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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尔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现象，是网民出于维系社交关系、完善网络环境、构建认知的目的所驱使。网民的行为、认知心理会随着进程的变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并转而影响、推动事件的发展。促使网民向理性的朋友圈转发行为回归，需要强化大众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责任，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罗尔事件 微信 刷屏
新媒体时代，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依赖不断加深，同时社交媒体也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与思维方式。作为当下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媒体，微信在网民发表言论、表达思想、动员慈善活动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与之相伴生的热点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现象频繁出现。2016年末，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刷爆朋友圈，获得微信打赏金额超过200万元。一个月间，罗尔、小铜人、网民、各家媒体轮番登场，原本看似单纯的个人募捐事件经历了模糊、反转、清晰的复杂过程，网民的行为、认知心理也随着进程的变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并转而影响、推动事件的发展。
一、相关背景
罗尔曾任深圳某报社编辑，其女儿罗一笑于2016年9月被确诊为白血病。罗尔在其微信公众号“罗尔”发文表达对女儿的怜惜和作为父亲的心痛，获得广泛关注。其后罗尔与微信公众号“P2P观察”合作发布《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等一系列刷文，短时间内获得微信巨额打赏。不久有消息称罗尔本人名下有房产、汽车和广告公司，罗一笑的住院费用远没有文章中所述那样高昂，“罗尔事件”被批为“带血的营销”，社会舆论倾向于对罗尔及公众号“P2P观察”进行声讨。之后又有媒体证实罗尔的真实经济状况并不乐观，部分民众转而对罗尔表示同情。最终“P2P观察”“罗尔”两个公众号决定将所获资助退还给网友。
二、“罗尔事件”刷屏现象分析
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1]热点事件在微信中的刷屏，其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每转发文章一次，就可以帮罗一笑筹款一元”，网友们在受众与传者的身份间不断变换，使得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朋友圈中进行着病毒式的传播，是社交关系维系、网络秩序完善、认知构建共同驱使了“罗尔事件”的疯狂刷屏。
一是建设稳定社交关系的需要。维系稳定的社交关系，保持朋友间的情感与信任，一方面需要保持与好友的有效交流，一方面需要树立自身的群体形象。对热点事件的转发是重要途径，无论是依托于亲朋好友的强关系社交圈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需求临时搭建的弱关系社交圈子，想保持活跃而不是变成沉默的“僵尸关系”，都需要交流有共鸣的话题。[2]慈善事件的社会动员会强化塑造人际交往中的积极形象，出于个体公共精神、网络形象的凝练与展现，网民以积极的态势涌入“罗尔事件”的慈善社会动员之中，不仅主动地转发，还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转发。
二是形成完善网络秩序的需要。和谐网络秩序的构建，需要群体道德在网络中达成共识、彰显，这一过程离不开每一个网民“自我”的道德责任感的生成和积淀。在事件进程的不同时期，这种推动事件传播的道德责任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罗尔事件”的初期，这种道德责任体现为对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的尊严的关注。标签“白血病”“五岁”“女孩”、“父亲卖文”很容易引发网民的同情心，网民会情不自禁地担心女孩的病情，并为罗尔的不幸感到惋惜，此时已经不自觉地产生“移情”。网民为罗一笑的病情焦灼，担心治疗费用的不足，会利用微信打赏；当有与自己向左的意见产生时，会为此与他人争论。此时网民已不再以旁观的立场看待“罗尔事件”，而是主动置身其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积极地转发、打赏。而在事件的后期，这种道德责任体现为对诚实守信的关注，当罗尔被揭露出拥有相当规模的财产时，受众发现自己被欺骗与利用，情绪由同情转为愤慨，开始对罗尔进行谴责，转发相关内容，最终促成了舆论反转。
三是认知构建的需要。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决定了网民更多地会去关注简化的事实，以降低认知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关注事实与真相。在“罗尔”事件的逐步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信息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认知，促使网民广泛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与转发之中。在“罗尔事件”初期，患儿加贫困的模式使人们根据既有的认知将罗尔认定为需要帮助的对象，采取一贯的应对策略，表现出强烈的关怀，这使得文章广为转发。而在后续的发展中，媒体报道与已有信息的冲突不断出现，超过了受众对本事件既有认知的边界，民众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思，为事件超出自己的“刻板印象”而产生恐惧，进而产生对类似事件新的认知与应对策略。
三、“羅尔事件”刷屏现象反思
（一）强化大众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责任
“罗尔事件”的裂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受众的非理性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事件逻辑上的清楚认识。无论是罗一笑的医疗费用问题还是罗尔的资产问题，都涉及受众不了解的知识增量。然而回顾“罗尔事件”的整个进程，特别是《罗尔说“罗尔事件”》发文之后，各家媒体发布的较有影响力的几篇报道却呈现出分裂的状态。有媒体复盘“罗尔事件”，将罗尔的解释转化为第三方描述，缺乏可信度，也没有为网民提供新的认知增量，因而被指责不够客观；有媒体将视角放在大病医保报销的问题，然而此事件中深圳的儿童医保是全国最完善的医保，罗一笑的大部分治疗费用也被报销，在这一事件背景下探讨大病医保困境并不恰当，只会制造新的对立与困局。[3]
正如《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主任龙志所言：“没有可靠、连贯而系统的事实，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一个面，随之产出的评论、批评和做各类逻辑推演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可能制造新的对立和撕裂。”[4]媒体应该对相关信息源进行相互印证，发挥权威性、专业性信息源的优势，对这些内容进行梳理，弥补受众的知识盲点，帮助受众在纷繁交错的信息中找到符合大众认知、梳理理性逻辑脉络的事件真相。 （二）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
作为整个事件的传播主体，罗尔曾任杂志《新故事》主编，熟悉网民心理，了解如何在新媒体中进行传播。其微信公众号原本就汇聚了大量的粉丝，本质上这是由意见领袖发起的传播活动。同时其发表的文章经过了精心的打磨，按照受众“喜欢”的模式进行塑造。这样符合受众胃口的内容，看起来顺眼，再加上“罗尔”公众号具有的粉丝基础，大规模传播水到渠成。
而在事件的微信传播中，受众的媒介素养表现得极不成熟。一方面人际传播降低了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敏感，很多人往往没有对“罗尔事件”进行全面了解就投身其中，“推波助澜”，成为下一轮信息传播的发布者。另一方面，人们更想去表达而不是了解，会主动地选择忽视完整报道、深度分析，关注一些经过筛选的所谓关键信息，乃至只言片语、翻黄倒皁，只要这些信息印证我们观点。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内容传播容易引起共鸣，但本质上是一种“传谣”的行为。[5]
媒体人与受众媒介素养的巨大差异，使得在“罗尔事件”的传播中，网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网民的爱心与热情被不断地被消费、磨灭。直接后果是网民对罗尔本人的质疑与否定，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网民对非制度化募捐的质疑与忧虑，会怀疑募捐过程中存在信息不透明，慈善资源可能被滥用、慈善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进而影响到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网民媒介素养的提高。作为网民首先应树立对网络媒体与信息质疑的意识， 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晰的头脑，能够进行科学的评估与理性的批判。其次网民应提高网络信息的探索、过滤、分析的能力，能够自主选择网络信息进行阅读。再者，在参与网络公共事件过程中，应保持理性，降低情绪感染，加强对自身合法权益与边缘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最后，网民应重新审视自身的信息获取渠道，注重对主流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注，消除关注单一媒体带来的认知局限。[6]
四、结论
“罗尔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让人们对新媒体慈善失去信心，反而豐富了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对类似事件抱有更客观、理智的态度。在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大众传媒应深入挖掘事件真相，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握话语权。全社会应加强传媒教育，不断渗透并强化民众的责任意识，提升民众媒介素养，合力塑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J].今传媒，2011（10）.
[3]白佳慧.看媒体人在罗尔事件上如何分裂[DB/OL].[2016-12-10].http：//media.sohu.com/20161210/n475512147.shtml.
[4]任孟山.从“罗尔事件”看意见过剩与新闻稀缺[J].传媒，2017（1）.
[5]易艳刚.“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7（2）.
[6]夏维波，王鹏.如何培养“有尖、有棱、有底”的金刚石型人才——新闻出版应用型人才“331素质”培养策略探索[J].中国出版，2017（6）.
关键词：罗尔事件 微信 刷屏
新媒体时代，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依赖不断加深，同时社交媒体也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与思维方式。作为当下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媒体，微信在网民发表言论、表达思想、动员慈善活动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与之相伴生的热点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现象频繁出现。2016年末，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刷爆朋友圈，获得微信打赏金额超过200万元。一个月间，罗尔、小铜人、网民、各家媒体轮番登场，原本看似单纯的个人募捐事件经历了模糊、反转、清晰的复杂过程，网民的行为、认知心理也随着进程的变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并转而影响、推动事件的发展。
一、相关背景
罗尔曾任深圳某报社编辑，其女儿罗一笑于2016年9月被确诊为白血病。罗尔在其微信公众号“罗尔”发文表达对女儿的怜惜和作为父亲的心痛，获得广泛关注。其后罗尔与微信公众号“P2P观察”合作发布《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等一系列刷文，短时间内获得微信巨额打赏。不久有消息称罗尔本人名下有房产、汽车和广告公司，罗一笑的住院费用远没有文章中所述那样高昂，“罗尔事件”被批为“带血的营销”，社会舆论倾向于对罗尔及公众号“P2P观察”进行声讨。之后又有媒体证实罗尔的真实经济状况并不乐观，部分民众转而对罗尔表示同情。最终“P2P观察”“罗尔”两个公众号决定将所获资助退还给网友。
二、“罗尔事件”刷屏现象分析
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1]热点事件在微信中的刷屏，其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每转发文章一次，就可以帮罗一笑筹款一元”，网友们在受众与传者的身份间不断变换，使得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朋友圈中进行着病毒式的传播，是社交关系维系、网络秩序完善、认知构建共同驱使了“罗尔事件”的疯狂刷屏。
一是建设稳定社交关系的需要。维系稳定的社交关系，保持朋友间的情感与信任，一方面需要保持与好友的有效交流，一方面需要树立自身的群体形象。对热点事件的转发是重要途径，无论是依托于亲朋好友的强关系社交圈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需求临时搭建的弱关系社交圈子，想保持活跃而不是变成沉默的“僵尸关系”，都需要交流有共鸣的话题。[2]慈善事件的社会动员会强化塑造人际交往中的积极形象，出于个体公共精神、网络形象的凝练与展现，网民以积极的态势涌入“罗尔事件”的慈善社会动员之中，不仅主动地转发，还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转发。
二是形成完善网络秩序的需要。和谐网络秩序的构建，需要群体道德在网络中达成共识、彰显，这一过程离不开每一个网民“自我”的道德责任感的生成和积淀。在事件进程的不同时期，这种推动事件传播的道德责任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罗尔事件”的初期，这种道德责任体现为对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的尊严的关注。标签“白血病”“五岁”“女孩”、“父亲卖文”很容易引发网民的同情心，网民会情不自禁地担心女孩的病情，并为罗尔的不幸感到惋惜，此时已经不自觉地产生“移情”。网民为罗一笑的病情焦灼，担心治疗费用的不足，会利用微信打赏；当有与自己向左的意见产生时，会为此与他人争论。此时网民已不再以旁观的立场看待“罗尔事件”，而是主动置身其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积极地转发、打赏。而在事件的后期，这种道德责任体现为对诚实守信的关注，当罗尔被揭露出拥有相当规模的财产时，受众发现自己被欺骗与利用，情绪由同情转为愤慨，开始对罗尔进行谴责，转发相关内容，最终促成了舆论反转。
三是认知构建的需要。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决定了网民更多地会去关注简化的事实，以降低认知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关注事实与真相。在“罗尔”事件的逐步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信息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认知，促使网民广泛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与转发之中。在“罗尔事件”初期，患儿加贫困的模式使人们根据既有的认知将罗尔认定为需要帮助的对象，采取一贯的应对策略，表现出强烈的关怀，这使得文章广为转发。而在后续的发展中，媒体报道与已有信息的冲突不断出现，超过了受众对本事件既有认知的边界，民众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思，为事件超出自己的“刻板印象”而产生恐惧，进而产生对类似事件新的认知与应对策略。
三、“羅尔事件”刷屏现象反思
（一）强化大众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责任
“罗尔事件”的裂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受众的非理性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事件逻辑上的清楚认识。无论是罗一笑的医疗费用问题还是罗尔的资产问题，都涉及受众不了解的知识增量。然而回顾“罗尔事件”的整个进程，特别是《罗尔说“罗尔事件”》发文之后，各家媒体发布的较有影响力的几篇报道却呈现出分裂的状态。有媒体复盘“罗尔事件”，将罗尔的解释转化为第三方描述，缺乏可信度，也没有为网民提供新的认知增量，因而被指责不够客观；有媒体将视角放在大病医保报销的问题，然而此事件中深圳的儿童医保是全国最完善的医保，罗一笑的大部分治疗费用也被报销，在这一事件背景下探讨大病医保困境并不恰当，只会制造新的对立与困局。[3]
正如《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主任龙志所言：“没有可靠、连贯而系统的事实，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一个面，随之产出的评论、批评和做各类逻辑推演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可能制造新的对立和撕裂。”[4]媒体应该对相关信息源进行相互印证，发挥权威性、专业性信息源的优势，对这些内容进行梳理，弥补受众的知识盲点，帮助受众在纷繁交错的信息中找到符合大众认知、梳理理性逻辑脉络的事件真相。 （二）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
作为整个事件的传播主体，罗尔曾任杂志《新故事》主编，熟悉网民心理，了解如何在新媒体中进行传播。其微信公众号原本就汇聚了大量的粉丝，本质上这是由意见领袖发起的传播活动。同时其发表的文章经过了精心的打磨，按照受众“喜欢”的模式进行塑造。这样符合受众胃口的内容，看起来顺眼，再加上“罗尔”公众号具有的粉丝基础，大规模传播水到渠成。
而在事件的微信传播中，受众的媒介素养表现得极不成熟。一方面人际传播降低了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敏感，很多人往往没有对“罗尔事件”进行全面了解就投身其中，“推波助澜”，成为下一轮信息传播的发布者。另一方面，人们更想去表达而不是了解，会主动地选择忽视完整报道、深度分析，关注一些经过筛选的所谓关键信息，乃至只言片语、翻黄倒皁，只要这些信息印证我们观点。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内容传播容易引起共鸣，但本质上是一种“传谣”的行为。[5]
媒体人与受众媒介素养的巨大差异，使得在“罗尔事件”的传播中，网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网民的爱心与热情被不断地被消费、磨灭。直接后果是网民对罗尔本人的质疑与否定，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网民对非制度化募捐的质疑与忧虑，会怀疑募捐过程中存在信息不透明，慈善资源可能被滥用、慈善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进而影响到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网民媒介素养的提高。作为网民首先应树立对网络媒体与信息质疑的意识， 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晰的头脑，能够进行科学的评估与理性的批判。其次网民应提高网络信息的探索、过滤、分析的能力，能够自主选择网络信息进行阅读。再者，在参与网络公共事件过程中，应保持理性，降低情绪感染，加强对自身合法权益与边缘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最后，网民应重新审视自身的信息获取渠道，注重对主流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注，消除关注单一媒体带来的认知局限。[6]
四、结论
“罗尔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让人们对新媒体慈善失去信心，反而豐富了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对类似事件抱有更客观、理智的态度。在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大众传媒应深入挖掘事件真相，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握话语权。全社会应加强传媒教育，不断渗透并强化民众的责任意识，提升民众媒介素养，合力塑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J].今传媒，2011（10）.
[3]白佳慧.看媒体人在罗尔事件上如何分裂[DB/OL].[2016-12-10].http：//media.sohu.com/20161210/n475512147.shtml.
[4]任孟山.从“罗尔事件”看意见过剩与新闻稀缺[J].传媒，2017（1）.
[5]易艳刚.“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7（2）.
[6]夏维波，王鹏.如何培养“有尖、有棱、有底”的金刚石型人才——新闻出版应用型人才“331素质”培养策略探索[J].中国出版，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