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快报》的编辑总监道格拉斯先生离婚后独自抚养女儿琼妮。一次，5岁的琼妮把幼稚园里的拼图游戏偷偷带回家。道格拉斯发现后，让她把玩具送回到幼稚园，并当面向老师道歉。回家后，让她选择惩罚内容：一是一个星期内不能吃冰淇淋；二是取消周日下午在中央公园的滑草游戏和野餐；三是在屁股上狠揍两巴掌。最后，女儿决定接受第三种惩罚。
　　于是，道格拉斯给前妻打电话，请她回来当肉刑的“监刑官”，他要让女儿“体面地接受肉刑”。道格拉斯提醒女儿注意这个细节——因为过错我愿意接受惩罚，但任何人不能剥夺我的尊严，我有权选择至少一位目击者证实惩罚的过程是否伤害到了我的尊严。而这次肉刑是否伤害到琼妮的尊严，必须有“监刑官”证实。
　　此事过后一个星期，道格拉斯因为贪睡没及时送琼妮上学，导致琼尼迟到。当园长问琼妮为什么迟到时，道格拉斯找了个借口，琼妮却大声地揭穿了他。道格拉斯尴尬地向园长作了解释后又对女儿道歉。女儿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因为撒谎也必须接受惩罚。你现在有两个惩罚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取消本周末与辛蒂小姐的约会(辛蒂小姐是道格拉斯刚认识的女友)；二是接受肉刑。”而道格拉斯选择了肉刑，并由幼稚园园长出任“监刑官”。最后，道格拉斯向他的女儿——一个年仅5岁的美国女公民撅起了屁股……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觉得，首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都是一样的。教育者不能因为身份差异，就对受教育者大声训斥，甚至体罚和变相体罚。
　　其次，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批评、管教、甚至惩戒，都是针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而不是他的尊严。有些教师批评、管教甚至惩戒学生，目的却是要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而有些学生对老师的批评不服，倒不是认为老师说得不对，而是他的潜意识里感到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伤害。如果教师批评学生，像道格拉斯先生惩罚他的女儿那样只对行为，不对人，那么我们的学生也许会像小琼妮那样，口服心服地接受批评。
　　再次，教育者要研究对受教育者的批评、管教方法，让受教育者选择愿意接受的方式。我们不妨学学道格拉斯先生，双方先就某些原则达成共识，然后要求大家都得遵守。一旦违反了原则，不管是谁都得接受惩罚，至于惩罚的方式，不妨多出几种，让受教育者自己选择。当然任何一种方式都不能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我想，只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问题总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据《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