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人事少，独坐小楼中。五月江深处，梅花落晚风。”枝山允明。钤：祝允明印、希哲子，二印。收藏印：啬道人观男孝同孝肃孝宽女孝英侍。
　　此幅作品通篇看去，书法强劲、奔放、激越，格调雄奇、跌宕，变化多端，艺术风格自然天成。行与行之间距离很紧，互为呼应，互相渗透，有时完全打破行距；字与字，笔与笔之间亦有穿插，在对应之中求一致，使长短、大小、正斜、曲直、连断、轻重、虚实等表现手段得以充分运用，给人以变化莫测、千姿百态的感觉。用笔急速、流转之中有波动，连带之中有断笔；点、戳、剔、挑、闪、越、腾、挪，生动活泼。行笔急中有缓，动中有静。加上硬毫笔的特有效果，尤显刚劲、苍拙。波画大胆伸张，横画力若担山。这些在作品中表现得都极为醒目。一方面体现着黄豫章的笔意，另一方面突显着祝允明本人的个性神采。
　　祝允明的书艺思想以“神采”为最终追求目标。为达此目标，他认为必须“性”与“功”并重。所谓“性”是指人的精神，而“功”则是创作的能力和功夫。在他的“性、功”并重说中，只有功夫而无精神，无以显神采，只有精神而缺乏表达的功夫，仍无以显神采，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兼备。对于“功”，他认为只有在向前人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他对当时不愿学习传统，或把学传统称之为“奴书”的说法很愤慨，曾写下《奴书订》予以批驳。他晚年在其著作中还批评了他的岳父李应祯，强调必须“沿晋游唐”。这种理论完全基于他对书法史的深刻认识。在他的理论中：书理极于张芝、王羲之、钟繇、索靖，后人只是在遵循他们的法则而已，在根本上对此法则是不能改变的。在他看来，唐代之书法能循前人之理，按法则来写；宋初也还不算太差；宋中期仍有可取之处；而后便大异于传统，古法遭到败坏，大多流为恶怪。到元代才算有赵孟頫扭转了时风，复归晋唐，但终因个性不强未免有“奴书”的遗憾。所以要知书法的本源必须向晋唐学习，在熟悉了传统之后必须在技法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否则便不能达到祝允明对“功”的最终要求。他在著述中还说自己不屑于步钟、索、羲、献的后尘，而要学习楚霸王项羽和五代时后汉名将史弘肇的勇猛，用以开拓自己的书艺雄风。所以说，他既反对时人对传统的忽视，又强调反对真正意义上的“奴书”，即所谓一味泥古，并泥古不化的風气。祝允明对书法创作中所谓“性”的理论没有太多的论述，在这方面他提倡“起雅去俗”，显然是指以学识和修养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从而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应该说祝允明的书法创作得益于他精辟的书艺理论的修养，也就是对书法创作较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认识；另外，得益于他的家学渊源。祝允明的外祖父徐有贞亦为明朝大书法家，他的用笔直率而华美，结构潇洒多姿，很得古雅之气。前面提到他的岳父李应祯也是一代名家。李应祯曾说自己学书四十年才有所得。其书行笔自然大方，横向取势的撇、捺、横都很生动有致、字的大小、粗细变化自然。他这种富于抒情性的行草书对祝允明有很深的影响。祝允明在谈自己学习书法时说：前辈从不让他学近人的字，看到的都是晋唐人的字帖。他在两位前辈的指导下，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为日后在书艺上的发展做了铺垫。
　　祝允明，字希哲，生而枝指，因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弘治五年（壬子，一四九二）举人，后授广东兴宁知县，稍迁应天（今南京）通判。谢病归家。嘉靖五年丙戍（一五二六）卒，年六十七岁。上推应生于天顺四年庚辰（一四六〇），“工书，名动海内。”善诗文，有《怀星堂集》三十卷等行于世。小传详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允明楷法出入魏、晋，晚年狂草奇纵。《名山藏》评为“国朝第一”。王世贞《艺苑卮言》评云：“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
　　行草五言绝句 明 祝允明
　　水墨纸本轴
　　纵一百五十一.五厘米 横三十八.五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