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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新学家”那里，“志士”是一种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新民”，“新民”之所以为“新”，在于其具有了某种超越旧道德、冲决旧伦理秩序的新道德，一种以“群治”为理想的新道德，一种与新的人间秩序相匹配的“公德”。这种“公德"的确立需要两种相反相成的面相：一方面，它首先是一种“舍生忘死"的宗教性的道德情操，而这种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却要以一种新的生死观为前提；另一方面，“生死”问题之解决，似乎又只有超越"生死"、献身大群，使"自我"在新的价值秩序之创造中，最终摆脱"孤绝"状态，才能实现。由此，“志士”的理想具有了双重的义涵，即他首先必须成为一种孤绝的自我，然后才能够使他对自我的超越具有新的宗教性的道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