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经济是神奇的，它一次次让预言家们跌眼镜。预言家说：和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及其他什么帝国一样，美国的衰退是必然的。80年代初，世界经济学家、企业家乃至政治家都在认真地讨论美国被日本超过意味着什么？有许多数据来支撑这一结论：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排名、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等主要经济产业竞争格局的大转换、人均车民生产总值、买地买企业的劲头……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跟进，让"亚洲世纪"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不幸（仰或幸运？），一场金融风暴惊碎了所有亚洲人的梦。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亚洲模式走到尽头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开始了持续增长近100个月的"奇迹"。
硅谷是神奇的，它不仅神奇地出现、存活、诞生"梦幻"公司，而且在一轮梦幻过后又产生新一轮梦幻，始终站在美国新经济的潮头浪尖上。半导体之后是IT，IT之后是internet。硅谷就像一块魔地，吸引着无数的科技精英，也吸引站彷徨的亚洲人。在此背景下，一场"硅谷争霸战"开始在亚洲如火如茶地展开。
为鼓励本国本地区的高科技型领头羊企业，亚洲各国各地区政府大都采取了4种策略：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低廉的土地，以便让这些公司得以立足；健全法制法规和发展资本市场来为这些行业提供发展条件；开放信息通讯市场，促进行业间的相互竞争；投资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高科技劳动力。
在上述4种策略中，第一种最引人注目。从北京到东京，从汉城到香港，各国各地区政府都在通过创建最好的硬件环境来吸引国内外的高科技企业。然而工商界人士却认为，硬件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有竞争性的市场，对投资者有各类保护政策，再加上有创造精神的低廉劳动力，才是最受高科技企业重视的投资和发展环境。
说起来，"亚洲硅谷"的出现并非由现在始，从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已将筑波作为科学城的所在地，并成立了"集中科研机构评审委员会"，将各种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集中于此。1968年开始实施城建计划，前后一共花了近20年时间，耗资超过100亿美元，使筑波科学城成为日本的科研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科学城。
1985年，日本通产省首批选定了在18个边远地区兴建技术城，神奈川科技工业园、广岛新技术园、熊本技术城等一批科技工业园便应运而生。至此，以筑波科学城为代表的科学城模式和九州"硅岛"为代表的技术城模式在日本各地蓬勃发展。
但是，日本经济近年衰退也说明，仅仅形似而不是神似，划一块地，建一座城，没有适当的制度设计、没有足够的耐心（硅谷从1951年起步，奋斗20余年才成其大业）、甚至没有运气的话，"亚洲硅谷"的成功都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
也许，这种争霸战只可能在亚洲上演。非洲各国没有争霸的基础，欧洲各国没有跟风的习惯。亚洲人追求成功的急迫心情是这种争霸战得以上演的心理根基。"急"的结果就可能走捷径：从最容易的地方学起。但硅谷的精华恰恰在它最飘忽不定、最无从下手的那些核心制度和文化上。
不过，争霸终归是进取的表现，亚洲复兴的希望，也许就寄托在亚洲企业在全球经济的不断争霸。
香港，高科技救港
1996年7月，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正为参选特首一事而加紧工作的董建华与太太来到校长田长霖家作客。董田两家原属世交，近年来一直有来往，闲谈之间，田长霖为董建华献上一计，说发展高科技是香港未来的出路。这夜两人谈得十分愉快，一个"高科技"计划在董建华心中渐渐形成。
1997年7月董建华正式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之后不久，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香港亦不能幸免。而董建华便在此时提出"高科技救港"的理念，将发展高增值工业写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并委任田长霖牵头成立"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香港的整体环境是最适合各类高科技公司的，虽然香港缺少高科技人才，但香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素质、数目庞大而精明的投资者群体以及良好的商业服务传统，都有利于香港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尤其是香港政府已决定投资17亿美元修建数码港，这一未来的高科技企业中心将于2001年建成。同时被香港媒体炒得热火朝天的中药港计划也在不断推进，这些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目前已有不少跨国高科技公司签约，准备在数码港里拥有一席之地。
而反对"高科技救港"的香港学者们则认为高科技不等于高增值，且认为政府的过分介入会违反积极不干预的原则。根据《远东经济评论》7月号向香港商界进行的意见调查，多数商家认为香港只适宜发展网上商业，而不适宜做基础科技研究。
新加坡，全球最大的网上城市
专家们认为，新加坡是香港的直接竞争对手。比较而言，香港因为比新加坡更靠近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地理位置和市场投入上明显优于后者。但新加坡的技术性投资环境，尤其是科研开发基础设施则要好于香港。
新加坡年轻的科技企业家吕炳麟从1998年开始与同伴们在新加坡肯特岗数码研究院构思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网上城市。目前这个名为"开天"的网上城市已经建成，在这个看上去有立体感的网上城市中，用户几乎可以找到现实城市中所有熟悉的景物。使用者每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可以在上面建立家园或做其他用途。用户可以乘巴士、计程车甚至地铁到处观光。除了提供城市基础设施之外，"开天"也提供各种工具，让人们建设与装饰家园，当然也少不了提供拆除和搬运工具。用户只须按一下鼠标，一座大楼转眼间就建好，同样，拆除也非常省时省力，绝对没有任何噪音和污染。
目前，新加坡的各大专院校早已与各高科技公司联网，已建成的宽频道网络可在家庭与办公室之间大量迅速地传递各类数字化信息。据新加坡国家电脑局的预测显示，新加坡电子商业市场到2004年将达到25亿新元，等于1998年市场的10部。目前，新加坡一指通网络国际公司正在大力推广其一指通网站。该公司已准备作出巨额投资，设立遍布新加坡全国的一指通终端机网络，现在已有超过90个终端机设在新加坡各个繁忙的公共场所。
马来西亚，不应忽视的对手
新加坡和香港两地都不应忽视的竞争对手当属马来西亚。通过大量投资于"多媒体超级走廊"（MSC），马来西亚现已开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科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在首都吉隆坡以南一个长50公里、宽15公里的高科技开发地带，耗资1000亿马元，花10年时间建成"多媒体超级走廊"的计划。该走廊标志着马来西亚开始全面向知识经济转型。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家国内外公司申请对走廊工程投资。
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只是马来西亚向知识经济转型的一个开始，马来西亚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到2020年使整个马来西亚转型为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这个目标下，马届时将拥有12个"智能城市"，而且它们将与全球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连接。政府的中期计划是在2000至2010年之间，陆续将"多媒体超级走廊"与国内外的其他"智能城市"连接。
有批评家认为，马来西亚的这一科技走廊野心太大，两年前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马哈蒂尔突然宣布实行外汇管制，致使两年前就进驻这里的外资高科技企业利益受损。不过更多的人认为，恰是在这两年里，马亚西亚的高科技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该国斥资5.6亿美元兴建的以美国硅谷为蓝本的"多媒体信息城"在1999年7月8日开幕。
"多媒体信息城"的建成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该城只是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标是利用光纤网路，把多媒体资讯城、国际机场、新联邦首都等大型基建设施连结起来。"多媒体信息城"位于吉隆坡以南，毗邻新首相府，面积约75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面积还大。该城将包含高科技公司、购物中心和住宅，大约可容纳24万人，以发展多媒体产品和服务为主。
台湾，高技术工业的优势
与其说台湾是亚洲建设得最为成功的硅谷，不如说她更像一家定制商店，为康柏、DELL和任何著名品牌公司快速设计和制造低成本的PC机。一大群小小公司却生产出世界上大部分的监视器、扫描仪、鼠标，而这里出产的笔记本电脑更占据世界产品的1/3。结果是，这个人口不到2200万的小岛成为世界上第三大TT产品的生产商。在台湾，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亚洲最类似硅谷的地方，她的近邻没有一个能与之匹敌。
台湾成功的高技术工业模式中包含了5个关键的要素：真正起作用的产业政策；一个使新公司不被债务埋葬而能萌芽生长的金融系统；来自于美国的智囊；源自祖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生产制造的快速和灵活性。美国的巨人企业（如微软和英特尔）设定了技术的标准，而台湾公司就是他们最为迅速的追随者。台湾制造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台湾发明的，但是，台湾总能够第一个以更低的成本推出产品。
台湾不仅仅制造全家的时髦产品，他们也在产品上加上创新的特点。比如，日本的东芝推出了Libretto70亚笔记本电脑，一种大小像一本书、很轻的PC机，可以运行Windosw95软件，零售价在1800美元左右。而随之，台湾最大的计算机公司Acer则发明了其经理称之为"Libretto杀手"的计算机，它是低价位、高性能的机器，有一个更大的屏幕，更长的电池寿命。能说明这种机器的市场潜力的迹象是：英特尔正为它的现场工作售货员购买这种计算机。
虽然台湾模式是完全透明的，但是对其他的亚洲国家来说，要与台湾的模式较量还有一定困难。日本有技术的优势，但是它的官僚企业的反应速度还没快到足够跟上这一依赖PC升级快速改变而生存的工业。做一个决定，日本人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而台湾只需一天。韩国的大集团擅长大规模地生产标准的产品，而不是不断变化的PC机。而且韩国给随心所欲的企业家留有的空间很小，新加坡则赶不上台湾工程天才的深度和大胆。
台湾注重实际的工业政策中最有生气的部分，是把IT放在岛内所有事情的首位，但从不在公司中挑选优胜者和失败者。台湾有75所大学，每年培养8000多位工程师。在台湾，每1万人中有43个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这个数字在韩国是33人，在新加坡是28人。在台湾，官方的研究机构为未来产品的开发积累技术经验，然后把它卖给当地的公司。当地的公司可以在离台北很近的地方，如新竹科学园区得到便宜的生产场地、投资税收收优惠以及许多市场情报。
高技术优势的另一个营造者是台湾的民间资本。在台湾创建技术公司很容易，尽管保守的银行在增大贷款时很谨慎，但是有大量的民间投资者。在日本和韩国常见的政府紧急救济，在台湾没有听说过。台湾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伤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小公司，允许破产，而与此同时更多的新公司又办起来了。
在这种创造性的新陈代谢中，台湾借鉴了硅谷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做法。台湾现在约有100家风险基金，近20亿美元一直热衷于追踪潜在的"酷"公司。一旦这些公司在台湾上市，它们的发起人可以获取数额巨大的回报。46岁的谢先生是计算机母板制造公司Asustek的总裁，他的公司两年前上市，如今他手中的股票价值近10亿美元。难怪台湾到处都是踌躇满志热切期望成为老板的工程师。台湾的两个年轻人在1983年用存款和向新友借钱，筹得4万美元开办了KYESystems公司，生产一个小小的产品--计算机鼠标。他们的公司1998年的营业额是1.4亿美元。
此外，那些从前流失到美国的科技人员，结果却变成了台湾超乎寻常的高技术财产。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当初由于缺乏安全感而离台赴美，然而，现在美国最主要的公司工作的台湾技术人员，正在以投资者和经理的身份返回台湾，抓住机会赚钱。
展望未来，台湾不能完全逃脱亚洲经济危机扩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地区需求的减弱，今年头6个月台湾总的出口下降了7.1%。今年，台湾的经济增长可能减缓到5.5%，而不是1998年的6.8%。台湾避免经济灾难的最好帮助，是美国和欧洲对台湾低成本计算机和零组件的需求。这个技术岛屿的一种工业--出售不到1000美元的众多刑号计算机，比以住更充满生机。
更长远来说，台湾模式的经验也许会飘过海峡到达对面的大陆。那里已为出击世界市场打下了基础，并且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也超过了台湾留学生的人数，许多人正在美国公司取得经验，最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回家--正像台湾人做过的一样。
此外，近几年在东南亚和南亚已建立了16个科技工业园，其中包括新加坡的肯特岗科学园、鳊的苏勒杰普尔电子城和古尔冈电子城、印尼的瑟蓬科学城等，泰国5个科技工业园也正在筹建之中。
中关村，我们离硅谷还有多远
美国"硅谷"之风早在80年代就刮到了中国，首先是"中关村"对"硅谷"的移植，而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区热，到最近，又有十几家高新技术园地以硅俗为发展目标。纵观中国各地的"硅谷"，从洛阳的中原硅谷到机州的天堂硅谷，从杨凌的绿色硅谷到珠海的东方硅谷，从上海到深圳再到声热浩大的广州软件城，可谓五彩缤纷、特色各异。
北京中关村无疑是中国高科技园的代表作。
中关村处在全国智力资源和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周围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各级各类高校68所，科研机构213家，每年产生辐射全国的高科研成果数千项。
只不过，中关村与硅谷依旧存在着许多差异，让我们来看这样几个数字：
1998年底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硅谷有企业8000余家，年营业额近2000亿美元；中关村有企业4000多家，年技工贸总收入400多亿元人民币。
数字差异的背后，是巨大的技术差异。在中关村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中，联想集团称得上"老大"，去年销售额达178亿元，在亚太电脑市场前三名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采用了国际一流的SAP管理系统，实现对人事、财务、材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电子化管理后，其管理水平已首屈一指。但是，它的产品是国产品牌，里面装的却大都是"洋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严格地说没掌握核心的产品技术，产品不能算作高科技。
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让国内外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功不可没。但市场占有率过高、接近饱和，而产品并没有升级换代，使其丧失了太多的发展空间，成为"长不大"的重要原因。
北大方正核心技术的创造者王选教授说起中关村企业的现状，心情很沉重：目前中关村的企业，包括北大方正在内，没有多少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多。像目前这种电脑制造业算不上高科技产业，真正有科技含量的CPU芯片，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的电脑制造，包括那些著名的大公司，至多算电脑拼装，没有什么高科技术可言。与美国硅谷相比，我们缺少一大批有开发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整个行业处在给外国人打工的状态。
专家认为，中关村的崛起，一是背靠中国的智力密集区，将过去未曾商品化的技术拿到市场成功转化，二是高起点吸纳了国外先进技术。中关村现在的技术，大都是信息产业的外围技术，没有像英特尔的处理器、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样的核心技术。技术的劣势让中关村的许多企业成为硅谷企业的"附属国"。
所以，当1998年北京市提出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时候，英国的《新科学家》周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那是特殊的东西》，文章写道："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硅谷不是世界上一两个最为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而是几十个这样公司的诞生地，惠普、网景、雅虎、微软、太阳微系统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等，它制造出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千上万个较小的公司。在这里，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
该文认为，使这个小小的种植杏树的村落变成世界计算机业王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雇员即股东，购股选择权在成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是"点子+人才+资金"的模式；三是没有屏障的信息交流。而这三点是基于一个良好的政策平台基础上的。作者认为，这就是硅谷的难以复制之处。
技术的差距归根结底是由制度造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说，对比硅谷与中关村不仅要看到技术方面的差距，更应看到技术差异的制度因素。技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但制度是不能跨越的。技术、资金、人才是基于制度基础上的可变量，只要建立了有利于技术不断创新的机制，让企业有不断推进技术生成与更新的动力，让人才有创新的冲动，中关村完全可以像新竹一样由外围技术向核心技术发展；人才是流动的，有人才生成的机制，就不怕人才流失，有利于人才发挥自身价值的制度，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过来，像80年代中国人才的孔雀东南飞；资金同样是流动的，哪里有利益生成机制，资金就会流向哪里。中关村要想用10年时间真正建成高科技园区，必须清理不利于要素流动、不利于公平竞争、不利于企业发展、抑制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积极性的各项政策。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关村软规划课题组负责人赵慕兰有"中关村的理论家"之称，她也认为，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归根到底在体制。诸如缺额产权激励，经理层没有期权，职工没有购股权，限制了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关村没有形成资本链条，缺乏风险投资额有效运作及退出的机制；外贸、中介机构、信息获得等方面还没有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环境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差异，我们现在虽然在向市场经济目标迈进，但许多旧观念、旧体制还亟待突破。
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给了中关村一个实现硅谷梦的契机。在软环境方面，中关村目前也有通盘的考虑，涉及人才、知识、信息、资金、政策、法规、规划、环境等各个方面。
对于比较敏感的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外贸出口问题、金融制度问题等与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定差距的大的政策层面的问题，尽管目前看来打破这些政策限制还尚需时日，但国务院的批复中"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将使中关村能够在正直落后于硅谷的机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主动权掌握在中关村人手里。
中关村惟有在"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的鼓舞下，动手打破束缚发展的各项政策，清除各种有碍发展的不利因素，中关村人才可以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的口号。
硅谷是神奇的，它不仅神奇地出现、存活、诞生"梦幻"公司，而且在一轮梦幻过后又产生新一轮梦幻，始终站在美国新经济的潮头浪尖上。半导体之后是IT，IT之后是internet。硅谷就像一块魔地，吸引着无数的科技精英，也吸引站彷徨的亚洲人。在此背景下，一场"硅谷争霸战"开始在亚洲如火如茶地展开。
为鼓励本国本地区的高科技型领头羊企业，亚洲各国各地区政府大都采取了4种策略：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低廉的土地，以便让这些公司得以立足；健全法制法规和发展资本市场来为这些行业提供发展条件；开放信息通讯市场，促进行业间的相互竞争；投资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高科技劳动力。
在上述4种策略中，第一种最引人注目。从北京到东京，从汉城到香港，各国各地区政府都在通过创建最好的硬件环境来吸引国内外的高科技企业。然而工商界人士却认为，硬件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有竞争性的市场，对投资者有各类保护政策，再加上有创造精神的低廉劳动力，才是最受高科技企业重视的投资和发展环境。
说起来，"亚洲硅谷"的出现并非由现在始，从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已将筑波作为科学城的所在地，并成立了"集中科研机构评审委员会"，将各种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集中于此。1968年开始实施城建计划，前后一共花了近20年时间，耗资超过100亿美元，使筑波科学城成为日本的科研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科学城。
1985年，日本通产省首批选定了在18个边远地区兴建技术城，神奈川科技工业园、广岛新技术园、熊本技术城等一批科技工业园便应运而生。至此，以筑波科学城为代表的科学城模式和九州"硅岛"为代表的技术城模式在日本各地蓬勃发展。
但是，日本经济近年衰退也说明，仅仅形似而不是神似，划一块地，建一座城，没有适当的制度设计、没有足够的耐心（硅谷从1951年起步，奋斗20余年才成其大业）、甚至没有运气的话，"亚洲硅谷"的成功都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
也许，这种争霸战只可能在亚洲上演。非洲各国没有争霸的基础，欧洲各国没有跟风的习惯。亚洲人追求成功的急迫心情是这种争霸战得以上演的心理根基。"急"的结果就可能走捷径：从最容易的地方学起。但硅谷的精华恰恰在它最飘忽不定、最无从下手的那些核心制度和文化上。
不过，争霸终归是进取的表现，亚洲复兴的希望，也许就寄托在亚洲企业在全球经济的不断争霸。
香港，高科技救港
1996年7月，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正为参选特首一事而加紧工作的董建华与太太来到校长田长霖家作客。董田两家原属世交，近年来一直有来往，闲谈之间，田长霖为董建华献上一计，说发展高科技是香港未来的出路。这夜两人谈得十分愉快，一个"高科技"计划在董建华心中渐渐形成。
1997年7月董建华正式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之后不久，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香港亦不能幸免。而董建华便在此时提出"高科技救港"的理念，将发展高增值工业写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并委任田长霖牵头成立"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香港的整体环境是最适合各类高科技公司的，虽然香港缺少高科技人才，但香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素质、数目庞大而精明的投资者群体以及良好的商业服务传统，都有利于香港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尤其是香港政府已决定投资17亿美元修建数码港，这一未来的高科技企业中心将于2001年建成。同时被香港媒体炒得热火朝天的中药港计划也在不断推进，这些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目前已有不少跨国高科技公司签约，准备在数码港里拥有一席之地。
而反对"高科技救港"的香港学者们则认为高科技不等于高增值，且认为政府的过分介入会违反积极不干预的原则。根据《远东经济评论》7月号向香港商界进行的意见调查，多数商家认为香港只适宜发展网上商业，而不适宜做基础科技研究。
新加坡，全球最大的网上城市
专家们认为，新加坡是香港的直接竞争对手。比较而言，香港因为比新加坡更靠近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地理位置和市场投入上明显优于后者。但新加坡的技术性投资环境，尤其是科研开发基础设施则要好于香港。
新加坡年轻的科技企业家吕炳麟从1998年开始与同伴们在新加坡肯特岗数码研究院构思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网上城市。目前这个名为"开天"的网上城市已经建成，在这个看上去有立体感的网上城市中，用户几乎可以找到现实城市中所有熟悉的景物。使用者每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可以在上面建立家园或做其他用途。用户可以乘巴士、计程车甚至地铁到处观光。除了提供城市基础设施之外，"开天"也提供各种工具，让人们建设与装饰家园，当然也少不了提供拆除和搬运工具。用户只须按一下鼠标，一座大楼转眼间就建好，同样，拆除也非常省时省力，绝对没有任何噪音和污染。
目前，新加坡的各大专院校早已与各高科技公司联网，已建成的宽频道网络可在家庭与办公室之间大量迅速地传递各类数字化信息。据新加坡国家电脑局的预测显示，新加坡电子商业市场到2004年将达到25亿新元，等于1998年市场的10部。目前，新加坡一指通网络国际公司正在大力推广其一指通网站。该公司已准备作出巨额投资，设立遍布新加坡全国的一指通终端机网络，现在已有超过90个终端机设在新加坡各个繁忙的公共场所。
马来西亚，不应忽视的对手
新加坡和香港两地都不应忽视的竞争对手当属马来西亚。通过大量投资于"多媒体超级走廊"（MSC），马来西亚现已开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科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在首都吉隆坡以南一个长50公里、宽15公里的高科技开发地带，耗资1000亿马元，花10年时间建成"多媒体超级走廊"的计划。该走廊标志着马来西亚开始全面向知识经济转型。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家国内外公司申请对走廊工程投资。
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只是马来西亚向知识经济转型的一个开始，马来西亚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到2020年使整个马来西亚转型为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这个目标下，马届时将拥有12个"智能城市"，而且它们将与全球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连接。政府的中期计划是在2000至2010年之间，陆续将"多媒体超级走廊"与国内外的其他"智能城市"连接。
有批评家认为，马来西亚的这一科技走廊野心太大，两年前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马哈蒂尔突然宣布实行外汇管制，致使两年前就进驻这里的外资高科技企业利益受损。不过更多的人认为，恰是在这两年里，马亚西亚的高科技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该国斥资5.6亿美元兴建的以美国硅谷为蓝本的"多媒体信息城"在1999年7月8日开幕。
"多媒体信息城"的建成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该城只是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标是利用光纤网路，把多媒体资讯城、国际机场、新联邦首都等大型基建设施连结起来。"多媒体信息城"位于吉隆坡以南，毗邻新首相府，面积约75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面积还大。该城将包含高科技公司、购物中心和住宅，大约可容纳24万人，以发展多媒体产品和服务为主。
台湾，高技术工业的优势
与其说台湾是亚洲建设得最为成功的硅谷，不如说她更像一家定制商店，为康柏、DELL和任何著名品牌公司快速设计和制造低成本的PC机。一大群小小公司却生产出世界上大部分的监视器、扫描仪、鼠标，而这里出产的笔记本电脑更占据世界产品的1/3。结果是，这个人口不到2200万的小岛成为世界上第三大TT产品的生产商。在台湾，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亚洲最类似硅谷的地方，她的近邻没有一个能与之匹敌。
台湾成功的高技术工业模式中包含了5个关键的要素：真正起作用的产业政策；一个使新公司不被债务埋葬而能萌芽生长的金融系统；来自于美国的智囊；源自祖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生产制造的快速和灵活性。美国的巨人企业（如微软和英特尔）设定了技术的标准，而台湾公司就是他们最为迅速的追随者。台湾制造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台湾发明的，但是，台湾总能够第一个以更低的成本推出产品。
台湾不仅仅制造全家的时髦产品，他们也在产品上加上创新的特点。比如，日本的东芝推出了Libretto70亚笔记本电脑，一种大小像一本书、很轻的PC机，可以运行Windosw95软件，零售价在1800美元左右。而随之，台湾最大的计算机公司Acer则发明了其经理称之为"Libretto杀手"的计算机，它是低价位、高性能的机器，有一个更大的屏幕，更长的电池寿命。能说明这种机器的市场潜力的迹象是：英特尔正为它的现场工作售货员购买这种计算机。
虽然台湾模式是完全透明的，但是对其他的亚洲国家来说，要与台湾的模式较量还有一定困难。日本有技术的优势，但是它的官僚企业的反应速度还没快到足够跟上这一依赖PC升级快速改变而生存的工业。做一个决定，日本人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而台湾只需一天。韩国的大集团擅长大规模地生产标准的产品，而不是不断变化的PC机。而且韩国给随心所欲的企业家留有的空间很小，新加坡则赶不上台湾工程天才的深度和大胆。
台湾注重实际的工业政策中最有生气的部分，是把IT放在岛内所有事情的首位，但从不在公司中挑选优胜者和失败者。台湾有75所大学，每年培养8000多位工程师。在台湾，每1万人中有43个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这个数字在韩国是33人，在新加坡是28人。在台湾，官方的研究机构为未来产品的开发积累技术经验，然后把它卖给当地的公司。当地的公司可以在离台北很近的地方，如新竹科学园区得到便宜的生产场地、投资税收收优惠以及许多市场情报。
高技术优势的另一个营造者是台湾的民间资本。在台湾创建技术公司很容易，尽管保守的银行在增大贷款时很谨慎，但是有大量的民间投资者。在日本和韩国常见的政府紧急救济，在台湾没有听说过。台湾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伤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小公司，允许破产，而与此同时更多的新公司又办起来了。
在这种创造性的新陈代谢中，台湾借鉴了硅谷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做法。台湾现在约有100家风险基金，近20亿美元一直热衷于追踪潜在的"酷"公司。一旦这些公司在台湾上市，它们的发起人可以获取数额巨大的回报。46岁的谢先生是计算机母板制造公司Asustek的总裁，他的公司两年前上市，如今他手中的股票价值近10亿美元。难怪台湾到处都是踌躇满志热切期望成为老板的工程师。台湾的两个年轻人在1983年用存款和向新友借钱，筹得4万美元开办了KYESystems公司，生产一个小小的产品--计算机鼠标。他们的公司1998年的营业额是1.4亿美元。
此外，那些从前流失到美国的科技人员，结果却变成了台湾超乎寻常的高技术财产。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当初由于缺乏安全感而离台赴美，然而，现在美国最主要的公司工作的台湾技术人员，正在以投资者和经理的身份返回台湾，抓住机会赚钱。
展望未来，台湾不能完全逃脱亚洲经济危机扩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地区需求的减弱，今年头6个月台湾总的出口下降了7.1%。今年，台湾的经济增长可能减缓到5.5%，而不是1998年的6.8%。台湾避免经济灾难的最好帮助，是美国和欧洲对台湾低成本计算机和零组件的需求。这个技术岛屿的一种工业--出售不到1000美元的众多刑号计算机，比以住更充满生机。
更长远来说，台湾模式的经验也许会飘过海峡到达对面的大陆。那里已为出击世界市场打下了基础，并且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也超过了台湾留学生的人数，许多人正在美国公司取得经验，最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回家--正像台湾人做过的一样。
此外，近几年在东南亚和南亚已建立了16个科技工业园，其中包括新加坡的肯特岗科学园、鳊的苏勒杰普尔电子城和古尔冈电子城、印尼的瑟蓬科学城等，泰国5个科技工业园也正在筹建之中。
中关村，我们离硅谷还有多远
美国"硅谷"之风早在80年代就刮到了中国，首先是"中关村"对"硅谷"的移植，而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区热，到最近，又有十几家高新技术园地以硅俗为发展目标。纵观中国各地的"硅谷"，从洛阳的中原硅谷到机州的天堂硅谷，从杨凌的绿色硅谷到珠海的东方硅谷，从上海到深圳再到声热浩大的广州软件城，可谓五彩缤纷、特色各异。
北京中关村无疑是中国高科技园的代表作。
中关村处在全国智力资源和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周围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各级各类高校68所，科研机构213家，每年产生辐射全国的高科研成果数千项。
只不过，中关村与硅谷依旧存在着许多差异，让我们来看这样几个数字：
1998年底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硅谷有企业8000余家，年营业额近2000亿美元；中关村有企业4000多家，年技工贸总收入400多亿元人民币。
数字差异的背后，是巨大的技术差异。在中关村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中，联想集团称得上"老大"，去年销售额达178亿元，在亚太电脑市场前三名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采用了国际一流的SAP管理系统，实现对人事、财务、材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电子化管理后，其管理水平已首屈一指。但是，它的产品是国产品牌，里面装的却大都是"洋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严格地说没掌握核心的产品技术，产品不能算作高科技。
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让国内外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功不可没。但市场占有率过高、接近饱和，而产品并没有升级换代，使其丧失了太多的发展空间，成为"长不大"的重要原因。
北大方正核心技术的创造者王选教授说起中关村企业的现状，心情很沉重：目前中关村的企业，包括北大方正在内，没有多少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多。像目前这种电脑制造业算不上高科技产业，真正有科技含量的CPU芯片，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的电脑制造，包括那些著名的大公司，至多算电脑拼装，没有什么高科技术可言。与美国硅谷相比，我们缺少一大批有开发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整个行业处在给外国人打工的状态。
专家认为，中关村的崛起，一是背靠中国的智力密集区，将过去未曾商品化的技术拿到市场成功转化，二是高起点吸纳了国外先进技术。中关村现在的技术，大都是信息产业的外围技术，没有像英特尔的处理器、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样的核心技术。技术的劣势让中关村的许多企业成为硅谷企业的"附属国"。
所以，当1998年北京市提出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时候，英国的《新科学家》周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那是特殊的东西》，文章写道："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硅谷不是世界上一两个最为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而是几十个这样公司的诞生地，惠普、网景、雅虎、微软、太阳微系统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等，它制造出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千上万个较小的公司。在这里，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
该文认为，使这个小小的种植杏树的村落变成世界计算机业王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雇员即股东，购股选择权在成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是"点子+人才+资金"的模式；三是没有屏障的信息交流。而这三点是基于一个良好的政策平台基础上的。作者认为，这就是硅谷的难以复制之处。
技术的差距归根结底是由制度造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说，对比硅谷与中关村不仅要看到技术方面的差距，更应看到技术差异的制度因素。技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但制度是不能跨越的。技术、资金、人才是基于制度基础上的可变量，只要建立了有利于技术不断创新的机制，让企业有不断推进技术生成与更新的动力，让人才有创新的冲动，中关村完全可以像新竹一样由外围技术向核心技术发展；人才是流动的，有人才生成的机制，就不怕人才流失，有利于人才发挥自身价值的制度，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过来，像80年代中国人才的孔雀东南飞；资金同样是流动的，哪里有利益生成机制，资金就会流向哪里。中关村要想用10年时间真正建成高科技园区，必须清理不利于要素流动、不利于公平竞争、不利于企业发展、抑制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积极性的各项政策。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关村软规划课题组负责人赵慕兰有"中关村的理论家"之称，她也认为，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归根到底在体制。诸如缺额产权激励，经理层没有期权，职工没有购股权，限制了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关村没有形成资本链条，缺乏风险投资额有效运作及退出的机制；外贸、中介机构、信息获得等方面还没有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环境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差异，我们现在虽然在向市场经济目标迈进，但许多旧观念、旧体制还亟待突破。
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给了中关村一个实现硅谷梦的契机。在软环境方面，中关村目前也有通盘的考虑，涉及人才、知识、信息、资金、政策、法规、规划、环境等各个方面。
对于比较敏感的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外贸出口问题、金融制度问题等与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定差距的大的政策层面的问题，尽管目前看来打破这些政策限制还尚需时日，但国务院的批复中"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将使中关村能够在正直落后于硅谷的机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主动权掌握在中关村人手里。
中关村惟有在"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的鼓舞下，动手打破束缚发展的各项政策，清除各种有碍发展的不利因素，中关村人才可以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