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方法对襄阳荆山端公舞及恩施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同源性及差异化传承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荆山端公舞与恩施土家族摆手舞在地理环境、活动主体、服饰法器、祭祀程式、舞蹈构成、文化意蕴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同源性,验证了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具有文化同源性的端公舞与摆手舞等原始巫术活动是人类祭拜祖先、祭祀神灵活动的主要表达方式,但二者的文化传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体现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多元性与同源性的文化特色及因发展环境等条件的变迁造成不同的传承样式.因此,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略上要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机 构】
:
湖北文理学院 体育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方法对襄阳荆山端公舞及恩施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同源性及差异化传承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荆山端公舞与恩施土家族摆手舞在地理环境、活动主体、服饰法器、祭祀程式、舞蹈构成、文化意蕴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同源性,验证了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具有文化同源性的端公舞与摆手舞等原始巫术活动是人类祭拜祖先、祭祀神灵活动的主要表达方式,但二者的文化传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体现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多元性与同源性的文化特色及因发展环境等条件的变迁造成不同的传承样式.因此,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略上要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规律,针对不同的民俗文化选择其最适宜的传承路径.
其他文献
话语标记语“但是”是汉语表达中常见的话语成分.历时语料数据分析显示,连词“但是”的话语标记属性的强化和功能泛化过程,离不开它在句法结构中搭配模式的变化、话语表达中语用功能的衍生.“但是”在白话文中的高频使用,直接导致其逻辑真值语义逐渐弱化和句法辖域的不断拓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身对前后命题焦点管制能力的弱化.“但是”的话语标记化过程,充分体现出连词在语言主观性的作用下,逐渐从行域的逻辑衔接功能拓展到言域的情感态度表达功能,原句法层面的语义聚焦也在隐喻作用下逐渐跨域迁移为语用聚焦.
参与者因素在语言景观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理论建构方面,相关分析框架对参与者进行了定位,将其分为生产者与受众两类.在实证研究方面,语言景观与生产者互动的研究,主要与生产者的能动性、互动性、多维性有关,而与受众互动的研究则分为感知和态度两类.在研究方法上,则包含从标牌的角度出发和从人的角度出发两种路径.现有研究有助于对语言景观进行动机分析和意义阐释,方法的多样性也揭示出语言景观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就今后的研究而言,在理论、实证、参与者类型、国内发展四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史书中吕蒙有勇有谋、治军安民、忠心为国,形象以积极正面为主.在唐宋文人笔下,他还是以英勇多谋为主要形象特征,“折节好学”的特点也为他增加了较多的正面色彩.到了元代戏曲中,吕蒙则呈现一种形象缺失的局面.小说中的吕蒙是次要人物,受到“尊刘抑曹”思想主旨的影响,被作者有意丑化,死于关羽鬼魂索命.可见,从历史到小说,其形象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
方位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特殊词类,关于方位词的研究大多基于定性分析展开.利用汉语依存树库资源,对方位词的分类和范围、语法功能、词性归属等问题进行计量分析,可以验证和补充现有的研究结论.根据方位词的使用频率,区分出核心方位词和非核心方位词.考察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分布,总结方位词的语法特点.并通过对比方位词与其他词类的语法特征,来阐述方位词的词性归属.这将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方位词,量化信息丰富了以往单纯依靠定性分析的研究,也可以为现代汉语自动句法分析提供参考.
在我国乡村工作主题转向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发挥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这种乡村治理模式依赖于联系紧密、互动频繁的共同体村社关系.我国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传统的自然属性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属性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的模糊属性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当前模糊属性共同体弱化了村居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行为,难以继续充当村民自治的有效平台,村民自治在缺少有效的平台和认同的保障下呈现出“自治空转”的窘势.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真”自治,这需要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巩固政治共同体、内外联动打造经济共同体、重塑集体意
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流行是“加速社会”的缩影.技术的加速为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创造了物质条件;社会变化的加速让人们主动迎合快餐式的信息和知识传播以节省自我更新所用的时间;生活节奏的加速让低注意力成本和低时间成本的电影解说短视频得以适应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并迅速流行.同时,电影解说短视频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除了对知识产权和电影艺术本体的侵害外,它还造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异化体验,破坏了观影主体的自我效能感,阻碍了主体(观众)与世界(电影影像)之间的共鸣.利用共鸣理论同样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经验.
从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几百年间西厢故事这一题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尤其是作为故事主线的崔张爱情,从发生、发展到爱情结局的变化,均反映了不同时代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社会环境下对情感与男女婚恋的态度.通过分析三部主要西厢题材作品的不同,进而剖析时代背景下价值取向不同的原因和每个时代的文化观念,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封建王朝背景下的婚恋观演变有更宏观的认识.
“风”“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衍变,生发出了不同的含义,由这些含义出发,可对“风”“乐”进行宇宙论、审美、政教等方面的阐释,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往往统一于“和”这个审美范畴.在“和”这种基本文化精神的追求下,人们通过“风”“乐”间的紧密联系,或是通过“乐以调风”,或是“省风作乐”,来使天地宇宙、人类社会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在“和”这个审美范畴的指导下所达成的天地和、政教和、人和,往往能窥见中国古人的以和谐为目标的精神范式.
位于指人名词后的“边”集中见于吐鲁番出土契约,这类“边”性质上是处所词,功能上表示指人名词所指称实体的区域投射.经考察发现,“名指人+边”最初多见于东汉译经,发展于中古译经.这类“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时演变和语义泛化的过程,“边”最初位于普通名词后,表示物体关系部分;随着“边”前的普通名词变为处所名词,后附于该名词的“边”也带上了处所义,它从表示某事物的边缘部分进一步引申指称该事物边缘以外的面积.“边”逐渐脱离关系范畴,进入空间区域范畴.“边”作为处所词的用法固化后,也可用于定位以指人名词为核心的区域,
从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以来,它一直是语言学学界探讨的重点.不同翻译版本与原著中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可能是引发争论的原因之一.有些学者用象似性原则来驳斥任意性原则,有些学者则从语言使用、习得和发展来质疑任意性原则.在厘清任意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前提下,结合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发现:第一,语言的象似性原则不能作为否定语言任意性原则的证据,二者是语言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特征,在研究对象上是互补的;第二,学者们在语言使用、习得与发展中考察任意性,并否定任意性原则的论述,大都是感性的语言分析,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任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