脊上隐蔽起来。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日本兵放肆地大笑，他们玩弄那些妇女的乳房，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然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阴道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
我出离愤怒，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我们只有五个人，下面少说也有四十个鬼子，贸然行动无异送死。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的声音：“这次只是对你们的小小惩罚，下次如果拒不交待游击队的行踪，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走了。
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断肢残骸。太可怕了，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大大小小的胳膊、腿和躯干。一个被炸死的妇女的儿子，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十岁。
再入魔窟
晚上我们留宿在这儿。我和衣而眠，辗转反侧，难以入梦，那可怕的一幕老浮现在我眼前，很晚我才我迷迷糊糊地睡着。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疼痛的地方，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我彻底醒了。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他对我大叫，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又倒下了。最终，在一个菲律宾男子的帮助下，我站了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一袋米。”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我们一旦被捕，要表现出对对方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绝不是游击队员，也不知道其他美国人在哪儿，就说自己因为丢了装备，已经在丛林里度过了几个月。换句话说，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坚决否认自己加入过游击队。
我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打我的日本兵敬了个礼。这时小屋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转向他，大声说道：“长官，我的编号是20-600-429，我是……”没等我说完，他的刀鞘就落在我右脸颊上，划开了一道五英寸长的伤口。另一个日本兵上来，用枪托把我砸倒在地。他们拖着我，把我扔到卡车车厢里。车厢里有四五个日本兵，他们搜走了我口袋中所有的东西：一把菲律宾小刀，几张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和我的一本“微型诗集”的抄本。
颠簸了两个小时之后，大约是早上十点，卡车停在了一个乡村校舍前面。很显然，这是日本人审讯游击队员的地方。
刑讯逼供
车上的日本兵，把我从车上，拖到一间大房间里。不久，像个矮冬瓜似的日军的指挥官登场了。他微笑着看着我，语气平和地问着话。翻译告诉我，他说的是：“告诉我，那些和你一起工作的可怜家伙都藏在哪儿？”
他们想知道那些游击队的藏身地。可我并不知道队伍里其他人在哪儿，就算我知道，又怎会告诉他们呢？我说：“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路过那个村庄，想找个地方睡觉，顺便弄点儿食物罢了。”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他们所有的提问，我都说自己不知道。矮冬瓜收起了笑脸，右手一挥，从门外进来了一个日本兵。他举起枪托对着我的鼻子就是一下。我的鼻子麻木了，随即感到剧痛，鲜血窜出鼻腔喷到了裤子上，我的门牙被打掉了。
日本兵对着我的膝盖窝就是狠狠地一脚，我跪倒在地。他开始用枪托猛砸我的后背，我疼得在地上打滚。翻译轻描淡写地说：“说吧，省得皮肉受苦！”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暴打起码持续了一个小时。三个卫兵走了进来，把我拖到了操场上。
一出来，我就看见一个美国人被五花大绑在一个木桩上。一个日本兵捏着他的鼻子，让他的头昂起来，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一个茶壶，不断地往他的嘴里倒盐水（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呕出水来。他呕吐得厉害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就会靠近他，问他问题。如果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军官就命令那两个士兵继续灌水。这种中世纪的酷刑竟然出现在二十世纪！我将面对的是什么啊，我感到浑身虚汗直冒，寒毛都竖了起来。
日本人没让我等太长时间，他们让我坐在地上，那个翻译官走了过来，俯身在我耳边，用英语重复着那些问题：“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吗？其他美国人都藏在哪儿？是谁给你们提供了枪支弹药？又是谁给你们提供饮食？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能活下来。”
当时我真的吓坏了，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知道他们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酷刑。或许他们会枪毙我，那样来的还轻松一些。但假如他们要把我当成刺刀训练的靶子呢？我一急就说道：“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只有给你们提供姓名，军阶和入伍编号的义务，先生。”那个翻译官大笑起来。接着有人告诉我，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遵守公约上那些关于如何对待战俘的条例。
那些日本人因为我说的这些话，笑了几分钟。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美国人求饶了：“求求你们，停下来吧。我说，我说！停下来吧，停下来！”那个翻译跪在他面前，记下了他说的话。接着，翻译掏出手枪对着那个美国人的头部就是一枪。
我以为刚才的回答，已经让他们对我失去了兴趣。但是翻译官抽在我右脸上的皮带铁锁扣让我知道，过关只是黄粱一梦。不等我反应过来，脸上就又挨了一枪托的重击。我倒下去的刹那，看到日本兵单杠上竖起了一根吊起的竹竿（就像单杠一样，只是中间的横档是可升降的）。
他们要吊死我吗？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劳拉了？我吓得尿了裤子。没容我多想，日本兵就把我拖到了那个临时搭起来的竹竿那儿。他们把我两手的手指交叉起来，还要保持站立的姿势。那军官把我的两个拇指和那根只有宽鞋带粗的竹竿绑在了一起。日本兵把竹竿两端抬到了左右两个支撑杆的顶部，抬的高度刚刚能让我的脚趾勉强接触到地面（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管这种刑具叫“伸展架”）。
我的脚趾很快就累了，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要往下沉，但是刚想脚尖着地，两个拇指却传来剧痛。我在“伸展架”上被挂了一天半才被放下来。其间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可是这一天半只是开始。他们接着扒光了我的衣服，把一根被拧成麻花的湿竹竿，兜裆绑在竹竿上，再把我挂起来。阳光变的越来越强，竹竿开始变干，收缩，锋利的竹片和尖利的竹刺，像千万把尖刀一样剐着我的睾丸，刺进睾丸。时间长了，我的睾丸被生生挤进腹部。当时感觉就好像是有人不打麻药就阉割了我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鄙视那位对日本兵招供的兄弟，因为他可能也受到了这种非人的折磨，甚至比我受得更多。
日本人又把我吊了一个下午，才把我放下来。晚上他们又连着审问了我两个多小时。对每个问题，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只懂执行命令。”
因为没达到目的，日本人很愤怒，他们先是把几截干竹签刺进了我的指甲里，钻心的疼。我仍然不说。日本人点燃了竹签，火烧到了我的手指，我甚至闻到了肉在燃烧的味道。日本兵抓着我的手，按到了一桶冷水里，灼痛立刻得到了缓解，但是不一会一种更加强烈的痛苦从手指涌上心头，插着竹签的手指顶到桶底，竹签刺得更深了。桶里的盐水侵蚀我的血肉，让我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剧痛。在我即将失去知觉，意志变得极其脆弱的几分钟里，翻译官仍然在用这些问题来“轰击”我。疼痛已经让我两天一夜没合眼了，我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已在一辆卡车的后车厢里。一片熟悉的聂棕榈棚屋进入我的视野：奥唐奈，我又回来了。虽然，我的双手没有知觉，指头肿得有平常两倍大，脸上和背部也还留着日本兵“恩赐”的伤口，阴囊千疮百孔，睾丸肿得有鸡蛋那么大，双腿更像是一碗硬梆梆的果冻，但是我已经真正经历了生死，我要活下去，活着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