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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饮食书写是美国南方文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与饮食相关的意象和场景在尤多拉·韦尔蒂的长篇小说《乐观者的女儿》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中最突出的是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筵席以及贝基的菜谱和揉面板。如果将社区精神和孝道伦理作为情感参照，读者便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劳雷尔在小说结尾做出的选择：烧掉母亲的菜谱、放弃镌刻着亲情的揉面板、离开充满回忆的老家。藉由这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韦尔蒂深刻反思了20世纪中期美国南方的性别政治和地域道德。
关键词：尤多拉·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饮食书写;性别政治;地域道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南方女性小说解读研究”（14CWW023）。
作者简介：肖明文，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饮食文化研究。
Title： Food Narrative， Sexual Politics and Regional Morality in The Optimist’s Daughter
Abstract：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is its food narrative. Food-related images and scenarios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Eudora Welty’s The Optimist’s Daughter， among which the most striking are Judge McKelva’s funeral banquet and Becky’s recipes and breadboard. I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filial piety are set as emotional benchmark， the readers can sympathize more heartfeltly with Laurel’s final decisions： burning her mother’s recipes， giving up the breadboard filled with family bond， and leaving her childhood home. Through this intensely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elty probes into the sexual politics and regional morality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
Key words： Eudora Welty; The Optimist’s Daughter; food narrative; sexual politics; regional morality
Author： Xiao Mingwen，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specializing i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food culture studies. E-mail： xiaomw5@mail.sysu.edu.cn
在访谈和传记中，尤多拉·韦尔蒂多次谈及家庭、社区和孝道问题。甚至在韦尔蒂所有的直系亲人都已去世近二十年的时候，有人问她是否仍感觉到被独立自主与家庭关爱两种状态撕裂，她的回答是：“噢，是的，我现在依然有此感受。它萦绕着我。我在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More Conversations 149）。安·罗明斯（Ann Romines）指出，韦尔蒂的两个短篇故事《声音从何处来？》和《游行示威者》写于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关爱重病家庭成员的时期，揭示出韦尔蒂对孝道的潜在代价及后果的深刻反思。韦尔蒂的母亲和弟弟于1966年1月前后四天相继去世，她从1955年起无微不至地照顾患病亲人的疲惫生活画上句号。罗明斯赞叹道：“作为女儿和作为姐姐，尤多拉·韦尔蒂是无私奉献的标兵，堪称孝顺的典范”（“A Voice” 111）。写作为这位全心照顾母亲和弟弟的女作家提供了一个反思孝道问题的机会，这种反思不是仅仅从自传的角度，而是从外部环境的维度展开，揭示了20世纪中期纷繁复杂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政治。罗明斯在文章末尾一笔带过地提及韦尔蒂的长篇小说《乐观者的女儿》，认为如果将这部作品置于韦尔蒂发表于60年代的两个短篇故事的语境中，会更加容易理解（“A Voice” 120）。上述两个短篇故事都聚焦男性主人公以及父子关系，与它们不同的是，这部长篇小说聚焦女性主人公以及母女关系，反映了作家本人更加深切和矛盾的个人情感。
《乐观者的女儿》是韦尔蒂有关家庭和社区主题的小说中最复杂的一部，评论界一致认为是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它出版于1972年，次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这部作品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小说中的许多事件和場景在韦尔蒂的回忆录《一个作家的起步》（1984）中都能找到原型。韦尔蒂坦言：“选择在家乡生活，在熟悉的世界里写作，我从未感到遗憾”（Conversations 36）。韦尔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度过，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小镇生活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始素材。迈克尔·克雷林（Michael Kreyling）认为：“《乐观者的女儿》中的事件和意象是简单的和自产的（homemade），但蕴含奇迹般的丰富意味……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使用同样的平凡日常的事件来创造奇迹”（154）。“自产的”这个词经常用于描绘食物，但遗憾的是，克雷林在论述中没有涉及食物。毋庸置疑，与饮食相关的意象和场景在《乐观者的女儿》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筵席以及贝基的菜谱和揉面板。如果将社区精神和孝道伦理作为情感参照，读者便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劳雷尔在小说结尾做出的决定和选择：烧掉母亲的菜谱、放弃镌刻着亲情的揉面板、离开幼时的家。 一、葬礼筵席与社区精神
“乐观者”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是小说的中心事件。故事围绕这场葬礼展开，透射出变迁中的密西西比州芒特萨卢斯社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关系。在美国南方，食物不只是在欢乐时刻才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哀悼时刻也包含饮食维度。一个家庭有人去世，亲人和邻居通常都会登门拜访，给参加葬礼的宾客准备好食物。到访者一般会带上常规的祭品，甚至是专门适用于此场合的“葬礼馅饼”。悲痛深切的吊唁者通常会带上几道菜，包括一道或多道自己最拿手的佳肴（Egerton 36）。
美国南方的葬礼具有神圣特征和社会交往的功能。早在殖民地时期，葬礼成为表达悲痛和展示殷勤好客的场合。鸣枪、饮酒和宴会是葬礼的主要环节。邻居和朋友在葬礼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它能够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葬礼也有助于培育家庭归属感，一个人去世后，亲人和远房亲戚通常都会聚集在一起。宴会上通常会准备特定的食物和饮料，其中以肉、蔬菜为原料做成的炖菜最为普遍。随着社会的变迁，许多传统葬礼的习俗已经或正在消失，但时至今日，葬礼仍然是一个吃南方食物、听南方音乐、培养南方引以为豪的家庭感和社区感的重要场合（Wilson 102-104）。和其它类型的筵席一样，葬礼筵席有助于加强共餐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分享食物或共同进餐是“强大的社区符号”，它在不同的社会场合发挥了促进亲属和互助关系的重要作用（Bell and Valentine 106）。
在《乐观者的女儿》中，年迈父亲的离世让劳雷尔觉得在世上无依无靠，此前她的丈夫死于战争，母亲死于疾病。她自己以及母亲的好友前来吊唁，给她带来真切的安慰，除了言语的安抚，更重要的抚慰形式是她们亲手烹饪的食物。当劳雷尔护送父亲的遗体回到家中，社区的邻居们将她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并带来了鲜花和食物。在北方大都市追求事业的劳雷尔不擅长厨艺，社区的女人们为悲恸中的她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带给她情感上的慰藉和关爱：“食品柜里放着三块馅饼，还有个冰箱可以随时打开……餐桌上也放着吃的，免得你饿着肚子上床”（韦尔蒂 49）。食物除了能充饥果腹， 也能带来精神和心理上的快乐。充足而可口的食物带给人们安全感，热腾腾的饭菜代表着家与温暖，做饭人在用心烹制的饭菜中倾注着爱与关心（张辛仪 119）。
麦凯尔瓦法官去世后，他家的厨房和餐桌上摆满了吊唁者带来的食物，既有中上阶层带来的雅致食品，也有山区居民带来的土特产。在南方的葬礼中，从厨房和餐桌上的礼物数量和种类，便可大致判断出逝者的声望（Egerton 36）。透过芒特萨卢斯市市长的描述，可以看出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规格之高。麦凯尔瓦法官是一位具有旧南方骑士精神和强烈社区感的人。布洛克少校称赞“他是密西西比州整个法律界最正派、最无私、最温和的人”（韦尔蒂 60）。前来吊唁的社区裁缝说道：“我记得，哦，我记得，不知有多少个圣诞节，我都会跟在座的一起，在这个可爱的老家接受殷勤的款待”（韦尔蒂 66）。麦凯尔瓦法官慷慨好客、乐善好施，他在芒特萨卢斯享有崇高的地位，源于他在世时对社区的奉献精神。
葬礼结束后，大家开始享用丰盛的筵席，其中最重要的菜肴是贝基在世时教社区的女人们制作的弗吉尼亚火腿。长老会牧师的妻子对劳雷尔说：“我曾在这儿一直等待，看看我的弗吉尼亚火腿是留给谁的……还是你母亲最先告诉我怎样麻利地收拾猪腿，还要炖一炖，这样不管谁吃都合适。噢，这就送到你的厨房来了”（韦尔蒂 59）。在烹制一些具有显著区域特色的菜肴时，“烹饪方式比使用特定食材更为重要”（Gutierrez 35）。贝基是南方农业生活方式的代表，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山区，少女时代从母亲那里习得精湛的厨艺，成年后嫁到另一个山区小世界，密西西比的芒特萨卢斯。贝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烹饪技艺远近闻名，她的丈夫和女儿都享有好口福。能品尝到她制作的美食的人不仅有她的家庭成员，还有她所在社区的左邻右舍。对贝基而言，“厨房既是烹饪食物的场所，也是创造艺术的空间”（Patterson 127）。她把下厨当作一件充满创造性的事情，她经常改进和创新原有的菜品。她慷慨地将自己的厨艺和菜谱传授给别的家庭主妇，在她去世后多年，劳雷尔还见到牧师的妻子保存的她手写的菜谱，上面详细记录了烹饪的每个步骤。在葬礼筵席上，按照贝基的菜谱烹饪出来的弗吉尼亚火腿美味可口，深受社区成员的欢迎。
筵席是美国南方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苏珊·卡尔西克（Susan Kalcik）所言，“食物能够将不同时空的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有助于在逝者与生者之间建立纽带关系”（59）。葬礼的筵席本身是一首挽歌，人们通过饮食而不是通过饥饿来告慰死者，逝去的亲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家族传统通过舌尖延续下去。在筵席上，亲朋好友一同分享各自带来的不同食物，气氛俨然成为一个狂欢节。尽管劳雷尔对家中的狂欢气氛很不满，但她知道这是南方丧葬的习俗。房子里挤满了亲朋好友，充足的食物在宾客中传递，大家似乎很快忘记了刚才逝者入棺的悲伤，尽情地享受着美食。目睹这一场景，麦凯尔瓦法官的黑人女佣米索里感叹道，“屋子看着又像从前一样了”（韦尔蒂 87）。麦凯尔瓦法官和贝基在世时，经常宴请社区邻里，家中充满欢声笑语。但是，对劳雷尔来说，屋子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尽管她依旧坐在以前用餐的位置。過去的画面历历在目，但时光已经流逝，劳雷尔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屋内却添增了父亲的新任妻子费伊这个陌生人。对劳雷尔而言，费伊是家庭的闯入者;对芒特萨卢斯的女人们而言，费伊是社区的闯入者。
作为一个女人和妻子，费伊的处事方式让社区里的南方人感到吃惊。费伊在她丈夫的葬礼上基本什么都没做，大小事务都是由左邻右舍的女人操办。葬礼之后，她们开始对她议论纷纷。透过这些流言蜚语，费伊的个性以及她与在世时的老法官的生活状况被披露出来。总体说来，费伊的生活“就是坐坐吃吃……她不吃不行。因为没有别的活儿占用她那双手”（韦尔蒂 98）。在与麦凯尔瓦法官一年半的婚姻期间，费伊从未做过一顿饭，对任何家务都没有兴趣。在芒特萨卢斯的女人，尤其是贝基这一辈的女人看来，费伊是懒惰和堕落的化身。在她们心中，料理家务是女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媒介，这些价值包括勤劳、秩序、忠诚和孝顺。费伊没有履行南方传统女性的角色，因而受到社区道德的谴责。 二、揉面板与亲情记忆
费伊与芒特萨卢斯社区的女人们的冲突主要归结于她面向消费的享乐主义，而她与劳雷尔的冲突则源于她面向未来的世俗主义。费伊代表了摧毁性的现代化力量，“她就像她安装在贝基的房子里的现代化按钮操作的厨房器具一样无动于衷、实用和可预测。费伊是劳雷尔的最后障碍，后者必须抵制报复前者的诱惑”（Kreyling 172）。麦凯尔瓦家的厨房曾是烹饪美食的场所，是家庭温暖的象征。费伊是这个空间的陌生人和侵入者，她废弃了所有以前的厨具。在这些被废弃的厨具中，劳雷尔最在意的是一块揉面板，它是小说中的核心意象之一，劳雷尔和费伊之间的冲突围绕它展开。
这块揉面板是双重神圣的，因为它是劳雷尔的丈夫亲手制作的，她母亲在世时用它做出了社区里最好的面包。两种充满爱意的手艺，“男性的木工和女性的烘焙，汇聚在这个物品上，它镌刻了爱意浓浓的家庭时光”（Westling 108）。劳雷尔在这块揉面板上“看到了全部经历，所有真切可靠的过去”（韦尔蒂 164）。费伊无法理解，随处可以买到的揉面板，为什么要手工制作。劳雷尔强调，这块揉面板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她目睹了丈夫制作的全过程，她母亲看到这块揉面板后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称赞这块揉面板结实漂亮。这块揉面板是爱的辛劳，也是家庭纽带的象征，但从小缺乏关爱也不懂得关爱他人的费伊难以感受到它所承载的情感。
这块精工细作的揉面板是记忆的承载物，它见证了劳雷尔的丈夫的制作工艺和母亲的烹饪手艺。令劳雷尔无比愤怒的是，这个家庭美好时光的见证物遭到费伊的毁坏。劳雷尔的母亲在世时一直细心保护着这块揉面板，费伊完全无法体会这块发了霉的揉面板的意义，她没有居家技能，更缺乏一颗敏感的心，自然不会爱惜它。虽然这块揉面板“被亵渎”，但劳雷尔“铭记着它最深层的本质。她知道揉面板是菲尔用爱打造的，这份爱将永恒持续，任何费伊之类的人都无法摧毁，虽然这些人在法律上对它拥有所有权”（Montgomery 41）。费伊坚称，这块揉面板现在是她的，任由她处置;劳雷尔却认为揉面板应该由她保管，她要把它带到芝加哥去。劳雷尔打算把揉面板修补好，以后试着做面包，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她惊喜地发现了母亲手写的制作面包的食谱。食谱和揉面板都是家庭纪念物，“象征着家庭领域内无穷尽的再生产，无穷尽地制作出相同的面包”（Rozier 149）。贝基出生于一个成员之间关系紧密的大家庭，在西弗吉尼亚的山区长大，从上辈那里学到许多持家技能，成为一位和她母亲一样贤惠的家庭主妇。嫁到密西西比的芒特萨卢斯之后，她把少女时代习得的烹饪技艺带到新的社区。贝基制作的美食在社区中有口皆碑：“在芒特萨卢斯，她烤的面包是最好的！”（韦尔蒂 159）她将面包的制作方法详细记录下来，跟社区的人分享，教大家如何烤出好吃的面包。贝基的好友通过保存她的菜谱并且烹饪出菜谱中的美食来缅怀她对社区做出的贡献，贝基的女儿则通过保护她制作面包用的揉面板来纪念她对家庭付出的关爱。
劳雷尔对母亲和丈夫的思念集中于吃面包的情景之中。“食物的记忆”与一般的记忆不同，它属于一种“被沉淀于身体的记忆”（Sutton 12）。记忆在身体上的编码远比在大脑里要深刻。一种气味可以引起无法阻挡的回忆，一种口味可以唤醒遗忘已久的事情。饮食记忆具有某种专享性和私密性，其他人往往很难理解。揉面板将劳雷尔的两位逝去的亲人带入脑海，她的情绪逐渐失控，思念的悲痛与对费伊的愤怒交织在一起。随着劳雷尔和费伊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劳雷尔高高举起揉面板，摆出想要袭击费伊的架势，但费伊并不害怕，她知道对方不会真正动手，因为劳雷尔是个有教养的南方女士，不太容易做出过激的举动。与此同时，尽管费伊强调，她有全家人教她打斗，但劳雷尔也看得很清楚，费伊根本不懂打斗。这两个女人之间只存在有限度的憎恨，不久她们便达成了和解。费伊似乎有意做出让步，她叫劳雷尔把揉面板带走，“我好少样需要扔掉的东西”;劳雷尔却说不想要了，“我想没有这块板我也能过下去”（韦尔蒂 165）。
劳雷尔放弃揉面板，标志着她对过去及其理想化本质的拒斥。揉面板饱含着温暖的亲情记忆，但也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劳雷尔需要解决的困境在于：“她必须维持与过去的联系，但她又必须不断努力去把自己解放出来，创造一个分离的自我”（Prenshaw 86）。纪念过去意味着隔断自己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如果深陷于对父亲、母亲和丈夫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劳雷尔将无法与世界建立新的联系。通过作为代理物的揉面板，劳雷尔最终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劳雷尔的父亲作为一个“乐观者”，她母亲作为一个“典范的”女士，以及她与菲尔的短暂而“理想的”婚姻，在不为人知的层面都浸透着难以承受的痛楚。放弃揉面板和它代表的家庭神话是劳雷尔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而迈出的坚实一步。劳雷尔充分领悟到自由选择的至关重要性，这个时刻也成为她的人生转折，她将从浪漫化的家庭神话中走出来，不再被过去束缚。
三、菜谱传承与孝道伦理
在小说中，被芒特萨卢斯社区居民浪漫化的麦凯尔瓦家庭神话是建立在旧南方的社会规范之上。在第一次婚姻中，麦凯尔瓦法官和贝基一起享用美食，分享好书，在花园里栽种花草，过着典型的南方田园式幸福生活。麦凯尔瓦法官是一位有知识、有品位、有爱心的“南方骑士”，贝基热爱生活、精于烹饪，堪称“恬静优雅的淑女修养的典范体现”（李杨 66），两人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然而，贝基过于理性，法官感觉生活显得单调压抑。法官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完美，因为贝基是一个务实的女人，在她的影响下，法官无法享受到一个南方上流社会的男人应该享有的奢华生活。因此，在第二次婚姻中，他非常娇惯年轻的妻子，费伊的放任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享受。
和对丈夫的爱一样，贝基对女儿的爱也令人感到压抑，她将自己对家乡的爱与对女儿的爱融合在一起。韦尔蒂在一次访谈中说，贝基对她女儿的影响是這部小说的聚焦点，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贝基的倒叙（Conversations 242）。虽然贝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密西西比的芒特萨卢斯度过，但西弗吉尼亚的“老家”由始至终是她心中的故乡。每次回“老家”探亲时，贝基就会快乐得忘记外面的一切。在贝基弥留之际，她回忆起儿时在西弗吉尼亚的快乐时光，尤其是当地特有的白草莓滋润心田的味道：“这辈子吃过的东西，没有一样比得上那些野生的白草莓鲜美、香甜。你先得明白，要到它们生长的地方去，站在那儿就地吃，就是这么回事”（韦尔蒂 138）。正如约翰·艾格顿（John Egerton）所言，“食物是我们的文化中唯一能通过所有五种感官抵达我们意识的东西……这种强大的力量会一直停留在记忆中”（49）。在贝基的心中，白草莓在美感、口味、稀缺和精致等层面都是人间极品，它们是大山的自然奇迹和童年的美好记忆的化身，是上帝的礼物（Watkins 81）。贝基的旧记事本中夹着她在师范学院时阅读米尔顿的《失乐园》的读书笔记，她嫁给麦凯尔瓦法官迁居芒特萨卢斯之后，“老家”成为她再也无法回归的“失乐园”。 贝基似乎代表了过去南方心灵手巧的女拓荒者，但她作为密西西比小镇上的一位中产阶级家庭女主人，也展现出不同的侧面。贝基嫁到远方，未对长辈尽孝，最后她母亲孤独离世。贝基得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后泣不成声，她为自己远嫁异乡不能尽孝而感到深深自责。贝基将自己对母亲的歉疚感转移到劳雷尔身上，在弥留之际，她对女儿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本来能救妈妈的命的。可你却站着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我因为你而感到绝望”（韦尔蒂 140）。这番责备成为劳雷尔挥之不去的心理伤痛。
在小说中，韦尔蒂不仅揭示了母亲对女儿施加心理控制，也反思了南方社区对个体生活选择的集体干涉。社区的女人们在老法官丧宴的席间及饭后反复对劳雷尔进行规劝甚至嘲讽，她们的闲言碎语折射出笼罩着芒特萨卢斯的令人窒息的道德气候。社区里的人动用一切话语资源，希望说服劳雷尔留在家乡。劳雷尔可以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钱，从而过上轻松悠闲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她却执意回去芝加哥过那种孤苦伶仃的生活，社区居民觉得无法理解。社区的女人们不了解劳雷尔在芝加哥当设计师的工作，只是简单地认为她是在北边靠画几张画为生。虽然她在芒特萨卢斯长大，但劳雷尔“对‘女傧相们’来说也看上去怪怪的，像是一个局外人”（Montgomery 24）。皮斯太太鄭重提醒道：“这次你要是走了，再回来可就永远是客人了……当然，你也自由了——不过我向来都认为，人们并不真心喜欢接待客人”（韦尔蒂 104）。美国南方一直以慷慨好客传统著称，皮斯太太的话撕开了南方好客神话的面纱。此外，这句话也表明，离开南方家乡、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意味着获得自由。
芒特萨卢斯的女人们既展示了乐于助人的社区关爱，又发动了唇枪舌剑的社区谴责。社区关爱和社区谴责都是南方地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莉娅·艾克尔伯格（Julia Eichelberger）评论说：“芒特萨卢斯的公众氛围比社区成员想象得更为复杂，它的等级更加具有决定性。当地居民企图通过假装培育爱意、鼓励工作、构筑一个具有合作精神的社区，来保留它的不公正性。然而韦尔蒂暗示，她的人物努力维持他们的社会、捍卫芒特萨卢斯的准则，阻止它们发生变化，这些努力不是建构社区的方式，而是障碍”（130）。这部小说或许看上去像是韦尔蒂的“传统南方小说”，传统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说的情节主要体现了传统与变迁之间的冲突，但它“并没有认为旧秩序（the Old Order）成员的显著缺点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也没有暗示从前的人要好得多”（Manning 175）。
芒特萨卢斯的女人把芝加哥想象成一个荒原，断定劳雷尔在这个北方大都市的生活必然是惨淡无味。坦尼森小姐不乏怜悯但同时充满优越感地说道：“不知道她上顿吃用真正的蔬菜做的家常便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韦尔蒂 80）。对于南方小镇的女人而言，烹饪自家菜园里种植的蔬菜、吃家里做的饭菜才有家的感觉，“为家庭提供食物的责任深深地嵌入在女性气质概念的内核”（Beardsworth and Keil 86）。在许多当地居民看来，芒特萨卢斯或许显得偏僻落后，但是比起那些无特色、快节奏的现代都市，这个小镇的社区生活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大都市、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劳雷尔来说，每日在厨房烹饪家常菜是女性缺乏独立的表现。安妮·默科特（Anne Murcott）在分析“烹饪的晚餐”（the cooked dinner）在家庭和社区中的重要性时指出，这个概念隐含了强加给女性的烹饪和喂养责任所产生的女性附属身份。“烹饪的晚餐”中包含的菜肴相对比较固定，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准备和烹饪食材。菜肴的做法是一代又一代母亲传给女儿的，它强调了女性家庭义务的连续性。“烹饪的晚餐”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不单纯是营养功能。为家庭提供“烹饪的晚餐”，说明女性在一项与地位和性别相符的事情上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延长的时间付出和更多的劳动投入将女性捆绑在家庭事务之中，从而强化了女性的居家特征。默科特总结说，“烹饪的晚餐”是男性操控家庭的一种形式，也是区隔妻子与丈夫的性别角色不平等的象征（88）。把烹饪晚餐看成男权压迫的思想在芒特萨卢斯社区显得格格不入，延续着南方传统的女人把烹饪视为自身价值的体现。
社区居民对劳雷尔的谴责与母亲对她的指责都围绕着孝道伦理，伦理的核心与她的身份密切相关，她是一个南方中产阶级的女儿，家庭和社区为她预设的角色任务是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孝敬长辈。社区里的女人力劝劳雷尔放弃北方都市的工作，回到熟悉的家庭环境之中，顶替她母亲的位置，加入她们的园艺协会，跟她们一起烹饪美食和玩桥牌游戏。但是劳雷尔知道，她不属于芒特萨卢斯。对于劳雷尔选择离开南方的原因，屈长江和赵晓丽的解释是：虽然劳雷尔对死者充满眷恋之情，但她仍旧毅然飞离南方，去追寻自己的生活，因为那个充满人情味的南方世界在七十年代已不复存在（30）。实际上，劳雷尔决然离开，恰恰是因为她无法适应仍旧“充满人情味”的南方世界。返回芝加哥、彻底告别密西西比的故乡是劳雷尔的必然选择，因为她的父母均已去世，原来的家庭生活彻底终结，社区环境对她来说已经非常陌生，她早已完全融入了北方都市的生活模式。
《乐观者的女儿》的中心关切是孝道，它与性别、家庭、社区和地域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揉面板和菜谱是家族渊源的象征，“一代代往下（通常从母亲到女儿）传授菜谱和特殊的烹饪技巧是不断延续家庭身份的传统做法”（Bell and Valentine 66）。对于南方女人而言，家族记忆的关键是做出菜谱中的美食，在烹饪中感受它镌刻的精神共鸣。在芒特萨卢斯的女人们看来，“劳雷尔作为一个女儿所能做的最孝顺行为或许是打理家庭，学习母亲的菜谱，用母亲的炊具，烤出母亲的面包”（Romines， The Home Plot 268）。她可以加入到社区的女性圈子中，跟她们一起打桥牌，像母辈一样，过着安稳的日子。但劳雷尔不是一个传统的南方女性，她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其矛盾之处在于：相对于面向未来的费伊，她充满对家庭、社区和过去的眷恋;相对于守护传统的女傧相们，她向往现代女性的经济和思想独立。对于劳雷尔来说，彻底化解矛盾的出路在于永久地离开芒特萨卢斯，从根本上消除家庭和地域对自我身份的决定作用。藉由这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韦尔蒂深刻反思了20世纪中期美国南方的性别政治和地域道德。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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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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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明文，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饮食文化研究。
Title： Food Narrative， Sexual Politics and Regional Morality in The Optimist’s Daughter
Abstract：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is its food narrative. Food-related images and scenarios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Eudora Welty’s The Optimist’s Daughter， among which the most striking are Judge McKelva’s funeral banquet and Becky’s recipes and breadboard. I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filial piety are set as emotional benchmark， the readers can sympathize more heartfeltly with Laurel’s final decisions： burning her mother’s recipes， giving up the breadboard filled with family bond， and leaving her childhood home. Through this intensely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elty probes into the sexual politics and regional morality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
Key words： Eudora Welty; The Optimist’s Daughter; food narrative; sexual politics; regional morality
Author： Xiao Mingwen，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specializing i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food culture studies. E-mail： xiaomw5@mail.sysu.edu.cn
在访谈和传记中，尤多拉·韦尔蒂多次谈及家庭、社区和孝道问题。甚至在韦尔蒂所有的直系亲人都已去世近二十年的时候，有人问她是否仍感觉到被独立自主与家庭关爱两种状态撕裂，她的回答是：“噢，是的，我现在依然有此感受。它萦绕着我。我在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More Conversations 149）。安·罗明斯（Ann Romines）指出，韦尔蒂的两个短篇故事《声音从何处来？》和《游行示威者》写于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关爱重病家庭成员的时期，揭示出韦尔蒂对孝道的潜在代价及后果的深刻反思。韦尔蒂的母亲和弟弟于1966年1月前后四天相继去世，她从1955年起无微不至地照顾患病亲人的疲惫生活画上句号。罗明斯赞叹道：“作为女儿和作为姐姐，尤多拉·韦尔蒂是无私奉献的标兵，堪称孝顺的典范”（“A Voice” 111）。写作为这位全心照顾母亲和弟弟的女作家提供了一个反思孝道问题的机会，这种反思不是仅仅从自传的角度，而是从外部环境的维度展开，揭示了20世纪中期纷繁复杂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政治。罗明斯在文章末尾一笔带过地提及韦尔蒂的长篇小说《乐观者的女儿》，认为如果将这部作品置于韦尔蒂发表于60年代的两个短篇故事的语境中，会更加容易理解（“A Voice” 120）。上述两个短篇故事都聚焦男性主人公以及父子关系，与它们不同的是，这部长篇小说聚焦女性主人公以及母女关系，反映了作家本人更加深切和矛盾的个人情感。
《乐观者的女儿》是韦尔蒂有关家庭和社区主题的小说中最复杂的一部，评论界一致认为是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它出版于1972年，次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这部作品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小说中的许多事件和場景在韦尔蒂的回忆录《一个作家的起步》（1984）中都能找到原型。韦尔蒂坦言：“选择在家乡生活，在熟悉的世界里写作，我从未感到遗憾”（Conversations 36）。韦尔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度过，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小镇生活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始素材。迈克尔·克雷林（Michael Kreyling）认为：“《乐观者的女儿》中的事件和意象是简单的和自产的（homemade），但蕴含奇迹般的丰富意味……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使用同样的平凡日常的事件来创造奇迹”（154）。“自产的”这个词经常用于描绘食物，但遗憾的是，克雷林在论述中没有涉及食物。毋庸置疑，与饮食相关的意象和场景在《乐观者的女儿》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筵席以及贝基的菜谱和揉面板。如果将社区精神和孝道伦理作为情感参照，读者便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劳雷尔在小说结尾做出的决定和选择：烧掉母亲的菜谱、放弃镌刻着亲情的揉面板、离开幼时的家。 一、葬礼筵席与社区精神
“乐观者”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是小说的中心事件。故事围绕这场葬礼展开，透射出变迁中的密西西比州芒特萨卢斯社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关系。在美国南方，食物不只是在欢乐时刻才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哀悼时刻也包含饮食维度。一个家庭有人去世，亲人和邻居通常都会登门拜访，给参加葬礼的宾客准备好食物。到访者一般会带上常规的祭品，甚至是专门适用于此场合的“葬礼馅饼”。悲痛深切的吊唁者通常会带上几道菜，包括一道或多道自己最拿手的佳肴（Egerton 36）。
美国南方的葬礼具有神圣特征和社会交往的功能。早在殖民地时期，葬礼成为表达悲痛和展示殷勤好客的场合。鸣枪、饮酒和宴会是葬礼的主要环节。邻居和朋友在葬礼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它能够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葬礼也有助于培育家庭归属感，一个人去世后，亲人和远房亲戚通常都会聚集在一起。宴会上通常会准备特定的食物和饮料，其中以肉、蔬菜为原料做成的炖菜最为普遍。随着社会的变迁，许多传统葬礼的习俗已经或正在消失，但时至今日，葬礼仍然是一个吃南方食物、听南方音乐、培养南方引以为豪的家庭感和社区感的重要场合（Wilson 102-104）。和其它类型的筵席一样，葬礼筵席有助于加强共餐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分享食物或共同进餐是“强大的社区符号”，它在不同的社会场合发挥了促进亲属和互助关系的重要作用（Bell and Valentine 106）。
在《乐观者的女儿》中，年迈父亲的离世让劳雷尔觉得在世上无依无靠，此前她的丈夫死于战争，母亲死于疾病。她自己以及母亲的好友前来吊唁，给她带来真切的安慰，除了言语的安抚，更重要的抚慰形式是她们亲手烹饪的食物。当劳雷尔护送父亲的遗体回到家中，社区的邻居们将她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并带来了鲜花和食物。在北方大都市追求事业的劳雷尔不擅长厨艺，社区的女人们为悲恸中的她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带给她情感上的慰藉和关爱：“食品柜里放着三块馅饼，还有个冰箱可以随时打开……餐桌上也放着吃的，免得你饿着肚子上床”（韦尔蒂 49）。食物除了能充饥果腹， 也能带来精神和心理上的快乐。充足而可口的食物带给人们安全感，热腾腾的饭菜代表着家与温暖，做饭人在用心烹制的饭菜中倾注着爱与关心（张辛仪 119）。
麦凯尔瓦法官去世后，他家的厨房和餐桌上摆满了吊唁者带来的食物，既有中上阶层带来的雅致食品，也有山区居民带来的土特产。在南方的葬礼中，从厨房和餐桌上的礼物数量和种类，便可大致判断出逝者的声望（Egerton 36）。透过芒特萨卢斯市市长的描述，可以看出麦凯尔瓦法官的葬礼规格之高。麦凯尔瓦法官是一位具有旧南方骑士精神和强烈社区感的人。布洛克少校称赞“他是密西西比州整个法律界最正派、最无私、最温和的人”（韦尔蒂 60）。前来吊唁的社区裁缝说道：“我记得，哦，我记得，不知有多少个圣诞节，我都会跟在座的一起，在这个可爱的老家接受殷勤的款待”（韦尔蒂 66）。麦凯尔瓦法官慷慨好客、乐善好施，他在芒特萨卢斯享有崇高的地位，源于他在世时对社区的奉献精神。
葬礼结束后，大家开始享用丰盛的筵席，其中最重要的菜肴是贝基在世时教社区的女人们制作的弗吉尼亚火腿。长老会牧师的妻子对劳雷尔说：“我曾在这儿一直等待，看看我的弗吉尼亚火腿是留给谁的……还是你母亲最先告诉我怎样麻利地收拾猪腿，还要炖一炖，这样不管谁吃都合适。噢，这就送到你的厨房来了”（韦尔蒂 59）。在烹制一些具有显著区域特色的菜肴时，“烹饪方式比使用特定食材更为重要”（Gutierrez 35）。贝基是南方农业生活方式的代表，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山区，少女时代从母亲那里习得精湛的厨艺，成年后嫁到另一个山区小世界，密西西比的芒特萨卢斯。贝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烹饪技艺远近闻名，她的丈夫和女儿都享有好口福。能品尝到她制作的美食的人不仅有她的家庭成员，还有她所在社区的左邻右舍。对贝基而言，“厨房既是烹饪食物的场所，也是创造艺术的空间”（Patterson 127）。她把下厨当作一件充满创造性的事情，她经常改进和创新原有的菜品。她慷慨地将自己的厨艺和菜谱传授给别的家庭主妇，在她去世后多年，劳雷尔还见到牧师的妻子保存的她手写的菜谱，上面详细记录了烹饪的每个步骤。在葬礼筵席上，按照贝基的菜谱烹饪出来的弗吉尼亚火腿美味可口，深受社区成员的欢迎。
筵席是美国南方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苏珊·卡尔西克（Susan Kalcik）所言，“食物能够将不同时空的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有助于在逝者与生者之间建立纽带关系”（59）。葬礼的筵席本身是一首挽歌，人们通过饮食而不是通过饥饿来告慰死者，逝去的亲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家族传统通过舌尖延续下去。在筵席上，亲朋好友一同分享各自带来的不同食物，气氛俨然成为一个狂欢节。尽管劳雷尔对家中的狂欢气氛很不满，但她知道这是南方丧葬的习俗。房子里挤满了亲朋好友，充足的食物在宾客中传递，大家似乎很快忘记了刚才逝者入棺的悲伤，尽情地享受着美食。目睹这一场景，麦凯尔瓦法官的黑人女佣米索里感叹道，“屋子看着又像从前一样了”（韦尔蒂 87）。麦凯尔瓦法官和贝基在世时，经常宴请社区邻里，家中充满欢声笑语。但是，对劳雷尔来说，屋子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尽管她依旧坐在以前用餐的位置。過去的画面历历在目，但时光已经流逝，劳雷尔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屋内却添增了父亲的新任妻子费伊这个陌生人。对劳雷尔而言，费伊是家庭的闯入者;对芒特萨卢斯的女人们而言，费伊是社区的闯入者。
作为一个女人和妻子，费伊的处事方式让社区里的南方人感到吃惊。费伊在她丈夫的葬礼上基本什么都没做，大小事务都是由左邻右舍的女人操办。葬礼之后，她们开始对她议论纷纷。透过这些流言蜚语，费伊的个性以及她与在世时的老法官的生活状况被披露出来。总体说来，费伊的生活“就是坐坐吃吃……她不吃不行。因为没有别的活儿占用她那双手”（韦尔蒂 98）。在与麦凯尔瓦法官一年半的婚姻期间，费伊从未做过一顿饭，对任何家务都没有兴趣。在芒特萨卢斯的女人，尤其是贝基这一辈的女人看来，费伊是懒惰和堕落的化身。在她们心中，料理家务是女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媒介，这些价值包括勤劳、秩序、忠诚和孝顺。费伊没有履行南方传统女性的角色，因而受到社区道德的谴责。 二、揉面板与亲情记忆
费伊与芒特萨卢斯社区的女人们的冲突主要归结于她面向消费的享乐主义，而她与劳雷尔的冲突则源于她面向未来的世俗主义。费伊代表了摧毁性的现代化力量，“她就像她安装在贝基的房子里的现代化按钮操作的厨房器具一样无动于衷、实用和可预测。费伊是劳雷尔的最后障碍，后者必须抵制报复前者的诱惑”（Kreyling 172）。麦凯尔瓦家的厨房曾是烹饪美食的场所，是家庭温暖的象征。费伊是这个空间的陌生人和侵入者，她废弃了所有以前的厨具。在这些被废弃的厨具中，劳雷尔最在意的是一块揉面板，它是小说中的核心意象之一，劳雷尔和费伊之间的冲突围绕它展开。
这块揉面板是双重神圣的，因为它是劳雷尔的丈夫亲手制作的，她母亲在世时用它做出了社区里最好的面包。两种充满爱意的手艺，“男性的木工和女性的烘焙，汇聚在这个物品上，它镌刻了爱意浓浓的家庭时光”（Westling 108）。劳雷尔在这块揉面板上“看到了全部经历，所有真切可靠的过去”（韦尔蒂 164）。费伊无法理解，随处可以买到的揉面板，为什么要手工制作。劳雷尔强调，这块揉面板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她目睹了丈夫制作的全过程，她母亲看到这块揉面板后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称赞这块揉面板结实漂亮。这块揉面板是爱的辛劳，也是家庭纽带的象征，但从小缺乏关爱也不懂得关爱他人的费伊难以感受到它所承载的情感。
这块精工细作的揉面板是记忆的承载物，它见证了劳雷尔的丈夫的制作工艺和母亲的烹饪手艺。令劳雷尔无比愤怒的是，这个家庭美好时光的见证物遭到费伊的毁坏。劳雷尔的母亲在世时一直细心保护着这块揉面板，费伊完全无法体会这块发了霉的揉面板的意义，她没有居家技能，更缺乏一颗敏感的心，自然不会爱惜它。虽然这块揉面板“被亵渎”，但劳雷尔“铭记着它最深层的本质。她知道揉面板是菲尔用爱打造的，这份爱将永恒持续，任何费伊之类的人都无法摧毁，虽然这些人在法律上对它拥有所有权”（Montgomery 41）。费伊坚称，这块揉面板现在是她的，任由她处置;劳雷尔却认为揉面板应该由她保管，她要把它带到芝加哥去。劳雷尔打算把揉面板修补好，以后试着做面包，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她惊喜地发现了母亲手写的制作面包的食谱。食谱和揉面板都是家庭纪念物，“象征着家庭领域内无穷尽的再生产，无穷尽地制作出相同的面包”（Rozier 149）。贝基出生于一个成员之间关系紧密的大家庭，在西弗吉尼亚的山区长大，从上辈那里学到许多持家技能，成为一位和她母亲一样贤惠的家庭主妇。嫁到密西西比的芒特萨卢斯之后，她把少女时代习得的烹饪技艺带到新的社区。贝基制作的美食在社区中有口皆碑：“在芒特萨卢斯，她烤的面包是最好的！”（韦尔蒂 159）她将面包的制作方法详细记录下来，跟社区的人分享，教大家如何烤出好吃的面包。贝基的好友通过保存她的菜谱并且烹饪出菜谱中的美食来缅怀她对社区做出的贡献，贝基的女儿则通过保护她制作面包用的揉面板来纪念她对家庭付出的关爱。
劳雷尔对母亲和丈夫的思念集中于吃面包的情景之中。“食物的记忆”与一般的记忆不同，它属于一种“被沉淀于身体的记忆”（Sutton 12）。记忆在身体上的编码远比在大脑里要深刻。一种气味可以引起无法阻挡的回忆，一种口味可以唤醒遗忘已久的事情。饮食记忆具有某种专享性和私密性，其他人往往很难理解。揉面板将劳雷尔的两位逝去的亲人带入脑海，她的情绪逐渐失控，思念的悲痛与对费伊的愤怒交织在一起。随着劳雷尔和费伊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劳雷尔高高举起揉面板，摆出想要袭击费伊的架势，但费伊并不害怕，她知道对方不会真正动手，因为劳雷尔是个有教养的南方女士，不太容易做出过激的举动。与此同时，尽管费伊强调，她有全家人教她打斗，但劳雷尔也看得很清楚，费伊根本不懂打斗。这两个女人之间只存在有限度的憎恨，不久她们便达成了和解。费伊似乎有意做出让步，她叫劳雷尔把揉面板带走，“我好少样需要扔掉的东西”;劳雷尔却说不想要了，“我想没有这块板我也能过下去”（韦尔蒂 165）。
劳雷尔放弃揉面板，标志着她对过去及其理想化本质的拒斥。揉面板饱含着温暖的亲情记忆，但也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劳雷尔需要解决的困境在于：“她必须维持与过去的联系，但她又必须不断努力去把自己解放出来，创造一个分离的自我”（Prenshaw 86）。纪念过去意味着隔断自己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如果深陷于对父亲、母亲和丈夫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劳雷尔将无法与世界建立新的联系。通过作为代理物的揉面板，劳雷尔最终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劳雷尔的父亲作为一个“乐观者”，她母亲作为一个“典范的”女士，以及她与菲尔的短暂而“理想的”婚姻，在不为人知的层面都浸透着难以承受的痛楚。放弃揉面板和它代表的家庭神话是劳雷尔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而迈出的坚实一步。劳雷尔充分领悟到自由选择的至关重要性，这个时刻也成为她的人生转折，她将从浪漫化的家庭神话中走出来，不再被过去束缚。
三、菜谱传承与孝道伦理
在小说中，被芒特萨卢斯社区居民浪漫化的麦凯尔瓦家庭神话是建立在旧南方的社会规范之上。在第一次婚姻中，麦凯尔瓦法官和贝基一起享用美食，分享好书，在花园里栽种花草，过着典型的南方田园式幸福生活。麦凯尔瓦法官是一位有知识、有品位、有爱心的“南方骑士”，贝基热爱生活、精于烹饪，堪称“恬静优雅的淑女修养的典范体现”（李杨 66），两人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然而，贝基过于理性，法官感觉生活显得单调压抑。法官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完美，因为贝基是一个务实的女人，在她的影响下，法官无法享受到一个南方上流社会的男人应该享有的奢华生活。因此，在第二次婚姻中，他非常娇惯年轻的妻子，费伊的放任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享受。
和对丈夫的爱一样，贝基对女儿的爱也令人感到压抑，她将自己对家乡的爱与对女儿的爱融合在一起。韦尔蒂在一次访谈中说，贝基对她女儿的影响是這部小说的聚焦点，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贝基的倒叙（Conversations 242）。虽然贝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密西西比的芒特萨卢斯度过，但西弗吉尼亚的“老家”由始至终是她心中的故乡。每次回“老家”探亲时，贝基就会快乐得忘记外面的一切。在贝基弥留之际，她回忆起儿时在西弗吉尼亚的快乐时光，尤其是当地特有的白草莓滋润心田的味道：“这辈子吃过的东西，没有一样比得上那些野生的白草莓鲜美、香甜。你先得明白，要到它们生长的地方去，站在那儿就地吃，就是这么回事”（韦尔蒂 138）。正如约翰·艾格顿（John Egerton）所言，“食物是我们的文化中唯一能通过所有五种感官抵达我们意识的东西……这种强大的力量会一直停留在记忆中”（49）。在贝基的心中，白草莓在美感、口味、稀缺和精致等层面都是人间极品，它们是大山的自然奇迹和童年的美好记忆的化身，是上帝的礼物（Watkins 81）。贝基的旧记事本中夹着她在师范学院时阅读米尔顿的《失乐园》的读书笔记，她嫁给麦凯尔瓦法官迁居芒特萨卢斯之后，“老家”成为她再也无法回归的“失乐园”。 贝基似乎代表了过去南方心灵手巧的女拓荒者，但她作为密西西比小镇上的一位中产阶级家庭女主人，也展现出不同的侧面。贝基嫁到远方，未对长辈尽孝，最后她母亲孤独离世。贝基得知她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后泣不成声，她为自己远嫁异乡不能尽孝而感到深深自责。贝基将自己对母亲的歉疚感转移到劳雷尔身上，在弥留之际，她对女儿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本来能救妈妈的命的。可你却站着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我因为你而感到绝望”（韦尔蒂 140）。这番责备成为劳雷尔挥之不去的心理伤痛。
在小说中，韦尔蒂不仅揭示了母亲对女儿施加心理控制，也反思了南方社区对个体生活选择的集体干涉。社区的女人们在老法官丧宴的席间及饭后反复对劳雷尔进行规劝甚至嘲讽，她们的闲言碎语折射出笼罩着芒特萨卢斯的令人窒息的道德气候。社区里的人动用一切话语资源，希望说服劳雷尔留在家乡。劳雷尔可以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钱，从而过上轻松悠闲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她却执意回去芝加哥过那种孤苦伶仃的生活，社区居民觉得无法理解。社区的女人们不了解劳雷尔在芝加哥当设计师的工作，只是简单地认为她是在北边靠画几张画为生。虽然她在芒特萨卢斯长大，但劳雷尔“对‘女傧相们’来说也看上去怪怪的，像是一个局外人”（Montgomery 24）。皮斯太太鄭重提醒道：“这次你要是走了，再回来可就永远是客人了……当然，你也自由了——不过我向来都认为，人们并不真心喜欢接待客人”（韦尔蒂 104）。美国南方一直以慷慨好客传统著称，皮斯太太的话撕开了南方好客神话的面纱。此外，这句话也表明，离开南方家乡、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意味着获得自由。
芒特萨卢斯的女人们既展示了乐于助人的社区关爱，又发动了唇枪舌剑的社区谴责。社区关爱和社区谴责都是南方地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莉娅·艾克尔伯格（Julia Eichelberger）评论说：“芒特萨卢斯的公众氛围比社区成员想象得更为复杂，它的等级更加具有决定性。当地居民企图通过假装培育爱意、鼓励工作、构筑一个具有合作精神的社区，来保留它的不公正性。然而韦尔蒂暗示，她的人物努力维持他们的社会、捍卫芒特萨卢斯的准则，阻止它们发生变化，这些努力不是建构社区的方式，而是障碍”（130）。这部小说或许看上去像是韦尔蒂的“传统南方小说”，传统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说的情节主要体现了传统与变迁之间的冲突，但它“并没有认为旧秩序（the Old Order）成员的显著缺点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也没有暗示从前的人要好得多”（Manning 175）。
芒特萨卢斯的女人把芝加哥想象成一个荒原，断定劳雷尔在这个北方大都市的生活必然是惨淡无味。坦尼森小姐不乏怜悯但同时充满优越感地说道：“不知道她上顿吃用真正的蔬菜做的家常便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韦尔蒂 80）。对于南方小镇的女人而言，烹饪自家菜园里种植的蔬菜、吃家里做的饭菜才有家的感觉，“为家庭提供食物的责任深深地嵌入在女性气质概念的内核”（Beardsworth and Keil 86）。在许多当地居民看来，芒特萨卢斯或许显得偏僻落后，但是比起那些无特色、快节奏的现代都市，这个小镇的社区生活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大都市、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劳雷尔来说，每日在厨房烹饪家常菜是女性缺乏独立的表现。安妮·默科特（Anne Murcott）在分析“烹饪的晚餐”（the cooked dinner）在家庭和社区中的重要性时指出，这个概念隐含了强加给女性的烹饪和喂养责任所产生的女性附属身份。“烹饪的晚餐”中包含的菜肴相对比较固定，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准备和烹饪食材。菜肴的做法是一代又一代母亲传给女儿的，它强调了女性家庭义务的连续性。“烹饪的晚餐”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不单纯是营养功能。为家庭提供“烹饪的晚餐”，说明女性在一项与地位和性别相符的事情上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延长的时间付出和更多的劳动投入将女性捆绑在家庭事务之中，从而强化了女性的居家特征。默科特总结说，“烹饪的晚餐”是男性操控家庭的一种形式，也是区隔妻子与丈夫的性别角色不平等的象征（88）。把烹饪晚餐看成男权压迫的思想在芒特萨卢斯社区显得格格不入，延续着南方传统的女人把烹饪视为自身价值的体现。
社区居民对劳雷尔的谴责与母亲对她的指责都围绕着孝道伦理，伦理的核心与她的身份密切相关，她是一个南方中产阶级的女儿，家庭和社区为她预设的角色任务是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孝敬长辈。社区里的女人力劝劳雷尔放弃北方都市的工作，回到熟悉的家庭环境之中，顶替她母亲的位置，加入她们的园艺协会，跟她们一起烹饪美食和玩桥牌游戏。但是劳雷尔知道，她不属于芒特萨卢斯。对于劳雷尔选择离开南方的原因，屈长江和赵晓丽的解释是：虽然劳雷尔对死者充满眷恋之情，但她仍旧毅然飞离南方，去追寻自己的生活，因为那个充满人情味的南方世界在七十年代已不复存在（30）。实际上，劳雷尔决然离开，恰恰是因为她无法适应仍旧“充满人情味”的南方世界。返回芝加哥、彻底告别密西西比的故乡是劳雷尔的必然选择，因为她的父母均已去世，原来的家庭生活彻底终结，社区环境对她来说已经非常陌生，她早已完全融入了北方都市的生活模式。
《乐观者的女儿》的中心关切是孝道，它与性别、家庭、社区和地域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揉面板和菜谱是家族渊源的象征，“一代代往下（通常从母亲到女儿）传授菜谱和特殊的烹饪技巧是不断延续家庭身份的传统做法”（Bell and Valentine 66）。对于南方女人而言，家族记忆的关键是做出菜谱中的美食，在烹饪中感受它镌刻的精神共鸣。在芒特萨卢斯的女人们看来，“劳雷尔作为一个女儿所能做的最孝顺行为或许是打理家庭，学习母亲的菜谱，用母亲的炊具，烤出母亲的面包”（Romines， The Home Plot 268）。她可以加入到社区的女性圈子中，跟她们一起打桥牌，像母辈一样，过着安稳的日子。但劳雷尔不是一个传统的南方女性，她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其矛盾之处在于：相对于面向未来的费伊，她充满对家庭、社区和过去的眷恋;相对于守护传统的女傧相们，她向往现代女性的经济和思想独立。对于劳雷尔来说，彻底化解矛盾的出路在于永久地离开芒特萨卢斯，从根本上消除家庭和地域对自我身份的决定作用。藉由这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韦尔蒂深刻反思了20世纪中期美国南方的性别政治和地域道德。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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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