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重要变量。
　　随着2021年以来疫苗的大规模接种，全球经济看到了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曙光。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一枝独秀，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度过艰难时刻的核心动力。尤其是进出口的逆势增长，更凸显了中国产业链的强大和坚韧。但随着主要大国的陆续复苏，特别是竞争区域的产业重启，中国制造也将面临新的压力。
　　实际上，压力不单单来自产业界本身。在国际舆论领域，对中国制造的话语挤压也在发酵，比如中国的棉紡织业便遭受了攻击。这可能并非偶然事件。
　　在上世纪末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纺织业就是中美博弈的焦点，纺织业对当时的中国异常重要。这个行业和很多中国人所关心的“核心技术”，看似关系不大，但它对就业的帮助非常之大，它一度是国内制造业中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在10年前，其吸纳就业人数在2000万人左右。之后，逐渐下降，现在依然不低。
　　纺织业只是新的故事，更早的是华为和中兴。如果说纺织业事关就业，那么IT硬件产业则与信息产业的底层技术创新有关。华为被视为中国最“硬核”的公司，在全球很多区域，击败了一世的西门子、阿尔卡特等500强巨头。但现在，它在外部的挤压之下，的确有些疲于应对。
　　中国的实体经济崛起于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但环境已经改变，很多我们不曾预料到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还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慢慢酝酿。中国制造的强大广为人知，疫情更放大了这种认知。“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外部的不友善，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无法决定它是否发生。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的产业链。
　　以纺织业为例，这些年，国内厂商以及外资巨头都出现了成规模的产业外移。在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人工成本是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1/3，而且，在全球贸易博弈加剧的环境之下，这一区域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概率更低。资本追逐利润，规避风险，产业转移是它们理性的选择。
　　对中国来说，转移也并不是大问题。随着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工资增长，挤出一些“低端产业”是正常现象。但任何事物，必须有一个限度，过度了就不好。因为，中国的劳动人群在技能上存在着极大的方差，各个薪酬层次的群众都需要就业，没有哪个“低端产业”是可以完全不要的。
　　因此，对于成本上涨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不能完全认为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均工资自然增长的结果，从而听之任之，而是必须尽可能地用“组合拳”，来捍卫产业链。
　　比如，要对货币政策保持一种真正意义的“审慎”，而不是玩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不要说房地产和金融，即使是相对于流通业来说，制造业也是最害怕通胀的。德国制造业的强大，很大程度就在于德意志联邦银行（欧元区建立之前）对通胀的深恶痛疾。同时，这个国家的商业银行系统也有着一种对制造业进行“滴灌”的信贷传统。
　　当然，适度的、可以预测的通胀目标，可以提升终端产品价格，推动制造业的扩张，而不适度的、不可预测的通胀，就会相反。它会让所有人无所适从，除了买房之外。
　　再比如，对民营经济必须平等对待。这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学问很大。以前，民营经济的平等更多是在市场准入上，比如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会有限制。现在，行业准入已不是问题。以银行业为例，民营资本对办银行的兴趣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早已产能过剩，新办银行在资金获得成本和客户资源上，基本无法和先入者进行竞争。
　　那么，对民营资本还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是增强其核心资源的可得性，比如资金。在这方面，有时候往往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一些幸运的民营企业家可以在A股上市，从中小投资者手中融到“永远不用还的钱”，成为百亿级富豪。要么是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即使去借需要还的信贷，却可能融资难，或者要承受极高的利率。这种不健康的“冰火两重天”必须要改变。
　　总之，制造业产业链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它一直都是群众就业的基础，也是外汇存底的来源。我们不断做好自己的事情，面对外部的变化，就能更加气定神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