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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苏由热战时的盟友转变为冷战时的对手，这一转变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造成的。它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又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抗争。冷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冷战；美国；苏联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55-02
冷战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非武装进攻的敌对活动，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开始于1947年3月，一直到雅尔塔体系的终结才告一段落。冷战使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给美苏两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它阻止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往来与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的起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苏联、美国等对冷战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冷战形成提供了土壤
冷战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抗争。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冷战形成提供了土壤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日益显露出来。罗斯福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突出反映在对东欧的政策上。表面上他主张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化，削弱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杜鲁门统治时期，美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表现的更加明显，反苏、反共和推进美国社会制度的思想不仅溢于言表，并在具体政策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努力抢占地盘，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如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类似美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联合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国家，压制和消灭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它左翼力量，以各种方式支持当地保守势力，比如在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在西欧努力以经济援助稳定当地政局，避免西欧共产党夺取政权。不难看出，美国在这场冷战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因素，与苏联的争夺成了意识形态地盘的争夺。
苏联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有着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早在1944年初，苏联红军在收复国土后向境外推进的过程中就帮助当地共产党建立政权。正如1945年4月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因此战争后期及战后初期，苏联红军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同时为了扩大社会主义的阵营，苏联也给亚、非等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大力的支持和援助。
冷战是美苏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结果。二战后初期，美国认为苏联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种认识决定了西方国家必然采取反对他们的敌视政策和行动。西方领导人则估计苏联要决心增强其力量，并不择手段地推行扩张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图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世界。因此冷战更多地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而非军备问题。随着苏联的不断强大，令西方尤其感到不安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因其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而更具威胁，而意识形态的敌对又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感。美苏都相信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结束，尽管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未停止，仍然处于敌对状态。
二、国家利益之争是冷战形成的基本因素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就是国家的安全利益。但由于各自实力的差异，追求安全利益的方式各不相同。尤其是大国具有相当的实力时，自然会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打上自己的烙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二战后形成的现实利益冲突和双方的误会使得潜在的冷战转化为现实的冷战。换言之，它为冷战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二战后，美苏两国决策者都缺乏安全感。令美国决策者感到不安的不是苏联的军事侵略，而是战后的经济状况和心理政治趋势可能使苏联将其影响投放到它的传统安全利益范围之外。他们担心时间将对苏联有利，苏联将会填补由于德国和日本战败形成的真空，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将向苏联寻求鼓舞与帮助，将会有一批国家被吸引到苏联轨道中去。他们还担心法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将合法地或非法地夺取政权，从而大大增强苏联的力量。总之，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看来，上述国际政治与各国国内政治种种因素的结合使战后世界充满了危险。
苏联也不例外。二战结束时苏联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安全考虑，在东欧、中近东和远东进行一系列防御性扩张。从历史上看，苏联多次遭受到来自西部的大规模侵略，特别是在一战和二战不到30年中，西欧对该国就发动了两次袭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斯大林力图通过把西部边界往外推进，在东欧帮助建立对苏联友好的国家，把昔日的危险走廊变成安全地带。
然而，美国却认为苏联的这一系列行为完全是出于扩张的需要。杜鲁门上台后，更进一步强调苏联已完全背离了在东欧自由选举的承诺，声称要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迫使苏联按美国意图同西方合作。杜鲁门入主白宫不到两星期，在旧金山会议上，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威尔表示：执行你们在协议中的诺言，否则我们不再和你们谈判。
由此，双方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时，产生了严重的误会。这种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恶化。
三、文化传统对两国领导人冷战决策的影响
政治文化对国家对外决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美苏政治文化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对两国战后初期外交决策以及冷战爆发产生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和因此而推行的国家对外战略在全球扩张阶段的尖锐对立和激烈碰撞，最终导致美苏走向了冷战。
美利坚民族承继了早期基督教新教教义中的上帝选民概念以及新教徒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使命，坚信自己要在北美新大陆这个上帝特别恩赐的地方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楷模，并将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2]在美国的政治领袖看来，美国必须扩张，因为它是被专制的欧洲国家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及它们的印第安同盟者所包围的一个民主国家。没有自由领域的扩大，美国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换言之，美国人把扩张的障碍和限制看做是不可容忍的对自由的攻击。
同样，苏联的扩张思想也是古而有之。早在15世纪末，俄罗斯就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认为，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对信仰的忠诚将使它永远保持世界基督教中心的地位，莫斯科大公是整个世界惟一的沙皇，一切信仰基督东正教的王国都应合并到它的统一的王国中去。[3]俄罗斯统治者深受东正教文化影响，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肩负起其特殊历史使命，占据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决定世界的政治命运。[4]这逐渐成为其对外扩张谋取霸权的文化根源和动力。
二战后，随着美苏实力的剧增，两国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迅速膨胀。从美国看，二战结束时，美国不仅势力急剧强大，国际威望和政治影响力空前提高，经济、军事实力首屈一指，而且，美国也垄断着原子弹，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客观条件的具备使美国大国使命感膨胀，认为美国必须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5]美国加速了其走向世界的进程。
从苏联方面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由于苏联做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因此，它不仅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地位，而且，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6]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和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大国。相应地，斯大林的大国使命感也急剧膨胀，并且巩固在二战中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建立包括东欧在内的安全屏障，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推进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取得世界领导权。
两位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和由此而推行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在全球扩张阶段发生了激烈碰撞，美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冷战。
冷战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它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抗争之中，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对苏联来说，尽管冷战使它控制了势力范围，成为世界的一极，但军备竞赛也掏空了它的经济，并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对美国来说，冷战使它更牢固地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但也给它带来沉重的负担。国家利益在这时似乎都受到了消极的影响。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冷战是人类最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但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又不可避免。此外还应指出，冷战自然是矛盾激化的产物，两大集团的全面对抗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但同时，冷战也是妥协的产物，美苏及其两大集团在矛盾重重、激烈交锋的情况下避免了直接的武力对抗，而寻找另外的办法解决冲突，这在以前的历史时期是很难想像的。这使我们对人类未来的和平抱有更大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拉弗尔.美国、俄国与冷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91：13.
[2]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119.
[3]资中筠.冷眼向洋[M].北京：三联书店，2001：116-118.
[4]张彦.美苏冷战的文化探源[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8）：49.
[5]（美）哈里•杜鲁门.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M].北京：三联书店，1974：337.
[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三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6-7.
关键词：冷战；美国；苏联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55-02
冷战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非武装进攻的敌对活动，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开始于1947年3月，一直到雅尔塔体系的终结才告一段落。冷战使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给美苏两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它阻止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往来与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的起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苏联、美国等对冷战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冷战形成提供了土壤
冷战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抗争。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冷战形成提供了土壤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日益显露出来。罗斯福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突出反映在对东欧的政策上。表面上他主张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化，削弱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杜鲁门统治时期，美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表现的更加明显，反苏、反共和推进美国社会制度的思想不仅溢于言表，并在具体政策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努力抢占地盘，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如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类似美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联合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国家，压制和消灭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它左翼力量，以各种方式支持当地保守势力，比如在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在西欧努力以经济援助稳定当地政局，避免西欧共产党夺取政权。不难看出，美国在这场冷战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因素，与苏联的争夺成了意识形态地盘的争夺。
苏联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有着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早在1944年初，苏联红军在收复国土后向境外推进的过程中就帮助当地共产党建立政权。正如1945年4月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因此战争后期及战后初期，苏联红军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同时为了扩大社会主义的阵营，苏联也给亚、非等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大力的支持和援助。
冷战是美苏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结果。二战后初期，美国认为苏联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种认识决定了西方国家必然采取反对他们的敌视政策和行动。西方领导人则估计苏联要决心增强其力量，并不择手段地推行扩张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图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世界。因此冷战更多地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而非军备问题。随着苏联的不断强大，令西方尤其感到不安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因其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而更具威胁，而意识形态的敌对又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感。美苏都相信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结束，尽管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未停止，仍然处于敌对状态。
二、国家利益之争是冷战形成的基本因素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就是国家的安全利益。但由于各自实力的差异，追求安全利益的方式各不相同。尤其是大国具有相当的实力时，自然会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打上自己的烙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二战后形成的现实利益冲突和双方的误会使得潜在的冷战转化为现实的冷战。换言之，它为冷战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二战后，美苏两国决策者都缺乏安全感。令美国决策者感到不安的不是苏联的军事侵略，而是战后的经济状况和心理政治趋势可能使苏联将其影响投放到它的传统安全利益范围之外。他们担心时间将对苏联有利，苏联将会填补由于德国和日本战败形成的真空，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将向苏联寻求鼓舞与帮助，将会有一批国家被吸引到苏联轨道中去。他们还担心法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将合法地或非法地夺取政权，从而大大增强苏联的力量。总之，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看来，上述国际政治与各国国内政治种种因素的结合使战后世界充满了危险。
苏联也不例外。二战结束时苏联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安全考虑，在东欧、中近东和远东进行一系列防御性扩张。从历史上看，苏联多次遭受到来自西部的大规模侵略，特别是在一战和二战不到30年中，西欧对该国就发动了两次袭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斯大林力图通过把西部边界往外推进，在东欧帮助建立对苏联友好的国家，把昔日的危险走廊变成安全地带。
然而，美国却认为苏联的这一系列行为完全是出于扩张的需要。杜鲁门上台后，更进一步强调苏联已完全背离了在东欧自由选举的承诺，声称要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迫使苏联按美国意图同西方合作。杜鲁门入主白宫不到两星期，在旧金山会议上，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威尔表示：执行你们在协议中的诺言，否则我们不再和你们谈判。
由此，双方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时，产生了严重的误会。这种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恶化。
三、文化传统对两国领导人冷战决策的影响
政治文化对国家对外决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美苏政治文化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对两国战后初期外交决策以及冷战爆发产生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和因此而推行的国家对外战略在全球扩张阶段的尖锐对立和激烈碰撞，最终导致美苏走向了冷战。
美利坚民族承继了早期基督教新教教义中的上帝选民概念以及新教徒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使命，坚信自己要在北美新大陆这个上帝特别恩赐的地方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楷模，并将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2]在美国的政治领袖看来，美国必须扩张，因为它是被专制的欧洲国家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及它们的印第安同盟者所包围的一个民主国家。没有自由领域的扩大，美国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换言之，美国人把扩张的障碍和限制看做是不可容忍的对自由的攻击。
同样，苏联的扩张思想也是古而有之。早在15世纪末，俄罗斯就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认为，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对信仰的忠诚将使它永远保持世界基督教中心的地位，莫斯科大公是整个世界惟一的沙皇，一切信仰基督东正教的王国都应合并到它的统一的王国中去。[3]俄罗斯统治者深受东正教文化影响，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肩负起其特殊历史使命，占据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决定世界的政治命运。[4]这逐渐成为其对外扩张谋取霸权的文化根源和动力。
二战后，随着美苏实力的剧增，两国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迅速膨胀。从美国看，二战结束时，美国不仅势力急剧强大，国际威望和政治影响力空前提高，经济、军事实力首屈一指，而且，美国也垄断着原子弹，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客观条件的具备使美国大国使命感膨胀，认为美国必须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5]美国加速了其走向世界的进程。
从苏联方面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由于苏联做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因此，它不仅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地位，而且，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6]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和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大国。相应地，斯大林的大国使命感也急剧膨胀，并且巩固在二战中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建立包括东欧在内的安全屏障，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推进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取得世界领导权。
两位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和由此而推行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在全球扩张阶段发生了激烈碰撞，美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冷战。
冷战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它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抗争之中，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对苏联来说，尽管冷战使它控制了势力范围，成为世界的一极，但军备竞赛也掏空了它的经济，并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对美国来说，冷战使它更牢固地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但也给它带来沉重的负担。国家利益在这时似乎都受到了消极的影响。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冷战是人类最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但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又不可避免。此外还应指出，冷战自然是矛盾激化的产物，两大集团的全面对抗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但同时，冷战也是妥协的产物，美苏及其两大集团在矛盾重重、激烈交锋的情况下避免了直接的武力对抗，而寻找另外的办法解决冲突，这在以前的历史时期是很难想像的。这使我们对人类未来的和平抱有更大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拉弗尔.美国、俄国与冷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91：13.
[2]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119.
[3]资中筠.冷眼向洋[M].北京：三联书店，2001：116-118.
[4]张彦.美苏冷战的文化探源[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8）：49.
[5]（美）哈里•杜鲁门.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M].北京：三联书店，1974：337.
[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三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