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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3 年，几乎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的“接班高峰年”，也让企业传承问题再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3 月20 日，一身白色礼服的腾讯首席行政官陈一丹出席了腾讯2012 年财报发布会和腾讯董事局会议，转身告别这家他参与创立，并为之奋斗了15 年的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也让腾讯的新管理架构和接班人培养体制彻底浮出水面。
4 月9 日，被称为商业巨人、一代怪咖的史玉柱突然对外宣布虽然保留巨人网络董事会主席职务但卸任CEO，由巨人网络原总裁刘伟继任，原副总裁纪学锋担任公司总裁。对于退休，史玉柱表示要“彻底”：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见媒体，去过自己的屌丝生活，“一年之后，巨人网络就不会有我的烙印。”
随后5 月10 日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外星来客”马云也在淘宝十周年晚会上高调宣布退休，潇洒地表示“明天起生活将是我的全部工作”，外界则认为此举是为阿里巴巴拥抱移动互联网新世界铺路。
与互联网企业相比，身处传统行业的刘永好的退休似乎更有中国家族企业的特色：由女儿刘畅以及国内著名企业文化与战略专家、原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总裁陈春花，共同出任新希望联席董事长，后者兼任CEO。在新一届的七人董事会中，五人属于留任，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
与刘永好做相同选择的还有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被袭受伤后，面对外界对其已定接班人宗馥莉经验尚稚嫩、难以独挑大梁，两代人分歧较大、接班人能否与昔日重臣和平相处等问题表示疑虑和担忧时，宗庆后仍然坚定的支持女儿，并表示“如果她出问题，我会去帮她擦屁股”。
同时，2013 年初，曾声明绝不接班的郭守正首次以鸿海集团代表的身份高调出席活动，让外界普遍猜测郭台铭的“代工帝国”已后继有人。
但也有人做出与“子承父业”截然相反的表态。
这一年，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69 岁，业内一直传言正在考虑退休交班的他，在一份被泄露出的公司内部文件中明确表示：家族成员永远不会进入接班人序列。
也是在这一年，双汇集团以71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全部股份，创下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收购金额的最高纪录，双汇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面对双汇的急速发展，已经73 岁的创始人万隆表示尚未考虑过退休，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屠夫”似乎一直在刻意保持子女们与“漯河”的距离，在双汇的权力中心几乎完全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其实，2013 年在脑海中或实践里考虑“接班人”的，远不止前文所述的这几位。传承决策就犹如悬在每一位企业掌门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占国内企业总数的八成，民营经济占GDP 的比重超过60%，其贡献和意义不容忽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一代民营企业历史最长的不超过三十五年。它们在改革中诞生，它们的创始人几乎都有着同样一条人生轨迹——他们曾在体制内外徘徊，完整的见证了中国的物质财富从极为匮乏到迅速致富、精神生活从单一解放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他们分享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在这个大变革的商业时代留下了各领风骚、但却不可复制的商业“传奇”。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他们或将隐退。
《财富》杂志发布的《2013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 位商界领袖》榜单显示：入围的50 位商界领袖，年龄最大的近70 岁，年龄最小的38 岁，平均年龄为54 岁。54 岁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也许仍意味着黄金期，但传承和接班人也必然要被提上日程。2010 年时，曾有研究报告称，未来的5～10 年将迎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换班”。这些民营企业中，还有超过八成比重的家族企业。与经理人制度已经成熟并成为主流的欧美国家不同，在传统观念的力量仍远大于现代商业思维的中国商业界中，子承父业还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因此，第一代创业者和准传承人之间理念、交接班意愿分歧，甚至是“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让选择接班人的道路上充满难题。
但在这纷繁复杂的交接传承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一条“规律”：如以企业规模为标准，中小型民营企业比大型企业更倾向于家族传承；在大型民营企业的传承问题上，行业因素以及创业者的经历就成了关键。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万隆、宗庆后们至今仍难以彻底退休，其中既有行业原因、个人原因，也与其身上深刻且复杂的体制烙印有关，譬如有些公司所有制不够完善，在接班人选择上存在掣肘；而对于史玉柱这种站在一代企业家与二代创业家之间的创业者，或者在全球信息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二代创业家如马云、张朝阳、马化腾等这批人来说，创业环境已有所改善，企业有条件建立更好的经理人制度和接班人选拔机制，创业者更容易退出。
在商业世界里，传承是企业发展的节点，经过节点企业可能走向发展、壮大或者衰亡。从世界商业史和企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家族控制并非家族企业的必要特征，但去家族化也不是保证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
一百年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开始了从家族主义到经理主义的演变。五十年前，东亚的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产生了向经理主义过渡的趋势。经理主义并不意味着家族企业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完美的结合。福特、杜邦、IBM、J.P 摩根、松下、索尼……这些遍及各行各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均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伴随股权结构改革，创业者家族在企业的股份逐渐稀薄，基本退出经营管理的舞台，让位于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现在全球最大的500 家企业中，家族企业仍占据三分之一的席位，但其中没有一家完全由家族掌控。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如今我们正朝着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前进，但前路并非坦途，众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由于传承前后的各种问题，先后倒在了未竟的征程上。因此，为了基业永续，无论是昨日的实例、今日的探索，或是域外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3 月20 日，一身白色礼服的腾讯首席行政官陈一丹出席了腾讯2012 年财报发布会和腾讯董事局会议，转身告别这家他参与创立，并为之奋斗了15 年的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也让腾讯的新管理架构和接班人培养体制彻底浮出水面。
4 月9 日，被称为商业巨人、一代怪咖的史玉柱突然对外宣布虽然保留巨人网络董事会主席职务但卸任CEO，由巨人网络原总裁刘伟继任，原副总裁纪学锋担任公司总裁。对于退休，史玉柱表示要“彻底”：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见媒体，去过自己的屌丝生活，“一年之后，巨人网络就不会有我的烙印。”
随后5 月10 日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外星来客”马云也在淘宝十周年晚会上高调宣布退休，潇洒地表示“明天起生活将是我的全部工作”，外界则认为此举是为阿里巴巴拥抱移动互联网新世界铺路。
与互联网企业相比，身处传统行业的刘永好的退休似乎更有中国家族企业的特色：由女儿刘畅以及国内著名企业文化与战略专家、原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总裁陈春花，共同出任新希望联席董事长，后者兼任CEO。在新一届的七人董事会中，五人属于留任，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
与刘永好做相同选择的还有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被袭受伤后，面对外界对其已定接班人宗馥莉经验尚稚嫩、难以独挑大梁，两代人分歧较大、接班人能否与昔日重臣和平相处等问题表示疑虑和担忧时，宗庆后仍然坚定的支持女儿，并表示“如果她出问题，我会去帮她擦屁股”。
同时，2013 年初，曾声明绝不接班的郭守正首次以鸿海集团代表的身份高调出席活动，让外界普遍猜测郭台铭的“代工帝国”已后继有人。
但也有人做出与“子承父业”截然相反的表态。
这一年，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69 岁，业内一直传言正在考虑退休交班的他，在一份被泄露出的公司内部文件中明确表示：家族成员永远不会进入接班人序列。
也是在这一年，双汇集团以71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全部股份，创下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收购金额的最高纪录，双汇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面对双汇的急速发展，已经73 岁的创始人万隆表示尚未考虑过退休，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屠夫”似乎一直在刻意保持子女们与“漯河”的距离，在双汇的权力中心几乎完全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其实，2013 年在脑海中或实践里考虑“接班人”的，远不止前文所述的这几位。传承决策就犹如悬在每一位企业掌门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占国内企业总数的八成，民营经济占GDP 的比重超过60%，其贡献和意义不容忽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一代民营企业历史最长的不超过三十五年。它们在改革中诞生，它们的创始人几乎都有着同样一条人生轨迹——他们曾在体制内外徘徊，完整的见证了中国的物质财富从极为匮乏到迅速致富、精神生活从单一解放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他们分享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在这个大变革的商业时代留下了各领风骚、但却不可复制的商业“传奇”。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他们或将隐退。
《财富》杂志发布的《2013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 位商界领袖》榜单显示：入围的50 位商界领袖，年龄最大的近70 岁，年龄最小的38 岁，平均年龄为54 岁。54 岁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也许仍意味着黄金期，但传承和接班人也必然要被提上日程。2010 年时，曾有研究报告称，未来的5～10 年将迎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换班”。这些民营企业中，还有超过八成比重的家族企业。与经理人制度已经成熟并成为主流的欧美国家不同，在传统观念的力量仍远大于现代商业思维的中国商业界中，子承父业还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因此，第一代创业者和准传承人之间理念、交接班意愿分歧，甚至是“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让选择接班人的道路上充满难题。
但在这纷繁复杂的交接传承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一条“规律”：如以企业规模为标准，中小型民营企业比大型企业更倾向于家族传承；在大型民营企业的传承问题上，行业因素以及创业者的经历就成了关键。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万隆、宗庆后们至今仍难以彻底退休，其中既有行业原因、个人原因，也与其身上深刻且复杂的体制烙印有关，譬如有些公司所有制不够完善，在接班人选择上存在掣肘；而对于史玉柱这种站在一代企业家与二代创业家之间的创业者，或者在全球信息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二代创业家如马云、张朝阳、马化腾等这批人来说，创业环境已有所改善，企业有条件建立更好的经理人制度和接班人选拔机制，创业者更容易退出。
在商业世界里，传承是企业发展的节点，经过节点企业可能走向发展、壮大或者衰亡。从世界商业史和企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家族控制并非家族企业的必要特征，但去家族化也不是保证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
一百年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开始了从家族主义到经理主义的演变。五十年前，东亚的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产生了向经理主义过渡的趋势。经理主义并不意味着家族企业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完美的结合。福特、杜邦、IBM、J.P 摩根、松下、索尼……这些遍及各行各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均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伴随股权结构改革，创业者家族在企业的股份逐渐稀薄，基本退出经营管理的舞台，让位于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现在全球最大的500 家企业中，家族企业仍占据三分之一的席位，但其中没有一家完全由家族掌控。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如今我们正朝着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前进，但前路并非坦途，众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由于传承前后的各种问题，先后倒在了未竟的征程上。因此，为了基业永续，无论是昨日的实例、今日的探索，或是域外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