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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官员腐败案例屡见报端，是社会与媒体热议的一个基本话题，也是党和政府常抓不懈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不可否认，在社会舆论和相关反腐防腐法律法规的强大压力下，反腐防腐的形势仍不容乐观。检视近两年来的“权力腐败”案例可以知道，一些部门、一些地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干部，腐败事实触目惊心；腐败手段愈趋智能化和隐蔽化；腐败数额越来越大；腐败隐蔽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越腐越升；腐败案例对后任者的教育警示作用越来越小，如河南省交通厅几任厅长“前腐后继”，最短间隔大约半年。综合各种权力腐败现象来看，一个共同点或一个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公开导致监督不到位。
的确，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转型期”，而要做好发展转型，实现人民群众对反腐的“价值预期”，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过渡，可以说预防权力腐败，保证权力的公正廉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要预防权力腐败，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环境下，公共权力的公开透明与制度性的监督是关键和根本，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治本之策。
天使与魔鬼的一线之差
预防权力腐败的基本前提是权力的“公开透明”。任何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天性。这倒不是因为公共权力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恩格斯曾讲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说明，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因此，问题只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是人性与兽性的差别。”人类的政治文明或道德文明、宗教文明，就是通过一些道德、法律和宗教方面的教条、法律法规、戒律等来限制人的欲望，使人的兽性一面不至于破坏公共生活领域，破坏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基本社会平衡。
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来规范和限制人的欲望的无限发挥，防止一个人利益的实现、自由的实现，侵害他人欲望和自由的实现，从而达到社会的平衡和秩序的发展。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是“人”，不是“神”，也可能犯错误，也会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历史和现实证明，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可能发生。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能够公正按照公众的意愿来行使权力，那就是为“天使插上了翅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的福祉就有了保障；反之，则是为“魔鬼提供了武器”，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就成为一个“问题”。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当然，为了限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权力“干坏事”，人类最聪明的头脑思考了几千年，只是到最近几百年才有了头绪，并逐步在制度上得到落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其核心是“使公共权力公开透明”并“用民主的办法限制权力滥用”。当然，民主和“权力公开透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安排过程，需要我们认真去做。这是我们社会转型期、迈向现代化过程的“必修课”。否则，我们就很难实现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惊险一跳，跨过现代性这一“门槛”。
目前我们所做的“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务公开”的改革实践，是限制“权力滥用”的关键步骤，但关键是要真正去做，层层具体落实。具体说到政府权力，最基本的有三种权力。第一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但内容要公开，而且程序和结果都要公开；第二是干部选任过程要公开透明；第三是公共财政与预算要公开透明。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权力公开透明主要是指这三项政府的基本权力，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对权力的运行过程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做好了，真正在改革实践中落到了实处，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长治久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了民意基础。
老问题要引起高度警觉
预防权力腐败的制度性基础是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我国目前的政治实践中，权力的过分集中且不公开透明是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为我们经常所说的“决策权”、“财权”和“用人权”。这在我们改革进程中是一个老问题，之所以经常成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权力腐败经常出现在这几个领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目前，在公共机构中，权力基本集中在一把手的手中，决策、花钱和用人基本是一把手说了算。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一些掌权者胡乱决策以谋取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或部门利益，把公共资源当成了唐僧肉，并以组织的名义“划圈子”，选用自己的人，形成“家天下”，财务不透明或搞“小金库”等，群众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我们公共組织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会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使政府丧失基本的公信力。
我们常说要“对症下药”，其实，许多官员、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清楚“病根”所在，因为有大量的事实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也有大家公认的“治病药方”，比如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通过制度形式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如权力公开透明，比如用更加民主的方式选用一把手，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制约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只要我们从社会主义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国家民族利益，用公共精神指导我们的改革选择，把政治行政改革放到“顶层设计”的核心位置，我们就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
总之，预防权力腐败是国之大事，是执政党的头等要务。只要我们坚持“权力公开透明”，坚持对“权力制度性监督与制约”的改革方略，我们就能从制度上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对我们党执政地位的伤害。（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的确，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转型期”，而要做好发展转型，实现人民群众对反腐的“价值预期”，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过渡，可以说预防权力腐败，保证权力的公正廉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要预防权力腐败，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环境下，公共权力的公开透明与制度性的监督是关键和根本，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治本之策。
天使与魔鬼的一线之差
预防权力腐败的基本前提是权力的“公开透明”。任何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天性。这倒不是因为公共权力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恩格斯曾讲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说明，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因此，问题只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是人性与兽性的差别。”人类的政治文明或道德文明、宗教文明，就是通过一些道德、法律和宗教方面的教条、法律法规、戒律等来限制人的欲望，使人的兽性一面不至于破坏公共生活领域，破坏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基本社会平衡。
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来规范和限制人的欲望的无限发挥，防止一个人利益的实现、自由的实现，侵害他人欲望和自由的实现，从而达到社会的平衡和秩序的发展。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是“人”，不是“神”，也可能犯错误，也会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历史和现实证明，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可能发生。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能够公正按照公众的意愿来行使权力，那就是为“天使插上了翅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的福祉就有了保障；反之，则是为“魔鬼提供了武器”，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就成为一个“问题”。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当然，为了限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权力“干坏事”，人类最聪明的头脑思考了几千年，只是到最近几百年才有了头绪，并逐步在制度上得到落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其核心是“使公共权力公开透明”并“用民主的办法限制权力滥用”。当然，民主和“权力公开透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安排过程，需要我们认真去做。这是我们社会转型期、迈向现代化过程的“必修课”。否则，我们就很难实现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惊险一跳，跨过现代性这一“门槛”。
目前我们所做的“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务公开”的改革实践，是限制“权力滥用”的关键步骤，但关键是要真正去做，层层具体落实。具体说到政府权力，最基本的有三种权力。第一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但内容要公开，而且程序和结果都要公开；第二是干部选任过程要公开透明；第三是公共财政与预算要公开透明。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权力公开透明主要是指这三项政府的基本权力，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对权力的运行过程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做好了，真正在改革实践中落到了实处，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长治久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了民意基础。
老问题要引起高度警觉
预防权力腐败的制度性基础是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我国目前的政治实践中，权力的过分集中且不公开透明是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为我们经常所说的“决策权”、“财权”和“用人权”。这在我们改革进程中是一个老问题，之所以经常成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权力腐败经常出现在这几个领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目前，在公共机构中，权力基本集中在一把手的手中，决策、花钱和用人基本是一把手说了算。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一些掌权者胡乱决策以谋取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或部门利益，把公共资源当成了唐僧肉，并以组织的名义“划圈子”，选用自己的人，形成“家天下”，财务不透明或搞“小金库”等，群众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我们公共組织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会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使政府丧失基本的公信力。
我们常说要“对症下药”，其实，许多官员、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清楚“病根”所在，因为有大量的事实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也有大家公认的“治病药方”，比如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通过制度形式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如权力公开透明，比如用更加民主的方式选用一把手，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制约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只要我们从社会主义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国家民族利益，用公共精神指导我们的改革选择，把政治行政改革放到“顶层设计”的核心位置，我们就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
总之，预防权力腐败是国之大事，是执政党的头等要务。只要我们坚持“权力公开透明”，坚持对“权力制度性监督与制约”的改革方略，我们就能从制度上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对我们党执政地位的伤害。（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