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信使朋友说，早些年信使同事之间有句戏言：坐飞机是“起死回生”，上了天命交给机长，落地后命才属于自己。这并非危言耸听，至今已有6位信使因飞机失事牺牲了。礼宾官出差机会也不少，国内外四处奔波。有时乘飞机时的心情也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不过礼宾官有时能随首长乘专机出访，体验一下“万无一失”的感觉。
　　1965年我进入礼宾司任职时，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已开始用自己国家的专机，结束以前租赁承包外国航空公司飞机的历史，国宾在中国省市访问也乘坐中方提供的专机。
　　中国没有“空军一号”
　　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4国乘坐的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周总理多次指出：中国民航一定飞出去，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从1965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便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
　　1978年1月和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和日本，专机由中国空军提供。1988年8月，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特使赴巴基斯坦出席为哈克总统举行的国葬，1991年8月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1992年11月李鹏总理访问越南以及1994年4月访问中亚四国等，专机都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提供的。笔者作为礼宾官随访，亲历筹备专机的过程。
　　专机执行任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要求准备充分、严密保障措施。主要程序包括外交部门与专机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联系，要求降落点提供高级别警卫。
　　必要时，中国民航局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会成立“专机航线考察组”， 在专机飞行之前进行航线考察。内容包括考察航线、机场及备降机场等。确保专机地面安全，包括经停机场、东道国机场的航空燃油、水、食物等的补给安全措施。专机起飞前，进行全面清舱检查。起飞并到达目的地后，警卫24小时巡视、看护专机，中国驻东道国的使领馆责无旁贷给予积极支持和协助。
　　世人周知，美国总统专机为“空军一号”，专为美国总统服务的机组都是第一流的。人们说它是豪华飞行的五星级酒店。在中国则不然，提倡勤俭节约，不专门固定为国家领导人设置专机，通常由中国民航客机中选定的。
　　礼宾司通常在国家领导人出访前，通告民航总局关于专机飞行任务。国航通常使用波音747为专机。确定专机机型、机组成员名单，对接受任务的飞机进行安检和改装、制定安全计划等。除了安全保障，专机乘务组还保证服务到位，配餐和用品的供应齐全。国家领导人出访归来，专机恢复原样，继续从事商业运营。
　　我经办数起国家领导乘专机的案子，大多以国航的波音747为专机。波音747体积够大、航程够远、技术够安全。而且波音747可载客400多人，客舱宽敞，舒适性好，空间很大。
　　专机如何布局
　　专机给人神秘之感，依我看专机上的布局与普通客机虽有差异，但也十分简朴。民航根据规定，按照不同的级别，乘用飞机时享有不同级别的服务。客舱布局大致分为四部分：前半段是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席位，包括客厅、办公室和卧床；中间是部长席，供主要陪同官员乘坐；再往后就是司局级官员的席位；其余舱位为随行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所用。此外，司局长席里面还设有警卫和医护人员的席位，方便他们进出，及时提供服务。专机的航程时间不一，根据时间长短，机上常有外长会见随行记者等活动，称媒体吹风会。
　　按照我国的礼仪习惯，国宾访华时中国领导人陪同国宾赴省市访问均乘中方专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尼克松总统一行赴抗州。中方安排机械性能最佳的“伊尔18”型专机作为主机，机上布置有国宾及主要陪同者的客厅、卧床等。主机配备了技术最熟练的机长，还会安排两名美方通讯人员，他们携带先进轻便的手提通讯设备，方便尼克松总统随时与副机（美国专机作为副机）保持联系。当主机在26日中午12时50分按时抵达杭州机场时，尼克松一行热烈鼓掌祝贺。这种主、副机的安排既符合中国的礼仪惯例，又灵活解决美国总统能随时保持与美国国内联系的需要。
　　英国首相希思从1974年5月起访问中国达26次之多。有一次我接待希思一行来访，随行人员并不多。专机起飞后有趣的事发生了。希思的秘书与我坐在后舱第一排，起飞时他把手提箱放在他身前，便闭眼养神了，当专机上到一定高度并平稳飞行时，他睁开眼睛，发现他身前的手提箱“失踪”了，他神情十分紧张向我报告此事，我即把此事报告机组航空小姐。那两位航空小姐不慌不忙地搜索，最后在靠近舱尾处找到这个手提箱，立刻完璧归赵。原来专机拔地而起之时，手提箱“偷偷”滑走了，一路畅通无阻到了客舱尾。这位秘书失而复得手提箱，再三表示感谢。
　　化险为夷的故事
　　在礼宾司，我亲闻不少专机化险为夷的故事。回忆起来感到惊心动魄！
　　早年为周恩来总理专机执行任务时，机组人员曾多次在空中飞行时遇到雷雨大风或者突然事变情况。面对危险，周恩来总理总是镇定自若，也充分相信机组有能力脱离险情。有一次，专机由河内回国，晚9时起飞离开，飞行不过十分钟就进入雷雨区。在四周闪电的包围中，专机穿来绕去，左躲右闪，经过半小时的紧张飞行才绕过雷雨区。周总理对机长说：“你们辛苦了！我知道你们会有办法嘛！”
　　1965年，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乘专机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专机在伊朗加油起飞不久，报务员收到国内发出的电报，他将翻译好的电文交给机长张瑞霭。“坏事了，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 张瑞霭立刻报告在客舱的周总理。 “形势变化得这样快？” 周总理显然也很吃惊。对于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总理经过思考，冷静地说：“继续往前飞，到埃及开罗降落，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经商定，派陈毅、乔冠华两人前往阿尔及利亚了解具体情况。第二天，陈毅带着乔冠华抵达阿尔及利亚，并确认阿尔及利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已取消。之后周总理一行平安回国。
　　早年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专机都是向外国航空公司租用的，专机时而出故障是不足为奇的事。
　　1955年12月下旬，宋庆龄副主席率团应邀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21日代表团飞往加尔各答访问途中，专机突然发生飞行故障。
　　宋庆龄一行乘坐的专机为荷兰航空公司的“空中小霸王”，是两个螺旋桨的飞机。飞机快到加尔各答上空时，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首先闻到机舱里有一种异常的臭味，原来是从前舱散发出来的橡胶的焚烧味，随后，飞机的左引擎发出异样鸣声，机身开始剧烈地上下颤动起来，之后左引擎开始不能正常旋转。
　　机长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在与地面中断联系的恶劣条件下，冒着浓浓的燃烧气味，终于安全降落在加尔各答机场。事后得悉事故是螺旋桨起火引起的。
　　无独有偶。1966年4月下旬，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国应邀访问柬埔寨。礼宾司与柬埔寨驻华使馆联系时，使馆表示十分乐意为李先念副总理一行提供专机，并将尽一切努力保证安全飞行。
　　外交部决定同意柬埔寨驻华使馆意见并上报周总理。周总理很快就批准了，并指示采取应急措施：在海南岛增加备用机场；为代表团增派中方领航员和报务员各一名；在海南岛及其周围岛屿和军舰开启雷达，跟踪联络。
　　4月20日清晨，代表团从广州登DC6专机启程，近4小时飞行，顺利到达金边。一周之后代表团圆满结束访问，乘DC6专机返回。就在大家放松时刻，飞机刚刚进入南越边境，舱内就听到一声巨响，飞机右翼的两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转动，接着飞机向一旁倾斜，并迅速下降。当飞机在关掉左翼相对应的一个发动机后，飞机才恢复平衡。李先念当机立断，专机立即返回金边，然后再请示国内。同时，当周总理接到专机上向国内发出“飞机出故障”消息后，立即下令按应急措施开启备用机场和雷达设施。之后专机缓慢地掉头飞返金边。
　　直到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报告代表团已安全返抵金边后，这惊险一幕才告结束。代表团安全返抵金边后，又住进金边迎宾馆。翌日，代表团换乘柬埔寨另一架飞机，安全飞抵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