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莫斯科被授予为198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后，苏联政府高度重视其政治宣传价值，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东西方之间战略缓和，并提升其国内外声誉。然而，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发起了一场广泛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旨在挫败苏联寄予奥运会的政治期望。这场抵制运动使苏联未能通过举办奥运会实现其政治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体育机制的限制、抵制运动执行不力以及苏联的反抵制行动等原因，这场抵制行动在破坏莫斯科奥运会正常举办、削弱赛事质量以及损坏苏联政府的国内外形象方面均未能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目标。
关键词莫斯科奥运会，抵制运动，卡特政府，冷战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22-08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以非政治性著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有时甚至沦为超级大国博弈的舞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卡特政府发起的全球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不仅是奥运会历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也是奥运会政治化的典型案例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国际学术界提出了“奥林匹克政治史”概念，对该事件多有研究，内容涵盖美国抵制这届奥运会行动的决策进程，抵制运动与美国冷战战略的关系，以及苏联的反抵制行动等。多数学者对这场抵制行动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国的做法损人不利己。①迄今，我国学术界对奥运会历史上的对抗现象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和英国外交档案，系统地梳理卡特政府抵制行动的动因、具体行动及其效果，以期加深人们对文化冷战以及奥运会政治化的理解。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高层并不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认为它是“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并训练他们为新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产物。②直到二战后，他们的这种传统观念才逐渐转变。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苏联运动员重返赛场，并以22金、30银和19铜的骄人战绩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尊重，也开辟了与美国争雄的另一战场。此后，两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赛事成绩甚至成为评判两国体制优劣的标志之一。随着对奥运会认识的逐渐深入，苏联政府不再满足于运动员赛场上的比拼，还积极地申办奥运会。1970年，苏联首次以莫斯科为主办城市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但惜败于蒙特利尔。4年后，莫斯科再次提出申请，并最终击败洛杉矶，成功获得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在苏联政府看来，莫斯科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仅归功于本国运动员赛场上的突出表现，完备的体育设施以及承办国际高水平赛事的组织能力，也是苏联过去几年推行东西方缓和政策的重要成果，意味着西方社会对苏联成就及其和平共处政策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苏联对国内外进行政治宣传的一次良机。通过这扇橱窗，苏联可以很好地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获得各国对社会主义体制与成就的认同。基于上述考虑，苏联政府决心把莫斯科奥运会打造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届。①为此，苏联政府在比赛场馆、城市基础设施、安保、赛事转播等方面均投资巨大。
另一方面，蘇联倡导与西方缓和的同时，却在第三世界四面出击，从而削弱了其缓和的基础，也逆转了莫斯科奥运会的向好趋势。1975—1978年，苏联深度干涉安哥拉内战和非洲之角的冲突，并通过与统一后的越南结盟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那时，苏联决策层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些行动会改变美国对缓和前景的看法。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认为，超级大国的相互平等原则使他们有权干涉革命受到威胁的地区，而且应该把美苏的第三世界政策与它们的双边关系区别对待。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会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提出抗议，但不会因此阻挠或者破坏缓和的总体进程。②
然而，苏联的干涉行动使美国在对苏政策上处于两难境地。卡特虽然相信继续与苏联缓和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推动两国核军备谈判的基础，但又强调苏联在与美国进行政治、经济、贸易合作时必须承担一定义务，必须克制自己的行动。③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逐渐增多，卡特政府也越发受制于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在后者看来，缓和战略实际上有利于苏联，卡特政府为此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例如在1977—1978年欧加登战争④期间，国务卿万斯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万斯否认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损害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极力避免该冲突影响两大国的战略武器谈判。而布热津斯基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苏联的扩张已经威胁到美国在波斯湾、印度洋的利益，是其控制该地区以及在非洲拥有附庸国的大战略的一部分。⑤最终，卡特总统更倾向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开始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进入1979年中期，美苏缓和的趋势急转直下。6月18日，卡特虽然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国内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无法将之提请参议院审议。而8月份的苏联驻古巴战斗旅事件⑥再次引发了两国外交危机。作为对苏联在西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的回应，北约组织于12月12日通过了所谓的“双轨决议”（Dual-Track Decision），即美苏就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若在1983年底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欧洲部署108枚潘兴-II导弹和464枚陆基巡航导弹。该决议标志着美苏通过核军控谈判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已荡然无存。
1978年12月末，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导致大国缓和彻底破裂，也为美国强硬派的反击提供了契机。就在苏军出兵当日，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的备忘录中指出，苏联有可能通过这次入侵获得直接通向印度洋的通道，危及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美国应当援助阿富汗的抵抗者，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展开更广泛的安全合作，尽可能使之成为“苏联的越南”。⑦卡特深以为然，甚至把该事件视为二战后世界和平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在1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决策者一致同意采取广泛的战略，以在国际上孤立、谴责苏联，同时增强地区的信念。①会后，卡特致信勃列日涅夫，措辞强硬地宣称阿富汗事件很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根本转折点，并敦促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而勃列日涅夫在回复中表示，苏联出兵得到了阿富汗政府的正式“邀请”。卡特认为，这样的解释“虚伪且傲慢”，随后断绝了通过高层对话解决问题的可能性。② 从1979年12月30日到次年1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商讨了制裁苏联的方案，列出了40余条可供采取的措施。③这些制裁措施实施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对苏联粮食禁运和减少经贸往来加剧了苏东国家间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苏联针对1980年7月波兰危机④的手段选择。然而，卡特政府在制裁的选择上并不注重解决阿富汗问题，而是要借机在尽可能广的层面上使苏联遭受损失，以及展示美国在抵制苏联全球影响上的强硬姿态。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先提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方案。他曾亲眼见证纳粹德国利用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也曾亲赴莫斯科考察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认为苏联运作奥运会的方式与希特勒当年并无二致，都是向国内外民众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后来，蒙代尔成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重要鼓吹者，并对卡特总统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⑤
1980年1月1日，北约组织国家就是否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问题进行了首次讨论，但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西欧国家迫切希望知道美国关于该问题的立场。在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卡特政府的核心成员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首次围绕抵制本届奥运会的两大问题展开讨论。一是抵制的必要性。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认为，以非政治手段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有损于国际道义，并将严重地损害运动员的利益，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万斯提出，美国若决定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就没必要再抵制奥运会。而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认为抵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要与其他制裁措施相结合才能更为有效。布热津斯基也赞同抵制行动，认为美国人赴莫斯科参赛只会让苏联人认为两国关系一切如常。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也认可抵制与其他制裁相结合的做法，认为抵制奥运会的意义比粮食禁运要大。二是与各国配合抵制的问题。与会者大多认为，只有国际社会广泛参与，抵制行动才会有所成效。例如，布热津斯基就认为至少要有30个国家参与进来，抵制行动才有实际意义。尽管克里斯托弗对该行动并不看好，但他认为西欧国家会给予坚定的支持。然而，白宫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反对事前与各国协调，建议趁目前各国对苏联侵略行为群情激愤之际，率先公开呼吁共同抵制，否则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在该问题上的共识会逐渐地减少。总体而言，与会者支持与各国密切配合的意见占了上风。⑥
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卡特总结认为，莫斯科主办奥运会的意义对苏联而言比单纯开一次运动会大得多。苏联政府把这次奥运会看成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也是向世界各国生动地表明苏联人才是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代表。⑦而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进行抵制必然是对苏联“最为严厉”的一击，不仅能挫败其对外扩张的战略，还能损害其政府的国内形象。中情局在1980年1月的一份评估报告中也宣称，“抵制确实可以羞辱苏联的领导层，损害苏联的国家声誉，并粉碎其希望通过主办一届运作完善、没有争议的奥运会而进行相关宣传的企图”。⑧
当然，美国政府必定也清楚，这样的抵制行动也是把双刃剑，在打击苏联的同时也会伤及自己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参赛运动员与相关企业的利益。如果美国贸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可能招致国内外的反对。①因而，卡特并不急于在该问题上做出决定，而是力图给外界这样一种印象，即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由西欧国家率先提出的，美国只是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样可以使自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随后，美国政府就抵制问题给西欧国家回复说：“这个问题处于研究阶段，它的解决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立场。”②
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就苏联入侵阿富汗发表全国讲话，称这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自己已经通知参议院撤回了对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审议，且不会如期交付苏联向美国订购的1700万吨粮食。在谈到莫斯科奥运会时，他警告苏联说，尽管美国不会退出莫斯科奥运会，但苏联当局必须明白，继续这样的侵略行为不仅会危及运动员前来参赛，也会危及各国观众前往莫斯科观赛和旅游。③卡特虽然并未明确地提出抵制奥运会，但这是他对民众首次提及该问题，意在引发国内外的讨论，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的风向。
在随后两周，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地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英国政府更是率先扛起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大旗。1月17日，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明确表示，英国将与盟国一起向国际奥委会呼吁本届奥运会从莫斯科移至别处举办。④美国社会对抵制奥运会的反响似乎也非常乐观，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热烈拥护这一行动，多数美国民众也表示支持。1月中旬，美国各大民意调查机构就该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美国广播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55%的民众支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39%反对，6%未确定；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6%赞成，34%反对，10%未确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调查显示49%赞成，41%反对，10%未确定。⑤
国内外支持抵制行动的良好态势有力地推动了卡特政府的决策进程。1月16日，卡特下令政府停止相关讨论，命令卡特勒找出《奥林匹克宪章》中可资利用的漏洞，并设计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他还把抵制奥运会的行动与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结合起来，要求苏军在一个月内（即2月中旬之前）完成从阿富汗撤军。⑥苏共中央雖然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但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⑦这也进一步表明卡特政府的抵制行动并不注重解决阿富汗问题，而是要重挫苏联政治宣传的战略。
两天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方案酝酿成型，并在总统外交事务早餐会上获得一致通过。1月20日，卡特致信美国奥委会主席罗伯特·凯恩，要求该机构与其他国家奥委会一起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如果苏军不在一个月内撤离阿富汗，莫斯科将不再适宜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应当移至其他城市举办，或干脆取消本届赛事。如果国际奥委会拒绝上述要求，美国奥委会应该与其他国家奥委会一起拒绝派代表队参加。⑧为此，卡特还参加了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的新闻访谈节目，并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国务院则把总统致美国奥委会的信散发各驻外使领馆，要求所在国家政府支持这场抵制行动。① 此后，卡特政府不仅声称抵制行动是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应，还指责苏联利用奥运会谋求政治利益。2月，乔迪·鲍威尔甚至找到了苏共内部传发的一本《党员积极手册》，其中一段写道：“将奥运会授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决定，有力地证明了國际社会对我国历史地位的广泛承认以及对我国对外政策正确性的认同。”②事实上，这份手册并非苏共内部的重要文件，但是卡特意识到这段内容可为抵制行动提供依据，下令将之传达给各部门，并在公开场合频频援引这段内容来指责苏联。③至此，卡特政府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已基本成型。
1980年1月24日和29日，卡特政府抵制奥运会的提案相继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然而，这场抵制运动在国内外均遭遇了阻碍，不仅国内的反对力量动摇了它的基础，在国际上也未能获得预期的支持。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卡特政府在随后几个月开展了有力的行动。尽管相关企业、美国奥委会及运动员强烈反对，但是支持抵制运动的民众基础仍相对稳固。3月中旬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高达63%的受访者支持这场抵制运动，仅有29%反对，8%不确定。在野党共和党也与民主党达成一致，甚至热烈地支持这项决议。④国内的舆论风向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有利于卡特政府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反对力量逐一击退。
卡特政府首先要求所有与莫斯科奥运会相关的国内企业终止合作关系。这些企业虽然表示不满，但在舆论导向与政府的强制下，一些原本持反对立场的企业被迫屈服，如可口可乐和李维斯公司宣布支持抵制决议。另一个大的问题来自国家广播公司向莫斯科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即将支付的转播费。⑤卡特勒与白宫律师约瑟夫·奥尼克认为，联邦政府若允许这笔款项照常汇出，可能会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在抵制立场上不坚定。为此，他们甚至建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联邦政府冻结、没收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的权力，以强制手段阻止这笔付款。⑥不过，政府高层认为该建议太过激进，而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3月28日，白宫援引《出口管理法》，禁止美国商界与莫斯科奥运会的一切联系，从而阻止了这笔款项汇出。⑦
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的坚决反对则更为棘手。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美国1978年《业余体育法》，联邦政府无权阻止他们参赛。检察部门在回应卡特总统询问时也明确地指出，联邦政府在此事上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法律论据。⑧因而，政府只能通过非正常手段迫使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主动放弃前往莫斯科参赛：对于本国奥委会，政府可以撤销免税身份相威胁，授意一些赞助商拖延向其提供装备与资金支持，并对主要委员进行游说；对于运动员，除类似的游说外，政府还故意放出风声说，要对执意参赛的运动员拒绝签证或干脆注销护照。4月12日，美国奥委会被迫屈服，以1604票赞成，79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议。⑨
在国际层面，卡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它虽然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与地区参与抵制行动，但是不能不受到国际体育机制等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奥运会在何时、何地以及举办与否的决定权掌握在国际奥委会手中，而临时更换举办地则要得到国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认可。由于这些单项体育组织秉承高度的独立原则与非政治原则，各国政府很难对它们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卡特政府对这方面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2月2日，卡特勒试图劝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支持美国的抵制决议，但后者并不为之所动。继而，卡特政府又试图以中断转播合同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尽管赛事转播收入是后者经费的主要来源，抵制运动也确实对其筹措经费造成了困难，但由于转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国际奥委会最终还是渡过了难关。
事实上，卡特政府的抵制行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国际奥委会在第82次全体会议上对莫斯科奥运会表示坚定的支持，宣布本届奥运会只能在莫斯科举办，只有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被授权接受或拒绝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政府无权干涉。①随后，各单项国际体育联合会也纷纷表示参加本届奥运会。卡特政府显然无法通过国际体育机制进行联合抵制，不得不绕开这些体育组织开展行动。然而，这样的做法有悖于体育非政治化的原则与传统，极大地削弱了抵制运动的号召力。
另一方面，国际体育机制的限制更明显地体现在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层面上。《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受国际奥委会赞助的地区的、洲级的或世界性的综合体育竞赛中，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唯一享有代表各自国家的权利。”②然而，这种机制的建设程度并不均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态度通常能左右本国奥委会的决定。而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奥委会不仅没有追随美国的政策，甚至无视本国政府的要求。例如，英国政府对美国抵制决议的响应最为热烈，并于3月17日在下议院以345票赞成，147票反对的多数通过了抵制决议。然而，英国奥委会并未理会政府决议，以1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参赛决定。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等。对此，卡特政府只能运用外交手段，通过当地政府对其奥委会施加间接影响，还与他国奥委会直接接触，如卡特勒就试图劝说英国奥委会主席丹尼斯·福洛斯。④然而，这些行动均未能获得实质性成果。
此外，如何把诉求各异的国家整合进抵制运动中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截至2月末，抵制运动仅在东亚和远东地区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而西欧、非洲和拉美诸多国家仍持观望态度。⑤之所以如此，一是各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认知不尽相同。例如，中国认为苏联借此形成了对华战略包围，严重恶化了自身的地缘安全，故而愿意加入抵制运动的阵营。而以法国和西德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试图维持与苏联的缓和关系，不想卷入美苏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因而在抵制问题上较为谨慎。二是各国对抵制运动的有效性存有疑虑。法国外长弗朗索瓦·蓬塞表示：“老实说，我不认为利用奥运会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有什么好处。”⑥西德总理施密特也认为，抵制奥运会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解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⑦他甚至认为卡特政府以抵制奥运会迫使苏联就范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内声望，而不惜牺牲他国的切身利益，因而对抵制运动态度消极。⑧ 抵制运动初期的遇冷使卡特政府意识到难以把各国罗致进这场运动中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强调“重点国家”的重要性。在2月26日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卡特政府把法、英、西德、中、日、意、肯尼亚和墨西哥列为必须争取的重点国家。⑨随后，万斯、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等要员与上述國家的政要直接磋商，敦促他们尽快加入抵制运动。在第三世界地区，卡特政府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类似的行动，不得不另辟新径，企图以公共外交的方式掀起抵制运动的热潮。为此，卡特政府任命拳王阿里为特别大使出访非洲国家，旨在以其国际影响力及其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份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客观地说，这些外交行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重点国家”重新审视了本国的立场。4月23日，法国外长蓬塞向美国驻法大使亚瑟·哈特曼承诺，法国运动员将不会前往莫斯科参赛。作为冷战对抗的最前沿国家，西德的立场无疑极具政治意义。为此，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等政要轮番上阵，持续不断地向施密特政府施加压力。后者最终妥协，于4月23日向西德奥委会提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建议。①总体而言，卡特政府对一些政府的影响还是颇有成效的，比如西德、中国、日本和肯尼亚，而其他的“重点国家”并不支持这场运动。即便是参与国也没有全盘接受美国的决议，例如施密特拒绝了西方另选地点举办本届奥运会的想法，也拒绝参与对苏联的贸易制裁。②
面对卡特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抵制运动，苏联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反抵制行动。与卡特的做法不同，苏联通常选择绕开他国政府而直接对各国奥委会施加影响，主要以资金支持和财政补助为诱饵，包括通过苏联航空公司免费接运他国奥运会代表团，或在比赛期间提供免费住宿等。苏联的金元反制行动确实吸引了一批财政困难的亚非拉国家的奥委会，如哥斯达黎加奥委会就因此修改了此前通过的抵制决议，决定前往莫斯科参赛。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赛，苏联奥委会甚至在奥运会开幕前35天，向刚独立的津巴布韦紧急发出邀请，使之成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受邀国。此外，原本亲苏的国家也大多没有改变立场，照常派运动员前往莫斯科参赛。此外，苏联采取的其他一些应急措施及其原有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卡特政府抵制运动的打击力度。
总体看来，卡特政府的抵制运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缺席了本届奥运会，仅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9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盛会，创近几届奥运会参赛规模新低。③此外，赛场内的抵制行为也层出不穷。英、法、澳、荷、西等16国在开幕式上只持奥运会会旗或特制旗帜入场，并在颁奖典礼上拒绝播放本国国歌，而代之以奥运会会歌。此外，多国大使在奥运会开幕前离开了莫斯科，以免与赛事发生任何联系，甚至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拒绝出席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述种种违和现象让勃列日涅夫颜面无光，在主持完开幕式后就以度假为由前往黑海别墅，直至赛事结束。
美国的抵制运动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使其通过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的意图遭到重挫。为把本届奥运会打造成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奥运会，苏联史无前例地耗资30亿美元，其中5亿是动用硬通货买单的，就连勃列日涅夫也认为这笔开支过于庞大。④然而，骤然而至的抵制运动使大量国家与地区的奥委会和运动员缺席，导致国际关注度大为降低。一些国家削减甚至取消了本届奥运会的实况转播，许多原本打算前去观赛的游客也取消了行程。苏联起初估计至少有30万名国外游客前往莫斯科观赛。然而，截至1980年6月，莫斯科市长普罗梅斯洛夫不得不承认，仅可能有7万名国外游客前来。⑤
显而易见，莫斯科奥运会未能实现苏联进行政治宣传的目的，甚至导致了其缓和政策破产。当然，卡特政府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首先，这场抵制运动未能阻止莫斯科奥运会如期举办。由于国际体育机制的限制，美国与他国的利益冲突，苏联的反抵制行动以及抵制行动执行不力，抵制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不断缩小。尤其令卡特政府失望的是，作为盟友的西欧国家竟成了此次参赛的中坚力量。为掩饰其不足之处，布热津斯基在抵制的最后阶段片面地强调抵制运动在东亚地区的成功，指出只要有美、中、西德、日等4个重点国家参与抵制，就足以向莫斯科传递有力的政治信号。①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显然并不令人信服。
其次，抵制国家的数量不足限制了对莫斯科奥运会质量的打击力度。卡特政府的部分官员坚称抵制运动严重削弱了赛事质量，例如国务院奥运会工作组组长尼尔森·勒斯基认为没有西德、加、肯、菲、中、挪、阿根廷、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美国的参赛，莫斯科奥运会在规模和质量上均达不到奥运会的水准。②莫斯科奥运会的赛事成绩的一边倒似乎也印证了这一预言。苏联阵营的国家在奖牌榜前10名中竟占了7席，其中苏联运动员更是以80金、69银和40铜的成绩创造了单届奥运会一国获奖牌总数的历史之最。③不过，当时苏东国家集团的体育实力强劲，加之大多数西欧国家参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赛事质量，而不少参与抵制运动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不堪。从赛事成绩来看，本届奥运会共创造了36项世界纪录和74项奥运会纪录，打破了数以百计的洲际及国家纪录，整体水平甚至比上届奥运会还要高。④
再次，抵制运动在损坏苏联政府的国内形象上也收效甚微。苏联的宣传机构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战削弱了这种不利影响。一方面，苏联把入侵阿富汗事件与抵制运动作为两件不相联系的事情区别对待。1980年1月20日，莫斯科承认美国发起抵制运动是要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随后“阿富汗问题与抵制运动毫不相干”成了苏联的宣传基调，并进一步指出阿富汗问题仅是卡特政府发起抵制运动的借口。⑤与此同时，苏联媒体还大量报导了抵制运动在美国国内外所引发的争议，指责美国的行为践踏了奥林匹克精神，进而塑造了苏联和平与进步的正面形象。此外，苏联民众也没有把美国发起抵制运动的责任归咎到本国政府身上，而是指责卡特是“战争贩子”。⑥
卡特政府发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基本上达到了其主要目的，即挫败苏联利用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的企图。然而，美国的目标定位过于狭隘，仅局限于对苏联进行惩罚，而不注重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际问题，使得该行动难以获得更大的效果。由于抵制运动受制于国际体育机制，与其他各国的利益冲突，苏联反抵制行动以及卡特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使得该行动在打击苏联的力度上大打折扣。莫斯科奥运会不仅如期举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高的赛事质量，苏联政府的国内形象也并未遭到严重损害。可以说，美苏在这场围绕奥运会展开的博弈中均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长期来看，这场政治抵制的阴影并未随莫斯科奥运会的落幕而消散。4年后，苏联如法炮制，率领19国拒绝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使美国也尝到了奥运会政治化的苦果。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机制日臻完善，大规模政治抵制奥运会的景象将很难再现，但掺杂过多政治因素的局部抵制仍是不易破解的难题。
【作者简介】王延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史。
欧阳洛奇，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莫斯科奥运会，抵制运动，卡特政府，冷战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22-08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以非政治性著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有时甚至沦为超级大国博弈的舞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卡特政府发起的全球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不仅是奥运会历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也是奥运会政治化的典型案例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国际学术界提出了“奥林匹克政治史”概念，对该事件多有研究，内容涵盖美国抵制这届奥运会行动的决策进程，抵制运动与美国冷战战略的关系，以及苏联的反抵制行动等。多数学者对这场抵制行动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国的做法损人不利己。①迄今，我国学术界对奥运会历史上的对抗现象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和英国外交档案，系统地梳理卡特政府抵制行动的动因、具体行动及其效果，以期加深人们对文化冷战以及奥运会政治化的理解。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高层并不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认为它是“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并训练他们为新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产物。②直到二战后，他们的这种传统观念才逐渐转变。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苏联运动员重返赛场，并以22金、30银和19铜的骄人战绩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尊重，也开辟了与美国争雄的另一战场。此后，两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赛事成绩甚至成为评判两国体制优劣的标志之一。随着对奥运会认识的逐渐深入，苏联政府不再满足于运动员赛场上的比拼，还积极地申办奥运会。1970年，苏联首次以莫斯科为主办城市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但惜败于蒙特利尔。4年后，莫斯科再次提出申请，并最终击败洛杉矶，成功获得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在苏联政府看来，莫斯科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仅归功于本国运动员赛场上的突出表现，完备的体育设施以及承办国际高水平赛事的组织能力，也是苏联过去几年推行东西方缓和政策的重要成果，意味着西方社会对苏联成就及其和平共处政策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苏联对国内外进行政治宣传的一次良机。通过这扇橱窗，苏联可以很好地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获得各国对社会主义体制与成就的认同。基于上述考虑，苏联政府决心把莫斯科奥运会打造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届。①为此，苏联政府在比赛场馆、城市基础设施、安保、赛事转播等方面均投资巨大。
另一方面，蘇联倡导与西方缓和的同时，却在第三世界四面出击，从而削弱了其缓和的基础，也逆转了莫斯科奥运会的向好趋势。1975—1978年，苏联深度干涉安哥拉内战和非洲之角的冲突，并通过与统一后的越南结盟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那时，苏联决策层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些行动会改变美国对缓和前景的看法。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认为，超级大国的相互平等原则使他们有权干涉革命受到威胁的地区，而且应该把美苏的第三世界政策与它们的双边关系区别对待。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会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提出抗议，但不会因此阻挠或者破坏缓和的总体进程。②
然而，苏联的干涉行动使美国在对苏政策上处于两难境地。卡特虽然相信继续与苏联缓和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推动两国核军备谈判的基础，但又强调苏联在与美国进行政治、经济、贸易合作时必须承担一定义务，必须克制自己的行动。③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逐渐增多，卡特政府也越发受制于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在后者看来，缓和战略实际上有利于苏联，卡特政府为此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例如在1977—1978年欧加登战争④期间，国务卿万斯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万斯否认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损害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极力避免该冲突影响两大国的战略武器谈判。而布热津斯基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苏联的扩张已经威胁到美国在波斯湾、印度洋的利益，是其控制该地区以及在非洲拥有附庸国的大战略的一部分。⑤最终，卡特总统更倾向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开始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进入1979年中期，美苏缓和的趋势急转直下。6月18日，卡特虽然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国内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无法将之提请参议院审议。而8月份的苏联驻古巴战斗旅事件⑥再次引发了两国外交危机。作为对苏联在西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的回应，北约组织于12月12日通过了所谓的“双轨决议”（Dual-Track Decision），即美苏就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若在1983年底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欧洲部署108枚潘兴-II导弹和464枚陆基巡航导弹。该决议标志着美苏通过核军控谈判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已荡然无存。
1978年12月末，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导致大国缓和彻底破裂，也为美国强硬派的反击提供了契机。就在苏军出兵当日，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的备忘录中指出，苏联有可能通过这次入侵获得直接通向印度洋的通道，危及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美国应当援助阿富汗的抵抗者，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展开更广泛的安全合作，尽可能使之成为“苏联的越南”。⑦卡特深以为然，甚至把该事件视为二战后世界和平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在1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决策者一致同意采取广泛的战略，以在国际上孤立、谴责苏联，同时增强地区的信念。①会后，卡特致信勃列日涅夫，措辞强硬地宣称阿富汗事件很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根本转折点，并敦促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而勃列日涅夫在回复中表示，苏联出兵得到了阿富汗政府的正式“邀请”。卡特认为，这样的解释“虚伪且傲慢”，随后断绝了通过高层对话解决问题的可能性。② 从1979年12月30日到次年1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商讨了制裁苏联的方案，列出了40余条可供采取的措施。③这些制裁措施实施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对苏联粮食禁运和减少经贸往来加剧了苏东国家间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苏联针对1980年7月波兰危机④的手段选择。然而，卡特政府在制裁的选择上并不注重解决阿富汗问题，而是要借机在尽可能广的层面上使苏联遭受损失，以及展示美国在抵制苏联全球影响上的强硬姿态。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先提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方案。他曾亲眼见证纳粹德国利用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也曾亲赴莫斯科考察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认为苏联运作奥运会的方式与希特勒当年并无二致，都是向国内外民众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后来，蒙代尔成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重要鼓吹者，并对卡特总统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⑤
1980年1月1日，北约组织国家就是否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问题进行了首次讨论，但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西欧国家迫切希望知道美国关于该问题的立场。在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卡特政府的核心成员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首次围绕抵制本届奥运会的两大问题展开讨论。一是抵制的必要性。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认为，以非政治手段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有损于国际道义，并将严重地损害运动员的利益，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万斯提出，美国若决定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就没必要再抵制奥运会。而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认为抵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要与其他制裁措施相结合才能更为有效。布热津斯基也赞同抵制行动，认为美国人赴莫斯科参赛只会让苏联人认为两国关系一切如常。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也认可抵制与其他制裁相结合的做法，认为抵制奥运会的意义比粮食禁运要大。二是与各国配合抵制的问题。与会者大多认为，只有国际社会广泛参与，抵制行动才会有所成效。例如，布热津斯基就认为至少要有30个国家参与进来，抵制行动才有实际意义。尽管克里斯托弗对该行动并不看好，但他认为西欧国家会给予坚定的支持。然而，白宫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反对事前与各国协调，建议趁目前各国对苏联侵略行为群情激愤之际，率先公开呼吁共同抵制，否则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在该问题上的共识会逐渐地减少。总体而言，与会者支持与各国密切配合的意见占了上风。⑥
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卡特总结认为，莫斯科主办奥运会的意义对苏联而言比单纯开一次运动会大得多。苏联政府把这次奥运会看成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也是向世界各国生动地表明苏联人才是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代表。⑦而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进行抵制必然是对苏联“最为严厉”的一击，不仅能挫败其对外扩张的战略，还能损害其政府的国内形象。中情局在1980年1月的一份评估报告中也宣称，“抵制确实可以羞辱苏联的领导层，损害苏联的国家声誉，并粉碎其希望通过主办一届运作完善、没有争议的奥运会而进行相关宣传的企图”。⑧
当然，美国政府必定也清楚，这样的抵制行动也是把双刃剑，在打击苏联的同时也会伤及自己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参赛运动员与相关企业的利益。如果美国贸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可能招致国内外的反对。①因而，卡特并不急于在该问题上做出决定，而是力图给外界这样一种印象，即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由西欧国家率先提出的，美国只是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样可以使自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随后，美国政府就抵制问题给西欧国家回复说：“这个问题处于研究阶段，它的解决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立场。”②
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就苏联入侵阿富汗发表全国讲话，称这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自己已经通知参议院撤回了对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审议，且不会如期交付苏联向美国订购的1700万吨粮食。在谈到莫斯科奥运会时，他警告苏联说，尽管美国不会退出莫斯科奥运会，但苏联当局必须明白，继续这样的侵略行为不仅会危及运动员前来参赛，也会危及各国观众前往莫斯科观赛和旅游。③卡特虽然并未明确地提出抵制奥运会，但这是他对民众首次提及该问题，意在引发国内外的讨论，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的风向。
在随后两周，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地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英国政府更是率先扛起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大旗。1月17日，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明确表示，英国将与盟国一起向国际奥委会呼吁本届奥运会从莫斯科移至别处举办。④美国社会对抵制奥运会的反响似乎也非常乐观，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热烈拥护这一行动，多数美国民众也表示支持。1月中旬，美国各大民意调查机构就该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美国广播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55%的民众支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39%反对，6%未确定；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6%赞成，34%反对，10%未确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调查显示49%赞成，41%反对，10%未确定。⑤
国内外支持抵制行动的良好态势有力地推动了卡特政府的决策进程。1月16日，卡特下令政府停止相关讨论，命令卡特勒找出《奥林匹克宪章》中可资利用的漏洞，并设计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他还把抵制奥运会的行动与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结合起来，要求苏军在一个月内（即2月中旬之前）完成从阿富汗撤军。⑥苏共中央雖然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但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⑦这也进一步表明卡特政府的抵制行动并不注重解决阿富汗问题，而是要重挫苏联政治宣传的战略。
两天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方案酝酿成型，并在总统外交事务早餐会上获得一致通过。1月20日，卡特致信美国奥委会主席罗伯特·凯恩，要求该机构与其他国家奥委会一起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如果苏军不在一个月内撤离阿富汗，莫斯科将不再适宜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应当移至其他城市举办，或干脆取消本届赛事。如果国际奥委会拒绝上述要求，美国奥委会应该与其他国家奥委会一起拒绝派代表队参加。⑧为此，卡特还参加了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的新闻访谈节目，并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国务院则把总统致美国奥委会的信散发各驻外使领馆，要求所在国家政府支持这场抵制行动。① 此后，卡特政府不仅声称抵制行动是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应，还指责苏联利用奥运会谋求政治利益。2月，乔迪·鲍威尔甚至找到了苏共内部传发的一本《党员积极手册》，其中一段写道：“将奥运会授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决定，有力地证明了國际社会对我国历史地位的广泛承认以及对我国对外政策正确性的认同。”②事实上，这份手册并非苏共内部的重要文件，但是卡特意识到这段内容可为抵制行动提供依据，下令将之传达给各部门，并在公开场合频频援引这段内容来指责苏联。③至此，卡特政府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已基本成型。
1980年1月24日和29日，卡特政府抵制奥运会的提案相继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然而，这场抵制运动在国内外均遭遇了阻碍，不仅国内的反对力量动摇了它的基础，在国际上也未能获得预期的支持。为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卡特政府在随后几个月开展了有力的行动。尽管相关企业、美国奥委会及运动员强烈反对，但是支持抵制运动的民众基础仍相对稳固。3月中旬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高达63%的受访者支持这场抵制运动，仅有29%反对，8%不确定。在野党共和党也与民主党达成一致，甚至热烈地支持这项决议。④国内的舆论风向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有利于卡特政府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反对力量逐一击退。
卡特政府首先要求所有与莫斯科奥运会相关的国内企业终止合作关系。这些企业虽然表示不满，但在舆论导向与政府的强制下，一些原本持反对立场的企业被迫屈服，如可口可乐和李维斯公司宣布支持抵制决议。另一个大的问题来自国家广播公司向莫斯科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即将支付的转播费。⑤卡特勒与白宫律师约瑟夫·奥尼克认为，联邦政府若允许这笔款项照常汇出，可能会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在抵制立场上不坚定。为此，他们甚至建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联邦政府冻结、没收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的权力，以强制手段阻止这笔付款。⑥不过，政府高层认为该建议太过激进，而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3月28日，白宫援引《出口管理法》，禁止美国商界与莫斯科奥运会的一切联系，从而阻止了这笔款项汇出。⑦
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的坚决反对则更为棘手。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美国1978年《业余体育法》，联邦政府无权阻止他们参赛。检察部门在回应卡特总统询问时也明确地指出，联邦政府在此事上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法律论据。⑧因而，政府只能通过非正常手段迫使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主动放弃前往莫斯科参赛：对于本国奥委会，政府可以撤销免税身份相威胁，授意一些赞助商拖延向其提供装备与资金支持，并对主要委员进行游说；对于运动员，除类似的游说外，政府还故意放出风声说，要对执意参赛的运动员拒绝签证或干脆注销护照。4月12日，美国奥委会被迫屈服，以1604票赞成，79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议。⑨
在国际层面，卡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它虽然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与地区参与抵制行动，但是不能不受到国际体育机制等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奥运会在何时、何地以及举办与否的决定权掌握在国际奥委会手中，而临时更换举办地则要得到国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认可。由于这些单项体育组织秉承高度的独立原则与非政治原则，各国政府很难对它们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卡特政府对这方面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2月2日，卡特勒试图劝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支持美国的抵制决议，但后者并不为之所动。继而，卡特政府又试图以中断转播合同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尽管赛事转播收入是后者经费的主要来源，抵制运动也确实对其筹措经费造成了困难，但由于转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国际奥委会最终还是渡过了难关。
事实上，卡特政府的抵制行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国际奥委会在第82次全体会议上对莫斯科奥运会表示坚定的支持，宣布本届奥运会只能在莫斯科举办，只有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被授权接受或拒绝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政府无权干涉。①随后，各单项国际体育联合会也纷纷表示参加本届奥运会。卡特政府显然无法通过国际体育机制进行联合抵制，不得不绕开这些体育组织开展行动。然而，这样的做法有悖于体育非政治化的原则与传统，极大地削弱了抵制运动的号召力。
另一方面，国际体育机制的限制更明显地体现在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层面上。《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受国际奥委会赞助的地区的、洲级的或世界性的综合体育竞赛中，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唯一享有代表各自国家的权利。”②然而，这种机制的建设程度并不均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态度通常能左右本国奥委会的决定。而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奥委会不仅没有追随美国的政策，甚至无视本国政府的要求。例如，英国政府对美国抵制决议的响应最为热烈，并于3月17日在下议院以345票赞成，147票反对的多数通过了抵制决议。然而，英国奥委会并未理会政府决议，以1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参赛决定。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等。对此，卡特政府只能运用外交手段，通过当地政府对其奥委会施加间接影响，还与他国奥委会直接接触，如卡特勒就试图劝说英国奥委会主席丹尼斯·福洛斯。④然而，这些行动均未能获得实质性成果。
此外，如何把诉求各异的国家整合进抵制运动中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截至2月末，抵制运动仅在东亚和远东地区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而西欧、非洲和拉美诸多国家仍持观望态度。⑤之所以如此，一是各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认知不尽相同。例如，中国认为苏联借此形成了对华战略包围，严重恶化了自身的地缘安全，故而愿意加入抵制运动的阵营。而以法国和西德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试图维持与苏联的缓和关系，不想卷入美苏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因而在抵制问题上较为谨慎。二是各国对抵制运动的有效性存有疑虑。法国外长弗朗索瓦·蓬塞表示：“老实说，我不认为利用奥运会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有什么好处。”⑥西德总理施密特也认为，抵制奥运会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解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⑦他甚至认为卡特政府以抵制奥运会迫使苏联就范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内声望，而不惜牺牲他国的切身利益，因而对抵制运动态度消极。⑧ 抵制运动初期的遇冷使卡特政府意识到难以把各国罗致进这场运动中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强调“重点国家”的重要性。在2月26日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卡特政府把法、英、西德、中、日、意、肯尼亚和墨西哥列为必须争取的重点国家。⑨随后，万斯、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等要员与上述國家的政要直接磋商，敦促他们尽快加入抵制运动。在第三世界地区，卡特政府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类似的行动，不得不另辟新径，企图以公共外交的方式掀起抵制运动的热潮。为此，卡特政府任命拳王阿里为特别大使出访非洲国家，旨在以其国际影响力及其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份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客观地说，这些外交行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重点国家”重新审视了本国的立场。4月23日，法国外长蓬塞向美国驻法大使亚瑟·哈特曼承诺，法国运动员将不会前往莫斯科参赛。作为冷战对抗的最前沿国家，西德的立场无疑极具政治意义。为此，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等政要轮番上阵，持续不断地向施密特政府施加压力。后者最终妥协，于4月23日向西德奥委会提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建议。①总体而言，卡特政府对一些政府的影响还是颇有成效的，比如西德、中国、日本和肯尼亚，而其他的“重点国家”并不支持这场运动。即便是参与国也没有全盘接受美国的决议，例如施密特拒绝了西方另选地点举办本届奥运会的想法，也拒绝参与对苏联的贸易制裁。②
面对卡特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抵制运动，苏联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反抵制行动。与卡特的做法不同，苏联通常选择绕开他国政府而直接对各国奥委会施加影响，主要以资金支持和财政补助为诱饵，包括通过苏联航空公司免费接运他国奥运会代表团，或在比赛期间提供免费住宿等。苏联的金元反制行动确实吸引了一批财政困难的亚非拉国家的奥委会，如哥斯达黎加奥委会就因此修改了此前通过的抵制决议，决定前往莫斯科参赛。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赛，苏联奥委会甚至在奥运会开幕前35天，向刚独立的津巴布韦紧急发出邀请，使之成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受邀国。此外，原本亲苏的国家也大多没有改变立场，照常派运动员前往莫斯科参赛。此外，苏联采取的其他一些应急措施及其原有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卡特政府抵制运动的打击力度。
总体看来，卡特政府的抵制运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缺席了本届奥运会，仅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9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盛会，创近几届奥运会参赛规模新低。③此外，赛场内的抵制行为也层出不穷。英、法、澳、荷、西等16国在开幕式上只持奥运会会旗或特制旗帜入场，并在颁奖典礼上拒绝播放本国国歌，而代之以奥运会会歌。此外，多国大使在奥运会开幕前离开了莫斯科，以免与赛事发生任何联系，甚至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拒绝出席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述种种违和现象让勃列日涅夫颜面无光，在主持完开幕式后就以度假为由前往黑海别墅，直至赛事结束。
美国的抵制运动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使其通过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的意图遭到重挫。为把本届奥运会打造成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奥运会，苏联史无前例地耗资30亿美元，其中5亿是动用硬通货买单的，就连勃列日涅夫也认为这笔开支过于庞大。④然而，骤然而至的抵制运动使大量国家与地区的奥委会和运动员缺席，导致国际关注度大为降低。一些国家削减甚至取消了本届奥运会的实况转播，许多原本打算前去观赛的游客也取消了行程。苏联起初估计至少有30万名国外游客前往莫斯科观赛。然而，截至1980年6月，莫斯科市长普罗梅斯洛夫不得不承认，仅可能有7万名国外游客前来。⑤
显而易见，莫斯科奥运会未能实现苏联进行政治宣传的目的，甚至导致了其缓和政策破产。当然，卡特政府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首先，这场抵制运动未能阻止莫斯科奥运会如期举办。由于国际体育机制的限制，美国与他国的利益冲突，苏联的反抵制行动以及抵制行动执行不力，抵制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不断缩小。尤其令卡特政府失望的是，作为盟友的西欧国家竟成了此次参赛的中坚力量。为掩饰其不足之处，布热津斯基在抵制的最后阶段片面地强调抵制运动在东亚地区的成功，指出只要有美、中、西德、日等4个重点国家参与抵制，就足以向莫斯科传递有力的政治信号。①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显然并不令人信服。
其次，抵制国家的数量不足限制了对莫斯科奥运会质量的打击力度。卡特政府的部分官员坚称抵制运动严重削弱了赛事质量，例如国务院奥运会工作组组长尼尔森·勒斯基认为没有西德、加、肯、菲、中、挪、阿根廷、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美国的参赛，莫斯科奥运会在规模和质量上均达不到奥运会的水准。②莫斯科奥运会的赛事成绩的一边倒似乎也印证了这一预言。苏联阵营的国家在奖牌榜前10名中竟占了7席，其中苏联运动员更是以80金、69银和40铜的成绩创造了单届奥运会一国获奖牌总数的历史之最。③不过，当时苏东国家集团的体育实力强劲，加之大多数西欧国家参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赛事质量，而不少参与抵制运动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不堪。从赛事成绩来看，本届奥运会共创造了36项世界纪录和74项奥运会纪录，打破了数以百计的洲际及国家纪录，整体水平甚至比上届奥运会还要高。④
再次，抵制运动在损坏苏联政府的国内形象上也收效甚微。苏联的宣传机构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战削弱了这种不利影响。一方面，苏联把入侵阿富汗事件与抵制运动作为两件不相联系的事情区别对待。1980年1月20日，莫斯科承认美国发起抵制运动是要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随后“阿富汗问题与抵制运动毫不相干”成了苏联的宣传基调，并进一步指出阿富汗问题仅是卡特政府发起抵制运动的借口。⑤与此同时，苏联媒体还大量报导了抵制运动在美国国内外所引发的争议，指责美国的行为践踏了奥林匹克精神，进而塑造了苏联和平与进步的正面形象。此外，苏联民众也没有把美国发起抵制运动的责任归咎到本国政府身上，而是指责卡特是“战争贩子”。⑥
卡特政府发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基本上达到了其主要目的，即挫败苏联利用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的企图。然而，美国的目标定位过于狭隘，仅局限于对苏联进行惩罚，而不注重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际问题，使得该行动难以获得更大的效果。由于抵制运动受制于国际体育机制，与其他各国的利益冲突，苏联反抵制行动以及卡特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使得该行动在打击苏联的力度上大打折扣。莫斯科奥运会不仅如期举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高的赛事质量，苏联政府的国内形象也并未遭到严重损害。可以说，美苏在这场围绕奥运会展开的博弈中均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长期来看，这场政治抵制的阴影并未随莫斯科奥运会的落幕而消散。4年后，苏联如法炮制，率领19国拒绝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使美国也尝到了奥运会政治化的苦果。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机制日臻完善，大规模政治抵制奥运会的景象将很难再现，但掺杂过多政治因素的局部抵制仍是不易破解的难题。
【作者简介】王延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史。
欧阳洛奇，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