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
　　作者不知何人，亦不知网站由谁所办，但因其文章现在还转贴在国内一些门户网上，所以有作答的必要。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催促我澄清真相。
　　总理沾了父亲的光？
　　《看待》提到我，说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亲为爸爸，叫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的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
　　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总理反对父亲90周年的纪念会？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事。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90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我们兄妹和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选一个“生面孔”到中办
　　当年选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父亲提出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
　　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同时强调，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有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父亲那种对干部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为何温总理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因此就成为媒体上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每位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对一位过世的公众人物来说，家属、亲友、熟人、同事、上下级的纪念，固然让家人感动，但让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生面孔”的人纪念他、记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温总理写纪念文章是个例子。让更多“生面孔”能记住的人物，才更有历史的魅力。
　　我没有带着锦涛同志去见我父亲。我是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产经新闻》记者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后将这个新闻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映。
　　以后就是工作的接触，后来，父亲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过年就会来。就是来这里。
　　再回兴义忆耀邦（节选）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全体成员，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向郊外走去。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只见耀邦同志还坐在一把竹椅上等我。我向他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