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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我国公民文化福利的一项制度安排，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制度使命、品牌战略和国际经验层面，具有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西安曲江新区的运行实践充分诠释了本命题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示范性，并在结合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战略及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趋势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以曲江新区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路径和保障措施。
关键词：文化产业集聚区 公共文化服务 关键路径 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55-03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文化自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两翼”之一的文化产业，在不断释放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产业地位逐步确立，发展空间日渐膨胀，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别具规模和示范效应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地理空间集聚的同时，以满足广大民众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为宗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区域全覆盖”属性也因此获得延伸，从而催生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理性思考。西安曲江新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有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客观必要性与实践经验。
一、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
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基于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运营模式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既有源自文化价值维度的使命要求，又有区域品牌战略的实践推动，同时还有相关国际典型实践的经验支撑。
1.制度使命：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本质规定
制度使命本质上是国家属性在文化价值范畴的制度延伸，因循“国家制度形态属性—当前文化发展战略—区域文化发展实践”的逻辑，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合法性制度框架和使命任务，进而也规约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本质。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使命也源自这一本质规定，也必然以这一逻辑为其基本的发展内核，从而也使其发展实践更具法理基础和制度属性。曲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使命也源自这一本质规定。
2.品牌战略：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选择
文化产业集聚区因其释放的规模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区域性“文化特区”的期待和使命，并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奉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和城市营销的重要手段，这最终通过品牌的力量得以体现。文化品牌战略应该是“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1]的战略，这凸显出品牌战略本身所包含品牌完整性的属性，该属性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文化品牌而言，可以描述为文化产业品牌与文化事业品牌的“双赢”属性。因此文化品牌是发展曲江新区这一“旅游主导型城市区域”[2]的关键性战略举措，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曲江新区推进其文化品牌的现实选择。
3.国际经验：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支撑
国际著名文化产业集聚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做法则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支撑。尽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但其通过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公民文化需求的本质特征，则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政策保持着本质层面的一致。因此，系统梳理国际著名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先进经验，也现实地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直接经验。美国纽约百老汇戏剧产业园区和爱尔兰都柏林圣殿酒吧区都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先期经验。
总体来讲，制度使命、品牌战略和国际经验三者从逻辑维度和现实操作层面，全面论证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也奠定了建设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趋势
1.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综合效益
公共文化需求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满足公共文化需求，进而推进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根本宗旨。依据我国文化产业阶段性发展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以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和园区内城市主体人群这三大受众群体的基础性文化权益为目标，其对于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在数量、种类和质量方面的要求，增加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产供给压力。面对日益壮大的受众群体，全力探索有效的生产供给机制，提升公共文化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关注的未来状况。当前处于成长阶段的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以满足市民、游客的基础性文化权益为目标。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需要将市民、游客和园区内城市主体人群三者日渐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作为考量的范畴。
2.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
整体性框架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效益的基本要求。针对当前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尚未建成的现状，探索摆脱该窘境的方案已经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区未来品牌建设之路上的重要课题。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该是包括设施网络体系、生产供给体系、组织支撑体系、资金人才技术保障体系和运行评估体系等在内的，能够反映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诸多内容的综合体系。因此，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为基础、以健全组织支撑体系为核心、以建构运行评估体系为关键、以优化生产供给体系为重点和以巩固保障体系为支撑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战略，自然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未来建设的重点内容。 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较为成熟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体系是设施网络体系，但其他体系均呈现了发展不对称的局面，对这些体系的优化自然成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未来建设的重点内容。此外，解决曲江因为分期建设而出现的不同步现象也成为建设中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
3.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品牌战略
“品牌是实力、质量、信誉和服务水平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反映”[3]。品牌也是文化产业集聚区运营的战略目标，其所确立的文化整体品牌的战略愿景，内在地包含有与文化产业品牌相互作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品牌的内容。因而，在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品牌之路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品牌战略已然成为其内在建设逻辑和发展趋势。品牌战略属于整体性战略，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就应该是关于构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的诸多体系的战略，其重点和特色是要在内容特色、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品牌化，形成“以内容品牌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品牌为支撑”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目前，对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品牌的重点和特色的挖掘，应该主要集中于其区位优势上，即在内容特色方面，挖掘以“唐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包容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名胜区域；在运作机制方面，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流通和评估的效率；在管理体制方面，明确相关主体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职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三、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
1.市场化路径：构筑灵活高效的生产供给机制
市场化路径，主要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与管理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它是提升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的现实选择。在早期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曲江新区已经开启了由政府（管委会）与社会联合建设与提供公共文化设施的先例，这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积累了现实经验，从而也为其市场化改革准备了实践基础。根据市场化路径的基本要求，构筑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灵活高效的生产供给机制，应该包括如下举措：
第一，分离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本质上是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联结，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政府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促进者’和‘发包人’”[4]，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宏观管理，并使生产者发挥专业优势以生产和销售满足“受众需求”的效率型文化产品服务，从而为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创造条件。
第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实施主体的内涵体系。按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分离策略，需要结合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市场机制的现实需要，重新界定二者的范围体系，即提供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或准政府，以及无偿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力量，生产主体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通过两者之间的职能属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契约关系（文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或者诸如采购、外包、补贴和授权等市场化手段，将公共文化服务生产者和提供者联结起来，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
第三，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骨干，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其专属职能，文化企业等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同样能够生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主体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和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领域的应有局面。“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一个必然趋势，…其目的是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非公有资本，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微观主体”[5]，以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效率，进而推动提供主体与生产主体之间契约关系的良性发展。
2.社会化路径：形成互动开放的“多元治理”结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化路径，本质上也是通过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鼓励社会参与，形成有益于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和运作的“多元治理”结构。上海市华爱社区出资建立的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上海青年会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是“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实践典范，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经验借鉴。总的来讲，曲江新区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治理结构社会化路径的过程中，应从如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建构现代服务型文化管理体制。要求管委会在遵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管理规律，以及园区文化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以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区域为目标，扭转当前区内城乡“二元主导力量”并存的管理局面，并提升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人才保障等宏观管理和服务能力，同时强化其作为城市运营商的体制优势，从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营造公民参与的社会氛围。一方面，强化多元化公民参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伴随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明确公民及其组织在“制定、执行和监督公共文化政策，举办文化活动，创造文化成果，以及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6]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系列政策规范对其地位予以确认和维护；另一方面，创新公民参与的基本方式，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舆论媒介，打造各种沟通和交流平台，听取公民及其组织所反映的意见或建议，并进行积极协商，以形成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案。
3.系统化路径：建构客观全面的绩效评估机制
第一，建立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果的客观标准，也是建构绩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前提。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时，应该“着眼于发展”[7]的目标宗旨，并从效率、效益和公平度三个维度，设计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乃至更具体化的指标体系，并赋予各指标以相应权重。集中于发展规模、政府投入、运作机制、社会参与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展开具体的指标体系构建，从而为描述公共文化服务状况提供客观详实的数据资料。 第二，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成果的反馈机制。成立相关的绩效评估成果反馈小组，负责将考核意见反馈给相关实施主体，然后反馈小组通过与相关实施主体的沟通和协商，将反馈意见落实为具体的纠偏行动，随后再由反馈小组对该纠偏效果实施评估与反馈，如此往复，直至达到预期目标为止。
四、曲江新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启示
1.加强文化理论研究，提高建设的科学程度
文化理论研究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先导，是推动其他一切文化实践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加强文化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增强其对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指导，是保证其科学化、系统化的根本举措。一般而言，加强文化理论研究，应该主要集中于：第一，研究持续的、制度化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将地区教育和研究机构密集的理论研究优势和文化产业集聚区的运作经营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理论研究指导实践发展，实践发展丰富理论研究”的局面。第二，加强区域公共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结合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客观定位，形成既保证文化产业集聚区整体结构，又体现其发展阶段化特色的布局体系，以统领特定时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第三，探索建立公共文化事务的决策咨询与论证制度。成立由行政官员、专家学者和公民代表组成的咨询与论证委员会，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事务提供专业的顾问、建议和论证报告；第四，研究、总结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典型经验。吸收典型经验的合理内核，进而形成有益于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政策建议。
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营造建设的制度环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集聚区的重要使命，更是实现区内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辩证影响的关键手段。对于曲江新区而言，营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环境，必须依托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途径，具体应主要涉及：第一，探索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与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相结合的机制。通过推动文化单位的生产效能与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的结合，探索出“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型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第二，建立城乡二元管理协调机制。针对曲江新区当前社会管理事务中出现的城乡二元格局，形成有益于覆盖全区的建立在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与雁塔区政府“共建共赢”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第三，强化曲江新区管委会的文化管理职能。将文化活动的审批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相关职权适当下放给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以保证区域的体制优势和公共服务效率。
3.优化配置文化资源，提升建设的整体效率
资源优势是曲江新区“文化立区、旅游兴区”的比较优势，其资源状况的配置水平将直接影响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提升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效率方面，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第一，大力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加文化资源的存量，以文化资源的公共性和传承性为基本立足点，加强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继承和创新，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优势。第二，完善文化资源配置方式。将市场机制和法制机制等有效形式引进来，并促成其与政府配置方式的互补，从而为实现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营造机制优势。第三，创新文化资源形式。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创新文化资源的表现形态，以推动文化资源的共享。
4.完善相关保障机制，巩固建设的基础条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中所包含的保障体系，主要是指来自资金、人才和技术三个方面的保障。因此，在覆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网络时，尤其要从这三个基础条件入手，对于曲江新区而言，具体的措施可包括：第一，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财政状况和文化产业收益状况给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稳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制定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鼓励社会力量积极以各种形式将社会资金捐赠或赞助给公共文化活动，设立和完善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基金，广泛吸纳来自公共财政、文化产业经营收益和社会力量的资金。第二，完善人才保障机制。着力制定文化人才发展规划，并建立相应的文化人才基金，打造一批批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将质优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本，实现文化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公共文化服务效益的最大化。第三，完善技术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开发建立文化发展数据库，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功能，使其实现信息发布与交流沟通的双向互动，从而为公民参与提供技术路径。
5.培育壮大“第三部门”，推动实施主体多元化
“第三部门”是介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市场”之间的多种组织形态的社会力量。曲江新区具有培育和壮大“第三部门”的体制机制优势，其基本举措应该包括：第一，营造宽松的氛围。引导各种组织形态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事务，“完善文化类‘第三部门’的专项法规”[8]，引导和规范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发挥其对地区或行业的“管理、协调、服务和创新”等职能。第二，建立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机制。逐步形成社会参与的制度体系，立足于未来“绩效评估体系”和“信息化、网络化平台”的建构战略，实现公共文化诉求表达、提供和反馈等环节的系统化联动。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研究
（10YJA630098）”和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西安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12S4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郭捷,吴广怀.曲江大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197.
[2]吴明华.“城市运营商”段先念[J].决策，2009（10）：32.
[3]陈立旭.以全新理念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于浙江实践经验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8（9）：4.
[4]陈彬斌、苏唯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新观念下演绎[N].中国文化报，2005-12-15（3）.
[5]陈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23-25.
[6]贾旭东.公共文化服务指数：思路、原理与指标体系[C].李景源、陈威.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79.
[7]陈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94.
关键词：文化产业集聚区 公共文化服务 关键路径 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55-03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文化自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两翼”之一的文化产业，在不断释放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产业地位逐步确立，发展空间日渐膨胀，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别具规模和示范效应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地理空间集聚的同时，以满足广大民众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为宗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区域全覆盖”属性也因此获得延伸，从而催生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理性思考。西安曲江新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有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客观必要性与实践经验。
一、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
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基于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运营模式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既有源自文化价值维度的使命要求，又有区域品牌战略的实践推动，同时还有相关国际典型实践的经验支撑。
1.制度使命：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本质规定
制度使命本质上是国家属性在文化价值范畴的制度延伸，因循“国家制度形态属性—当前文化发展战略—区域文化发展实践”的逻辑，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合法性制度框架和使命任务，进而也规约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本质。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使命也源自这一本质规定，也必然以这一逻辑为其基本的发展内核，从而也使其发展实践更具法理基础和制度属性。曲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使命也源自这一本质规定。
2.品牌战略：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选择
文化产业集聚区因其释放的规模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区域性“文化特区”的期待和使命，并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奉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和城市营销的重要手段，这最终通过品牌的力量得以体现。文化品牌战略应该是“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1]的战略，这凸显出品牌战略本身所包含品牌完整性的属性，该属性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文化品牌而言，可以描述为文化产业品牌与文化事业品牌的“双赢”属性。因此文化品牌是发展曲江新区这一“旅游主导型城市区域”[2]的关键性战略举措，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曲江新区推进其文化品牌的现实选择。
3.国际经验：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支撑
国际著名文化产业集聚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做法则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支撑。尽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但其通过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公民文化需求的本质特征，则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政策保持着本质层面的一致。因此，系统梳理国际著名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先进经验，也现实地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直接经验。美国纽约百老汇戏剧产业园区和爱尔兰都柏林圣殿酒吧区都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先期经验。
总体来讲，制度使命、品牌战略和国际经验三者从逻辑维度和现实操作层面，全面论证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也奠定了建设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趋势
1.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综合效益
公共文化需求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满足公共文化需求，进而推进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根本宗旨。依据我国文化产业阶段性发展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以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和园区内城市主体人群这三大受众群体的基础性文化权益为目标，其对于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在数量、种类和质量方面的要求，增加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产供给压力。面对日益壮大的受众群体，全力探索有效的生产供给机制，提升公共文化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关注的未来状况。当前处于成长阶段的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以满足市民、游客的基础性文化权益为目标。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需要将市民、游客和园区内城市主体人群三者日渐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作为考量的范畴。
2.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
整体性框架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效益的基本要求。针对当前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尚未建成的现状，探索摆脱该窘境的方案已经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区未来品牌建设之路上的重要课题。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该是包括设施网络体系、生产供给体系、组织支撑体系、资金人才技术保障体系和运行评估体系等在内的，能够反映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诸多内容的综合体系。因此，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为基础、以健全组织支撑体系为核心、以建构运行评估体系为关键、以优化生产供给体系为重点和以巩固保障体系为支撑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战略，自然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未来建设的重点内容。 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较为成熟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体系是设施网络体系，但其他体系均呈现了发展不对称的局面，对这些体系的优化自然成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未来建设的重点内容。此外，解决曲江因为分期建设而出现的不同步现象也成为建设中必须考量的因素之一。
3.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品牌战略
“品牌是实力、质量、信誉和服务水平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反映”[3]。品牌也是文化产业集聚区运营的战略目标，其所确立的文化整体品牌的战略愿景，内在地包含有与文化产业品牌相互作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品牌的内容。因而，在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品牌之路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品牌战略已然成为其内在建设逻辑和发展趋势。品牌战略属于整体性战略，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就应该是关于构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的诸多体系的战略，其重点和特色是要在内容特色、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品牌化，形成“以内容品牌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品牌为支撑”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目前，对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品牌的重点和特色的挖掘，应该主要集中于其区位优势上，即在内容特色方面，挖掘以“唐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包容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名胜区域；在运作机制方面，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流通和评估的效率；在管理体制方面，明确相关主体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职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三、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
1.市场化路径：构筑灵活高效的生产供给机制
市场化路径，主要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与管理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它是提升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的现实选择。在早期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曲江新区已经开启了由政府（管委会）与社会联合建设与提供公共文化设施的先例，这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积累了现实经验，从而也为其市场化改革准备了实践基础。根据市场化路径的基本要求，构筑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灵活高效的生产供给机制，应该包括如下举措：
第一，分离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本质上是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联结，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政府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促进者’和‘发包人’”[4]，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宏观管理，并使生产者发挥专业优势以生产和销售满足“受众需求”的效率型文化产品服务，从而为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创造条件。
第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实施主体的内涵体系。按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分离策略，需要结合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市场机制的现实需要，重新界定二者的范围体系，即提供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或准政府，以及无偿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力量，生产主体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通过两者之间的职能属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契约关系（文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或者诸如采购、外包、补贴和授权等市场化手段，将公共文化服务生产者和提供者联结起来，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
第三，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骨干，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其专属职能，文化企业等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同样能够生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主体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和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领域的应有局面。“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一个必然趋势，…其目的是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非公有资本，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微观主体”[5]，以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效率，进而推动提供主体与生产主体之间契约关系的良性发展。
2.社会化路径：形成互动开放的“多元治理”结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化路径，本质上也是通过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鼓励社会参与，形成有益于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和运作的“多元治理”结构。上海市华爱社区出资建立的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上海青年会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是“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实践典范，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经验借鉴。总的来讲，曲江新区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治理结构社会化路径的过程中，应从如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建构现代服务型文化管理体制。要求管委会在遵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管理规律，以及园区文化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以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区域为目标，扭转当前区内城乡“二元主导力量”并存的管理局面，并提升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人才保障等宏观管理和服务能力，同时强化其作为城市运营商的体制优势，从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营造公民参与的社会氛围。一方面，强化多元化公民参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伴随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主体和生产主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明确公民及其组织在“制定、执行和监督公共文化政策，举办文化活动，创造文化成果，以及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6]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系列政策规范对其地位予以确认和维护；另一方面，创新公民参与的基本方式，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舆论媒介，打造各种沟通和交流平台，听取公民及其组织所反映的意见或建议，并进行积极协商，以形成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案。
3.系统化路径：建构客观全面的绩效评估机制
第一，建立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果的客观标准，也是建构绩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前提。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时，应该“着眼于发展”[7]的目标宗旨，并从效率、效益和公平度三个维度，设计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乃至更具体化的指标体系，并赋予各指标以相应权重。集中于发展规模、政府投入、运作机制、社会参与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展开具体的指标体系构建，从而为描述公共文化服务状况提供客观详实的数据资料。 第二，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成果的反馈机制。成立相关的绩效评估成果反馈小组，负责将考核意见反馈给相关实施主体，然后反馈小组通过与相关实施主体的沟通和协商，将反馈意见落实为具体的纠偏行动，随后再由反馈小组对该纠偏效果实施评估与反馈，如此往复，直至达到预期目标为止。
四、曲江新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启示
1.加强文化理论研究，提高建设的科学程度
文化理论研究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先导，是推动其他一切文化实践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加强文化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增强其对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指导，是保证其科学化、系统化的根本举措。一般而言，加强文化理论研究，应该主要集中于：第一，研究持续的、制度化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将地区教育和研究机构密集的理论研究优势和文化产业集聚区的运作经营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理论研究指导实践发展，实践发展丰富理论研究”的局面。第二，加强区域公共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结合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客观定位，形成既保证文化产业集聚区整体结构，又体现其发展阶段化特色的布局体系，以统领特定时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第三，探索建立公共文化事务的决策咨询与论证制度。成立由行政官员、专家学者和公民代表组成的咨询与论证委员会，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事务提供专业的顾问、建议和论证报告；第四，研究、总结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典型经验。吸收典型经验的合理内核，进而形成有益于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政策建议。
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营造建设的制度环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集聚区的重要使命，更是实现区内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辩证影响的关键手段。对于曲江新区而言，营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环境，必须依托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途径，具体应主要涉及：第一，探索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与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相结合的机制。通过推动文化单位的生产效能与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的结合，探索出“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型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第二，建立城乡二元管理协调机制。针对曲江新区当前社会管理事务中出现的城乡二元格局，形成有益于覆盖全区的建立在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与雁塔区政府“共建共赢”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第三，强化曲江新区管委会的文化管理职能。将文化活动的审批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相关职权适当下放给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以保证区域的体制优势和公共服务效率。
3.优化配置文化资源，提升建设的整体效率
资源优势是曲江新区“文化立区、旅游兴区”的比较优势，其资源状况的配置水平将直接影响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提升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效率方面，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第一，大力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加文化资源的存量，以文化资源的公共性和传承性为基本立足点，加强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继承和创新，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优势。第二，完善文化资源配置方式。将市场机制和法制机制等有效形式引进来，并促成其与政府配置方式的互补，从而为实现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营造机制优势。第三，创新文化资源形式。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创新文化资源的表现形态，以推动文化资源的共享。
4.完善相关保障机制，巩固建设的基础条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中所包含的保障体系，主要是指来自资金、人才和技术三个方面的保障。因此，在覆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网络时，尤其要从这三个基础条件入手，对于曲江新区而言，具体的措施可包括：第一，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财政状况和文化产业收益状况给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稳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制定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鼓励社会力量积极以各种形式将社会资金捐赠或赞助给公共文化活动，设立和完善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基金，广泛吸纳来自公共财政、文化产业经营收益和社会力量的资金。第二，完善人才保障机制。着力制定文化人才发展规划，并建立相应的文化人才基金，打造一批批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将质优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本，实现文化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公共文化服务效益的最大化。第三，完善技术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开发建立文化发展数据库，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功能，使其实现信息发布与交流沟通的双向互动，从而为公民参与提供技术路径。
5.培育壮大“第三部门”，推动实施主体多元化
“第三部门”是介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市场”之间的多种组织形态的社会力量。曲江新区具有培育和壮大“第三部门”的体制机制优势，其基本举措应该包括：第一，营造宽松的氛围。引导各种组织形态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事务，“完善文化类‘第三部门’的专项法规”[8]，引导和规范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发挥其对地区或行业的“管理、协调、服务和创新”等职能。第二，建立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机制。逐步形成社会参与的制度体系，立足于未来“绩效评估体系”和“信息化、网络化平台”的建构战略，实现公共文化诉求表达、提供和反馈等环节的系统化联动。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研究
（10YJA630098）”和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西安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12S4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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