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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宋长征散文集《乡间游戏》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他写下了60余种消失的乡间游戏,抓子儿、摔方宝、打陀螺、吹泡泡、拧柳笛、丢手绢、糊风筝、翻花绳、打水漂、捏泥人、跳绳、摔跤、斗拐、荡秋千……在对游戏的叙说中,童年往事及乡村风物一一再现。
宋长征——这位成武县孙寺镇的乡村理发师,用文字和剃刀展示时代的多重性格。著名作家张炜对他的“游戏”给予高度评价:“曾经的乡村游戏,养活一代人的记忆。长征用一支朴拙的笔,记录下那些生动的场景,包括场景里的人与物事,乃至延宕开来,从意趣到生死,莫不注入了他对乡村以及乡土的深切情感,并以此为注脚,拓展了乡土散文的书写空间。”
宋长征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高要求,无非是孩子能完成自己的学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当然要求我要继续当前的状态,种田,理发,——写作也算,至少这些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写作已成为他的习惯,除去每天按部就班的事情,就是读书、写字,在书写的过程中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书写。“就像每个人都在完成生命一样,我也在完成的过程之中,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目标一样——共同奔赴可以预知的死亡。”
那些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乡间游戏,附着在童年记忆中向他走来,同时走来的,还有古老中国的乡土风貌,深植于民族文化机理中的创造与传承,通过他的文字,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
《齐鲁周刊》:为什么写乡间游戏,如何去书写?
宋长征:乡间游戏是乡村的一部分,我在书写乡村的同时发现游戏也是记忆的一条线索。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摇篮里老祖母手中转动的风车,到成年后某个瞬间入定后的思考,动与不动间,身体的,精神的,都与某种游戏达到相应的契合。
从无意识发现游戏的可书写性,到有意识去甄别游戏的分类与变种,发生在书写的过程中。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游戏里,启蒙大于功用,娱乐大于生活。如同众多与乡村有关的事物一样,游戏作为乡村底质的一部分正在迅速消逝,我所做的可以当做一种挽留,把传统游戏归纳分类,以便日后检索。
《齐鲁周刊》:消失的游戏,代表了什么?是否是乡村记忆的一部分?
宋长征:游戏原本就是游戏,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符号;另一方面,传统游戏的消失也代表了农耕的式微。物质的丰足促使游戏改头换面,并逐渐出现了分野,体力型的,如各种体育运动;智力型的,如各种电子游戏。这里捎带一句,当游戏形成了一种产业,已经脱离了游戏的本质,这是我的想法。
游戏肯定是乡村记忆的一部分,甚至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齐鲁周刊》:在书中,你将游戏分为器物、启智、风俗、光阴、田园五个部分,如何区分?从游戏上升到文学,你的后期加工代表了什么?
宋长征:时间长了,写作好像也变成了一种游戏——这里没有对写作的不恭。你看,阅读,是为写作打下基础;收集资料,是准备好相关的工具;书写,在可与不可预知中发现个人潜能,从而达到书写的目的。
乡间游戏之所以分为以上五个部分,是在成书前的一种准备,当我完成了对游戏的书写,才发现它们可以分门别类。这很简单,稍加归纳,有相同特点的分在一辑,不好定义的放入田园部分。
游戏而文学,好像没有刻意的成分。钟嵘在《诗品》开篇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这大概是写作者的通感,内心有书写的欲望,而恰好有合适的载体,于是就有了书写的可能。我写《乡间游戏》,是在对乡村书写的过程中,发现大多记忆与游戏有关,而某些游戏的复杂性、指向性与人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再者,时过境迁,当年的游戏参与者也有了很大变化,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出门打工,有的赶上了好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某个城市立足;也有的流年不利,辗转奔波中并未脱离生活的阴影,病痛,压抑,失败,种种挫折倾轧而来,陷入困顿之中。
如此,我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乡村,表述过往以及当下的乡村生活图景。与其说是加工,不如说是游戏引领我从一个侧面重新审视乡村,进入乡村内部。
《齐鲁周刊》:你记忆最深的游戏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游戏,改变了你的生活?
宋长征:我最深刻的游戏是木头人,“一二三四五,不许说话不许动,我们都是木头人,否则罚你钻狗洞”。而后各自停止、定格动作与表情。
这是考验耐力的过程,头顶的飞鸟,耳边的虫鸣,过往的人声,暂时隔离在身体之外。而思想不会停止,你在判断谁会第一个笑出声来,谁会放下举累的手,谁在最后的刹那失了马脚。
我常常是勝者,虽然这种简单的胜利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对后来的性格养成有一种潜移默化,以静制动,让我明辨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自己是谁,而不至于错判了定位。快速入定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多年之后,能让我尽快进入书写的状态。而持异见者也是有的,就如有人会说,我的文字没有不可预知的走向,每一篇每个章节都按照设计好的轮廓书写完成。
非为狡辩,如同隐居者与高蹈者,你能判断谁的生活状态更好?
《齐鲁周刊》:从过去的乡土游戏到现代社会更加复杂的游戏,中间有什么过渡?
宋长征:这种过渡在《乡间游戏》中有所描述,每一种游戏几乎都有起源,就像我在序言中引用林语堂的一句话:“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这里面有先民生活的足迹,民族的印痕,以及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由原始社会,继而漫长的农耕,继而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游戏有其演变的具体过程。即使当下,在一些偏僻的乡村,你仍然能看见传统游戏的侧影,在陪伴孩童与乡民,度过忙碌疲惫的光阴。
《齐鲁周刊》:你所生活的地域——鲁西南,甚至更小的县、镇、村,有什么代表性?普遍性和独特性,如何在文字中有效地呈现?
宋长征:我生活的地域无非是众多乡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如果说代表性的话,就是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农耕文明的遗存。但和大多数地方一样,在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慢慢消失,一些相关的事物在慢慢消失,村庄也在慢慢消失,这会让人陷入焦灼,一边是旧的生活方式之暖,一边是新生活的方便与快捷。这种矛盾看似必然,却又让人生出疑问——是否能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方法,在方便快捷的当下如何让灵魂找到寄托,物质的,精神的,日趋同步。
我是有潜在意识的,在兼顾地域性的同时,呈现其普遍性的存在与能指,让思维更宽阔,书写更具普遍价值。
宋长征——这位成武县孙寺镇的乡村理发师,用文字和剃刀展示时代的多重性格。著名作家张炜对他的“游戏”给予高度评价:“曾经的乡村游戏,养活一代人的记忆。长征用一支朴拙的笔,记录下那些生动的场景,包括场景里的人与物事,乃至延宕开来,从意趣到生死,莫不注入了他对乡村以及乡土的深切情感,并以此为注脚,拓展了乡土散文的书写空间。”
宋长征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高要求,无非是孩子能完成自己的学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当然要求我要继续当前的状态,种田,理发,——写作也算,至少这些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写作已成为他的习惯,除去每天按部就班的事情,就是读书、写字,在书写的过程中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书写。“就像每个人都在完成生命一样,我也在完成的过程之中,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目标一样——共同奔赴可以预知的死亡。”
那些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乡间游戏,附着在童年记忆中向他走来,同时走来的,还有古老中国的乡土风貌,深植于民族文化机理中的创造与传承,通过他的文字,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
《齐鲁周刊》:为什么写乡间游戏,如何去书写?
宋长征:乡间游戏是乡村的一部分,我在书写乡村的同时发现游戏也是记忆的一条线索。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摇篮里老祖母手中转动的风车,到成年后某个瞬间入定后的思考,动与不动间,身体的,精神的,都与某种游戏达到相应的契合。
从无意识发现游戏的可书写性,到有意识去甄别游戏的分类与变种,发生在书写的过程中。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游戏里,启蒙大于功用,娱乐大于生活。如同众多与乡村有关的事物一样,游戏作为乡村底质的一部分正在迅速消逝,我所做的可以当做一种挽留,把传统游戏归纳分类,以便日后检索。
《齐鲁周刊》:消失的游戏,代表了什么?是否是乡村记忆的一部分?
宋长征:游戏原本就是游戏,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符号;另一方面,传统游戏的消失也代表了农耕的式微。物质的丰足促使游戏改头换面,并逐渐出现了分野,体力型的,如各种体育运动;智力型的,如各种电子游戏。这里捎带一句,当游戏形成了一种产业,已经脱离了游戏的本质,这是我的想法。
游戏肯定是乡村记忆的一部分,甚至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齐鲁周刊》:在书中,你将游戏分为器物、启智、风俗、光阴、田园五个部分,如何区分?从游戏上升到文学,你的后期加工代表了什么?
宋长征:时间长了,写作好像也变成了一种游戏——这里没有对写作的不恭。你看,阅读,是为写作打下基础;收集资料,是准备好相关的工具;书写,在可与不可预知中发现个人潜能,从而达到书写的目的。
乡间游戏之所以分为以上五个部分,是在成书前的一种准备,当我完成了对游戏的书写,才发现它们可以分门别类。这很简单,稍加归纳,有相同特点的分在一辑,不好定义的放入田园部分。
游戏而文学,好像没有刻意的成分。钟嵘在《诗品》开篇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这大概是写作者的通感,内心有书写的欲望,而恰好有合适的载体,于是就有了书写的可能。我写《乡间游戏》,是在对乡村书写的过程中,发现大多记忆与游戏有关,而某些游戏的复杂性、指向性与人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再者,时过境迁,当年的游戏参与者也有了很大变化,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出门打工,有的赶上了好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某个城市立足;也有的流年不利,辗转奔波中并未脱离生活的阴影,病痛,压抑,失败,种种挫折倾轧而来,陷入困顿之中。
如此,我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乡村,表述过往以及当下的乡村生活图景。与其说是加工,不如说是游戏引领我从一个侧面重新审视乡村,进入乡村内部。
《齐鲁周刊》:你记忆最深的游戏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游戏,改变了你的生活?
宋长征:我最深刻的游戏是木头人,“一二三四五,不许说话不许动,我们都是木头人,否则罚你钻狗洞”。而后各自停止、定格动作与表情。
这是考验耐力的过程,头顶的飞鸟,耳边的虫鸣,过往的人声,暂时隔离在身体之外。而思想不会停止,你在判断谁会第一个笑出声来,谁会放下举累的手,谁在最后的刹那失了马脚。
我常常是勝者,虽然这种简单的胜利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对后来的性格养成有一种潜移默化,以静制动,让我明辨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自己是谁,而不至于错判了定位。快速入定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多年之后,能让我尽快进入书写的状态。而持异见者也是有的,就如有人会说,我的文字没有不可预知的走向,每一篇每个章节都按照设计好的轮廓书写完成。
非为狡辩,如同隐居者与高蹈者,你能判断谁的生活状态更好?
《齐鲁周刊》:从过去的乡土游戏到现代社会更加复杂的游戏,中间有什么过渡?
宋长征:这种过渡在《乡间游戏》中有所描述,每一种游戏几乎都有起源,就像我在序言中引用林语堂的一句话:“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这里面有先民生活的足迹,民族的印痕,以及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由原始社会,继而漫长的农耕,继而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游戏有其演变的具体过程。即使当下,在一些偏僻的乡村,你仍然能看见传统游戏的侧影,在陪伴孩童与乡民,度过忙碌疲惫的光阴。
《齐鲁周刊》:你所生活的地域——鲁西南,甚至更小的县、镇、村,有什么代表性?普遍性和独特性,如何在文字中有效地呈现?
宋长征:我生活的地域无非是众多乡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如果说代表性的话,就是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农耕文明的遗存。但和大多数地方一样,在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慢慢消失,一些相关的事物在慢慢消失,村庄也在慢慢消失,这会让人陷入焦灼,一边是旧的生活方式之暖,一边是新生活的方便与快捷。这种矛盾看似必然,却又让人生出疑问——是否能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方法,在方便快捷的当下如何让灵魂找到寄托,物质的,精神的,日趋同步。
我是有潜在意识的,在兼顾地域性的同时,呈现其普遍性的存在与能指,让思维更宽阔,书写更具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