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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古代书院富有诸多优秀教育和文化传统，教学育人、学术育人和文化育人，构成其当时完整的育人体系。现时的岳麓书院作为现代高等教育育人机构，传承古代书院之优秀传统，结合现代大学之发展规律，深入实施“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相融合的全过程、多层次本科生导师制”，在人才培養各环节深度融入现代教育理念并进行改革与创新，对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国内高校应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础上，尽量解决师资体量、制度保障、办学底蕴等方面的制约，建立适合自身办学特色和发展路径的本科生导师制，深入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
关键词：现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书院制;本科生导师制;岳麓书院
中图分类号：G649.299; 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4-0074-06
收稿日期：2019-01-26
作者简介：胡剑波（1972-），男，湖南洞口人，管理学硕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研究;长沙，410082。
我国古代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和文化传统，对我国近代乃至当今的高等教育无不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结合我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以及现时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内涵与实践，探讨我国现代大学如何借鉴古代书院传统、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对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代书院作为儒家文化精髓的积累、传播之地以及中国士人精神的集聚、发扬之地，其深厚的教育传统与文化底蕴，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古代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优秀教育传统与理念。
（一）“匡世济民”的办学宗旨
古代书院在长期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强化其教育功能，承担了培养“匡世济民”之才的重任。书院初期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南宋时期理学家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后由于宋长期与辽、金、西夏交战，忠孝节义、精忠报国、夷夏之防等思想内容在书院的讲堂上不断传授和张扬，至宋末国家存亡之际，书院师生们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赴义的忠贞。其中，岳麓书院师生的抗元事迹就是最典型的例证[1]。至清代，书院讲学由理学转为经史考据之学，逐步形成“通经致用”的学术主张，发挥“达于政事、平治天下”的社会作用。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为了救亡图存，书院教学部分转向西学、西艺等“有用之学”，并开始其近代教育转型。
（二）“包容开放”的办学理念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古代书院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传统和教育理念。以岳麓书院为例，千百年来逐步形成了“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办学理想，“爱国务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学研并重”的治学精神，等等，并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从宋代的“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到清代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岳麓书院培养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学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赫成就，使得湖湘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光溢彩。以近代中国为例，岳麓书院先后涌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唐才常、杨昌济、程潜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等等。
（三）“学德兼治”的价值追求
“为学”“为人”并重始终是书院教育的核心追求。张栻十分强调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他说，“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朱熹也始终以“明人伦”为教学宗旨，将伦常礼教转化为个人品格。他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书院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将人格培养贯穿于教学与学术的各个环节，并在书院学规中提出了明确要求。如《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有“五教之目”“为学之要”“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展开的，在强调“为学”的同时更强调“为人”。同时，作为书院的标志性文化特征，书院的祭祀活动也是人格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祭祀活动，实现参祭者与先圣先贤精神上的相通，可以增强士人对儒家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2]。
（四）“会讲讲会”的教学方式
随着书院的兴盛、生徒的俱增，书院一般选择两种教学方式：一是升堂讲学，相似于现代的班级授课;二是“会讲讲会”制度。会讲是古代书院一种临时聚会讲学的教学形式，形成于南宋时期，是当时不同学派或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就双方关切的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张栻与朱熹的岳麓之会，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会讲之一，开启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讲”大量出现于书院，极大地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氛围，推动了书院教学组织方式的发展。因此，到了明代中期，书院开始定期举行聚会讲学，称为“讲会”。讲会的规约和开讲仪式比较固定，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主讲者以及主讲内容进一步多元化，除了山长和教师外，也有学生轮流开讲，还有院外学者应邀主讲。讲会过程设有专门的“质疑问难”环节，保证讲学与研讨环节更好地结合。其中，讲学环节传授知识，提高学识的专业度;研讨环节开阔视野，开启学识的深广度。
（五）“自由思辨”的教学方法
书院教学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就某一个观点进行阐述，是纲领性和指点性的讲授。书院强调学生自主研习为主、教师启发点化为辅。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中庸·第二十章》之名句，提到为学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这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学问相济、思辨结合，通过学、问、思、辨的为学过程，不断获取知识并促进个人的品格提升。因此，书院考课与安排的功课较少，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十分充裕。朱熹要求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他曾经对学生说，“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这种教师指导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独立精神、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六）“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
《学记》里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学。”古代书院十分强调师道尊严，要求教师首先修养德性、精通义理、笃行实践，再在学问上点化学生，在人格上感化学生，在取向上转化学生，尽其所能传道授业解惑，做到“足以应学者之求而服其心”（朱熹）。然后“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学生通过与老师乃至学长之间长期日常的质疑问难、沟通交流和生活接触，加深师生群体间的了解和情感交流，更使学生深刻感受到老师乃至学长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并处处以其为榜样，自觉地将道德伦常内化于个人学习和日常践履之中。这种师生因长期群居而学、共进于道而在情感上建立起的“亦师亦友”的超功利的相互关系，与当时官学师生之间“目师儒如路人”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而从育人方式来看，这又与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始创的导师制颇为神似。
关于古代书院教育传统，学界作了大量研究。上述虽不详尽，但可略见其独立自由之学术精神、全面育人之教育思想。古代书院不仅教学育人，也学术育人、文化育人;不仅传授知识，也培养人格、塑造价值;教学、学术、文化和人格培养，构成古代书院完整的育人体系，相互之间交叉融合，共同承担着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育人职责。
现时，岳麓书院作为我国唯一被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传统书院，仍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播等诸多职能，在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事业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2009年开办历史学本科专业以来，岳麓书院致力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通过挖掘和传承书院传统教育资源，结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入探索和实施了“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相融合的全过程、多层面本科生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岳麓书院本科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百分之百，考取海内外知名高校进行深造的本科生达七成以上。
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一方面源于党和国家对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要求。200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推行导师制，努力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优质和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岳麓书院重视对古代书院传统的考量和借鉴，积极挖掘古代书院教育传统和教学理念，将其融入现代大学本科生教学与管理中。古代书院强调“为学”“为人”并重，为师者既在学问上点化学生，又在人格上感化学生;在教学方法上因材施教，让学生学问相济、思辨结合;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从游于师”，师长学友相互影响、共同增进，等等。将这些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现代大学教育教学与管理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让学生在认知理性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日常修为中将伦常礼教转化为个人品格，进而解决目前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培养，以及课堂、课程等较难为学生提供优质和个性化的教育等弊端，因而有利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
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学业导师制，主要由教授担任，全面负责本科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和具体学业的指导，每位学业导师最多指导三名学生;二是生活导师制，基本由品学皆优的博士、硕士生担任，对本科生日常学习生活进行指导，发挥“朋辈”的教育引领作用，每位生活导师指导三至四名学生;三是班导师制，基本由年轻教师担任，负责一个班级的管理，以及开展班级活动，建设班级文化;四是学术兴趣导师制，主要由教授担任，分别对那些有着共同学术研究兴趣而组成的学术兴趣小组进行指导。其中，学业导师制是主体，其他导师制作为补充和完善，相互协同，相得益彰。
所谓“全过程”，是指从学生进校门到毕业，从每个学期开学到结束，从双休日到寒暑假，都有导师参与对学生的指导。比如，学生刚进入大学，就能在学业导师、班导师和生活导师的指导下迅速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各类导师每两周必须与学生进行一次以上的交流，且每次交流时间不少于一个小时，让学生在面授面谈、师门读书、小组讨论、郊游远足等方式中，既对人生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个人品格养成打下坚实基础，又能逐渐增强对专业的认知与兴趣，开启个人大学阶段的求知之路并走向深入[3]。
所谓“多层面”，不仅仅是指拥有不同侧重的四类指导导师，更是指包括课程教学主渠道、学术文化主引擎、思政教育主阵地等在内的，凡是能够对人才培养发力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的深度融合。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借鉴古代书院传统，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在教学层面，推进课程改革、加强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设置以儒家经典为主，一方面开设史学、哲学、经学、文学以及科学精神等方面模块化通识课程，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择，拓宽学生知识领域和学科视野;另一方面，开设导师课程、野外考察、专题调查、学年论文撰写等特色化实践课程，提高学生社会实践创新的能力，其中导师课程也由导师根据学生专业发展情况自主开设;同时，导师们充分利用书院传统和国学资源，编制精品教材，研发精品课程，让教学内容更加专业、学习感知更加真切。除此以外，在课堂教学和课外讨论中，充分采用教师指导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通过创造有效的参与性环境，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用“自由思辨”促进学习与理解，用“探源穷理”予以巩固和深化。
在学术层面，学业导师根据学生专业发展的需要，结合课程教学进度，预先布置一項具体的阅读或写作任务，要求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在师生见面会上面对面地讨论其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以此培养学生的学术钻研能力[4]。同时，学术兴趣导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兴趣、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设置若干小项目、小课题，让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过程设计、调查研究等各个环节，引导学生了解学术前沿、学术规范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通过频繁举办“岳麓书院讲坛”“明伦堂讲座”等各类学术活动，邀请导师分享个人当前研究成果，促进学生对导师研究领域的了解;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举办跨学科讲坛和讲座，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在文化层面，坚持把“文化育人”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挖掘和阐发岳麓书院优秀教育和文化传统，深入实施“礼教育人”和“实践育人”。比如通过举行祭祀张栻、屈原、孔子和入学礼、拜师礼、谢师礼等“三祭三礼”及“国学大典”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开展以国学和校史为主要内容的“全国高校国学论坛”“国学进校园”“校史讲解骨干培训”“校史校情知识竞赛”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共建“凤凰网国学频道”、运营“岳麓书院”和“岳麓书院本科生”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和感染力，使之成为学生走好人生每一步的精神营养和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岳麓书院还十分注重加强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用制度文化陶冶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生活作风和行为习惯。
在其他层面，岳麓书院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综合育人功能。比如，在队伍建设上，通过建立以专任教师为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辅的导师队伍，弥补了导师队伍不足的缺陷;在制度建设上，制订本科生班导师制实施细则、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暂行规定、本科生生活导师岗位职责及考核办法等，规范导师行为，并将更加多样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成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多方面激发导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教育管理上，通过学生长期“从游于师”，让导师的“为学”“为人”风范对学生的品格修养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实施“治学能力提升计划”，提高学生学习与实践创新能力;实施“海内外访学计划”，拓展学生国际化培养渠道;实施“奖助育人计划”，融励志、助学、育人于一体;实施“海外教授邀访计划”，讓学生接触高水平的国际化教育;改革学生学习评价方式，重点考察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古代书院制度促进了我国古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现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正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不同高校、学科或者专业，可以根据其校情、院情和学科专业特色，建立适合自身特色和发展路径的本科生导师制。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既是对古代书院传统的深入传承，也是对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不断革新，对于国内高校探索和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提供了以下方面的启示。
（一）确立以精英为特质的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教育教学的工作方针，影响一个大学整个育人体系的设置和运行。千百年来，古代书院大都以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之才为己任。近年来，随着本科生导师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国家战略实施所作的时代回应，岳麓书院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形成和确立了“培养继承传统、坚持自信、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品格高尚、综合素质高、职业能力强、发展潜能大，融德行与学问于一体，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勇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时代重担的优秀人才”的培养目标。这一培养目标的确立，决定了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导师选配、课程设置、教学科研与日常管理制度等人才培养环节的具体方案的选择和制定。
（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
“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育人方式，忽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缺少科学思维、人文素养和良善美德的培养。古代书院强调“自由思辨”和“因材施教”，育人过程中注重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要求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而现代大学“学习知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更在于加深对知识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学习能力的形成”[5]。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业导师、生活导师、班导师、学术兴趣导师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相互配合，形成分类分层的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方式，比普遍的“知识传授”对于学生成长的影响更加深远。
（三）建设以通识为主体的课程体系
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6]。古代书院教育也贯穿着这种现代的通识教育思想，其课程设置相对宽泛，从儒学经典，到诸子百家，再到诗词文赋等，各皆有之。近年来，岳麓书院推进的课程体系建设，一方面突出通识教育，大量开设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模块化通识课程;另一方面，更新课程观念，注重全面培养。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强调既有显性课程，也有隐性课程;课程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获取知识是课程，克己修身也是课程;既有长期课程，也有短期课程;既有室内课程，也有野外课程。这种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观念、课程实施上的高度配合，让导师制下的个性化、差异化教育培养更加有效、更具针对性。
（四）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科教协同
前文提到，学术育人是古代书院重要的办学特色。对于现代大学，由于本科生知识储备和能力方面尚未成熟，只有把“知识传授”转为“知识探索”，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接受科研基本功的磨炼，才能逐渐提高实践创新能力，特别是探究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岳麓书院学术兴趣导师的设置，以及频繁举办学术讲坛、讲座等学术活动，有助于促进学生对科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开放的心智和强烈的钻研兴趣，并将所获科学知识转化为创新创业活动;同时，导师也能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发现新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促进自身的知识更新和研究发展，并反哺和融入教学。这种科教协同的育人途径，体现了“以研促教，教研相长”的人才培养观，让学生“既见树木，更见森林”。
（五）强化以素质为导向的“化文成人”
古代书院始终强调“学德兼治”，十分重视“礼乐教化”，把学生的德行与做人放在重要位置。而“未来的人类学习，在知识层面的学习很可能被人工智能等所取代，但关于道德的教化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却仍依赖于人类自身，而且愈发重要”[7]。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通过学生长期“从游于师”，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通过举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对多元文化的鉴别能力、中华文化的传承能力和先进文化的创新能力。这种“化文成人”的素质教育，体现了岳麓书院“教同化雨绵绵远，泉似文澜汩汩来”这幅楹联所蕴含的“文而化之”“化而文之”的育人手段和育人效果的统一。 （六）突出以质量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科学合理的教学制度，不只是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更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上。古代书院除完善规制和内部职事设置外，还制订了不同名目的教条、学规、揭示和学榜等，使教学管理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岳麓书院實施本科生导师制，一方面改革机构设置，将教学管理、导师管理、学生管理等各项工作融合为一，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教学管理紧密衔接，导师和学生事务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创新并推出提升学生培养质量的各种举措，并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通过营造优良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打造优良的教学环境、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拓展学生的求学空间，而且促使学生潜心学习、舒心生活、顺利成长。
（七）打造以专兼相结合的导师队伍
有人认为，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对导师队伍数量有着极高要求，在大扩招后的国内高校难以实施，即使实施，也会因师资不足导致形似而神不似。事实上，作为导师制的开创者，牛津大学导师与学生比，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向“一对多”发展。数据显示，“1985年前，英国一些大学的习明纳还是以小组教学为主，学生一般为7～10人，而同时期牛津大学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是6～12人。现今在校学生人数已翻了一番，习明纳上的学生人数增加到25人，而牛津大学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亦增加到20人。”[8]但这并不影响导师制在牛津大学的实施，也从未改变其关注学生个体学习与发展的内在特质。可见，师资队伍体量并不是制约导师制实施的绝对因素。从岳麓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情况来看，现代大学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过程中，可以建立以专任教师为主的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和经验交流，建立导师工作交流研讨机制，提升导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用微信、邮件等多种形式，加强师生的交流与互动，提高指导工作的实际效果。当然，也要通过完善导师聘任条件、工作职责、工作规程和管理规范等，确保导师制的实施有章可循;应通过建立良好的领导和协调机制，组织和推动导师制的有效实施。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31，210.
[2] 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51-368.
[3] 肖永明，潘彬.书院教育传统与现代大学教育的融合——岳麓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与思考[J].大学教育科学，2017（02）：40-46.
[4] 吴仰湘，全淑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业导师的职责定位与工作方向——基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的思考[J].大学教育科学，2016（05）：22-27.
[5] 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J].全球教育展望，2004（10）：3-7.
[6] 中国大学教育.耶鲁大学校长：如果学生拥有很专业的技能，那就是大学的失败[EB/OL].[2018-02-27].https：//mp.weixin.qq.com/s/Ln2DG5EC7HKGfmhJU53XiQ.
[7] 李和章.面向一流大学之道的大学素质教育担当[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06）：8-12.
[8] 王晓宇，周常明.牛津大学导师制若干问题探讨[J].教育评论，2011（03）：142-145.
关键词：现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书院制;本科生导师制;岳麓书院
中图分类号：G649.299; 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4-0074-06
收稿日期：2019-01-26
作者简介：胡剑波（1972-），男，湖南洞口人，管理学硕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研究;长沙，410082。
我国古代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和文化传统，对我国近代乃至当今的高等教育无不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结合我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以及现时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内涵与实践，探讨我国现代大学如何借鉴古代书院传统、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对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与理念
古代书院作为儒家文化精髓的积累、传播之地以及中国士人精神的集聚、发扬之地，其深厚的教育传统与文化底蕴，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古代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优秀教育传统与理念。
（一）“匡世济民”的办学宗旨
古代书院在长期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强化其教育功能，承担了培养“匡世济民”之才的重任。书院初期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南宋时期理学家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后由于宋长期与辽、金、西夏交战，忠孝节义、精忠报国、夷夏之防等思想内容在书院的讲堂上不断传授和张扬，至宋末国家存亡之际，书院师生们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赴义的忠贞。其中，岳麓书院师生的抗元事迹就是最典型的例证[1]。至清代，书院讲学由理学转为经史考据之学，逐步形成“通经致用”的学术主张，发挥“达于政事、平治天下”的社会作用。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为了救亡图存，书院教学部分转向西学、西艺等“有用之学”，并开始其近代教育转型。
（二）“包容开放”的办学理念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古代书院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传统和教育理念。以岳麓书院为例，千百年来逐步形成了“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办学理想，“爱国务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学研并重”的治学精神，等等，并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从宋代的“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到清代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岳麓书院培养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学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赫成就，使得湖湘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光溢彩。以近代中国为例，岳麓书院先后涌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唐才常、杨昌济、程潜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等等。
（三）“学德兼治”的价值追求
“为学”“为人”并重始终是书院教育的核心追求。张栻十分强调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他说，“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朱熹也始终以“明人伦”为教学宗旨，将伦常礼教转化为个人品格。他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书院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将人格培养贯穿于教学与学术的各个环节，并在书院学规中提出了明确要求。如《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有“五教之目”“为学之要”“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展开的，在强调“为学”的同时更强调“为人”。同时，作为书院的标志性文化特征，书院的祭祀活动也是人格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祭祀活动，实现参祭者与先圣先贤精神上的相通，可以增强士人对儒家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2]。
（四）“会讲讲会”的教学方式
随着书院的兴盛、生徒的俱增，书院一般选择两种教学方式：一是升堂讲学，相似于现代的班级授课;二是“会讲讲会”制度。会讲是古代书院一种临时聚会讲学的教学形式，形成于南宋时期，是当时不同学派或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就双方关切的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张栻与朱熹的岳麓之会，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会讲之一，开启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讲”大量出现于书院，极大地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氛围，推动了书院教学组织方式的发展。因此，到了明代中期，书院开始定期举行聚会讲学，称为“讲会”。讲会的规约和开讲仪式比较固定，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主讲者以及主讲内容进一步多元化，除了山长和教师外，也有学生轮流开讲，还有院外学者应邀主讲。讲会过程设有专门的“质疑问难”环节，保证讲学与研讨环节更好地结合。其中，讲学环节传授知识，提高学识的专业度;研讨环节开阔视野，开启学识的深广度。
（五）“自由思辨”的教学方法
书院教学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就某一个观点进行阐述，是纲领性和指点性的讲授。书院强调学生自主研习为主、教师启发点化为辅。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中庸·第二十章》之名句，提到为学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这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学问相济、思辨结合，通过学、问、思、辨的为学过程，不断获取知识并促进个人的品格提升。因此，书院考课与安排的功课较少，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十分充裕。朱熹要求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他曾经对学生说，“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这种教师指导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独立精神、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六）“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
《学记》里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学。”古代书院十分强调师道尊严，要求教师首先修养德性、精通义理、笃行实践，再在学问上点化学生，在人格上感化学生，在取向上转化学生，尽其所能传道授业解惑，做到“足以应学者之求而服其心”（朱熹）。然后“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学生通过与老师乃至学长之间长期日常的质疑问难、沟通交流和生活接触，加深师生群体间的了解和情感交流，更使学生深刻感受到老师乃至学长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并处处以其为榜样，自觉地将道德伦常内化于个人学习和日常践履之中。这种师生因长期群居而学、共进于道而在情感上建立起的“亦师亦友”的超功利的相互关系，与当时官学师生之间“目师儒如路人”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而从育人方式来看，这又与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始创的导师制颇为神似。
关于古代书院教育传统，学界作了大量研究。上述虽不详尽，但可略见其独立自由之学术精神、全面育人之教育思想。古代书院不仅教学育人，也学术育人、文化育人;不仅传授知识，也培养人格、塑造价值;教学、学术、文化和人格培养，构成古代书院完整的育人体系，相互之间交叉融合，共同承担着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育人职责。
二、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与实践
现时，岳麓书院作为我国唯一被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传统书院，仍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播等诸多职能，在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事业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2009年开办历史学本科专业以来，岳麓书院致力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通过挖掘和传承书院传统教育资源，结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入探索和实施了“书院传统与现代教育相融合的全过程、多层面本科生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岳麓书院本科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百分之百，考取海内外知名高校进行深造的本科生达七成以上。
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一方面源于党和国家对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要求。200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推行导师制，努力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优质和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岳麓书院重视对古代书院传统的考量和借鉴，积极挖掘古代书院教育传统和教学理念，将其融入现代大学本科生教学与管理中。古代书院强调“为学”“为人”并重，为师者既在学问上点化学生，又在人格上感化学生;在教学方法上因材施教，让学生学问相济、思辨结合;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从游于师”，师长学友相互影响、共同增进，等等。将这些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现代大学教育教学与管理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让学生在认知理性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日常修为中将伦常礼教转化为个人品格，进而解决目前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培养，以及课堂、课程等较难为学生提供优质和个性化的教育等弊端，因而有利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
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学业导师制，主要由教授担任，全面负责本科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和具体学业的指导，每位学业导师最多指导三名学生;二是生活导师制，基本由品学皆优的博士、硕士生担任，对本科生日常学习生活进行指导，发挥“朋辈”的教育引领作用，每位生活导师指导三至四名学生;三是班导师制，基本由年轻教师担任，负责一个班级的管理，以及开展班级活动，建设班级文化;四是学术兴趣导师制，主要由教授担任，分别对那些有着共同学术研究兴趣而组成的学术兴趣小组进行指导。其中，学业导师制是主体，其他导师制作为补充和完善，相互协同，相得益彰。
所谓“全过程”，是指从学生进校门到毕业，从每个学期开学到结束，从双休日到寒暑假，都有导师参与对学生的指导。比如，学生刚进入大学，就能在学业导师、班导师和生活导师的指导下迅速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各类导师每两周必须与学生进行一次以上的交流，且每次交流时间不少于一个小时，让学生在面授面谈、师门读书、小组讨论、郊游远足等方式中，既对人生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个人品格养成打下坚实基础，又能逐渐增强对专业的认知与兴趣，开启个人大学阶段的求知之路并走向深入[3]。
所谓“多层面”，不仅仅是指拥有不同侧重的四类指导导师，更是指包括课程教学主渠道、学术文化主引擎、思政教育主阵地等在内的，凡是能够对人才培养发力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的深度融合。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借鉴古代书院传统，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在教学层面，推进课程改革、加强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设置以儒家经典为主，一方面开设史学、哲学、经学、文学以及科学精神等方面模块化通识课程，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择，拓宽学生知识领域和学科视野;另一方面，开设导师课程、野外考察、专题调查、学年论文撰写等特色化实践课程，提高学生社会实践创新的能力，其中导师课程也由导师根据学生专业发展情况自主开设;同时，导师们充分利用书院传统和国学资源，编制精品教材，研发精品课程，让教学内容更加专业、学习感知更加真切。除此以外，在课堂教学和课外讨论中，充分采用教师指导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通过创造有效的参与性环境，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用“自由思辨”促进学习与理解，用“探源穷理”予以巩固和深化。
在学术层面，学业导师根据学生专业发展的需要，结合课程教学进度，预先布置一項具体的阅读或写作任务，要求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在师生见面会上面对面地讨论其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以此培养学生的学术钻研能力[4]。同时，学术兴趣导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兴趣、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设置若干小项目、小课题，让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过程设计、调查研究等各个环节，引导学生了解学术前沿、学术规范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通过频繁举办“岳麓书院讲坛”“明伦堂讲座”等各类学术活动，邀请导师分享个人当前研究成果，促进学生对导师研究领域的了解;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举办跨学科讲坛和讲座，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在文化层面，坚持把“文化育人”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挖掘和阐发岳麓书院优秀教育和文化传统，深入实施“礼教育人”和“实践育人”。比如通过举行祭祀张栻、屈原、孔子和入学礼、拜师礼、谢师礼等“三祭三礼”及“国学大典”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开展以国学和校史为主要内容的“全国高校国学论坛”“国学进校园”“校史讲解骨干培训”“校史校情知识竞赛”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共建“凤凰网国学频道”、运营“岳麓书院”和“岳麓书院本科生”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和感染力，使之成为学生走好人生每一步的精神营养和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岳麓书院还十分注重加强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用制度文化陶冶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生活作风和行为习惯。
在其他层面，岳麓书院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综合育人功能。比如，在队伍建设上，通过建立以专任教师为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辅的导师队伍，弥补了导师队伍不足的缺陷;在制度建设上，制订本科生班导师制实施细则、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暂行规定、本科生生活导师岗位职责及考核办法等，规范导师行为，并将更加多样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成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多方面激发导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教育管理上，通过学生长期“从游于师”，让导师的“为学”“为人”风范对学生的品格修养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实施“治学能力提升计划”，提高学生学习与实践创新能力;实施“海内外访学计划”，拓展学生国际化培养渠道;实施“奖助育人计划”，融励志、助学、育人于一体;实施“海外教授邀访计划”，讓学生接触高水平的国际化教育;改革学生学习评价方式，重点考察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三、对现代大学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启示
古代书院制度促进了我国古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现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正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不同高校、学科或者专业，可以根据其校情、院情和学科专业特色，建立适合自身特色和发展路径的本科生导师制。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既是对古代书院传统的深入传承，也是对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不断革新，对于国内高校探索和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提供了以下方面的启示。
（一）确立以精英为特质的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教育教学的工作方针，影响一个大学整个育人体系的设置和运行。千百年来，古代书院大都以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之才为己任。近年来，随着本科生导师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国家战略实施所作的时代回应，岳麓书院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形成和确立了“培养继承传统、坚持自信、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品格高尚、综合素质高、职业能力强、发展潜能大，融德行与学问于一体，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勇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时代重担的优秀人才”的培养目标。这一培养目标的确立，决定了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导师选配、课程设置、教学科研与日常管理制度等人才培养环节的具体方案的选择和制定。
（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
“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育人方式，忽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缺少科学思维、人文素养和良善美德的培养。古代书院强调“自由思辨”和“因材施教”，育人过程中注重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要求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而现代大学“学习知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更在于加深对知识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学习能力的形成”[5]。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业导师、生活导师、班导师、学术兴趣导师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相互配合，形成分类分层的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方式，比普遍的“知识传授”对于学生成长的影响更加深远。
（三）建设以通识为主体的课程体系
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6]。古代书院教育也贯穿着这种现代的通识教育思想，其课程设置相对宽泛，从儒学经典，到诸子百家，再到诗词文赋等，各皆有之。近年来，岳麓书院推进的课程体系建设，一方面突出通识教育，大量开设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模块化通识课程;另一方面，更新课程观念，注重全面培养。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强调既有显性课程，也有隐性课程;课程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获取知识是课程，克己修身也是课程;既有长期课程，也有短期课程;既有室内课程，也有野外课程。这种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观念、课程实施上的高度配合，让导师制下的个性化、差异化教育培养更加有效、更具针对性。
（四）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科教协同
前文提到，学术育人是古代书院重要的办学特色。对于现代大学，由于本科生知识储备和能力方面尚未成熟，只有把“知识传授”转为“知识探索”，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接受科研基本功的磨炼，才能逐渐提高实践创新能力，特别是探究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岳麓书院学术兴趣导师的设置，以及频繁举办学术讲坛、讲座等学术活动，有助于促进学生对科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开放的心智和强烈的钻研兴趣，并将所获科学知识转化为创新创业活动;同时，导师也能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发现新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促进自身的知识更新和研究发展，并反哺和融入教学。这种科教协同的育人途径，体现了“以研促教，教研相长”的人才培养观，让学生“既见树木，更见森林”。
（五）强化以素质为导向的“化文成人”
古代书院始终强调“学德兼治”，十分重视“礼乐教化”，把学生的德行与做人放在重要位置。而“未来的人类学习，在知识层面的学习很可能被人工智能等所取代，但关于道德的教化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却仍依赖于人类自身，而且愈发重要”[7]。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通过学生长期“从游于师”，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通过举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对多元文化的鉴别能力、中华文化的传承能力和先进文化的创新能力。这种“化文成人”的素质教育，体现了岳麓书院“教同化雨绵绵远，泉似文澜汩汩来”这幅楹联所蕴含的“文而化之”“化而文之”的育人手段和育人效果的统一。 （六）突出以质量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科学合理的教学制度，不只是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更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上。古代书院除完善规制和内部职事设置外，还制订了不同名目的教条、学规、揭示和学榜等，使教学管理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岳麓书院實施本科生导师制，一方面改革机构设置，将教学管理、导师管理、学生管理等各项工作融合为一，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教学管理紧密衔接，导师和学生事务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创新并推出提升学生培养质量的各种举措，并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通过营造优良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打造优良的教学环境、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拓展学生的求学空间，而且促使学生潜心学习、舒心生活、顺利成长。
（七）打造以专兼相结合的导师队伍
有人认为，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对导师队伍数量有着极高要求，在大扩招后的国内高校难以实施，即使实施，也会因师资不足导致形似而神不似。事实上，作为导师制的开创者，牛津大学导师与学生比，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向“一对多”发展。数据显示，“1985年前，英国一些大学的习明纳还是以小组教学为主，学生一般为7～10人，而同时期牛津大学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是6～12人。现今在校学生人数已翻了一番，习明纳上的学生人数增加到25人，而牛津大学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亦增加到20人。”[8]但这并不影响导师制在牛津大学的实施，也从未改变其关注学生个体学习与发展的内在特质。可见，师资队伍体量并不是制约导师制实施的绝对因素。从岳麓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情况来看，现代大学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过程中，可以建立以专任教师为主的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和经验交流，建立导师工作交流研讨机制，提升导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用微信、邮件等多种形式，加强师生的交流与互动，提高指导工作的实际效果。当然，也要通过完善导师聘任条件、工作职责、工作规程和管理规范等，确保导师制的实施有章可循;应通过建立良好的领导和协调机制，组织和推动导师制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31，210.
[2] 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51-368.
[3] 肖永明，潘彬.书院教育传统与现代大学教育的融合——岳麓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与思考[J].大学教育科学，2017（02）：40-46.
[4] 吴仰湘，全淑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业导师的职责定位与工作方向——基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的思考[J].大学教育科学，2016（05）：22-27.
[5] 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J].全球教育展望，2004（10）：3-7.
[6] 中国大学教育.耶鲁大学校长：如果学生拥有很专业的技能，那就是大学的失败[EB/OL].[2018-02-27].https：//mp.weixin.qq.com/s/Ln2DG5EC7HKGfmhJU53XiQ.
[7] 李和章.面向一流大学之道的大学素质教育担当[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06）：8-12.
[8] 王晓宇，周常明.牛津大学导师制若干问题探讨[J].教育评论，2011（03）：14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