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阳门与朝外“关厢”
　　 朝阳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一，在元朝时称为齐化门。明取代元，齐化门保存旧名。明正统年间修建九门的城楼、箭楼和瓮城之后，齐化门改称朝阳门。朝阳门地处城东，日复一日地迎着朝阳，是北京城最早看见太阳的地方。
　　 由元至清，朝阳门外一带都是经济繁盛之地，它的热闹原因之一要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早在隋朝就已开通的这条大运河，在元朝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连接北京与南方各省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而齐化门，正是离大运河北端重要码头——通州码头最近的一个城门。
　　 明朝在北京建都后，大运河的终点码头从积水潭移到东便门外的大通桥下。如此一来，从运河南来的船只无法进入城内，只能卸船装车，转为陆路。京杭大运河在通州以南称为“外河”，河道宽;通州以北的通惠河称为“内河”，河道窄;加之北京地势高、通州低，通惠河水向东流，通州水运进京的船只只能逆流西上。从通州进京要通过五道闸，舟楫轮候，甚至塞船，性急的就只能“舍舟登陆”了。清雍正七年朝廷拨重资，耗时近一年修建了一条最长的石路，这条两侧为土路、中间用石条铺砌成的“石道”，就是朝阳路的前身，在当时号称国家的“国东门孔道”。
　　 从元代兴建大都城直至民国，“关厢”都是老北京人最熟悉的地方。何为“关厢”？《明史·食货志》载：“在城曰坊，近城曰厢。”过去城门又叫“城关”，所以出了城门就是“关厢”。以城门延伸出来的主干道为中心，“关厢”逐渐向两边扩展，形成了一些与主干道平行或交错的街道，直到占据了城墙以外的所有区域，慢慢形成了棋盘式的街道格局。“关厢”既是城市的外缘，也是城市的前哨。
　　 朝外“关厢”的昌隆，不仅有市井的繁华，更与皇城里的皇帝有关。作为当时的“国东门孔道”，无论是清帝去东陵、去承德避暑山庄，还是外国使节进京城上贡，走的都是朝外“关厢”这条路。即便是皇帝老儿驾崩了，灵柩也一定要出朝阳门。因是皇帝常走之路，也称为御路。
　　 朝阳门是漕粮出入的城门，无论是官粮还是京城百姓的口粮基本都来源于此。民间曾有“关了朝阳门，饿死半城人”的说法，可见朝阳门有多么重要。明清两朝的漕粮从运河南来，到了东便门或通州上岸，转用车马运进京城，那时每天都有千辆运粮马车往返在路上，平均十多米就有一辆运粮车。逢京都填仓之节日，往来粮车更是络绎不绝。粮食进了朝阳门，就存储在城内北运仓、东门仓、北新仓等多座国家粮仓，现在朝阳门内还保留着“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的地名。因为走粮车，所以朝阳门瓮城门洞上，曾刻有一枝谷穗儿，昭示着此门为运送五谷之门， “朝阳谷穗” 也成为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
　　 除漕粮之外，还有丝绸、供品从南方舶来，也需要从朝阳门进城。城门早开晚关，没赶上点、入不了城的车马脚行、押运官员、随从镖客，就得在朝外“关厢”经停歇脚住店，包括离京南去的官员客商。如此一来，朝外“关厢”往来客商川流不息，车水马龙。一些会做生意、有眼光的各路商人看到这巨大商机，就集中在这里争相开设店铺，一来二去，也就有了朝外“关厢”的客舍店家。从西大桥往东约三里地到东大桥，也就是现在的朝外大街，在过去是朝外“关厢”的中心地带，号称“三里长街”。大街两边店铺林立，幌子招展，叫卖声声，粮店、饭馆、酒肆、油盐店、饽饽铺、茶叶铺、杂货铺、香蜡铺、大车店、马掌铺、麻绳店等等，应有尽有。东岳庙、天仙宫、水月庵、观音寺等等几十座寺庙观堂星罗棋布，300多家店铺鳞次栉比，再加上密密麻麻的住户人家，俨然就是一幅栩栩如生、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
　　二、“坛口儿”里的棋茶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1920年，姥爷显然也看好朝外“关厢”这块风水宝地，于是搬离旧所，来到朝外“关厢”最热闹的“坛口儿市场街”，接手了上家儿的豆汁儿棚子。
　　 那时的“坛口儿市场街”人流不息，热闹非凡，名声远播。街里有住户，有店铺，也有卖货摊子，有卖旧货、估衣的;有卖蔬菜、瓜果的;有卖烟酒、小吃的……卖什么的都有。除了吃的用的，还有玩的乐的。书场戏园子里有唱大鼓书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唱京戏的。耍把式卖艺的场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时不时地传来阵阵叫好，声震八方。一条街里头，大师荟萃，民间艺人云集，锣鼓丝弦之声不绝于耳。所以，在解放前“坛口儿”有“二天桥”之称。
　　 在“关厢”这么有名的一条街上卖豆汁儿，姥爷心有不甘。所以，搬过来以后，就有翻盖棚子的想法，但手里没钱，可越是没钱越想闯练闯练。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二年姥爷借了钱，拆了棚子，起了新房。除去自住，姥爷还开了一家茶馆，面积大约200平方，能容纳200人左右，茶馆的名号叫“義和轩”。“義和轩”木匾挂在门头，长90（公分），宽40（公分），行书，大红漆字，用双勾法雕刻，笔力雄健，端正流畅。
　　 “義和轩”备象棋、卖茶水，不备酒饭，也不卖小吃，所以又叫棋茶馆。舅舅说，老北京茶馆有大茶馆、书茶馆、清茶馆、野茶馆好多种，大茶馆最有名，开在大栅栏、天桥、地安门、隆福寺一带热闹的地方，每天早晨五点钟天不亮就挑开炉灶，卸下门板，开门迎客，水沸茶舒，清香扑鼻。“義和轩”虽然面积不小，但刚开张，初学乍练，少有人知，不比大茶馆有那么多客人，每天中午12点开门，晚上10点上门板。客人大部分好喝花茶，个别人爱喝龙井，偶有挎着小篮的小贩进来卖卖花生瓜子。客人中有遛弯的老人，有无业游民，他们坐在一起论时政、话家常，消磨时光;有拉房纤的房牙子，在这交换房屋买卖、典押、租赁的信息;有沿街收买旧货打小鼓的小贩，一边喝茶一边打探消息;也有手艺人没活干，到茶馆沏壶茶一坐，运气好的话，兴许能找到一份营生。客人们边喝茶边聊天，茶馆成了各行手艺人作“攒儿”的社交场所，也有少数人过来单是为了下棋，棋逢对手，争斗高下。“刚开始，茶馆生意也不好做，一天卖个五六十份茶就不得了了。”舅舅感叹：“那年月，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啊！”
　　 有一年，對过儿杨家书茶馆要翻修房子，为使书茶馆不歇业、不流失“书座儿”﹙这是对评书听众特有的称呼﹚，书茶馆杨掌柜找到姥爷，准备借用姥爷的棋茶馆说书，商量好借用俩月，连伙计也过来，帮着卖水、打钱（收钱），商定挣的钱全归姥爷，书茶馆杨掌柜一子儿不要，伙计白使唤。在借用的两个月里，顾客品茗听书，一举两得，非常地享受;茶馆每天客满，又落书钱、又落水钱，进账不错，可比光卖清茶强多了。可好景不长，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杨家书茶馆的房子翻盖好了就将说书生意收了回去，棋茶馆“義和轩”重归冷清。 　　 有一天，姥爷坐在茶馆门口，闷头寻思呢，门口卖酸梅汤的闪福高声问：“张五哥，怎么话儿？不想接着说书了？”“不行，咱们是外行啊！”姥爷摇头。“您甭管，瞧我给您张罗。”闪福大包大揽。说来也巧了，正说着的工夫，一个肩披大褂的壮汉，正从北边朝这边走来，“苗先生！苗先生！您过来，过来。”闪福摆手叫住了苗先生。“苗先生，您在哪儿说书呢﹖”“没地儿啊。”苗先生也正犯愁呢。“那您瞅瞅，这馆子说书行不行？”苗先生抬头看了一眼“義和轩”的门匾，又进门瞧了瞧，“怎么不行啊！明儿个就上，今儿贴告示。”这位壮汉叫苗阔泉，说《后部小五义》的。有苗先生发话，姥爷当天就贴了告示，第二天《后部小五义》就说上了。
　　 有人看“義和轩”说上了书，就提醒杨掌柜：“你得看着点，多留点神，别早晚让张记夺了去。”“耶，不能够﹗他是外行，他懂得什么呀？！”杨掌柜一脸不屑。
　　 眼看《后部小五义》快要说完了，为了继续把评书说下去，姥爷四处打听、结交说书人，一个叫胡阔洲的说书人对姥爷说：“我还是把我师父请来吧，我师傅是袁傑英。”
　　 现代人知道袁阔成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听说过“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但可能不太清楚袁阔成的伯父是袁傑英。想当年，“炮打不散的袁傑亭，累不死的袁傑英，不挣钱的袁傑武”号称“袁氏三杰”。一家哥仨说评书，还都说成了名角，走遍天下，寻不到第二家！
　　 请到了袁傑英，袁先生却说：“没破台，我不干。”“什么叫破台？”姥爷一脸茫然。原来，各行有各行的规矩，要想开书茶馆，先得请齐一年12位说书人，6人说晌午（14点至16点），6人说灯晚儿（19点至22点），排好说书的顺序，类似于码出一年的节目单来。然后一众说书人在“头儿”的率领下，到待开张的书茶馆一起举行破台仪式，认门开宗。
　　 既然想吃这碗饭，就得守这一行的规矩。于是，姥爷遍访说书人。之后不久的一天，12位说书人、7位陪客来到“義和轩”，寒暄过后，就开始在事先砌好的两米见方、高一尺的书台上烧香，然后斩两只扑棱棱的活公鸡头于书台上，拎鸡围着书台走一圈，以鸡血淋洒于书台各处。之后，在袁先生的带领下，说书人向摆在书台上的牌位次第磕头，祭拜说书人的祖师爷。人们常说评书祖师爷是周庄王，业界却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评书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艺人柳敬亭。经过长期发展沉淀之后，民国时期成为了评书的中兴期。
　　 破台仪式结束以后，姥爷在自家茶馆里摆了两桌席。其间，姥爷将事先包好的一个封儿给了袁傑英袁先生，内装10块现大洋。袁先生指导姥爷，破台以后，一年当中各位说书人就可以轮流到您这儿展示才艺了，谁的书说得好，您心里多留意，以后请人可以择（zhai）着用，意思是谁好请谁。
　　 通过袁先生的指点，姥爷开始学习说书行的规矩，由原来的棋茶馆，改成了书茶馆。那一年是1922年，即民国11年，姥爷24岁。据查，清末书茶馆开始萌芽，民国时期恰逢评书的中兴期，20世纪20年代可谓北平评书艺人的黄金岁月。如此说来，正值年少阳刚的姥爷，其蓬勃的生命轨迹与书茶馆的昌盛以及评书艺术的鼎盛时期基本重合。
　　 旧京评书艺人的演出，有“窑口”和“撂地”之分。所谓“撂地”， 就是在地上画一个白圈儿，作为表演的场子。按行话来说，这叫“画锅”。画了口“锅”，有了场子，艺人就有碗饭吃了。但是，风雨一来，观众就散了，所以这种撂地卖艺的方式又叫“雨来散”。在书茶馆演出的为“窑口”，相对街头卖艺的“撂地”而言就比较高级了。
　　 在书茶馆里说书，又分为“说早儿的”、“说晌午的”和“说灯晚儿的”三种。一般名角儿都是说“晌午的”和说“说灯晚儿的”，而那些学徒的、刚出师的以及一些没名儿没角儿的专门“说早儿”。而“義和轩”一上来就说“晌午”和“灯晚儿”，请的全是叫座儿的名角，可见姥爷的书茶馆不仅赶上了评书的好时代，起点还蛮高。
　　三、书茶馆“義和轩”
　　 对过儿的杨掌柜见姥爷改弦更张真开起书茶馆来了，心生不满，逢人便说张记开书茶馆是外行。确实，姥爷最早在这儿卖豆汁儿，开书茶馆的确是初学乍练，说书行水深、规矩大、讲究多，杨掌柜瞧不起姥爷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掌柜的老家儿就是开书场的，经过代际传承，经验丰富、资源深广，是行家里手，确实不假，可惜卢沟桥事变以后杨掌柜抽上白面儿了，生意就走下坡路了。
　　 前脚日本占领北平，后脚烟馆（鸦片）、白面房子就蔓延开来，日本推行“毒化”政策，企图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那时候，白面馆子都是朝鲜浪人开的，前面是买卖的门店，后面是可供抽白面儿的馆子，仅坛口儿市场街就有8个面儿房子，吸上瘾者倾家荡产，连偷带摸，卖儿鬻女，流入歧途。那年月一个贴饼子才2分钱，抽一次白面儿得5、6毛，够吃一个礼拜的了。
　　 舅舅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有钱人，刚来的时候穿着大皮袄，戴着羊剪绒帽子，兜里掖的一把一把全是钱，家里阔气，人又体面！但抽着抽着，后来帽子没了，皮袄没了，俩月后人也没了。面儿房子天天有死人的，里面专门有人看着，见白面儿鬼奄奄一息就赶紧抬出去，远远扔了，不能死在人家面儿房子里，脏人家地盘。无冬历夏，即便是数九寒冬，抬出去的时候身上也只剩下一背心一裤衩。杨掌柜染上了毒瘾，再好的生意也支撑不了他的嗜好，年复一年，生意一直走下坡路。抗日战争还没结束，书茶馆就关了。临了还跟姥爷央恳，要了三毛钱打了一针杜冷丁，最后只剩下一背心、裤衩，让人拖出去，扔得远远的。这是后话。
　　 自打入了书茶馆这行，姥爷边学习边经营。在书茶馆里說书，规矩是“三七下账”、“头尾不下账”。所谓“三七下账”意思就是，七成收入是说书人的，另三成收入才归书茶馆掌柜。“头尾不下账”指的是，如果说书两个月，那么头一天和末尾一天打的钱都是说书人的，没书茶馆掌柜什么事。大鼓书有所不同，遵循的是“头尾下账”、“二八下账”。“头尾下账”说的是，头一天和末尾一天挣的钱，书茶馆掌柜也有份。“二八下账”，指八成收入都是鼓书人的，二成收入才归书茶馆掌柜。再有不同的就是，鼓书人自个儿打钱，书茶馆掌柜不管。 　　 下账也有例外的。姥爷就遇到过这么一位说书人，他问：“您这馆子能盛多少人啊？” “我这能盛200人。” 姥爷回。“那好，如果来195人，差5个‘书座儿’，今儿挣的钱都归您，我一子儿不要。要是200人都来了，怎么办呢？人家三七下账，我这二八。”说书人底气十足！别说，人家也真有本事，满堂座，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嘿！那叫座魔力！
　　 “義和轩”每天下午2点开书4点完，晚上7点开书10点散。屋里青砖铺地，摆满了不曾上漆、露着白茬儿的长桌子长板凳。当初破台的台子上，摆上书桌，桌前挂着一个织锦缎的绣花围子，书桌后面摆一把供说书人坐的高椅。台子后墙正中挂着一面镜子，镜子左右各挂一块一米来高的黑牌子，上面用白粉笔分别写着白天儿、灯晚儿说书人的姓名及所演书目。台子两侧头里各有一条板凳，那是偏座。台子前方的两个座，正对着说书人，是全场最好的位置，姥爷打钱的时候就从这起头。这两个“正座”，好像有一种说法，叫“龙虎凳”，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票座”（不能不花钱白听），亲朋好友家人一概不能坐，必须自己掏钱，不许白不刺啦地蹭听，师叔、师大爷来了也得坐下首，给钱也不能坐正中间。
　　 “书座儿”们一进门，就一声声地叫着“张五伯！”，一一跟姥爷打招呼。姥爷一边寒暄，一边招待茶客。那时候不是沏一大壶，再往茶碗里一碗碗地倒，而是一壶一碗，一人一套。别的茶馆用的是粗砺的“大沙包”，糙得跟煎药的砂锅似的，唯独“義和轩”用的是精细的小瓷壶、小瓷碗，所以，“義和轩”又有“小瓷壶儿张”的别称。姥爷从茶叶铺买来大包的茶叶，回到家里再一包一包地分装，小包包得非常標致，跟小燕儿似的，好看极了。有一回姥爷去茶叶铺买茶叶，没事一边聊天一边跟着伙计们包包，茶叶铺掌柜见了很是惊讶，直问“您在茶叶铺干过吧？”可见姥爷包得有多么专业。一小包茶叶5分钱，可以买，也可以自带茶叶包。边喝茶边听书，悠哉游哉，乐乐陶陶。但品茗听书的“书座儿”，毕竟还是少数，大多以听书为主，如果人家书茶馆10个有2个3个喝茶的，“義和轩”有4个、5个，在书茶馆里喝茶算是多的了。
　　 早年间，舅舅曾去天桥一家书茶馆听书，亲眼见书茶馆伙计接过“书座儿”自带的茶叶包悄悄走到后面水房，背人时才打开，从里面捏出一撮儿来，一边捏着，一边瞄着外面，旁边被捏出来的茶叶有一堆儿啦，日积月累可不老少呢。舅舅把这“见识”学给姥爷听，姥爷摇摇头：“他行他的，咱行咱的。”遇见自带茶叶包的“书座儿”，姥爷永远是当着面打开，当着面把茶叶投进茶壶，当着面沏上。在这流程当中，对自带的茶叶包绝不打开了放鼻子底下闻，不卫生、不礼貌、不尊重的事，不干。
　　 “书座儿”里面有老的，有少的;有穷的，有富的;有大字不识的，有饱学诗书的;有住周边的，也有大老远专奔评书来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杂性。卖苦力里头，有蹬三轮的，拉洋车的;财主里头，有资本家，有吃房产的;做学问里头，有老师，有工程师，有大学教授;还有旧官员和满清的遗老遗少;“義和轩”挨着南下坡清真寺，回教“书座儿”也不老少。有趣儿的是，有一国民党旧军官，山东人，姓刘，爱纳鞋底子，还给咱们家里一双呢！舅舅“哈哈”一乐说，有父亲带着儿子一起听书的，有哥俩就伴来的。铁路上有一位，人称邢六爷，大胖子，天天来，老坐在头一桌，姥爷一早就把茶碗给扣上，占上座位，老“书座儿”了，人不来，闲着，也把碗扣上，交情就到这份上。这“书座儿”里面，嘿，五方杂处，藏龙卧虎啊！
　　 有一位工程师，姓张，每次骑摩托车过来听书。现在骑摩托车不新鲜，那时候整个坛口儿市场街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人家工程师就骑摩托车！还有一位齐教授，北京大学教历史的，等散书了，齐教授还留下来，跟说书人坐一块堆，切磋评书、探究历史，甚至对评书中一个字的读音、一个词的用法、一段历史的真伪给说书人“择毛儿”﹙听众提意见、挑毛病，或提出质疑﹚。如果赶上李存源，每次散书了，就和李先生一起走着到朝阳门内坐铛铛车去，边走边聊，相谈甚欢。
　　 不仅给钱的书座儿“择毛儿”，在外面蹭听的“眼睛毛”也“择毛儿”，差一点都不行。所谓“眼睛毛”，就是书茶馆外边、窗根底下趴在窗台上蹭听的那群人。舅舅记得是阎伯涛说《施公案》，有一天刚说完，一位“眼睛毛”右臂举过头顶：“先生，给您钱，”说着随手把2分钱递过去，“我问问您，施公大人是文是武啊？”“是文啊！”阎先生答。“是文？驷马倒攒蹄捆一天一宿了，解开了，下来就走了？给您捆起来试试。您不得活动活动腰腿，再走。”有的时候，“择毛儿”的挑得在理儿，说书人也不得不说：“我错了，我错了，下回改。”
　　 有一天，李荫川说书说到去井里捞人，差那么一句没交代完。有一位姓张名增的老“书座儿”等散书了，就叼着大烟袋来到李荫川跟前：“李先生，我给您提点意见。” “您提，您提。”李先生很客气。张增指了指我舅舅说：“我跟他父亲交情最深，冲着他父亲张五伯的面子，我当着大家的面不撅您。等散书了，我再跟您说。我现在就问您一句，您怎么答复我，井里的那6个人还泡水里着呢？” 那“择毛儿”！一点都不客气。“義和轩”有一“书座儿”洪栓子，人称“洪辈儿”，就爱“择毛儿”。陈荣启多大的范儿啊，都怵他。有一次，陈荣启对姥爷说：“说实在的张五伯，我到您这，得加100个小心，我到别处，随便儿！”
　　 听众围着说书人，边听书，也边琢磨。听众不光是被动的接受，也有的是听书的行家。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也不乏像齐教授这样的博学者，或者像张增这样较真儿又往往在理儿的平头百姓。过去的说书人，有些知识也是从听众中学来的。据说民国年间，品正三在西安市场长顺轩说《隋唐》，书茶馆掌柜常锡五是当年评书大家双厚坪的老听客，每天散书后，品正三就请掌柜的喝酒，一边喝一边听他指教，常锡五便将当天这段书双厚坪是怎么个说法一五一十地讲给品正三听，两个月下来，品正三基本上摸到了双厚坪说《隋唐》的路数。古人说，受人一句便为师。所以谦虚的说书人，往往把听众也视为老师，有误就更正，提升了自己，也以免误人。 　　 书茶馆里一般没有“女座儿”，一条板凳人挨人，掺和一起不合时宜。除非来一家子人，带着女“书座儿”，坐一块堆儿一起听，有家人看护着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姥爷就会走到说书人跟前，手指在桌上敲两下，或者和说书人对个眼神，提醒说书人有女眷在场，要特别地留意，别说脏话。有的书茶馆前面有一圆圈，放一张圆桌，叫“池子”，按现在就叫“雅座”，一家子带“女座儿”可以坐那儿。戏馆子里也不卖“女座儿”，就池子里卖，一张方桌，一家子围着座，混在一起坐不可以。舅舅说，他小时候到天桥听评书，书茶馆儿里专门有人转悠，一圈一圈巡视，瞅见“女座儿”就躬身有请：“您请，您请，别脏了您的耳朵。”不让“女座儿”听。
　　 除了听书的，时不常的也有同行晚辈儿过来观摩学习的，见了说书人得请安，“师叔，您辛苦！”道完辛苦之后坐在后头去。“有的说书人不愿意让同行听，”舅舅透露：“不愿意让你听，怎么告诉你呢？说到褃节儿上，说书人一拍惊堂木，然后俯下身、擦着书桌往前把惊堂木这么一推，眼睛直勾勾瞪着你，这就是轰你呢，示意你赶紧走，下面不能听。晚辈儿一见，心领神会，马上起身。走的时候，还得说话，师叔再见！您辛苦着！然后立马走人。”
　　 话说回来，开书时点一到，说书人站起来，拍一下惊堂木，目光炯炯，环顾四周：
　　 钢刀劈水水不开，
　　 钝斧劈冰冰粉碎;
　　 蜜饯黄连中心苦，
　　 强摘瓜果不能甜。
　　 说完，说书人将惊堂木往桌子上“啪”地一拍。这叫开场白，又叫开场词。见天见说书，前面都有这么一段。“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有的說格言，有的说警句，有的说古诗，有的说新词，李荫川就爱说交通的新词。但不管说什么，总有的说，有的人一天一换，天天不重样;有的人一转儿老是念那四句。短短几句，让你有所思、有所悟，总有些收益。开场词说完了，开始说书，昨天说到哪儿，今天得哪儿接。
　　 说完一段之后，说书人将惊堂木再往书桌上这么一拍，开始轮到姥爷，他一米七八的大个，站在那里面向“书座儿”，喊一声“头回——”，声儿拔得高高的，音儿拉得长长的，下面安安静静的，喊完之后就拿着一个笸箩从正座又叫“龙虎座”的地方开始打钱。面对200位“书座儿”，把打钱的笸箩最先送到谁跟前儿、怎么送到跟前，看似一个小小的动作，却深谙门道，不是随随便便、得哪儿是哪儿、一个接一个挨着排儿的来那么简单。一年之计，惟在于春。 一日之计，惟在于寅，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谋好篇、布好局、开好头”，向来是国人看重的。坐正座的往往是最要面儿的或最有交情的主儿，从他们这开始打钱，起好步、带好头是一定的。不仅要开好头，还要一贯到底，“书座儿”尚未把书钱准备停当，掌柜或者伙计不宜把打钱的笸箩直杵到人家的眼面前去，不能带有丝毫祈求、索要甚至逼迫的意味。在“书座儿”把钱掏出来、预备好的那档口，掌柜也好、伙计也好恰当其时地把笸箩递过去，表现出来的是迎接、领受的意思，分寸拿捏得是恰到好处。“打钱”要让“书座儿”感觉到的是受人尊重的那种舒服劲儿，待人接物细微之处透露着的是皇城脚下北京人的那种讲究，留给掌柜和伙计自己的则是自尊、守老令儿的美名。
　　 打钱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能用手去拿（接）钱。据说，旧时书茶馆掌柜或者伙计打钱时拿笸箩的姿势也是特别有说头的，二指、中指、食指在前，拇指和小指在后，手心朝下，五指合起来像一把钳子，前仨后俩把笸箩夹住。为什么呢？因为尊为先生的评书艺人是靠艺术吃饭的，不是街边要饭的，乞丐才手心朝上伸手向人讨钱呢。只可惜，在舅舅那里没有得到佐证。
　　 头一回收一毛，“书座儿”早早地把一毛钱预备好，要么递给姥爷，要么自己将一毛投进笸箩。姥爷不单收钱还得唱收，高声大嗓一一唱出来，“一毛、一毛、一毛……”有多少位“书座儿”喊多少声。轮到后面打钱也是一样。为什么要一一唱收呢？目的是说完书，说书人和书茶馆掌柜好分账。
　　 如果从头听到尾，一场下来总共花两毛。如果来晚了、半截儿听，花不到两毛，一毛、五分也是常有的。那时候听书，没有听一天两天的，一听就俩月，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来不了，两个月下来大概得十几块。老年间，二、三分钱可以买个贴饼子，十几块钱，可是个钱嘞！能养家糊口不少日子呢！可见“书座儿”既得有饭辙，还得有闲。见天心里惦记着，到点得听书去，花钱不说，真得往里搭工夫、花精力，比现在追剧还王道。现在追剧在电视、电脑家里头，在随身的手机手里头，那时候听书得大老远自个儿去，家住二十里地以外高碑店的都不新鲜，无冬历夏，那才叫铁杆听众呢！
　　 舅舅讲到这里，还透露了姥爷曾经出过一回差错。有一次头回收钱，“一毛，一毛，一毛……”一一的唱收，有一“书座儿”没给一毛，只给了5分，姥爷为了让他高兴、不难堪，心想少给就少给吧，分账时自个儿多担待点就得了，所以依旧喊了“一毛”。说书人是位盲人，在分账时对姥爷说“这钱分得不对！”姥爷很诧异。“还差钱呢。”听说书人这么一说，姥爷才恍然大悟，“噢，刚才有‘书座儿’给5分，我喊的是一毛，分得是不对。”于是重新分账。原来姥爷唱收时，说书人支愣着耳朵在听、用脑子在记呢！打那以后，姥爷在细心之上再加个“更”字。虽说200人的说书茶馆子，只有他一个人张罗，既得沏茶，又得打钱，忙是忙，但井然有序，不仅在分账上没再出现过差池，散书了，几十套精致的小瓷壶小瓷碗也敛回来了，一把不少、一个不缺。有一说书人就说了，打钱的打钱，续水的续水，没有一个人什么都干的 ，可人家张五伯既打钱，又续水，自个儿全干了，跑遍北京城（的书茶馆），没地儿找去！
　　 轮到末尾的一天，该结束了，说书人自己的钱也挣完了，这时候交情好的说书人就该说了：“末天的钱都是我的，掌柜的落不着。得嘞，您们各位也别走，我再续三段，为什么续三段呢？掌柜的伺候咱们俩月了，还没挣着钱呢。我呀，义务说三段，您们可别按三段给钱，您随便，要多给，能给多少给多少，不限，都给掌柜的。”虽说“头尾不下账”，但末尾这一场书下来，如果说书人得十块，书茶馆也能落下十块八块的，有时甚至比说书人挣得还多。可见姥爷广结人缘，应了字号“義和”的内涵。 　　 现在国家有法定节假日，该休息休息，该拿双工资拿双工资。过去一年到头365天，书茶馆天天说书，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也不歇业。但三十初一不下账，也就是说大过节的这两天，挣的钱都归说书人，书茶馆掌柜瞎忙乎半天，一分钱没落。年复一年，姥爷总是说：“既要善待‘书座儿’，更不能亏待了说书人。”除了善待“书座儿”和说书人之外，还要善待“眼睛毛”。每场评书开讲，窗根底下都得“踪”着五六十蹭听的人，包括很多身无分文的孩子。解放以后，有的学生来这儿听几回书就上瘾了，甚至旷课来这里听说书！这群人，也得好生待着，不能轰，不能得罪。
　　 书茶馆旁边有一水房，墙角立一水缸，炉灶上有四个火眼儿，每个火眼儿上坐着一个大铁壶，长嘴儿，水一开，热气呼呼地顶着圆盖儿，发出吹哨一样呜呜的声音。每年冬天，屋里生着一个高座煤球炉子，暖暖乎乎的，从屋外能看到里面玻璃上涂着一层白蒙蒙的雾气，羡煞在外边挨冻的人。有电以后自不必说，没电的那年月，晚上茶馆里点上四五盏大煤油灯，灯芯忽闪，人影婆娑，200口子聚在一块，和书中的情节一起喜怒哀乐、跌宕起伏……有一年，李傑恩说《封神榜》，一句高调、拉长音儿的“二郎爷叫狗……”，划破静谧的夜空，把东郊警察署巡夜的警察给叫来了。他砰地推开门，大声吼道：“深更半夜的，你嚷嚷什么那你！”当着一屋子的人，说书人挨了警察一顿呲瞪。惊着巡警的还不止一次，“书座儿”都是大老爷们，凑在一堆儿抽烟卷、叼烟袋的少不了。一个月明的夜晚，巡警路过，发现从书茶馆的窗户直往外冒烟，于是三步并作两步直奔过去，猛然踹开门，反倒把一屋的“书座儿”吓着了。“乌烟瘴气的，我寻思着火了呢。”巡警用手扇着空气。“书座儿”们恍然大悟，笑场一片。“后来都成笑话了，这两件事。”舅舅嘿嘿笑道。
　　 晚上10点散书了，“请各位明天开早！请各位明天开早！（请各位明天早早来的意思）”姥爷冲着起身散去的“书座儿”们招呼。“明天开早！” 、“明儿见您呐！”“书座儿”们声声唤着姥爷的“官称”张五伯，跟姥爷道别。待“书座儿”们一一散去，姥爷、舅舅开始通风扫地、擦桌子、摆椅子、上门板、洗茶具……每套茶具都不能有茶锈，不管有多累，当天晚上也得把壶里的乏茶倒进木桶，再用水里外冲洗，白布擦干，整齐地摆进壁橱，为第二天备用。
　　 每到旧历年底，姥爷都要宴请诸位说书人，一方面答谢一年来的照顾;一方面也是下请帖，也就是相当于发放第二年的节目排班表。下了帖子以后，说书人到时候不用请，书茶馆掌柜和说书人都很讲诚信，他们按照排班顺序按时来说书，风雨无阻，从不失约。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有书茶馆70多家，知名的不知名的说书人有100来位。每位说书人在一个书茶馆内只许说俩月，说完一部大本评书叫“一转儿” （后来改一月一转儿），“義和轩” 也如是。头路角色才能呆一转儿，第三四路角色，皆畏而不往。第二路角色亦有磕出去、做不到一转儿的时候。说书人到某书茶馆说书，如果不上座，说书人辞了馆另寻他处的，同业人会讥诮他在某书茶馆磕出去了。“磕出去”为评书界最耻辱、最没面儿的事。“義和轩” 能常年做到俩月一转儿，说明请来的都是头路的名角儿。按照舅舅的说法就是“你姥爷，软的不请。”
　　 海报，老年间就有。为了吸引更多的“书座儿”，姥爷在一张大红纸上大笔一挥：“于*月初*，特邀***演员演出《***》，准时开书” ，然后糊在一张木板上，支在书茶馆外面，走过路过都能看见。
　　 海报，多数时候是姥爷自己写，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说书人品正三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姥爷偶尔也会有劳品先生题词写字。舅舅印象中有两次，一次是抗美援朝时候，姥爷邀请品先生写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八个大字，贴在书茶馆的后墙上。还有一次，下转儿该轮到赵英颇说《聊斋》了，品先生在正常海报的规制上，在“赵英颇”前面加了四个大字“评书大王”，把最美的赞誉献给同行。而恰恰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的是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品正三应邀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三和成书茶馆说书。开书当天，他见书茶馆门外的海报上写着“评书泰斗品正三”几个字，立即叫來书茶馆掌柜的说：“说书的应该把书说好，精益求精是本分。再说我所会的有限，自吹自擂称‘泰斗’，令同行憎恶，令听众取笑。今天不把这海报去掉，我扭头就走。”掌柜的无奈，只得摘下写有“评书泰斗”的海报，品正三这才上台说书。他跟徒弟常说：“要做学十当一的贤人，不做学一当十的狂生。”可见品先生多么虚心好学。
　　 1919年前后北平成立了评书会，老评书艺人也各立门户，收徒授艺。说书行讲究拜门，不拜师是不能说书的，说书人不是想到哪儿发展就到哪儿发展的，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说书艺人不拜师，小心被人携家伙，”尤其外疆派，要想入本地这行，首先得拜师入门。
　　 拜师，得在饭馆准备酒席，由师父把本门的人请来，徒弟给师父行跪拜礼，送个见面礼。师父按照本门的字，给徒弟另起一个名字。有的徒弟是带艺投师，有的原来什么都不会。拜完师，徒弟学徒时得照着镜子说，师父给你纠正几句那就了不得了。傅阔增是王傑魁的徒弟，每天城门一开，就直奔着师父的家跑去，给师父倒夜壶、笼火、坐开水、沏茶、做饭、到外面买东西，什么都得做。师父躺在床上听，徒弟站在底下学着说。“不对！不对！你脑子干嘛去了？”徒弟挨了呲儿，想想哪儿说错了，改口再接着说。说对了，师父不言语了。
　　 学徒期间，学说评书的方法，不是死读书本，而是口传心授，以听当先。这个特点，历来如是。说书人使的“活”，如果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不是从口头上学来的，说书人管它叫“朵子活”。“朵子活”的特点是，在舞台上说书，甩不掉书语，这种“活”不受同行人赞许。同行人重视的是“道活”，也就是一句一句听来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出徒时，师父会赠给徒弟三样东西：醒木、扇子和手帕，这三样是说书人手中的道具，其中醒木又是评书艺人演出的执业许可证。醒木不是自备的，是徒弟学艺功成，在隆重的出师仪式上，师父授给徒弟的。徒弟当众接过醒木，以后才能自己独立演出。在演出过程中，开始表演时拍，醒木惊天，让观众安静，引起注意，又叫惊堂木;结束时拍，让观众悬想回味;节目当中拍，烘托气氛。说书人用的扇子就是普通的折扇，在说书过程中，它是刀，是枪，是矛，是杖，是棒，还是戟，不仅是武器，也是文人墨客手里的一支笔。手帕就是通常一块素白手帕。表演当中，折叠起来可以代替皇上的圣旨、亲人的书信，也可以当手帕，模拟擦汗、擦眼泪，但不能真擦。 　　 说书是有辈分的，舅舅讲王傑魁、袁傑英、袁傑亭、袁傑武、李傑恩、刘傑谦、金傑立……是“傑”字辈的;往下是“阔”字辈的，张阔兴、袁阔成、连阔如、苗阔泉、杨阔庵、傅阔增、马阔山、高阔轩、胡阔洲……“阔”字辈的特别多。再往下是“增”字辈的，马增祥、丁增启、朱增富、耿增春……其他还有传两辈的，品正三、冯正春、廷正川、赵正升……是“正”字辈的，下面是“荫”字辈的，陈荫荣、陈荫魁、马荫良、李荫川……另一支：刘继业、刘继云、王继隆、王继兴……是“继”字辈的，往下是“兴”字辈的，王兴周、段兴云、许兴奎……再一支：陈荣启、李荣奎、赵荣友、曹荣禄……是“荣”字辈的，下面是“祥”字辈的，刘祥明、孙祥瑞、叶祥真……也有像李月三、李万兴……这种找不着辈儿的。
　　 民国期间，潘诚立是评书研究会会长，他住一假四合房，东厢房只有一米多进深，住人不宜，藏书正好，上上下下、铺天盖地的全是书。他博闻强记，你让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说书人把一部名人著作、文学作品拿到手以后，并不是把它熟读、背诵之后就上台去说，而是说书人要遵循评书艺术的规律，把书本语言改编成评书体，这能耐又不是每位说书人都有的了，潘诚立就是凤毛麟角的一位，昨天刚看完的书，今个儿他就能用说书的形式给你说出来，所以人称“圣人”。
　　 再说，“圣人”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文雅脱俗，艺术精湛，说起书来声音洪亮，抑扬有致，“赞、表、白、评”浑然一体，把书说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为什么知道潘诚立家满屋子都是书呢？是因为刚开书茶馆那阵，姥爷三天两头到他家里去邀请，他总说：“不行，不行，我得五年以后才能转到你那去，我得先去你们对过儿。”要说姥爷的邀角能力真有一套，多么大的角儿，都敢登门拜访，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三趟，只要是想请的，费多大的劲儿也得给请来。姥爷的真诚终于感动了潘诚立的二太太，“人家年轻轻，诚心诚意的，天天来求你，你就应了人家吧？啊！”“得得得，我明年就去，明年就去。”二太太一发话，潘诚立就点头同意了。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潘先生得了“搭背”，没等到明年，人就走了，可惜了。
　　 刘继业在“義和轩”说《济公传》，天天满堂。他说书语言诙谐，形象风趣，使出的“包袱儿”后味无穷。就是有一样，说三天、歇一天。头一次歇之前他跟姥爷打招呼：“明我歇了，您找人。”姥爷以为就歇一回，没想到还有二回三回。姥爷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个时间特意登门拜访，得机会问了一句“您怎么老歇一天呢？”刘继业抖搂着双手，“说《济公传》，我就会40天，不歇成吗？！”姥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说三天、歇一天，将40天的书拉长到两个月。时间长了，“书座儿”们就给刘继业起了一外号——“歇工刘”。在他歇工这天，姥爷就让舅舅坐着洋车上一两站地以外的吉市口头条去接吴阔迎，请他说一段《三国》，补上这一天的空缺。
　　 “袁傑英，是袁阔成的二大爷，大高个，长得帅，一双大手跟蒲扇似的。说书的特点是武书文说，不闹不躁。说表中蕴含人情事理，娓娓道来，坐谈打斗，一招一式，条理分明。就拿摔跤来说，躺是躺，站是站，活跤，好看！跟真的似的。”舅舅回忆：说《施公案》，头三段，你听不出来他说什么呢，好像怕累着自己似的，所以人称“不卖力气的袁傑英”，也有人送外号“累不死的袁傑英”。可后三段，你的耳朵追不上人家的嘴，邦邦邦邦邦邦邦……，听着那叫一个解气、过瘾！最有特点的是，快说完了的时候，他给你讲一段小笑话，除了他，没别人，就这么一位。舅舅记着有一个小笑话是这么说的，说前面是一条一米见宽的胡同，有一只猫想过去，它原地转了几个圈，犹豫着，最后还是屁股往后一坐，身子往前一窜，“噌”的一下飞过去了。回头往下一看，说了一句：“好悬﹗好悬﹗”一天一样，每天说的小笑话都不重样。不仅现场逗你乐呵，还让人事后回想，咂摸著滋味，想着茬儿的乐。当你端起碗吃饭的时候，不经意想起这个小笑话就噗嗤一乐，笑喷了饭碗。袁傑英是上等演员，听他说书的，有钱的主会多一些，别人给一毛，有钱的主给一块﹙大洋﹚，一场中总有那么十位八位的，多给，还不让言语，不愿意声张。京剧净行演员金少山就追着袁傑英，袁傑英上哪儿说评书，他就追着上哪儿听去。
　　 品正三，出身评书世家，自幼家学，19岁在北衙门当缮写生，21岁说书。他以家传《隋唐》为基础，参照双厚坪的《隋唐》，编演了一部长枪书与短打书相结合的《隋唐》，许多评书艺人说《隋唐》，只到“李元霸锤震四平山”，而品正三的《隋唐》一直说到大唐开国，最为完整，艺术成就最高，风格尤为独特。品正三说书，干净洗练，琅琅明彻;评议古人，颇有卓见;讽刺时弊，每涉奇趣。还有一大特点，他在台上特别活跃，跳来跳去，闲不住，加上语速又快，所以外号“狗豆子”。
　　 说书一般都站着，唯独连阔如爱坐着说，所以“书座儿”给起了个外号叫“大座钟”。一开始，连阔如随师父李傑恩学袍带书《封神榜》，后来又师从张诚斌进修《东汉演义》，最后张诚斌把评书“绝本”或者叫“秘本”的《东汉演义》兜底传给了连阔如。舅舅说，在创作或改编的过程中，说书人用毛笔在宣纸本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写成“评书体”的本子，少有的说书人能写，大部分写不了。只有师父说不动了，或者徒弟出奇的优秀可人，师父才有可能把评书的这个本子，叫“绝本”也好，叫“秘本”也好传给徒弟。功夫不到，感情不到，师父都不会兜底，把“看家”的宝贝传人。而评书的“绝本”、“秘本”在行内叫“c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