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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是20世纪中国诗歌写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也是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重要问题。有的诗人过于注重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似乎自己就是时代的代言者、社会大众的发言人,如果不是代言人与发言者,似乎就是一个多余的人,诗歌写作似乎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诗歌可以有时代性也可以没有时代性,有没有时代性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诗歌作品价值的评估。然而,一首诗歌不可没有地域性或地理性,如果我们看不出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写的,是因为什么而写的,是为什么人与事而写的,也许其存在的正当性与生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中国古代诗歌名篇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杜工部《北征》等,之所以总是在标题中就标明所写的地方,或者所表现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诗歌写作中的核心问题,这就是地方性与地方主义的问题。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在每一个地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景观与人文传统,而我们的诗人与作家就出生于、生长于、感觉于与创作于这样的地方,即便是今天所谓的“地球人”与“世界公民”,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也不可能离开地球上某一个特定地域而生存、而发展、而写作,从而让自己的写作产生特殊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讲的诗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以及在它们中间谁轻谁重的问题。
最近我读到一位河南诗人陶秉礼的诗歌作品,让我产生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其诗是诗人关注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录,同时也是自我生活与心情的一种记录,由于诗人的用心,诗集中自然也体现了对于诗艺传达的探索,因此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时代性是其诗歌作品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其诗歌写作,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较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都处于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诗人作为时代生活的晴雨表,自然不得不有所反映,有所表达。特别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之后,诗人感觉到有一种历史使命,要以自己的诗笔为时代添彩,为人民歌唱,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时代,展开我们的梦想》、《美丽中国》、《科学发展观之歌》等。“春天来了,我潮湿的心/像如酥如梦的杏花雨/在风上面,在树上面/化作那一片片游走的云彩/沿着季节的骨缝/架在灵魂的高处/融化冰冻的河床”。(《春天来了,我心飞翔》)显然,这里的“春天”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季候,而是对诗人面对时代而产生的激动心情的一种记录,也是时代情景的一种象征。当我们看见的一切都充满生机的时候,我们就以“春天”相喻,诗人把自己的心比作“杏花雨”,并化作“游走的云彩”,对于“季节”、“灵魂”、“河床”也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将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展示出来,并且颇有诗情画意。“多少次在爱的深情中寻问你//美丽中国是什么/大自然悄悄对我说/山野翠了/空气绿了/绿色轻轻展开阳光的素描/和风轻拂/远山如黛,绿水绣波/一只春天的候鸟/在窗前唱着动听的歌/仿佛秋天的枫叶/又似舞动的音符/与小溪一起尽情欢乐/蓝天白云下/升起彩虹之河”(《美丽中国》)就像“春天”一样,在诗人的眼里,“美丽中国”也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天地自然的一种生命气象,是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的一种集合,不过诗人在此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描述,而是将自我也放在了其中的一种抒情。青山、绿水、蓝天自不必说,特别是那只神秘的小鸟,其实在本质上也就是诗人的自我而已。在“中国梦”理论提出之前,诗人就以诗的方式进行了集中探讨,可见诗人本有的一种预见性与对于现实时空的穿透力。诗人关注的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思考才创作了抒情长诗《科学发展观之歌》。“从孔老夫子和为贵的思想/到墨子兼相爱的胸怀/到太平天国的理想图/从柏拉图理想国的梦幻/到欧文空想王国新村/从馬克思共产主义科学理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汇聚到人类社会的和谐血脉/靠近再靠近/融合再融合/流淌整个身躯”。(《科学发展观之歌——献给科学发展理论的创造者和践行者》)这样的诗不论其本身写得如何,都会具有自己的意义,那就是至少可以为后来者留下真实可靠的史料。诗人的心是最为敏感的,因而诗人之语足以为时代留影,不过,这样的作品多半是诗人的一种心影,而非时代的一种面影。诗人本来就是要以自我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自我就没有诗的产生。新闻记者也许可以没有自我,因为新闻报道要求真实与客观,而诗人除了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以外,还要有敏锐的感悟与内在的思考,然而所有的这些都要以情感、想象与意象的方式进行传达。同时,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关注不关注都不足以决定诗的成败与高下,然而,敏感于时代的风雨,发掘更为深广的时代精神,对于诗歌写作也是有好处的,但时代性并不等于诗性,时代精神也并不等于诗人的精神。时代性并不是诗歌固有的东西,许多诗歌作品是超越时代的,李白的诗与他那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有什么联系呢?当然,广义的时代性是存在的,但时代性的有无并不决定诗歌本身的存在与不存在,其有生命力还是没有生命力。所以,从前那种认为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之观点是并不正确的,也不具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一首诗还不能直接地表现时代性的主题,一切都要通过诗人的自我,以自我的方式表现自我是有重要意义的,以自我的方式表现时代,才可以让时代在诗中发生意义,不然与诗没有什么关系。陶的诗在某些时候处理得很好,即没有离开我,而在有些时候的处理也是存在问题的,即自我缺失或弱化,一个诗人的个性与风采如果没有充分地体现于诗中,那这首诗可能是不能成立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生命力与感染力。
其次,诗人对于脚下的土地饱含深情,其有关土地的诗篇不仅比较多,并且显得相当开阔与深厚,最少是形成了诗歌题材上的独立性。因为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对于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感情,于是就有了诗意发现的基础。《土地诞生》、《从土地中走来》、《神性土地》、《受伤的土地》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一阵阵南来的热风/吹醉广袤的田野/接天的麦浪/把北方大地/涂上金黄的颜色”。(《麦收季节》)诗歌所写的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交界地区,从地理与气候来说是一个过渡地带,北方就是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就是地种植水稻为主,诗人把以小麦为主的地区秋收季节,写得来风姿卓约,形态逼真,颇有动感。那不仅是一片肥美的土地,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那里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乡,有发明周易八卦与保存中国最古文化之一的地方,还有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颜真卿题写的天中山故地,还有民间传说里的董永遇仙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古老的文明,构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诗人以许多动情的诗句献给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一群信奉诗歌的人/从长满诗歌的黄河出发/踏进诗韵流淌的汝水/乘舟歌咏而来/探寻中国诗歌的源头/感受汝南/千年古县的魅力。”(《畅想在千年古县》)这首诗写于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之后,而我也有机会参与了此一盛会,所以对于诗人所写,颇有感触①。诗人认为这里不仅是千年古县,并且也是诗歌的源头,黄河也正是一条诗歌之河,因为《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于此一流域。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都产生于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当然我同时也认为,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开掘还有待加强,有待深化。在那里的许多很有特点的东西,都没有通过自我的方式进行转化,成为一系列的杰出作品。诗人虽然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够深入与独特。那里的历史与文化本是一座富矿,作为与这一片土地具有天然联系的诗人,当然也应当可以花一点心思进行考察与观照,可以由此让自己的诗歌产生巨大的优势而超越众人。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座诗歌的富矿,自然气候的交界地带,自然山水的交合地带,人文传统的结合地带,历史事件的厚积地区,历史人物的活跃地区,往往是诗意与诗情的宝库。一位诗人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不表现自我的地方而去表现天远地远,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事件与人物。我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生存地与生活区,既方便也可行,何乐而不为呢?诗歌与文学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地方主义是一种现实。所谓的由各地文的文学合起来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表现,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作为终极形态的“世界文学”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命题。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但是,地方主义的文学却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文学现象,并且不可能得到改变。因为它的存在基础是特定的自然山水与人文传统,一位诗人如果关注自己所在的地方及其特点,以自我之眼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以自我之心进行独到的感知与发现,那诗的灵感就会层出不穷,诗的艺术就会更上层楼。显然,就诗人所居住的地方的特点与深厚传统而言,他在此方面的开掘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其许多诗中存在大量的哲理意蕴,一些诗作具有一种哲学的高度。诗与哲学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优秀的诗作中往往有哲学内涵,而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往往也具有诗意。从本质上来说,诗与哲学是相通的。所以,诗人的思考具有哲学意义是符合逻辑的。“有些人把位子看得很重/把责任看得很轻/有些人把位置看得很重//把权力看得很轻/把位子看得很重的人/位子不断摇晃/把位置看得很重的人/位子是一把不锈的钢尺/只想着位子的人/位子让他变成烟云/心系着位置的人/在位子上铸就了丰碑”。(《位子与位置》)诗人在此反复地讨论两个发音有一点相近的词语“位子”与“位置”,显然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并且正好是相反的一种存在。看重“位子”的人看重的是权力,看重“位置”的人看重的是责任,诗人正是以此勾勒出当代中国的官场图景,为我们留下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哲学思索。这样的作品,自然就有了哲理性,就有了比较深厚的内涵,读的时候就会让人回味,让人思考,给人启迪。读这首诗,让我们想起臧克家写鲁迅名诗《有的人》,不过,那首诗只是因为有了一些独特的意象如“到处是青青的野草”、“等待地下的火烧”之类的,加上语言自由开阔简要,而显得更加厚重与高远②。诗歌与哲学相通,然而诗并不是哲学,哲学也并不是诗。有的诗歌作品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有的哲学随笔达到了诗的高度,在此它们是相通的,但并不是说哲学都是诗而诗都是哲学。诗可以追求哲学,哲学也可以追求诗,但诗是诗哲学是哲学。如果没有诗美的发现与诗意的建构,再具有哲理也是没有意义的,至多只是成为一种格言警句式的东西,让人记住而已,读者并不会把它当成诗看。在此方面,陶诗还可以在哲理的诗化方面再下功夫,发现了一种哲理但并不就是发现了诗,诗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哲学是以思辨为基础的;诗是以感觉为对象与方式,哲学是以思辨为对象与方式的,两者虽然在某些方面相通,但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哲学与哲理都是可以从地方的事物中来发现,如果将哲学与哲理与对于地方事物的发现结合起来,那很有可能其本身就是诗情画意的。
第四,在一些亲情诗中因为有了自我的存在,才有了强烈的思想与艺术感染力。人到中年的诗人,对于许多方面都有新的认识,不像少年情怀总是那样的清酒,而多半是越来越醇厚的老酒。《情绪的思念》、《爱的承诺》、《蓝天的女儿——给爱女》、《母亲坟上的草》等就属于这类作品。“爱你/是我的承诺/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种植你/长出新绿/丰富你/长出新芽/欣赏你/长出情节/收获你/长出果实/新生的萌芽给你/疯长的新绿给你/葳蕤的情节给你/丰硕的果实给你”。(《爱的承诺》)这是一首很特别的爱情诗,诗人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了对于所爱对象的深深情意,最后“下辈子也给你”让这种抒情达到了高潮。虽然诗中的意象并不特殊,但情真意切,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在艺术构思上与艺术语言上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给你什么式的句子,并且反复进行。然而,与望舒式的与志摩式的爱情表达相比,也还有一些区别与距离,那就是诗人的个性与气质还没有全部地融进诗中。“母亲,如果你还活着/和父亲一样80岁了/如今变成坟茔上的草/每年清明这一天/与你的丈夫/孩子相见”。(《母亲坟上的草》)诗人以与母亲对话的方式,将坟上的草当成“母亲”,表达了对于母亲的思念,其情其景都达到了极致,让人感动不已。不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不能编造故事,而是要把自我放在里面,表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将人物与人物的心理状态独到的揭示出来,所以他的诗作还是以真为基础,以诚为内容,以说真话抒真情为基本的方式。诗人以自我的方式表现亲情与爱情,以超越时代的题材成就永恒的诗情。在人间,如果亲情不再,那就与动物世界无异,那人类的存在与人类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是他没有把自我的亲情与文化传统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地方的文化传统与民情风俗结合起来,以形成自我的优势。像梁祝的故事、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等,都与爱情亲情相关,如果加以结合与发掘,就会让许多诗人写过的东西大放异彩,成为一位诗人的标志,成为一种地方主义诗歌与文学的标志。
第五是以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为主体的对话体式。没有想到他写了不少与历史名人之间的对话诗,这种诗体其实是来自于西方,华兹华斯之后,有许多诗人写了以《致华兹华斯》为题的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诗体的写作,一个方面要求对于古人要有自己的理解,一个方面要求自我的思想要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抒情的时候,既要切合对方的身份,也要适合自己的情景。《古塔落下的真理——致伽利略》、《巨人肩上长出的定律——致牛顿》、《思想在宇宙中行走——致爱因斯坦》、《请你一起过春节——致居里夫人》、《镶嵌在行星上的永恒——致张衡》等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那个夏天/果林里/你闲卧无绪/一只苹果/与你思考的脑袋亲吻之后/滚落在小坑里休息/似灵光闪现/聪慧的大脑一下子迸发/万有引力定律”(《巨人肩上长出的定律——致牛顿》)诗人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呈现了牛顿发现地球万有引力时的情景,写得颇有诗情画意。是不是可以还原历史倒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诗人对于历史本身并不太关注,他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平子呵,你莫要发愁了/东西南北的美人/从泰山送来金错刀/从桂林送来琴琅轩/从汉阳送来貂襜裙//从雁门送来锦绣段/你当时就已经报答了/为何还要心怀忧烦”。(《镶嵌在行星上的永恒——致张衡》)张衡作为一位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同时作为一位辞赋大家,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有了很高的声誉与地位,然而他仍然忧心时事与天地,于是让当代的诗人也感到了厚重不已的忧愁。显然,在这样的诗作里,诗人的心灵达到了高度自由的状态,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达到了相当纯度,因此诗意发掘与诗意创造,多半为常人所没有。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本身就是诗意的表达。虽然有的对话对象是外国的,但诗人的自我却属于地方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这样的诗划为地方主义文学与诗歌的范畴。地方就意味着个性与风格,越是有地方的色彩与情调,就越是有独特的价值,当然并不是所有表现地方的东西就一定是诗歌,因为诗还是要有其特定的本质,那就是人生的发现与诗美的发现,是基于人的感知与感觉的发现。就是说,他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却没有深厚的地方性,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地域性是不够的,地域性是一个文化传统的概念,而地方性则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才是让诗作拥有生命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最近我读到一位河南诗人陶秉礼的诗歌作品,让我产生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兴趣。其诗是诗人关注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记录,同时也是自我生活与心情的一种记录,由于诗人的用心,诗集中自然也体现了对于诗艺传达的探索,因此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时代性是其诗歌作品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个方面,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其诗歌写作,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较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都处于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诗人作为时代生活的晴雨表,自然不得不有所反映,有所表达。特别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之后,诗人感觉到有一种历史使命,要以自己的诗笔为时代添彩,为人民歌唱,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时代,展开我们的梦想》、《美丽中国》、《科学发展观之歌》等。“春天来了,我潮湿的心/像如酥如梦的杏花雨/在风上面,在树上面/化作那一片片游走的云彩/沿着季节的骨缝/架在灵魂的高处/融化冰冻的河床”。(《春天来了,我心飞翔》)显然,这里的“春天”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季候,而是对诗人面对时代而产生的激动心情的一种记录,也是时代情景的一种象征。当我们看见的一切都充满生机的时候,我们就以“春天”相喻,诗人把自己的心比作“杏花雨”,并化作“游走的云彩”,对于“季节”、“灵魂”、“河床”也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将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展示出来,并且颇有诗情画意。“多少次在爱的深情中寻问你//美丽中国是什么/大自然悄悄对我说/山野翠了/空气绿了/绿色轻轻展开阳光的素描/和风轻拂/远山如黛,绿水绣波/一只春天的候鸟/在窗前唱着动听的歌/仿佛秋天的枫叶/又似舞动的音符/与小溪一起尽情欢乐/蓝天白云下/升起彩虹之河”(《美丽中国》)就像“春天”一样,在诗人的眼里,“美丽中国”也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天地自然的一种生命气象,是大自然一切美好事物的一种集合,不过诗人在此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描述,而是将自我也放在了其中的一种抒情。青山、绿水、蓝天自不必说,特别是那只神秘的小鸟,其实在本质上也就是诗人的自我而已。在“中国梦”理论提出之前,诗人就以诗的方式进行了集中探讨,可见诗人本有的一种预见性与对于现实时空的穿透力。诗人关注的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思考才创作了抒情长诗《科学发展观之歌》。“从孔老夫子和为贵的思想/到墨子兼相爱的胸怀/到太平天国的理想图/从柏拉图理想国的梦幻/到欧文空想王国新村/从馬克思共产主义科学理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汇聚到人类社会的和谐血脉/靠近再靠近/融合再融合/流淌整个身躯”。(《科学发展观之歌——献给科学发展理论的创造者和践行者》)这样的诗不论其本身写得如何,都会具有自己的意义,那就是至少可以为后来者留下真实可靠的史料。诗人的心是最为敏感的,因而诗人之语足以为时代留影,不过,这样的作品多半是诗人的一种心影,而非时代的一种面影。诗人本来就是要以自我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自我就没有诗的产生。新闻记者也许可以没有自我,因为新闻报道要求真实与客观,而诗人除了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以外,还要有敏锐的感悟与内在的思考,然而所有的这些都要以情感、想象与意象的方式进行传达。同时,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关注不关注都不足以决定诗的成败与高下,然而,敏感于时代的风雨,发掘更为深广的时代精神,对于诗歌写作也是有好处的,但时代性并不等于诗性,时代精神也并不等于诗人的精神。时代性并不是诗歌固有的东西,许多诗歌作品是超越时代的,李白的诗与他那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呢?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有什么联系呢?当然,广义的时代性是存在的,但时代性的有无并不决定诗歌本身的存在与不存在,其有生命力还是没有生命力。所以,从前那种认为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之观点是并不正确的,也不具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一首诗还不能直接地表现时代性的主题,一切都要通过诗人的自我,以自我的方式表现自我是有重要意义的,以自我的方式表现时代,才可以让时代在诗中发生意义,不然与诗没有什么关系。陶的诗在某些时候处理得很好,即没有离开我,而在有些时候的处理也是存在问题的,即自我缺失或弱化,一个诗人的个性与风采如果没有充分地体现于诗中,那这首诗可能是不能成立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生命力与感染力。
其次,诗人对于脚下的土地饱含深情,其有关土地的诗篇不仅比较多,并且显得相当开阔与深厚,最少是形成了诗歌题材上的独立性。因为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对于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感情,于是就有了诗意发现的基础。《土地诞生》、《从土地中走来》、《神性土地》、《受伤的土地》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一阵阵南来的热风/吹醉广袤的田野/接天的麦浪/把北方大地/涂上金黄的颜色”。(《麦收季节》)诗歌所写的是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交界地区,从地理与气候来说是一个过渡地带,北方就是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就是地种植水稻为主,诗人把以小麦为主的地区秋收季节,写得来风姿卓约,形态逼真,颇有动感。那不仅是一片肥美的土地,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那里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乡,有发明周易八卦与保存中国最古文化之一的地方,还有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颜真卿题写的天中山故地,还有民间传说里的董永遇仙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古老的文明,构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诗人以许多动情的诗句献给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一群信奉诗歌的人/从长满诗歌的黄河出发/踏进诗韵流淌的汝水/乘舟歌咏而来/探寻中国诗歌的源头/感受汝南/千年古县的魅力。”(《畅想在千年古县》)这首诗写于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之后,而我也有机会参与了此一盛会,所以对于诗人所写,颇有感触①。诗人认为这里不仅是千年古县,并且也是诗歌的源头,黄河也正是一条诗歌之河,因为《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于此一流域。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都产生于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当然我同时也认为,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开掘还有待加强,有待深化。在那里的许多很有特点的东西,都没有通过自我的方式进行转化,成为一系列的杰出作品。诗人虽然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够深入与独特。那里的历史与文化本是一座富矿,作为与这一片土地具有天然联系的诗人,当然也应当可以花一点心思进行考察与观照,可以由此让自己的诗歌产生巨大的优势而超越众人。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座诗歌的富矿,自然气候的交界地带,自然山水的交合地带,人文传统的结合地带,历史事件的厚积地区,历史人物的活跃地区,往往是诗意与诗情的宝库。一位诗人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不表现自我的地方而去表现天远地远,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事件与人物。我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生存地与生活区,既方便也可行,何乐而不为呢?诗歌与文学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地方主义是一种现实。所谓的由各地文的文学合起来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表现,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作为终极形态的“世界文学”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命题。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但是,地方主义的文学却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文学现象,并且不可能得到改变。因为它的存在基础是特定的自然山水与人文传统,一位诗人如果关注自己所在的地方及其特点,以自我之眼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以自我之心进行独到的感知与发现,那诗的灵感就会层出不穷,诗的艺术就会更上层楼。显然,就诗人所居住的地方的特点与深厚传统而言,他在此方面的开掘是远远不够的。 再次,其许多诗中存在大量的哲理意蕴,一些诗作具有一种哲学的高度。诗与哲学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优秀的诗作中往往有哲学内涵,而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往往也具有诗意。从本质上来说,诗与哲学是相通的。所以,诗人的思考具有哲学意义是符合逻辑的。“有些人把位子看得很重/把责任看得很轻/有些人把位置看得很重//把权力看得很轻/把位子看得很重的人/位子不断摇晃/把位置看得很重的人/位子是一把不锈的钢尺/只想着位子的人/位子让他变成烟云/心系着位置的人/在位子上铸就了丰碑”。(《位子与位置》)诗人在此反复地讨论两个发音有一点相近的词语“位子”与“位置”,显然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并且正好是相反的一种存在。看重“位子”的人看重的是权力,看重“位置”的人看重的是责任,诗人正是以此勾勒出当代中国的官场图景,为我们留下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哲学思索。这样的作品,自然就有了哲理性,就有了比较深厚的内涵,读的时候就会让人回味,让人思考,给人启迪。读这首诗,让我们想起臧克家写鲁迅名诗《有的人》,不过,那首诗只是因为有了一些独特的意象如“到处是青青的野草”、“等待地下的火烧”之类的,加上语言自由开阔简要,而显得更加厚重与高远②。诗歌与哲学相通,然而诗并不是哲学,哲学也并不是诗。有的诗歌作品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有的哲学随笔达到了诗的高度,在此它们是相通的,但并不是说哲学都是诗而诗都是哲学。诗可以追求哲学,哲学也可以追求诗,但诗是诗哲学是哲学。如果没有诗美的发现与诗意的建构,再具有哲理也是没有意义的,至多只是成为一种格言警句式的东西,让人记住而已,读者并不会把它当成诗看。在此方面,陶诗还可以在哲理的诗化方面再下功夫,发现了一种哲理但并不就是发现了诗,诗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哲学是以思辨为基础的;诗是以感觉为对象与方式,哲学是以思辨为对象与方式的,两者虽然在某些方面相通,但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哲学与哲理都是可以从地方的事物中来发现,如果将哲学与哲理与对于地方事物的发现结合起来,那很有可能其本身就是诗情画意的。
第四,在一些亲情诗中因为有了自我的存在,才有了强烈的思想与艺术感染力。人到中年的诗人,对于许多方面都有新的认识,不像少年情怀总是那样的清酒,而多半是越来越醇厚的老酒。《情绪的思念》、《爱的承诺》、《蓝天的女儿——给爱女》、《母亲坟上的草》等就属于这类作品。“爱你/是我的承诺/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种植你/长出新绿/丰富你/长出新芽/欣赏你/长出情节/收获你/长出果实/新生的萌芽给你/疯长的新绿给你/葳蕤的情节给你/丰硕的果实给你”。(《爱的承诺》)这是一首很特别的爱情诗,诗人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了对于所爱对象的深深情意,最后“下辈子也给你”让这种抒情达到了高潮。虽然诗中的意象并不特殊,但情真意切,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在艺术构思上与艺术语言上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给你什么式的句子,并且反复进行。然而,与望舒式的与志摩式的爱情表达相比,也还有一些区别与距离,那就是诗人的个性与气质还没有全部地融进诗中。“母亲,如果你还活着/和父亲一样80岁了/如今变成坟茔上的草/每年清明这一天/与你的丈夫/孩子相见”。(《母亲坟上的草》)诗人以与母亲对话的方式,将坟上的草当成“母亲”,表达了对于母亲的思念,其情其景都达到了极致,让人感动不已。不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不能编造故事,而是要把自我放在里面,表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将人物与人物的心理状态独到的揭示出来,所以他的诗作还是以真为基础,以诚为内容,以说真话抒真情为基本的方式。诗人以自我的方式表现亲情与爱情,以超越时代的题材成就永恒的诗情。在人间,如果亲情不再,那就与动物世界无异,那人类的存在与人类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是他没有把自我的亲情与文化传统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地方的文化传统与民情风俗结合起来,以形成自我的优势。像梁祝的故事、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等,都与爱情亲情相关,如果加以结合与发掘,就会让许多诗人写过的东西大放异彩,成为一位诗人的标志,成为一种地方主义诗歌与文学的标志。
第五是以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为主体的对话体式。没有想到他写了不少与历史名人之间的对话诗,这种诗体其实是来自于西方,华兹华斯之后,有许多诗人写了以《致华兹华斯》为题的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诗体的写作,一个方面要求对于古人要有自己的理解,一个方面要求自我的思想要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抒情的时候,既要切合对方的身份,也要适合自己的情景。《古塔落下的真理——致伽利略》、《巨人肩上长出的定律——致牛顿》、《思想在宇宙中行走——致爱因斯坦》、《请你一起过春节——致居里夫人》、《镶嵌在行星上的永恒——致张衡》等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那个夏天/果林里/你闲卧无绪/一只苹果/与你思考的脑袋亲吻之后/滚落在小坑里休息/似灵光闪现/聪慧的大脑一下子迸发/万有引力定律”(《巨人肩上长出的定律——致牛顿》)诗人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呈现了牛顿发现地球万有引力时的情景,写得颇有诗情画意。是不是可以还原历史倒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诗人对于历史本身并不太关注,他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平子呵,你莫要发愁了/东西南北的美人/从泰山送来金错刀/从桂林送来琴琅轩/从汉阳送来貂襜裙//从雁门送来锦绣段/你当时就已经报答了/为何还要心怀忧烦”。(《镶嵌在行星上的永恒——致张衡》)张衡作为一位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同时作为一位辞赋大家,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有了很高的声誉与地位,然而他仍然忧心时事与天地,于是让当代的诗人也感到了厚重不已的忧愁。显然,在这样的诗作里,诗人的心灵达到了高度自由的状态,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达到了相当纯度,因此诗意发掘与诗意创造,多半为常人所没有。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本身就是诗意的表达。虽然有的对话对象是外国的,但诗人的自我却属于地方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这样的诗划为地方主义文学与诗歌的范畴。地方就意味着个性与风格,越是有地方的色彩与情调,就越是有独特的价值,当然并不是所有表现地方的东西就一定是诗歌,因为诗还是要有其特定的本质,那就是人生的发现与诗美的发现,是基于人的感知与感觉的发现。就是说,他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却没有深厚的地方性,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地域性是不够的,地域性是一个文化传统的概念,而地方性则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才是让诗作拥有生命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