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字曼石，四川成都人。1966年生。医学博士，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1982年开始在母亲指导下学习书法篆刻。1987年，拜四川大学朱寄尧先生门下，由此奠定学问基础。1989年在香港《书谱》杂志发表论文《欧阳通早孤轶事考辨》，开启从事书法篆刻研究之始。1996年前后，撰成《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先刊载于网络，补充图例注释后，由山东画报社出版。另著有《陶弘景丛考》、《石头的心事：玉读碑》。整理赵熙、胡薇元唱和墨迹，编为《玉雪双清》。发表书法论文数篇，其中《屏风帖校理》获全国第九届书学讨论会三等奖。
　　我曾经有做“学问家”的梦想，却从来没敢奢望成为“书法家”，近几年写字居然为人称道，愧莫敢当。兹从日记中剪裁出有关书法艺术的胡言乱语，请大家批评指教。
　　书法自述
　　一封写给戴新伟兄的信，其中顺便提到书法：“写字的事，在弟完全是娱乐，尤其是最近一年写《近代书林品藻录》，至沉著数家时，稍稍体会到章草书或许更适合我等不解风情的写字者。在学会转指以后，字迹稍微灵动了些，居然有些表现欲—其实也可以理解，写了26年字，从来不敢张挂出来，有一次挨不过面子，被迫参加学校的书画展览，居然请乐林兄代笔—现在稍微能够见人，也就生出迫不及待的心情，为可笑耳。”
　　这是很真实的话，我自信对书法、篆刻有品鉴能力，所以敢于把关于这两方面的偏谬之见贡献出来，任由大家批评。而以这种赏鉴能力看待自己的写字与刻印，我毫不留情地对自己说：一边儿玩儿去，你没有天赋，缺乏灵感，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举个例吧，乾隆过眼的精品数千、万计，你看他笔下的字迹，毫无生气，反倒是他的祖父康熙，还有一些书法家的气息，但乾隆在鉴赏上的能力应该是超过康熙的。
　　另一封写给新伟兄的信
　　“写字的事，真是强求不得，弟的字写了20多年，用功也勤，可毫无是处，也一直庸俗不堪，甚至去年题写《点将录》来送人，那个字迹都不是很见得人。可是，渐渐的，先是蝇头小字变得好些了，这大约得力用毛笔批点《救荒本草》；然后小楷书偶然也能有几行稍微可观的；再以后便是今年（2009），章草忽然有了进步。但水平如何，弟自己还是有数，只是见得人而已，离写得好差十万八千里呢。”
　　我能够成为较合格的“书法爱好者”，心愿足矣。沪上长乐老因为我著《近代印坛点将录》，所以他标点的《赖古堂印人传》、《飞鸿堂印人传》要我题签，这也是破题第一遭，我发自内心地不敢当。我很清楚，我严重缺乏艺术之“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所以毫不奢望当什么“书法名家”。但作为“读书人”，我确实不希望辜负这三个字。
　　关于《近代印坛点将录》与《近代书林品藻录》
　　艺术审美确实人各不同，此两书至少是我写作当时的“公平之论”，完全没有受利益的引诱，基本没有受感情的影响，因此没有偏离自己对书刻之美的判断。我的美学思想，在读者眼中可以是肤浅的、偏谬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思想，因此可以作为标的接受学术批判。
　　艺术美跨越国界，没有立场。可是创造艺术的人，有身份背景，有政治立场。同样，欣赏艺术的人，评论艺术的人，也有身份背景，也有政治立场。因此对美的审读，难免会因为两者（创作者与欣赏者）间的身份立场差异而迁移—尽管艺术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不受或少受立场的干扰，但很难完全做到。
　　有朋友问《品藻录》何以没有收录台静农先生，我回答说：“至于台静农先生则不同，那应该归于我恶劣的审美偏见。我对台的文字、台的篆刻都没有恶感，但无论是隶书还是行草，不知为何，都给我强烈的不愉快感觉（有些像在《点将录》中读陈左夫印章的感觉），所以，此老原本是有的，最终还是被我删掉。”
　　《二录》著完，我对书印的心思也暂告一段落，以后即使有所用功，也主要在传世书迹的考据上。回望二十世纪书坛，远远不及印学之欣欣向荣，二流三流乃至未入流充斥书法界，我甚至怀疑这一世纪中是否真正存在够得上一流的书法家，吴昌硕、沈尹默、沈寐叟、康有为、李叔同、于右任、谢无量、白蕉、林散之……曾经的大豪杰大英雄，他们的名字会如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一样，传诵千古吗？
　　《雪泥鸿爪》是周永健老师的文言随笔，记弘一书法有云：“弘一书，俗居之时，多恃碑法，其以力证实，以形求质者，村气稍在而造作留痕。既入净门，空其实相，则书溢清凉，岂禅为药石，拔人以能，贻人以慧也耶。”其与《品藻录》有关弘一在俗出家前后书法的议论正合。
　　艺术的平民化
　　艺术的平民化，并不是“非艺术”，而是“艺术家”以其独有的艺术感知，去发现平凡世界中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运到展览场地，陈列在一起，举办一场创意属于艺术家，而作品属于平民的“日常书法荟萃展”；也可以抽象其中的美学元素，重新组装成文化产权完全属于艺术家的“日常书风艺术展”。我以为，二者并行不悖。不但如此，两种情况下，起关键作用的依然是艺术家，而非原生状态的书写者—不管他们的作品是被直接陈列，还是被新的创作者取材借鉴。
　　艺术家之“世故”
　　能在史上留下姓字的人，其实都“世故”，本质上讲，所谓“清高狷介”，多数也是一种“世故”。只要我们不做“道德考量”，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接受者—其实，人，本来就没有资格对另一个人做出“道德考量”。
　　有朋友做张大千研究，资料搜集越多，张的“世故”越明显，而张生前其实刻意掩盖这种世故，因为旧的道德标准不太谅解世故的姿态，所以聪明的作手们“世故”地向人展现自己不世故的一面。
　　齐白石面对的是另一类人群，所以白石老人无需掩饰自己的世故，他甚至以“世故”的方式向人展示他“世故”的一面—因为吹捧他的新文人主张的是人性，世故本是人性之一端，老人也就乐于暴露出来，给大家增添乐趣。世故地说，也为自己的画谋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