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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5日，南京，多云。
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显得更加肃穆、庄严。
“今年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它不仅是全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还是我出生70周年和先父遇难70周年。”南京城区傅厚岗的一处公寓里，江苏省侨联原主席郁美兰正向记者讲述乃父抗战烈士、一代文豪郁达夫的故事。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备尝弱国子民的屈辱。后在国内及南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最终被日军残忍地杀害。”郁美兰说，“我在父亲遇难后几个小时出生，虽然我与他从未见过面，但他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爱国热忱和抗战义举，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
1936年12月，一艘发自台湾高雄的邮轮，正匆匆地驶向厦门。邮船一路颠簸着，船舱内人声嘈杂。舷边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人却顾不得这些，他正远眺着前方的大海，面色沉郁，似有无尽心事。
他姓郁，名文，字达夫。人们常以字为名，叫他郁达夫。中日甲午战后的第二年，他出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书香之家。7岁时上私塾，9岁便能赋诗，在乡里素有“神童”的称号。
1910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城三所中学中“最难考的一个”——杭州府中学堂，后来曾写下《再别康桥》的诗人徐志摩，此时正是他的同学。1912年秋，郁达夫进入之江大学预科学习，却在不久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开除。
次年9月，年仅17岁的郁达夫随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先后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当时的中国国弱民贫，中国人在国外也备受歧视，这常常让郁达夫痛苦不已。他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道：“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1921年，郁达夫完成了自己的带有自传性质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在小说的末尾，他这样写道：“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后经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迅速风靡全国。苏州、无锡等地的许多青年甚至专程搭夜班火车赶来上海购书。郁达夫也从一个孤寂、苦闷的留日学生，变成了一个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
郁达夫一向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早在1921年，他就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后来，他又与鲁迅合编文学月刊《奔流》，翻译、介绍国外的革命文艺作品。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郁达夫与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鲁迅、茅盾、胡愈之等著名人士参加了许多著名团体和活动，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写了不少文章抗议日本侵略，还与当时43位著名作家发表“告世界书”，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声援中国人民抗日。
由于共同的思想和人格，郁达夫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先生逝世，郁达夫连续写下多篇散文、杂感，表达对鲁迅的崇仰之情，在鲁迅逝世后第三天，他就写下“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共存！”他已清醒地意识到：鲁迅精神在我中华民族中的价值，随后他又写下了散文“怀鲁迅”，其中有一段名言：“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与当时许多持“抗战必亡”论的人们不同，郁达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抗战持久论与抗战必胜论者。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九·一八特刊》中，他充满信心地写道：“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迫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而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并提出只要“持久抗战”，则“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
“文化界要号吹在前”
1936年2月，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到福建工作，担任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
3月1日，他在与福州文化界、新闻界餐叙时，即席作就五言绝句《赠福州报界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又为福州出版的《谈风》写了《赠福州报界》：“一将功成万马喑，是谁纵敌将南侵？诸君珍重春秋笔，记取遗民井底心。”激励大家在大敌当前，务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
5月，郁达夫游览福州于山戚公祠，并挥笔题壁：“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而在为上海《论语》半月刊所作的《战争与和平》一文中，他提出主和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
郁达夫东渡日本讲学一月。其间，他写下了“诗中有痛，痛中有诗”的《春帆依旧在》：“却望云山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更重要的是，他还三次秘访当时正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敦请其早日归国抗日，共赴国难。
1937年10月17日，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影响下，郁达夫领导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并提前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文化界要号吹在前，我们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劳农的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郁达夫长袍马褂，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
会上，郁达夫高票当选为“文救会”理事长。进步作家董秋芳，“左翼”作家杨骚，以及地下党员卢茅居、陈兴英等人均在会内任职。11月15日，“文救会”创办《救亡文艺》，郁达夫、杨骚任主编，并提出：“目前的文艺，应该是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
当时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楼适夷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郁达夫喜出望外，特地请他担任“文救会”编委和《救亡文艺》编辑。 此时，共产党的组织在福州虽然不能公开活动，但“文救会”领导核心进步力量较强，给了地下党员很大的活动空间。
没有他，美援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江南半壁河山，不久沦陷，人民流离失所。郁达夫的母亲与大哥也先后遇难。
1937年12月，日军入侵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年过七旬的郁母不愿做亡国奴，绝食而死。闻此噩耗，郁达夫悲痛不已。当日即在福州寓所内设灵堂，并写下“无母何依，此仇必报！”的对联。
大哥郁曼陀，早年曾与郁达夫一起东渡日本。此时则是上海“孤岛”中唯一一个中国法权机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厅厅长。抗战开始后，他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积极保护爱国人士，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均曾在他的大力营救下获释。
一身正气的郁曼陀成为了日伪汉奸的眼中钉，终在1939年11月23日上午遭到日伪特务的暗杀。
在《悼胞兄曼陀》中，郁达夫写道：“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郁达夫被厅长郭沫若聘请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后又改任为三厅设计委员。同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主任。其间，他还以记者的身份，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以及散文随笔，向全国人民详细地报道前线的战况，全面地分析战局。
不久，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郁达夫代表国民政府政治部和中国文协前去劳军慰问。台儿庄战场的局面让人振奋，归来后，他这样写道：“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或有点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
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也到达台儿庄视察，但未被获准进入前线——之前曾有意大利记者到前线获取情报，政治部密令严禁外国人到前线活动。当时在旅馆中散步时巧遇史迪威的郁达夫知道后，就在会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时提了出来。
李宗仁说：“我们正需要美国人，你们赶快去约他来”。据当时与郁达夫一起在前线慰问的知情者回忆，“因为政治部的代表郁达夫不反对（史迪威进入前线），这就代表政治部破例同意了。所以，史迪威能到台儿庄去，郁达夫实在功不可没”。
获准进入前线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通过史迪威的眼睛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当年8月30日，美国财政部代表洛辛·巴克听取了史迪威的专门报告，并把意见呈转财政部长摩根索。三个多月后，美国政府安排给予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从此开始了对华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而这一切，如果没有郁达夫，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
他的笔抵得上几个师的军队
1938年12月，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决心“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
当时的南洋是“文化沙漠”，而他则是要为宣传抗战在这片“沙漠”上建立一座海外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他写了大量的鼓舞团结抗战、评说时弊的杂文、散文和政论，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统计：在新加坡时期，郁达夫曾先后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的副刊和杂志，其中最多的时候竟能同时编辑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仅1940年8月至10月，他即为《星洲日报》撰写了30篇社论，平均隔日一篇。如果再将他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等等工作一齐加起来计算，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10小时以上。
一位老华侨说，郁达夫的文章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他的笔发挥的作用抵得上好几个师的军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在胡愈之领导下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
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一文中写道：“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
1942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联合会执委和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实际上已成为新加坡华侨的抗日领袖之一。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友人们一起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郁达夫化名“赵廉”，以酒厂老板的身份继续从事抗战活动。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沈滋九、王任叔等人则在他的掩护下以酒厂伙计的身份开展活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日本宪兵队发现他会日语，就强行拉他作了翻译。郁达夫反而借助这一身份，积极掩护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抗日活动，多次解救了遭日军围困的抗日志士，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
1942年的某日，驻扎在棉兰的日本宪兵部派了几个特务来武吉丁宜镇搜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郁达夫知道陈老已避难爪哇，却用日语对日本宪兵队长谎称：“陈嘉庚明明已乘船回国，棉兰这帮家伙还来讨人！”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就对着那几个特务大发雷霆：“你们敢讨人，滚开”！
后来，陈嘉庚对我党当年在海外负责统战工作的夏衍说：“那时候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
1944年初，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才知道原来眼前的这位翻译官“赵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抗日诗人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14天，日本人因害怕郁达夫向外界透露日军罪行，将他秘密杀害。
而在仅仅几个小时后，他的小女儿郁美兰出生。痛哉斯人，哀哉斯文！
郁达夫遇难的消息传出，郭沫若悲痛万分，专门撰文纪念：“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曾任新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的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显得更加肃穆、庄严。
“今年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它不仅是全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还是我出生70周年和先父遇难70周年。”南京城区傅厚岗的一处公寓里，江苏省侨联原主席郁美兰正向记者讲述乃父抗战烈士、一代文豪郁达夫的故事。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备尝弱国子民的屈辱。后在国内及南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最终被日军残忍地杀害。”郁美兰说，“我在父亲遇难后几个小时出生，虽然我与他从未见过面，但他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爱国热忱和抗战义举，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
1936年12月，一艘发自台湾高雄的邮轮，正匆匆地驶向厦门。邮船一路颠簸着，船舱内人声嘈杂。舷边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人却顾不得这些，他正远眺着前方的大海，面色沉郁，似有无尽心事。
他姓郁，名文，字达夫。人们常以字为名，叫他郁达夫。中日甲午战后的第二年，他出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书香之家。7岁时上私塾，9岁便能赋诗，在乡里素有“神童”的称号。
1910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城三所中学中“最难考的一个”——杭州府中学堂，后来曾写下《再别康桥》的诗人徐志摩，此时正是他的同学。1912年秋，郁达夫进入之江大学预科学习，却在不久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开除。
次年9月，年仅17岁的郁达夫随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先后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当时的中国国弱民贫，中国人在国外也备受歧视，这常常让郁达夫痛苦不已。他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道：“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1921年，郁达夫完成了自己的带有自传性质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在小说的末尾，他这样写道：“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后经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迅速风靡全国。苏州、无锡等地的许多青年甚至专程搭夜班火车赶来上海购书。郁达夫也从一个孤寂、苦闷的留日学生，变成了一个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
郁达夫一向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早在1921年，他就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后来，他又与鲁迅合编文学月刊《奔流》，翻译、介绍国外的革命文艺作品。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郁达夫与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鲁迅、茅盾、胡愈之等著名人士参加了许多著名团体和活动，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写了不少文章抗议日本侵略，还与当时43位著名作家发表“告世界书”，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声援中国人民抗日。
由于共同的思想和人格，郁达夫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先生逝世，郁达夫连续写下多篇散文、杂感，表达对鲁迅的崇仰之情，在鲁迅逝世后第三天，他就写下“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共存！”他已清醒地意识到：鲁迅精神在我中华民族中的价值，随后他又写下了散文“怀鲁迅”，其中有一段名言：“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与当时许多持“抗战必亡”论的人们不同，郁达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抗战持久论与抗战必胜论者。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九·一八特刊》中，他充满信心地写道：“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迫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而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并提出只要“持久抗战”，则“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
“文化界要号吹在前”
1936年2月，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到福建工作，担任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
3月1日，他在与福州文化界、新闻界餐叙时，即席作就五言绝句《赠福州报界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又为福州出版的《谈风》写了《赠福州报界》：“一将功成万马喑，是谁纵敌将南侵？诸君珍重春秋笔，记取遗民井底心。”激励大家在大敌当前，务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
5月，郁达夫游览福州于山戚公祠，并挥笔题壁：“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而在为上海《论语》半月刊所作的《战争与和平》一文中，他提出主和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
郁达夫东渡日本讲学一月。其间，他写下了“诗中有痛，痛中有诗”的《春帆依旧在》：“却望云山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更重要的是，他还三次秘访当时正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敦请其早日归国抗日，共赴国难。
1937年10月17日，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影响下，郁达夫领导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并提前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文化界要号吹在前，我们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劳农的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郁达夫长袍马褂，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
会上，郁达夫高票当选为“文救会”理事长。进步作家董秋芳，“左翼”作家杨骚，以及地下党员卢茅居、陈兴英等人均在会内任职。11月15日，“文救会”创办《救亡文艺》，郁达夫、杨骚任主编，并提出：“目前的文艺，应该是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
当时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楼适夷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郁达夫喜出望外，特地请他担任“文救会”编委和《救亡文艺》编辑。 此时，共产党的组织在福州虽然不能公开活动，但“文救会”领导核心进步力量较强，给了地下党员很大的活动空间。
没有他，美援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江南半壁河山，不久沦陷，人民流离失所。郁达夫的母亲与大哥也先后遇难。
1937年12月，日军入侵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年过七旬的郁母不愿做亡国奴，绝食而死。闻此噩耗，郁达夫悲痛不已。当日即在福州寓所内设灵堂，并写下“无母何依，此仇必报！”的对联。
大哥郁曼陀，早年曾与郁达夫一起东渡日本。此时则是上海“孤岛”中唯一一个中国法权机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厅厅长。抗战开始后，他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积极保护爱国人士，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均曾在他的大力营救下获释。
一身正气的郁曼陀成为了日伪汉奸的眼中钉，终在1939年11月23日上午遭到日伪特务的暗杀。
在《悼胞兄曼陀》中，郁达夫写道：“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郁达夫被厅长郭沫若聘请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后又改任为三厅设计委员。同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主任。其间，他还以记者的身份，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以及散文随笔，向全国人民详细地报道前线的战况，全面地分析战局。
不久，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郁达夫代表国民政府政治部和中国文协前去劳军慰问。台儿庄战场的局面让人振奋，归来后，他这样写道：“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或有点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
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也到达台儿庄视察，但未被获准进入前线——之前曾有意大利记者到前线获取情报，政治部密令严禁外国人到前线活动。当时在旅馆中散步时巧遇史迪威的郁达夫知道后，就在会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时提了出来。
李宗仁说：“我们正需要美国人，你们赶快去约他来”。据当时与郁达夫一起在前线慰问的知情者回忆，“因为政治部的代表郁达夫不反对（史迪威进入前线），这就代表政治部破例同意了。所以，史迪威能到台儿庄去，郁达夫实在功不可没”。
获准进入前线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通过史迪威的眼睛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当年8月30日，美国财政部代表洛辛·巴克听取了史迪威的专门报告，并把意见呈转财政部长摩根索。三个多月后，美国政府安排给予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从此开始了对华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而这一切，如果没有郁达夫，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
他的笔抵得上几个师的军队
1938年12月，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决心“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
当时的南洋是“文化沙漠”，而他则是要为宣传抗战在这片“沙漠”上建立一座海外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他写了大量的鼓舞团结抗战、评说时弊的杂文、散文和政论，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统计：在新加坡时期，郁达夫曾先后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的副刊和杂志，其中最多的时候竟能同时编辑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仅1940年8月至10月，他即为《星洲日报》撰写了30篇社论，平均隔日一篇。如果再将他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等等工作一齐加起来计算，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10小时以上。
一位老华侨说，郁达夫的文章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他的笔发挥的作用抵得上好几个师的军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在胡愈之领导下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
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一文中写道：“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
1942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联合会执委和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实际上已成为新加坡华侨的抗日领袖之一。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友人们一起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郁达夫化名“赵廉”，以酒厂老板的身份继续从事抗战活动。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沈滋九、王任叔等人则在他的掩护下以酒厂伙计的身份开展活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日本宪兵队发现他会日语，就强行拉他作了翻译。郁达夫反而借助这一身份，积极掩护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抗日活动，多次解救了遭日军围困的抗日志士，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
1942年的某日，驻扎在棉兰的日本宪兵部派了几个特务来武吉丁宜镇搜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郁达夫知道陈老已避难爪哇，却用日语对日本宪兵队长谎称：“陈嘉庚明明已乘船回国，棉兰这帮家伙还来讨人！”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就对着那几个特务大发雷霆：“你们敢讨人，滚开”！
后来，陈嘉庚对我党当年在海外负责统战工作的夏衍说：“那时候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
1944年初，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才知道原来眼前的这位翻译官“赵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抗日诗人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14天，日本人因害怕郁达夫向外界透露日军罪行，将他秘密杀害。
而在仅仅几个小时后，他的小女儿郁美兰出生。痛哉斯人，哀哉斯文！
郁达夫遇难的消息传出，郭沫若悲痛万分，专门撰文纪念：“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曾任新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的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