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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在曹禺的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是《日出》和《雷雨》。但如曹禺在《〈日出〉跋》中所言，假如有人问他：“《日出》和《雷雨》，你最喜欢哪一个？”他一定会回答：“《日出》”。原因却是，“它最令我痛苦。”
1937年2月，上海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日出》。导演为欧阳予倩，凤子饰演陈白露，丁伯骝饰演方达生。曹禺专程由南京前往观看。《日出》剧本共四幕：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的劇景都是在繁华都市某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只有第三幕的剧景是在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次演出，欧阳予倩删去了第三幕，令曹禺不满。在随后写作的《我怎样写〈日出〉》一文中，曹禺表示：“《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三幕吧……”
欧阳予倩为何要删去第三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明了几点理由：“《日出》比《雷雨》更长，四幕戏占十二万字，按规矩演总要五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完，好戏固然不怕长，可是太长不但观众容易疲劳，戏馆也不许可……《日出》的主角是不明显的，可是它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可是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而为这一幕戏所费的气力恐怕比其他的三幕还要多。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因为以上几个理由不得不将第三幕割爱。”笔者认为，欧阳予倩删去第三幕的最主要理由，是他认为《日出》整个戏的形态不太像悲剧，他在排演这部戏时，不把它看作悲剧，因此将稍具悲剧形态的第三幕删掉。早在1936年，《日出》剧本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后，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教授就对《日出》的第三幕提出批评。谢迪克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上欠统一，第三幕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裂痕。”
尽管学术界对《日出》第三幕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曹禺最偏爱的就是第三幕。《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是曹禺亲身经历过而写出来的，它最贴近曹禺的心：
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磨折、伤害，以至于侮辱，我记得严冬的三九天，半夜里我在那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概赏钱许得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种“鸡毛店”找他们。“鸡毛店”是北方最破烂的下等客店，住在那里的乞丐在夜里租不起被盖，只好用鸡毛、稻草一类的东西铺在地下睡。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勤，被一个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个好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进这种地方必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险，于是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着这短短的三十五页戏，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这些回忆有的痛苦，有的可笑，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验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摘自曹禺《〈日出〉跋》）
曹禺深入生活底层写出的《日出》第三幕，感染了很多观众。但《日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尤其第二幕和第四幕潘月亭和李石清的两段戏，更是惊心动魄。
对《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批评者认为：“凡是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人都认为它不真实，许多地方近于幻想。潘月亭这种人物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上海都市流氓资本家，不过是由道听途说加上想象而构成的人物。李石清这样的银行秘书和他的太太那样的人物，在人格上不是没有，但在遭遇的事件上恐怕绝不会如此的。对于银行这类地方的办事员，生活到底如何，观念如何，所接触的社会圈是怎样的，恐怕曹先生不是深深了解的，像了解鲁贵或周萍一样罢，这不过是一个证明技巧的问题，克服不了创作问题上根本的矛盾。”（张庚：《一九三六年的戏剧—— 活时代的活记录》）
曹禺在《日出》中描写的都市生活是否真实？潘月亭、李石清这样的人物是否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曹禺写作《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或许是受到茅盾小说《子夜》的启发。茅盾的《子夜》出版于1933年，曹禺的《日出》发表于1936年。曹禺笔下的潘月亭、李石清、金八，与《子夜》中的吴荪甫、屠维岳、赵伯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曹禺认为茅盾是了不起的人，对茅盾的《子夜》推崇备至。1937年6月11日，上海《电声》杂志刊登消息：曹禺着手将《子夜》搬上舞台，并自任导演。1946年2月1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上海分会举行集会，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曹禺在集会上致辞：“像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敢太自夸，即使放在外国第一流作家同列，也不觉得惭愧的……”1981年2月17日，曹禺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日出》剧组谈话时说：“我的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剧中的时间不是很具体的，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年代。不像不久前离开我们的敬爱的茅盾同志，他的《子夜》概括的生活面非常广阔，而且时间、地点非常具体……”
茅盾的《子夜》对曹禺创作《日出》直接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对《日出》的排练演出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排演《日出》前，导演欧阳山尊曾要求每一个演员都必须读《子夜》。
《日出》自1937年首演，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年都在各地上演：在国统区上演，也在解放区和延安上演。1939年冬，毛泽东在延安邀请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同志叙谈，提出延安也应当上演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日出》。还提出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1940年1月1日，《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内观众近万人。这是“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重庆作家、导演和戏剧人士。曹禺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曹禺说：“你就是曹禺呀！很年轻嘛！……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据曹禺回忆：“那天，我是最幸福的人—— 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的精神好极了，爽朗地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对我说，你正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 1949年11月下旬，唐槐秋集合一批话剧工作者，以“中国旅行剧团”的名义，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演出《日出》。1950年至1954年，没有《日出》的演出记录。1956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将《日出》搬上银幕，主演为夏梦、傅奇。这是《日出》第二次被拍成电影（第一次是1938年，华新影片公司出品，导演为岳枫—— 作者注）。195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剧团首次演出《日出》。白玲饰演陈白露，陈怡饰演方达生。1956年9月21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艺术剧场公演《日出》，演出阵容堪称豪华：应云卫、瞿白音、吴仞之、吕复、凌琯如联合执导;白杨饰演陈白露，章非饰演方达生，陈述饰演张乔治，夏天饰演王福生，王丹凤饰演小东西，孙景璐饰演翠喜。1956年11月1日，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日出》。导演为欧阳山尊，狄辛饰演陈白露，周正饰演方达生，方琯德饰演潘月亭，于是之饰演李石清，童超饰演王福生，叶子饰演翠喜，董行佶饰演胡四。当天的《北京日报》刊登《〈日出〉二十年》一文。文前附言：“第一次演出《日出》的导演是欧阳予倩，这一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的导演是欧阳山尊，父子两代艺术家在二十年间先后导演一出名剧，这也是一段艺林佳话。”欧阳山尊在排练前，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日出〉导演计划》。但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受当时社会思潮偏“左”的影响，没有准确地把剧本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
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日出》，是将方达生作为剧中的理想人物。导演欧阳山尊在《〈日出〉导演计划》中这样写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非但工人阶级的遭遇更加悲惨，农民不得不在啼饥号寒中过日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更加艰难了。他们的负担由于苛捐杂税的增加而大大加重。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则因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濒于破产，也都陷入失业、失学、困苦颠沛的状态中，他们在思想上所受的压迫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以他们寻求出路、倾向革命是极其自然的。方达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说出了：‘我们要做一点儿事儿，要同金八拼一拼！’他看出来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也预见到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欧阳山尊对方达生这个人物的处理，或许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与曹禺的原意是相违背的：
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的理想人物，正如陈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方达生，那么一个永在‘心里头’活的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整日地思索斟酌，长吁短叹，末尾听见大众严肃的工作的声音，忽然欢呼起来，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以为自己得了救星，又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的举动！我记得他说过他要‘感化’白露，白露笑了笑，没有理他。现在他的想象又燃烧起来，他要做点儿事业，要改造世界，独立把太阳唤出来，难道我们就轻易相信这个呆子么？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了。……方达生诚然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书生，但是太阳真会是他的么？哪一个相信他能够担当日出以后重大的责任、谁承认他是《日出》中的英雄。（曹禺：《〈日出〉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叶子在1956年版的《日出》中饰演翠喜，她对当时的“左”的影响记忆深刻。据叶子回忆：“那时，我的思想有点‘左’，表演有概念化毛病。我曾问曹禺：‘你的《原野》写仇虎复仇，是不是影射日本帝国主义。’曹禺愣了，说：‘你怎么想到这里去了！’”
198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全新阵容重排《日出》。导演刁光覃，严敏求饰演陈白露，杨立新饰演方达生，2月17日下午，曹禺看了《日出》的排练，与剧组同志谈话。据严敏求回忆：“在建组会上，曹禺在谈到陈白露这个人物时，十分强调她知识分子的一面。曹禺还讲到一件事，他说过去有一个大电影明星，有一次见到他，兴奋地对他说：‘万先生，我演你《日出》中的陈白露真是如鱼得水啊！’他幽默地说：‘我心想，这可糟了！’导演刁光覃则干脆明确地对我说：‘你把陈白露知识分子的一面演出来，这个人物你就成功了一半’”。
1981年6月15日，《日出》彩排。据曹禺记述：“晚间到‘首都（剧场）’看《日出》，很好。剪裁适当，演得有分量，没有乱动，台上是新演员，刁光覃导演。合影并谈话。北京‘人艺’青年演员谦虚上进，有‘人藝’风范。导演干净，结尾尤佳。”
新中国成立后，除去十年“文革”，《日出》被国内各个话剧院团轮番上演，但让曹禺真正满意的版本，似乎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1年的重排版。在1981年重排版中饰演陈白露的演员严敏求2018年3月5日在家中接受笔者采访，谈到了当年排练《日出》的情景：
建组会上和排练过程中，曹禺和刁光覃帮助我分析陈白露这个人物：陈白露有两面性。她作为交际花的一面是次要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是主要的。陈白露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很单纯，对生活非常热爱，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幻想。但在“玩世”的社会中，她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她的自我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落个自杀。如果陈白露仅仅是个交际花，那么她最后欠账，总会有人替她还。陈白露不是被账单逼死的，她是对“玩世”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刁光覃这一版的《日出》，着重刻画存在陈白露自身中的种种矛盾、痛苦。把阳台设置在舞台最前区，主要是突出陈白露。有三段戏，一段戏是陈白露在落地窗前发现霜花，在那一刹那，她回到了从前那个天真活泼的竹筠，回到了那个美好的过去。第二段戏是第四幕的开头，陈白露站在落地窗前。小东西的遭遇对陈白露是个很大的打击。她下决心不再“玩”下去了。小东西的死是促使陈白露自杀的很重要原因。第三段戏是陈白露和方达生两人的一次心对心的对话。全剧的结尾，刁光覃做了新的处理：陈白露站在落地窗前，沉静地望着前方。晨光洒在陈白露的脸上，她缓慢地将窗帘拉起，当拉到只有一条光线时，略停一下，接着猛地拉紧，屋里全部黑暗，夯歌声大起。刁光覃取消了方达生再次上场的戏。方达生不必再回来作最后的挽救，他已经明白无能为力了。
曹禺对《日出》有着偏爱。晚年的他仍然不断修改《日出》的剧本。1981年8月3日，曹禺在北戴河休假。据曹禺记述：“晨雨未停，冒雨早餐。回屋改《日出》……午餐后未眠，仍改《日出》……晚间又改《日出》，终完毕。但有赘语数段未写，留诸近日。”
1982年3月8日，曹禺致信万方、万欢，信中说：“你们素知爸爸最懒于写信，何况现在有时间，还要再次修改《日出》旧本，似略有进展。”1984年，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曹禺和女儿万方合作，亲自执笔将《日出》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曹禺在1984年1月24日致祝鸿生的信中说：“这些天可以说日夜赶《日出》电影稿本。我和万方用了相当大的心力写这个本子。除了吃睡和绝对必要办的事，全部精神都放在这个写作上。……这个稿本，似乎需要很称职的演员（当然，导演更重要，舞美，制片都要紧）。尤其是演陈白露的演员，这个草本把她写得相当重……《日出》在舞台上演得较久，许多角色已经‘脸谱化’，如顾八、胡四、乔治等都千篇一律。即潘月亭、李石清等，也演得十分浅薄，没有个性。大家都不下心研其历史、环境、人的内心变化、台词、动作的意义。这个戏像是天天炒冷饭，没有一点新滋味、新鲜感，真正想吃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1984年5月25日，曹禺与万方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日出》在《收获》杂志第三期发表。
1985年2月12日，曹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会见电影《日出》摄制组并座谈。导演于本正请曹禺谈谈他对改编电影剧本及对剧中人物的看法，曹禺说：“改编电影很费劲，终于搞成了。影片基本上以陈白露为主，话剧中陈白露的戏也重，但线条没有电影明显。所以，陈白露如果演不好，整个电影就搞不好。”“整个戏是暴露旧社会的。我写陈白露，是写知识分子受压迫，不能使人看了影片后，感到陈白露是下流的、自甘落后的。要是这样，那就失败了，所以人物的分寸感，一定要掌握好。”
1985年，倾注了曹禺很多心血的电影《日出》摄制完成，赢得广泛好评。
电影《日出》的巨大成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曹禺的这出名剧。但电影《日出》和话剧《日出》有很大区别。正如曹禺致田本相的信中所说：“但这是两部不同的东西，虽然主题是一致的。有人不赞同这样改法，但我认为电影是给更多人看，因此，就那样改动了。但这不是说话剧本的《日出》不对。我仍以（为）话剧本《日出》（尤其是陈白露）是准确的，是比较站得住的，虽然‘挤’进去事件太多了……”
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四年后，2000年8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重排《日出》。导演任鸣重排时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观点和元素，将《日出》第一、二、四幕的故事背景挪到现代都市中，舞台上金碧辉煌，道具和音乐都是现代的：手机、手提电脑、电视、人头马广告、迪斯科。第三幕的场景又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背景和道具都是黑白的。在2000年新版《日出》中饰演潘月亭的演员顾威告诉笔者：“任鸣的新版《日出》争议是很大的。在排戏的时候，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出于对排演全局负责，我尊重导演的意图，基本不表态。2010年任鸣再次重排《日出》时，又回归到老版。”
在曹禺的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算是《日出》和《雷雨》，可是《日出》的演出场次远远不如《雷雨》。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为此曾请教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童先生說：“我想可能因为《雷雨》是情节最丰富、戏剧性最强的曹禺剧作，它也是唯一一出有外国剧团演出的（中国）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顾威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日出》演不过《雷雨》，主要是剧本的原因。从剧本的角度看，曹禺最好的剧作是《雷雨》。一个戏是否有生命力，关键是剧本。《日出》演不过《雷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北京人艺在内，全国的话剧院团缺乏演陈白露的演员，我们没有这样的大青衣。”
对于“陈白露”式演员的稀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2018年，总政话剧团上演王延松执导的话剧《日出》。戏的结尾处，陈数饰演的陈白露服了安眠药后，说出那句有名的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之前，还有一段原剧中没有的独白：“睡了一夜，并不安稳，时醒时梦，仿佛我又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树林里一个人游来走去。当然有树木、有花、有阳光从树梢里透下来，甚至听见各种好听的鸟鸣，还闻见一片青草的香……”这是曹禺1982年12月11日写给巴金的信中的一段文字。童道明先生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凄美的陈白露，真是美得让人心痛。”
（选自《北京晚报》2020年1月3日）
首演的争议
1937年2月，上海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日出》。导演为欧阳予倩，凤子饰演陈白露，丁伯骝饰演方达生。曹禺专程由南京前往观看。《日出》剧本共四幕：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的劇景都是在繁华都市某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只有第三幕的剧景是在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次演出，欧阳予倩删去了第三幕，令曹禺不满。在随后写作的《我怎样写〈日出〉》一文中，曹禺表示：“《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三幕吧……”
欧阳予倩为何要删去第三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明了几点理由：“《日出》比《雷雨》更长，四幕戏占十二万字，按规矩演总要五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完，好戏固然不怕长，可是太长不但观众容易疲劳，戏馆也不许可……《日出》的主角是不明显的，可是它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可是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而为这一幕戏所费的气力恐怕比其他的三幕还要多。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因为以上几个理由不得不将第三幕割爱。”笔者认为，欧阳予倩删去第三幕的最主要理由，是他认为《日出》整个戏的形态不太像悲剧，他在排演这部戏时，不把它看作悲剧，因此将稍具悲剧形态的第三幕删掉。早在1936年，《日出》剧本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后，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教授就对《日出》的第三幕提出批评。谢迪克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上欠统一，第三幕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裂痕。”
尽管学术界对《日出》第三幕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曹禺最偏爱的就是第三幕。《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是曹禺亲身经历过而写出来的，它最贴近曹禺的心：
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磨折、伤害，以至于侮辱，我记得严冬的三九天，半夜里我在那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概赏钱许得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种“鸡毛店”找他们。“鸡毛店”是北方最破烂的下等客店，住在那里的乞丐在夜里租不起被盖，只好用鸡毛、稻草一类的东西铺在地下睡。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勤，被一个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个好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进这种地方必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险，于是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着这短短的三十五页戏，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这些回忆有的痛苦，有的可笑，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验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摘自曹禺《〈日出〉跋》）
“日出”与“子夜”
曹禺深入生活底层写出的《日出》第三幕，感染了很多观众。但《日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尤其第二幕和第四幕潘月亭和李石清的两段戏，更是惊心动魄。
对《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批评者认为：“凡是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人都认为它不真实，许多地方近于幻想。潘月亭这种人物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上海都市流氓资本家，不过是由道听途说加上想象而构成的人物。李石清这样的银行秘书和他的太太那样的人物，在人格上不是没有，但在遭遇的事件上恐怕绝不会如此的。对于银行这类地方的办事员，生活到底如何，观念如何，所接触的社会圈是怎样的，恐怕曹先生不是深深了解的，像了解鲁贵或周萍一样罢，这不过是一个证明技巧的问题，克服不了创作问题上根本的矛盾。”（张庚：《一九三六年的戏剧—— 活时代的活记录》）
曹禺在《日出》中描写的都市生活是否真实？潘月亭、李石清这样的人物是否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曹禺写作《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或许是受到茅盾小说《子夜》的启发。茅盾的《子夜》出版于1933年，曹禺的《日出》发表于1936年。曹禺笔下的潘月亭、李石清、金八，与《子夜》中的吴荪甫、屠维岳、赵伯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曹禺认为茅盾是了不起的人，对茅盾的《子夜》推崇备至。1937年6月11日，上海《电声》杂志刊登消息：曹禺着手将《子夜》搬上舞台，并自任导演。1946年2月1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上海分会举行集会，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曹禺在集会上致辞：“像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敢太自夸，即使放在外国第一流作家同列，也不觉得惭愧的……”1981年2月17日，曹禺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日出》剧组谈话时说：“我的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剧中的时间不是很具体的，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年代。不像不久前离开我们的敬爱的茅盾同志，他的《子夜》概括的生活面非常广阔，而且时间、地点非常具体……”
茅盾的《子夜》对曹禺创作《日出》直接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对《日出》的排练演出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排演《日出》前，导演欧阳山尊曾要求每一个演员都必须读《子夜》。
历经多次改编
《日出》自1937年首演，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年都在各地上演：在国统区上演，也在解放区和延安上演。1939年冬，毛泽东在延安邀请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同志叙谈，提出延安也应当上演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日出》。还提出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1940年1月1日，《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内观众近万人。这是“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重庆作家、导演和戏剧人士。曹禺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曹禺说：“你就是曹禺呀！很年轻嘛！……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据曹禺回忆：“那天，我是最幸福的人—— 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的精神好极了，爽朗地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对我说，你正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 1949年11月下旬，唐槐秋集合一批话剧工作者，以“中国旅行剧团”的名义，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演出《日出》。1950年至1954年，没有《日出》的演出记录。1956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将《日出》搬上银幕，主演为夏梦、傅奇。这是《日出》第二次被拍成电影（第一次是1938年，华新影片公司出品，导演为岳枫—— 作者注）。195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剧团首次演出《日出》。白玲饰演陈白露，陈怡饰演方达生。1956年9月21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艺术剧场公演《日出》，演出阵容堪称豪华：应云卫、瞿白音、吴仞之、吕复、凌琯如联合执导;白杨饰演陈白露，章非饰演方达生，陈述饰演张乔治，夏天饰演王福生，王丹凤饰演小东西，孙景璐饰演翠喜。1956年11月1日，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日出》。导演为欧阳山尊，狄辛饰演陈白露，周正饰演方达生，方琯德饰演潘月亭，于是之饰演李石清，童超饰演王福生，叶子饰演翠喜，董行佶饰演胡四。当天的《北京日报》刊登《〈日出〉二十年》一文。文前附言：“第一次演出《日出》的导演是欧阳予倩，这一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的导演是欧阳山尊，父子两代艺术家在二十年间先后导演一出名剧，这也是一段艺林佳话。”欧阳山尊在排练前，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日出〉导演计划》。但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受当时社会思潮偏“左”的影响，没有准确地把剧本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
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日出》，是将方达生作为剧中的理想人物。导演欧阳山尊在《〈日出〉导演计划》中这样写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非但工人阶级的遭遇更加悲惨，农民不得不在啼饥号寒中过日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更加艰难了。他们的负担由于苛捐杂税的增加而大大加重。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则因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濒于破产，也都陷入失业、失学、困苦颠沛的状态中，他们在思想上所受的压迫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以他们寻求出路、倾向革命是极其自然的。方达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说出了：‘我们要做一点儿事儿，要同金八拼一拼！’他看出来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也预见到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欧阳山尊对方达生这个人物的处理，或许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与曹禺的原意是相违背的：
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的理想人物，正如陈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方达生，那么一个永在‘心里头’活的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整日地思索斟酌，长吁短叹，末尾听见大众严肃的工作的声音，忽然欢呼起来，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以为自己得了救星，又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的举动！我记得他说过他要‘感化’白露，白露笑了笑，没有理他。现在他的想象又燃烧起来，他要做点儿事业，要改造世界，独立把太阳唤出来，难道我们就轻易相信这个呆子么？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了。……方达生诚然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书生，但是太阳真会是他的么？哪一个相信他能够担当日出以后重大的责任、谁承认他是《日出》中的英雄。（曹禺：《〈日出〉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叶子在1956年版的《日出》中饰演翠喜，她对当时的“左”的影响记忆深刻。据叶子回忆：“那时，我的思想有点‘左’，表演有概念化毛病。我曾问曹禺：‘你的《原野》写仇虎复仇，是不是影射日本帝国主义。’曹禺愣了，说：‘你怎么想到这里去了！’”
陈白露的两面性
198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全新阵容重排《日出》。导演刁光覃，严敏求饰演陈白露，杨立新饰演方达生，2月17日下午，曹禺看了《日出》的排练，与剧组同志谈话。据严敏求回忆：“在建组会上，曹禺在谈到陈白露这个人物时，十分强调她知识分子的一面。曹禺还讲到一件事，他说过去有一个大电影明星，有一次见到他，兴奋地对他说：‘万先生，我演你《日出》中的陈白露真是如鱼得水啊！’他幽默地说：‘我心想，这可糟了！’导演刁光覃则干脆明确地对我说：‘你把陈白露知识分子的一面演出来，这个人物你就成功了一半’”。
1981年6月15日，《日出》彩排。据曹禺记述：“晚间到‘首都（剧场）’看《日出》，很好。剪裁适当，演得有分量，没有乱动，台上是新演员，刁光覃导演。合影并谈话。北京‘人艺’青年演员谦虚上进，有‘人藝’风范。导演干净，结尾尤佳。”
新中国成立后，除去十年“文革”，《日出》被国内各个话剧院团轮番上演，但让曹禺真正满意的版本，似乎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1年的重排版。在1981年重排版中饰演陈白露的演员严敏求2018年3月5日在家中接受笔者采访，谈到了当年排练《日出》的情景：
建组会上和排练过程中，曹禺和刁光覃帮助我分析陈白露这个人物：陈白露有两面性。她作为交际花的一面是次要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是主要的。陈白露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很单纯，对生活非常热爱，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幻想。但在“玩世”的社会中，她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她的自我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落个自杀。如果陈白露仅仅是个交际花，那么她最后欠账，总会有人替她还。陈白露不是被账单逼死的，她是对“玩世”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刁光覃这一版的《日出》，着重刻画存在陈白露自身中的种种矛盾、痛苦。把阳台设置在舞台最前区，主要是突出陈白露。有三段戏，一段戏是陈白露在落地窗前发现霜花，在那一刹那，她回到了从前那个天真活泼的竹筠，回到了那个美好的过去。第二段戏是第四幕的开头，陈白露站在落地窗前。小东西的遭遇对陈白露是个很大的打击。她下决心不再“玩”下去了。小东西的死是促使陈白露自杀的很重要原因。第三段戏是陈白露和方达生两人的一次心对心的对话。全剧的结尾，刁光覃做了新的处理：陈白露站在落地窗前，沉静地望着前方。晨光洒在陈白露的脸上，她缓慢地将窗帘拉起，当拉到只有一条光线时，略停一下，接着猛地拉紧，屋里全部黑暗，夯歌声大起。刁光覃取消了方达生再次上场的戏。方达生不必再回来作最后的挽救，他已经明白无能为力了。
再搬大银幕获成功
曹禺对《日出》有着偏爱。晚年的他仍然不断修改《日出》的剧本。1981年8月3日，曹禺在北戴河休假。据曹禺记述：“晨雨未停，冒雨早餐。回屋改《日出》……午餐后未眠，仍改《日出》……晚间又改《日出》，终完毕。但有赘语数段未写，留诸近日。”
1982年3月8日，曹禺致信万方、万欢，信中说：“你们素知爸爸最懒于写信，何况现在有时间，还要再次修改《日出》旧本，似略有进展。”1984年，应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曹禺和女儿万方合作，亲自执笔将《日出》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曹禺在1984年1月24日致祝鸿生的信中说：“这些天可以说日夜赶《日出》电影稿本。我和万方用了相当大的心力写这个本子。除了吃睡和绝对必要办的事，全部精神都放在这个写作上。……这个稿本，似乎需要很称职的演员（当然，导演更重要，舞美，制片都要紧）。尤其是演陈白露的演员，这个草本把她写得相当重……《日出》在舞台上演得较久，许多角色已经‘脸谱化’，如顾八、胡四、乔治等都千篇一律。即潘月亭、李石清等，也演得十分浅薄，没有个性。大家都不下心研其历史、环境、人的内心变化、台词、动作的意义。这个戏像是天天炒冷饭，没有一点新滋味、新鲜感，真正想吃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1984年5月25日，曹禺与万方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日出》在《收获》杂志第三期发表。
1985年2月12日，曹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会见电影《日出》摄制组并座谈。导演于本正请曹禺谈谈他对改编电影剧本及对剧中人物的看法，曹禺说：“改编电影很费劲，终于搞成了。影片基本上以陈白露为主，话剧中陈白露的戏也重，但线条没有电影明显。所以，陈白露如果演不好，整个电影就搞不好。”“整个戏是暴露旧社会的。我写陈白露，是写知识分子受压迫，不能使人看了影片后，感到陈白露是下流的、自甘落后的。要是这样，那就失败了，所以人物的分寸感，一定要掌握好。”
1985年，倾注了曹禺很多心血的电影《日出》摄制完成，赢得广泛好评。
电影《日出》的巨大成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曹禺的这出名剧。但电影《日出》和话剧《日出》有很大区别。正如曹禺致田本相的信中所说：“但这是两部不同的东西，虽然主题是一致的。有人不赞同这样改法，但我认为电影是给更多人看，因此，就那样改动了。但这不是说话剧本的《日出》不对。我仍以（为）话剧本《日出》（尤其是陈白露）是准确的，是比较站得住的，虽然‘挤’进去事件太多了……”
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四年后，2000年8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重排《日出》。导演任鸣重排时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观点和元素，将《日出》第一、二、四幕的故事背景挪到现代都市中，舞台上金碧辉煌，道具和音乐都是现代的：手机、手提电脑、电视、人头马广告、迪斯科。第三幕的场景又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背景和道具都是黑白的。在2000年新版《日出》中饰演潘月亭的演员顾威告诉笔者：“任鸣的新版《日出》争议是很大的。在排戏的时候，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出于对排演全局负责，我尊重导演的意图，基本不表态。2010年任鸣再次重排《日出》时，又回归到老版。”
演出次数为何不如《雷雨》
在曹禺的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算是《日出》和《雷雨》，可是《日出》的演出场次远远不如《雷雨》。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为此曾请教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童先生說：“我想可能因为《雷雨》是情节最丰富、戏剧性最强的曹禺剧作，它也是唯一一出有外国剧团演出的（中国）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顾威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日出》演不过《雷雨》，主要是剧本的原因。从剧本的角度看，曹禺最好的剧作是《雷雨》。一个戏是否有生命力，关键是剧本。《日出》演不过《雷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北京人艺在内，全国的话剧院团缺乏演陈白露的演员，我们没有这样的大青衣。”
对于“陈白露”式演员的稀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2018年，总政话剧团上演王延松执导的话剧《日出》。戏的结尾处，陈数饰演的陈白露服了安眠药后，说出那句有名的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之前，还有一段原剧中没有的独白：“睡了一夜，并不安稳，时醒时梦，仿佛我又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树林里一个人游来走去。当然有树木、有花、有阳光从树梢里透下来，甚至听见各种好听的鸟鸣，还闻见一片青草的香……”这是曹禺1982年12月11日写给巴金的信中的一段文字。童道明先生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凄美的陈白露，真是美得让人心痛。”
（选自《北京晚报》2020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