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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约稿，说准备出一套七七、七八级文科大学生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因为这一代大学生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与其他一些“自选”不同，这一系列的自选标准并非最能代表自己现在学术水平的文章，而是从入大学起，不论是否公开发表，逐年选取最能代表自己当时认识、思想的文章，笔记、日记亦可。“这一代”的特殊经历使其更有学术之外的关怀，这是“这一代”的特色，也是这套“自选”系列的特色。逐年选编，展现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构成一个人的精神年轮。所以，我将自己的“三十年集”，定名为《精神的年轮》。
一
1978年秋我们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从1978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收入《精神年轮》中的《十月革命的启示》一文虽然发表于1989年，但“成文”是在1981年末。这篇文章，反映了80年代初期从“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瓦尔加遗言”、布哈林、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等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理解的）对“苏联模式”批判对我的影响。这些理论，对中国改革提供了最早的理论依据。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理论家和青年学生，是从此中获取批判旧体制的批判理论、思想资源的。这篇文章仅以几千字来“宏论”改变人类命运的“十月革命”，也只有“年轻”才有此勇气。
1981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原是大二结束时“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学年论文”，没想到得到任课老师李时岳先生激赏，推荐参加秋天吉林省史学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中，只有我是大学生，这篇文章收入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某种程度地改变了我的专业志向——此前，我是一心想研究世界史、准备考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决定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了。
在写上述的学术论文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当时“激动人心”地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人的个性的解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至存在主义，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界已经讨论过了，其水平甚至高于我们。这不禁令我感叹中国“历史的轮回”，感叹这些在现实中仍是“敏感问题”。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这一观点。由此看来，五四反孔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这篇文章的文风，也反映自己曾长期读马克思、黑格尔那种欧化句式的影响，当然，文锋笔意中带有一种“一去不返”的青春激情。
研究生毕业后，真正开始近代史研究。近二十年来，“激进主义”的危害引起学界反思，而“辛亥革命”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是，历史学的训练使我对此“主观历史”不表赞同。我认为，此论混淆了历史事件的“起源”与“意义”，以价值评判取代历史事件的“发生学”分析。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是我的又一研究领域。通过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张奚若、张申府、张君劢等人的研究，探讨了“理性”、“自由主义”在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与困境，及其带来的个人焦虑与无奈感；分析了他们在“学术”与“政治”间的困境，在“个人”与“国家”间的艰难抉择，在“传统”与“现代”间的矛盾与复杂性。
二
1995年，“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在学界影响大增，虽然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此时还微乎其微，但是，由“文论家”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前沿”却是少谈“文学、文论”而大谈历史。其方法论，也是以价值判断取代历史事件“发生学”分析。针对此，我于1995年发表了《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是国内较早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提出批评的文章。当然，是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提出批评，而并未对整个“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做出批评。希望中国的“后学家”真正学得福柯等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仅仅照搬其现成的结论和词句，而对中国传统也作一番“知识考古”、作一番“解构”；用以对中国语境中的“主流”、“中心”、“大一统”、“传统”作一番深刻的解析、解构、消解。相反，中国的“后学家”偏偏抛其神髓，不期而然地加入到“主流”对“支流”的冲击、“主调”对“杂音”的掩盖、“中心”对“边缘”的扩张、“整体”对“片断”的吞噬、“强势”对“弱势”的挤压中去。所以，现在仅仅是复述福柯等人的理论和结论的意义已经十分有限，如何将这些理论“中国化”，才是艰巨的任务。
也是这一年，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的理论开始出现。开始，人们并未将其称之为“新左派”，而是因其机械照搬西方“左派”理论将“鞍钢宪法”、人民公社、“文革”做出过度阐释而被称之为“洋泾浜学风”，因此《二十一世纪》杂志1995年第12期专门组织了一组讨论文章，《“洋泾浜学风”举凡》即为其中一篇。后来，人们才将这种“洋泾浜”称之为“新左派”。两年后，《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也是强调运用外来理论要注意中国语境，否则，其作用与在西方正好相反。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这篇文章对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两个原产于西方发达世界的理论引进到中国可能会产生的矛盾作一分析，而对此矛盾，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者”多未有明确意识。对此矛盾的分析，也只是想说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此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程度不等的限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因此便完全没有普遍性，只能应用、限定于它所产生的特定社会。但是，如何把产生于某个社会的有关理论应用到情境非常不同的另一社会，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一种社会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了危险性（应用到另一个社会）。因此对这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尤其是应用，一定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外来理论与本土社会如何才能“接脉”。
三
长期的历史研究，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然而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我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文，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论述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习俗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识小”者未必不贤，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应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其实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
而且，在历史研究中“文本”固然重要，但历史研究一定不能“唯文本”，一定要探索“文本”背后的历史。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从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以一个文本阐释另一个文本、以“后文本”阐释“前文本”这种“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对历史的误读。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空白”，然后“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
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
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貎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这是学术，更是思想；是学术与思想的高度统一。
（本文编辑 谢宁）
一
1978年秋我们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从1978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收入《精神年轮》中的《十月革命的启示》一文虽然发表于1989年，但“成文”是在1981年末。这篇文章，反映了80年代初期从“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瓦尔加遗言”、布哈林、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等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理解的）对“苏联模式”批判对我的影响。这些理论，对中国改革提供了最早的理论依据。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理论家和青年学生，是从此中获取批判旧体制的批判理论、思想资源的。这篇文章仅以几千字来“宏论”改变人类命运的“十月革命”，也只有“年轻”才有此勇气。
1981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原是大二结束时“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学年论文”，没想到得到任课老师李时岳先生激赏，推荐参加秋天吉林省史学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中，只有我是大学生，这篇文章收入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某种程度地改变了我的专业志向——此前，我是一心想研究世界史、准备考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决定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了。
在写上述的学术论文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当时“激动人心”地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人的个性的解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至存在主义，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界已经讨论过了，其水平甚至高于我们。这不禁令我感叹中国“历史的轮回”，感叹这些在现实中仍是“敏感问题”。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这一观点。由此看来，五四反孔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这篇文章的文风，也反映自己曾长期读马克思、黑格尔那种欧化句式的影响，当然，文锋笔意中带有一种“一去不返”的青春激情。
研究生毕业后，真正开始近代史研究。近二十年来，“激进主义”的危害引起学界反思，而“辛亥革命”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是，历史学的训练使我对此“主观历史”不表赞同。我认为，此论混淆了历史事件的“起源”与“意义”，以价值评判取代历史事件的“发生学”分析。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是我的又一研究领域。通过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张奚若、张申府、张君劢等人的研究，探讨了“理性”、“自由主义”在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与困境，及其带来的个人焦虑与无奈感；分析了他们在“学术”与“政治”间的困境，在“个人”与“国家”间的艰难抉择，在“传统”与“现代”间的矛盾与复杂性。
二
1995年，“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在学界影响大增，虽然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此时还微乎其微，但是，由“文论家”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前沿”却是少谈“文学、文论”而大谈历史。其方法论，也是以价值判断取代历史事件“发生学”分析。针对此，我于1995年发表了《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是国内较早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提出批评的文章。当然，是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提出批评，而并未对整个“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做出批评。希望中国的“后学家”真正学得福柯等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仅仅照搬其现成的结论和词句，而对中国传统也作一番“知识考古”、作一番“解构”；用以对中国语境中的“主流”、“中心”、“大一统”、“传统”作一番深刻的解析、解构、消解。相反，中国的“后学家”偏偏抛其神髓，不期而然地加入到“主流”对“支流”的冲击、“主调”对“杂音”的掩盖、“中心”对“边缘”的扩张、“整体”对“片断”的吞噬、“强势”对“弱势”的挤压中去。所以，现在仅仅是复述福柯等人的理论和结论的意义已经十分有限，如何将这些理论“中国化”，才是艰巨的任务。
也是这一年，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的理论开始出现。开始，人们并未将其称之为“新左派”，而是因其机械照搬西方“左派”理论将“鞍钢宪法”、人民公社、“文革”做出过度阐释而被称之为“洋泾浜学风”，因此《二十一世纪》杂志1995年第12期专门组织了一组讨论文章，《“洋泾浜学风”举凡》即为其中一篇。后来，人们才将这种“洋泾浜”称之为“新左派”。两年后，《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也是强调运用外来理论要注意中国语境，否则，其作用与在西方正好相反。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这篇文章对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两个原产于西方发达世界的理论引进到中国可能会产生的矛盾作一分析，而对此矛盾，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者”多未有明确意识。对此矛盾的分析，也只是想说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此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程度不等的限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因此便完全没有普遍性，只能应用、限定于它所产生的特定社会。但是，如何把产生于某个社会的有关理论应用到情境非常不同的另一社会，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一种社会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了危险性（应用到另一个社会）。因此对这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尤其是应用，一定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外来理论与本土社会如何才能“接脉”。
三
长期的历史研究，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然而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我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文，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论述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习俗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识小”者未必不贤，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应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其实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
而且，在历史研究中“文本”固然重要，但历史研究一定不能“唯文本”，一定要探索“文本”背后的历史。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从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以一个文本阐释另一个文本、以“后文本”阐释“前文本”这种“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对历史的误读。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空白”，然后“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
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
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貎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这是学术，更是思想；是学术与思想的高度统一。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