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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研究伴随着共和国的文坛几经风雨沧桑，它所经受的喧嚣与纷争，都在时间的流淌中沉淀，具象为一种历史形态和一个思想文本，廓清它的生成理路，分析它的成败得失，成为鲁迅现象研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逻辑起点。袁盛勇教授的新著《当代鲁迅现象研究》把鲁迅研究置于193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程中，探讨了鲁迅被改写和重塑的历程，进而探讨了鲁迅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介入了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文学、文化建构及其参与建构的限度。作者穿过其他思考者的学术话语外壳，考量了几个重要鲁迅现象及鲁迅思想本身，通过主流叙述的重新叙述，对当代鲁迅现象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质疑，从而勘探到了鲁迅现象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真”。
[关键词]鲁迅现象;鲁迅传统;思想改造;批判运动
鲁迅及其思想和文学在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各种经久不衰的激烈回响，成为一个在历史性和当代性之间不断被人言说的永远的存在者，鲁迅在中国较长时期内的接受与传播呈现出复杂的历史与人文景观，实在与虚无纠缠在一起，追求鲁迅思想深刻的同时遗忘鲁迅本身的凡俗性，这种特定时代鲁迅接受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及其幻象，都可以被命名为“鲁迅现象”。
鲁迅被经典化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化的动荡和思想的交锋，所以“鲁迅现象”既是源自文本的，又源自围绕文本的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美学现象。通过这个节点，我们也可以窥测到193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语生产和文化意义生产的深层动机，进而掌握“鲁迅现象”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宗旨。陕西师范大学袁盛勇教授于2018年3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当代鲁迅现象研究》，把研究的时间范围大体限制在1942-1976年间，严格来说也非1942年，而是自鲁迅逝世开始，1942年只是为了标示延安文艺整风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已。“由于鲁迅和他的遗产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自1930年代以来鲁迅被接受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在共和国前二十七年，鲁迅被选择和限制后成了一个神话，但鲁迅在其文学、思想和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中，也并非一个完美的存在，而是在神的意义上和思想原点的意义上逐步走向了沉沦。袁盛勇教授基于一种“强韧历史观”的学术自觉，既没有把鲁迅研究问题简单化，也没有把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将一些已被政治化的问题重新引入到再学术化的轨道，踏踏实实地进行了细微的研究。他从一种文化和考古的角度清理了鲁迅在当时被改写和重塑的历程，进而探讨了鲁迅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介入了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文学、文化建构及其参与建构的限度。鲁迅现象的产生实则蕴含了政治、文学、文化的观点乃至宗派观念的斗争，因此，从精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和考察当时鲁迅接受与传播及其相关“鲁迅现象”的形成，尤其是“鲁迅”的符号化形成及其所蕴含的本来，就成了作者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侧重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鲁迅思想中的消极因素缺乏适当的理性审视和剥离，更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中普遍存在的負面因素缺乏深刻考察，这对于现在和未来中国文化的积极建构都是非常不利的。承认研究主体身份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不完整性实际上有利于我们防范宏大叙事下难以避免的压制性和排他性。为了破除一些已经被普遍化、自明化的理论前设和概念体系，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它历史化，即考察它们的具体历史起源。基于这种考虑，袁盛勇教授对鲁迅现象的研究注重的是文学事象的平等性而不是等级性、多元性而不是单一性，他用众生平等般的目光来对待每一种历史事实，探寻“鲁迅现象”的生长规律和特点。在《当代鲁迅现象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从鲁迅思想内部对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所发生的几个重要鲁迅现象及鲁迅思想本身进行了一些考量，透过历史文化的帷慢，在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论域中，作者穿过其他思考者的学术话语外壳，对当代鲁迅现象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质疑，从而勘探到了鲁迅现象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真”。
意识形态是20世纪的常态存在，但文学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复杂而不易于把握的文学性构成部分，鲁迅身上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裂症状，并不时地表现在其总体的文学布局中。袁盛勇教授对于延安时期鲁迅的传播研究得很彻底，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复杂的文本和政策性的文件里，详尽地整理出了批评史的轨迹。毛泽东如何界定鲁迅的价值，周扬、茅盾的鲁迅观建立在何种逻辑结构中，左翼文人对于鲁迅解析的差异性何以渐渐消失，这些思考都很细微体贴。他认为：“鲁迅传统在延安形成的过程，是‘鲁迅’不断被主流话语予以重塑的过程，也是对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导引并促使其走向自我归化的过程。”当文学研究剔除了意识形态成分时，文学研究也就走向了一条简化历史和否定其复杂性的道路，虽然对鲁迅不断在重写，但只有通过不断擦拭历史，才可以重新回到历史的原生态，还原“鲁迅现象”自身的活力。因此袁盛勇教授此书的第一章就对三个问题进行了追问：延安时期的鲁迅传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一些什么特质？它对知识分子、延安文学与文化的导引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黄子平等人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样谈道：“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纳人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而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则始终把民族的危难和落后，看作世界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它提示我们整合语言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政治选择能够决定的。由于缺乏平衡的标准，文学史因此成为一个动荡的大师排序场域，伴随不同标准的诞生而呈现不同的结局，“这种因时因人而异的建构标准自然也就为政治的介入提供了方便之门，因为文学自身缺乏独立的认识传统，自然需要他者的介入来清晰化它的文学历史和现实认识”，即使是鲁迅，也会呈现出迥异的历史面貌。
袁盛勇教授指出：“在延安，文化界和党领导人都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给予了充分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延展和延安文化思潮的不断变化，鲁迅小说和杂文都呈现出日渐弱化的趋势，但让人惊讶的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在延安政治文化界的强力塑造下，凸显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肯定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袁盛勇教授认为学界恐怕没有充分揭示出这段话的含义，而分歧和误解源于对“圣人”的理解。毛泽东在评价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时，是在论述他的“政治远见”时说的，因此，“圣人”二字是在赞叹鲁迅具有极强的政治预见性，这个“圣人”是与特定意识形态需求相关的“圣人”，是被特定政治文化情势所限定了的“圣人”，它被政治领袖赋予了政治功能性，而王富仁认为毛泽东所言“圣人”特指鲁迅为民族建立了人生原则和价值观念的这个理解和评价明显有点拔高了。袁盛勇教授还举了一首延安文人创作的《种菜歌》来说明“圣人”这个称谓在当时并没有神圣的含义，所以望文生义的理解会造成一种不必要的误读。由于袁盛勇教授在学术方法上的这种自觉，他的研究不会先设定某种理论或者某种概念的正统性，然后把讨论对象加以比照，“而是将某种见解，与见解所处的状况、条件的关系纳人思考。这样的结果，倒有可能将对事情‘真相’的揭发、讨论引入深处”。 既然谈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必然涉及一个知识分子的界定问题，袁盛勇教授在此书第二章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但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重心上发生了一定转变，在后来反复强调的“皮毛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才有不断针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除了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一定心理障碍的原因外，袁盛勇教授认为毛泽东思想结构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其根本因素。正如鲍曼所说，“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团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来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中，茅盾、瞿秋白、胡绳和许广平等人，把鲁迅阐释成了一个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自我改造的典范，个人性立场被理解成了一种必须加以克服的思想局限，为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所借用了。“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乏公共性的实践及其传统，缺乏的是公共性后面的那个中心词‘个人’，如何个人化的表达公共建议和深思，如何在公共化的时代确立个人的位置才是一个至关紧要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韦伯把合理性行动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从价值合理性观点上看，纯粹工具合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因为对于一个具有一致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说，最合理性的手段选择不能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或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合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反而是实质非理性的。”在鲁迅形象的塑造中，许广平和冯雪峰更多地是一种为我所用、立等可取的心态，他们处心积虑地建构了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形象，并迎合了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内的历史走向，而鲁迅在貌似飞扬中也开始沉沦了。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正处于一种被强力重组和构建的态势中，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也遭受了严厉的批判和清算，而其焦点又在于鲁迅思想有无前后期“转变”的看法。“鲁迅有许多朋友与学生，然而真正从学理上捍卫鲁迅文学正脉的是胡风。鲁迅逝世后，文坛主流越来越偏离鲁迅的新文学传统，而胡风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鲁迅西化与启蒙的立场上，反对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弘扬自由之主体的强力意志对现实人生的血肉搏斗，推崇鲁迅文学传统的现代性。”基于胡风对鲁迅思想的承继和坚守，袁盛勇教授大胆提出一个判断：“既然鲁迅思想的一部分已经成了胡风生命的一部分，人们无法把胡风和鲁迅的思想做一截然的划分，所以主流派批评者其实是在有意无意中贬低了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主流派批判胡风的过程其实也是批判鲁迅和简化鲁迅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胡风就是批判早期的鲁迅。”如果不认清这一点，鲁迅就有可能在不断变换自己思想立场的同时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打人历史的冷宫，這也是鲁迅研究应该努力纠正的方向。
袁盛勇教授通过《狂人日记》的意识形态性、《阿Q正传》的革命性、《野草》的主体性和革命性以及作品的具体解读，把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证总结为三个焦点：鲁迅思想是否经历了一个改造和转变的历程，鲁迅是否一开始就是个共产主义者，鲁迅作品中是否存在消极性和矛盾性。原来属于鲁迅一脉的左翼文化力量也在论证中发生了你争我夺的内耗，正如孙郁在书序中所评价的通过鲁迅作品传播史的研究，也可以厘清左翼文化变迁的历史。如果对鲁迅的思想前后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我们不仅会阉割和遮蔽鲁迅思想的本质，而且会忽略和遗忘部分历史真相，导致鲁迅研究本身的空白及其文化意义的丧失，袁盛勇教授所做的正是追随现实以及文化变动秩序中不断沉淀的话语踪迹，并从这个话语踪迹中探寻鲁迅现象的文化意图和文化意蕴。
共和国前二十七年关于鲁迅的论辩，主要集中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和改造上，即他是否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最终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对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所发生的一些鲁迅现象做出深刻的理解与反思，袁盛勇教授从鲁迅上海生活的最后十年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切入。鲁迅对死亡的恐惧、对女鬼形象的迷恋以及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老脾气，一直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按照竹内好的理解，鲁迅很难在创作中披沥自己的真心，言行不一的背离贯穿了他的一生，“我要骗人”是“五四”时期鲁迅开始他的启蒙工作时就一以贯之的，鲁迅早年是想做一个名实相符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生命受到历史现实等多重挤压，他经常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所以他在言与行的背离上愈行愈远。尽管他也有向青年读者坦呈真实心态的想法，但一想到年轻生命的宝贵，就没有勇气做下去了。袁盛勇教授认为：“鲁迅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实有与虚无、历史与现实之间缠绕又关联，因而难以决断，他只好把这缠绕性的体验采取一种相应的话语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我要骗人’。鲁迅终究还是眷恋着年轻读者的生命，不愿意看到他们因为读了自己所可能写出的天地间最黑的咒词而受到影响，并因之和社会对抗，而现出生命的危机，所以‘我要骗人’的话语也就含蕴了一种不可否定的伟大德行在里面。”
任何对鲁迅现象多元性与复杂性的有意无意的忽视，都必然造成思维上的盲点，从而形成一种片面的阐释角度与偏激的、情绪化的价值评价，不但无法合理地、全面地把握复杂的鲁迅现象，而且也无法在不同的观点与角度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对话。袁盛勇教授不回避鲁迅的弱点，从其精神缺陷里寻找鲁迅身后的文化悲剧的深层原因，他把鲁迅的不足定位在权威性和一元论的层面。“任何所谓普遍必然的理论实际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候、处于特定的目的建构出来的，因而它必然首先是一个‘事件’;要打破它的所谓的自明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还原为‘事件’。事件化还意味着放弃单一的原因，实现原因的多元化。”在鲁迅内心深处，他以为在左翼文化内部只有自己的观点才符合现代中国进步文化的方向，所以当周扬们的批评和诽谤在根本上触及了他的文化理念时，左翼文化界内部的矛盾就越来越多。袁盛勇教授指出：“无论周扬还是鲁迅，他们在左联时期都没能去建构一种能够容纳异己文化观念存在的政治文化体制，这才是他们在现代文化建构途中存在的最大遗憾。鲁迅对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本来就怀有一定的偏见和隔膜，而这些跟此前的阶级论观念具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或一致性。正是因为鲁迅对于那种富有包容性的民主文化机制缺乏积极思考，他才会跟周扬等人陷入一种所谓宗派主义的境地。” 鲁迅和周扬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社会文化的某方面，但看到的都不是整体，如果他们能在承认自己有效性的时候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互补关系，“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前提是两种尺度与视角必须各自厘清自己的所指域限与价值效度，同时承认对方的所指域限与价值效度，而不是互相误读甚至攻讦。如果他们都能放弃惟我独尊，以一种价值尺度吞并或歼灭另一种价值尺度的极端化的排他性心态与思维模式，误读就不难消除，良性的互补也不难形成”。后来的研究者总是把此种鲁迅现象归结为时代的原因、政治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鲁迅思想中的文化因素的缺失和局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认识到鲁迅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更应该引起鲁迅研究者们的注意。在王富仁、钱理群等学者高扬启蒙之神的鲁迅的时候，鲁迅思想中的另外一些因素就被遮蔽起来了，人们对鲁迅采取了一种为尊者讳的态度。鲁迅曾以“有缺点的战士”和“完美的苍蝇”来表明自己厌恶圆满正视缺陷的人生观，以批判十景病、打破大团圆来鼓励人们正视黑暗与丑恶。在鲁迅看来，无缺陷，就无改革和进步。袁盛勇教授的“鲁迅现象”研究运用了反思性的思维，他不满足于罗列在什么时候生产出了这些认识，它们的逻辑关系如何，而是追问认识是如何生产的，因为什么目的而被生产出来，反思的目的在于认识到限制这些认识的主客观限制，从而超越和克服这些局限。袁盛勇教授认为如果要真的回到鲁迅那里去，就必须要回到一个复杂而真实的鲁迅那里去，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必要采取一种还原和剥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一种平视的眼光，要打破那种唯鲁迅是尊并把鲁迅思想立于终极之点的仰视观念。在袁盛勇教授的理解中，“鲁迅思想中具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报复倾向，鼓吹一种堂而皇之的复仇主义;某些杂文充满着一种凌厉的血腥气，也残留着一些心理变态的阴影，鲁迅思想中具有一种趋向一元论的偏执化和权威化色彩。此外，鲁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走向历史的疯狂，在思想本性上严重背离鲁迅思想的本来，这既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的极端化结果，也跟鲁迅思想及其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悖论性和暖昧性因素密切相关。”文学批评者的文化身份总是会有复杂的语义，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身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定是某一特定社会身份系统中的一份子，其意义取决于它与这个身份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关系。处于多元时代，人们理应在一种制度性的框架中自由且自在地观照鲁迅，理应跟鲁迅发生某种可供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历史性对话和交流。对鲁迅的深刻认识应该是一种力求基于反思和超越的认知，鲁迅的现代性应该是在被人意识到他的思想和文学等都蕴含着某些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而形成的。
真实的鲁迅并非一个同一化的平面，而是一个蕴含着差异性的生命，在其内部，往往是伟大和平凡并存、正面和负面同在的。鲁迅研究空间的深化和拓展，只有在回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鲁迅那里去才能有效获得。健康的文学批评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既不能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看鲁迅，也不能以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应该重视鲁迅遗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這一层面而透视到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同性，重新阐释被消解了的鲁迅形象，重新确定一个全面客观的鲁迅文化形象。鲁迅本身具有价值重量，具有思想文化的维度，这就决定了对鲁迅现象的研究必须遵循一种扬弃的规律。对已有的鲁迅研究历史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经过新语境的检测，化作新思想的血肉;无生命力的部分暂时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等待未来语境的激活。鲁迅研究的话语和实践要求学者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方法选择都持有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也要根据新的语境而做出调整。根据这种调整，它必须首先回到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空间去体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进而形成自己的评判方法和标准，在这方面，袁盛勇教授的《当代鲁迅现象研究》对我们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鲁迅现象;鲁迅传统;思想改造;批判运动
鲁迅及其思想和文学在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各种经久不衰的激烈回响，成为一个在历史性和当代性之间不断被人言说的永远的存在者，鲁迅在中国较长时期内的接受与传播呈现出复杂的历史与人文景观，实在与虚无纠缠在一起，追求鲁迅思想深刻的同时遗忘鲁迅本身的凡俗性，这种特定时代鲁迅接受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及其幻象，都可以被命名为“鲁迅现象”。
鲁迅被经典化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化的动荡和思想的交锋，所以“鲁迅现象”既是源自文本的，又源自围绕文本的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美学现象。通过这个节点，我们也可以窥测到193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语生产和文化意义生产的深层动机，进而掌握“鲁迅现象”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宗旨。陕西师范大学袁盛勇教授于2018年3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当代鲁迅现象研究》，把研究的时间范围大体限制在1942-1976年间，严格来说也非1942年，而是自鲁迅逝世开始，1942年只是为了标示延安文艺整风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已。“由于鲁迅和他的遗产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自1930年代以来鲁迅被接受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在共和国前二十七年，鲁迅被选择和限制后成了一个神话，但鲁迅在其文学、思想和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中，也并非一个完美的存在，而是在神的意义上和思想原点的意义上逐步走向了沉沦。袁盛勇教授基于一种“强韧历史观”的学术自觉，既没有把鲁迅研究问题简单化，也没有把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将一些已被政治化的问题重新引入到再学术化的轨道，踏踏实实地进行了细微的研究。他从一种文化和考古的角度清理了鲁迅在当时被改写和重塑的历程，进而探讨了鲁迅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介入了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文学、文化建构及其参与建构的限度。鲁迅现象的产生实则蕴含了政治、文学、文化的观点乃至宗派观念的斗争，因此，从精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和考察当时鲁迅接受与传播及其相关“鲁迅现象”的形成，尤其是“鲁迅”的符号化形成及其所蕴含的本来，就成了作者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侧重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鲁迅思想中的消极因素缺乏适当的理性审视和剥离，更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中普遍存在的負面因素缺乏深刻考察，这对于现在和未来中国文化的积极建构都是非常不利的。承认研究主体身份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不完整性实际上有利于我们防范宏大叙事下难以避免的压制性和排他性。为了破除一些已经被普遍化、自明化的理论前设和概念体系，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它历史化，即考察它们的具体历史起源。基于这种考虑，袁盛勇教授对鲁迅现象的研究注重的是文学事象的平等性而不是等级性、多元性而不是单一性，他用众生平等般的目光来对待每一种历史事实，探寻“鲁迅现象”的生长规律和特点。在《当代鲁迅现象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从鲁迅思想内部对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所发生的几个重要鲁迅现象及鲁迅思想本身进行了一些考量，透过历史文化的帷慢，在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论域中，作者穿过其他思考者的学术话语外壳，对当代鲁迅现象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质疑，从而勘探到了鲁迅现象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真”。
意识形态是20世纪的常态存在，但文学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复杂而不易于把握的文学性构成部分，鲁迅身上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裂症状，并不时地表现在其总体的文学布局中。袁盛勇教授对于延安时期鲁迅的传播研究得很彻底，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复杂的文本和政策性的文件里，详尽地整理出了批评史的轨迹。毛泽东如何界定鲁迅的价值，周扬、茅盾的鲁迅观建立在何种逻辑结构中，左翼文人对于鲁迅解析的差异性何以渐渐消失，这些思考都很细微体贴。他认为：“鲁迅传统在延安形成的过程，是‘鲁迅’不断被主流话语予以重塑的过程，也是对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导引并促使其走向自我归化的过程。”当文学研究剔除了意识形态成分时，文学研究也就走向了一条简化历史和否定其复杂性的道路，虽然对鲁迅不断在重写，但只有通过不断擦拭历史，才可以重新回到历史的原生态，还原“鲁迅现象”自身的活力。因此袁盛勇教授此书的第一章就对三个问题进行了追问：延安时期的鲁迅传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一些什么特质？它对知识分子、延安文学与文化的导引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黄子平等人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样谈道：“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纳人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而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则始终把民族的危难和落后，看作世界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它提示我们整合语言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政治选择能够决定的。由于缺乏平衡的标准，文学史因此成为一个动荡的大师排序场域，伴随不同标准的诞生而呈现不同的结局，“这种因时因人而异的建构标准自然也就为政治的介入提供了方便之门，因为文学自身缺乏独立的认识传统，自然需要他者的介入来清晰化它的文学历史和现实认识”，即使是鲁迅，也会呈现出迥异的历史面貌。
袁盛勇教授指出：“在延安，文化界和党领导人都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给予了充分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延展和延安文化思潮的不断变化，鲁迅小说和杂文都呈现出日渐弱化的趋势，但让人惊讶的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在延安政治文化界的强力塑造下，凸显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肯定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袁盛勇教授认为学界恐怕没有充分揭示出这段话的含义，而分歧和误解源于对“圣人”的理解。毛泽东在评价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时，是在论述他的“政治远见”时说的，因此，“圣人”二字是在赞叹鲁迅具有极强的政治预见性，这个“圣人”是与特定意识形态需求相关的“圣人”，是被特定政治文化情势所限定了的“圣人”，它被政治领袖赋予了政治功能性，而王富仁认为毛泽东所言“圣人”特指鲁迅为民族建立了人生原则和价值观念的这个理解和评价明显有点拔高了。袁盛勇教授还举了一首延安文人创作的《种菜歌》来说明“圣人”这个称谓在当时并没有神圣的含义，所以望文生义的理解会造成一种不必要的误读。由于袁盛勇教授在学术方法上的这种自觉，他的研究不会先设定某种理论或者某种概念的正统性，然后把讨论对象加以比照，“而是将某种见解，与见解所处的状况、条件的关系纳人思考。这样的结果，倒有可能将对事情‘真相’的揭发、讨论引入深处”。 既然谈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必然涉及一个知识分子的界定问题，袁盛勇教授在此书第二章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但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重心上发生了一定转变，在后来反复强调的“皮毛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才有不断针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除了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一定心理障碍的原因外，袁盛勇教授认为毛泽东思想结构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其根本因素。正如鲍曼所说，“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团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来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中，茅盾、瞿秋白、胡绳和许广平等人，把鲁迅阐释成了一个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自我改造的典范，个人性立场被理解成了一种必须加以克服的思想局限，为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所借用了。“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乏公共性的实践及其传统，缺乏的是公共性后面的那个中心词‘个人’，如何个人化的表达公共建议和深思，如何在公共化的时代确立个人的位置才是一个至关紧要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韦伯把合理性行动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从价值合理性观点上看，纯粹工具合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因为对于一个具有一致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说，最合理性的手段选择不能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或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合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反而是实质非理性的。”在鲁迅形象的塑造中，许广平和冯雪峰更多地是一种为我所用、立等可取的心态，他们处心积虑地建构了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形象，并迎合了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内的历史走向，而鲁迅在貌似飞扬中也开始沉沦了。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正处于一种被强力重组和构建的态势中，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也遭受了严厉的批判和清算，而其焦点又在于鲁迅思想有无前后期“转变”的看法。“鲁迅有许多朋友与学生，然而真正从学理上捍卫鲁迅文学正脉的是胡风。鲁迅逝世后，文坛主流越来越偏离鲁迅的新文学传统，而胡风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鲁迅西化与启蒙的立场上，反对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弘扬自由之主体的强力意志对现实人生的血肉搏斗，推崇鲁迅文学传统的现代性。”基于胡风对鲁迅思想的承继和坚守，袁盛勇教授大胆提出一个判断：“既然鲁迅思想的一部分已经成了胡风生命的一部分，人们无法把胡风和鲁迅的思想做一截然的划分，所以主流派批评者其实是在有意无意中贬低了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主流派批判胡风的过程其实也是批判鲁迅和简化鲁迅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胡风就是批判早期的鲁迅。”如果不认清这一点，鲁迅就有可能在不断变换自己思想立场的同时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打人历史的冷宫，這也是鲁迅研究应该努力纠正的方向。
袁盛勇教授通过《狂人日记》的意识形态性、《阿Q正传》的革命性、《野草》的主体性和革命性以及作品的具体解读，把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证总结为三个焦点：鲁迅思想是否经历了一个改造和转变的历程，鲁迅是否一开始就是个共产主义者，鲁迅作品中是否存在消极性和矛盾性。原来属于鲁迅一脉的左翼文化力量也在论证中发生了你争我夺的内耗，正如孙郁在书序中所评价的通过鲁迅作品传播史的研究，也可以厘清左翼文化变迁的历史。如果对鲁迅的思想前后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我们不仅会阉割和遮蔽鲁迅思想的本质，而且会忽略和遗忘部分历史真相，导致鲁迅研究本身的空白及其文化意义的丧失，袁盛勇教授所做的正是追随现实以及文化变动秩序中不断沉淀的话语踪迹，并从这个话语踪迹中探寻鲁迅现象的文化意图和文化意蕴。
共和国前二十七年关于鲁迅的论辩，主要集中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和改造上，即他是否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最终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对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所发生的一些鲁迅现象做出深刻的理解与反思，袁盛勇教授从鲁迅上海生活的最后十年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切入。鲁迅对死亡的恐惧、对女鬼形象的迷恋以及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老脾气，一直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按照竹内好的理解，鲁迅很难在创作中披沥自己的真心，言行不一的背离贯穿了他的一生，“我要骗人”是“五四”时期鲁迅开始他的启蒙工作时就一以贯之的，鲁迅早年是想做一个名实相符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生命受到历史现实等多重挤压，他经常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所以他在言与行的背离上愈行愈远。尽管他也有向青年读者坦呈真实心态的想法，但一想到年轻生命的宝贵，就没有勇气做下去了。袁盛勇教授认为：“鲁迅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实有与虚无、历史与现实之间缠绕又关联，因而难以决断，他只好把这缠绕性的体验采取一种相应的话语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我要骗人’。鲁迅终究还是眷恋着年轻读者的生命，不愿意看到他们因为读了自己所可能写出的天地间最黑的咒词而受到影响，并因之和社会对抗，而现出生命的危机，所以‘我要骗人’的话语也就含蕴了一种不可否定的伟大德行在里面。”
任何对鲁迅现象多元性与复杂性的有意无意的忽视，都必然造成思维上的盲点，从而形成一种片面的阐释角度与偏激的、情绪化的价值评价，不但无法合理地、全面地把握复杂的鲁迅现象，而且也无法在不同的观点与角度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对话。袁盛勇教授不回避鲁迅的弱点，从其精神缺陷里寻找鲁迅身后的文化悲剧的深层原因，他把鲁迅的不足定位在权威性和一元论的层面。“任何所谓普遍必然的理论实际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候、处于特定的目的建构出来的，因而它必然首先是一个‘事件’;要打破它的所谓的自明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还原为‘事件’。事件化还意味着放弃单一的原因，实现原因的多元化。”在鲁迅内心深处，他以为在左翼文化内部只有自己的观点才符合现代中国进步文化的方向，所以当周扬们的批评和诽谤在根本上触及了他的文化理念时，左翼文化界内部的矛盾就越来越多。袁盛勇教授指出：“无论周扬还是鲁迅，他们在左联时期都没能去建构一种能够容纳异己文化观念存在的政治文化体制，这才是他们在现代文化建构途中存在的最大遗憾。鲁迅对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本来就怀有一定的偏见和隔膜，而这些跟此前的阶级论观念具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或一致性。正是因为鲁迅对于那种富有包容性的民主文化机制缺乏积极思考，他才会跟周扬等人陷入一种所谓宗派主义的境地。” 鲁迅和周扬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社会文化的某方面，但看到的都不是整体，如果他们能在承认自己有效性的时候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互补关系，“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前提是两种尺度与视角必须各自厘清自己的所指域限与价值效度，同时承认对方的所指域限与价值效度，而不是互相误读甚至攻讦。如果他们都能放弃惟我独尊，以一种价值尺度吞并或歼灭另一种价值尺度的极端化的排他性心态与思维模式，误读就不难消除，良性的互补也不难形成”。后来的研究者总是把此种鲁迅现象归结为时代的原因、政治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鲁迅思想中的文化因素的缺失和局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认识到鲁迅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更应该引起鲁迅研究者们的注意。在王富仁、钱理群等学者高扬启蒙之神的鲁迅的时候，鲁迅思想中的另外一些因素就被遮蔽起来了，人们对鲁迅采取了一种为尊者讳的态度。鲁迅曾以“有缺点的战士”和“完美的苍蝇”来表明自己厌恶圆满正视缺陷的人生观，以批判十景病、打破大团圆来鼓励人们正视黑暗与丑恶。在鲁迅看来，无缺陷，就无改革和进步。袁盛勇教授的“鲁迅现象”研究运用了反思性的思维，他不满足于罗列在什么时候生产出了这些认识，它们的逻辑关系如何，而是追问认识是如何生产的，因为什么目的而被生产出来，反思的目的在于认识到限制这些认识的主客观限制，从而超越和克服这些局限。袁盛勇教授认为如果要真的回到鲁迅那里去，就必须要回到一个复杂而真实的鲁迅那里去，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必要采取一种还原和剥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一种平视的眼光，要打破那种唯鲁迅是尊并把鲁迅思想立于终极之点的仰视观念。在袁盛勇教授的理解中，“鲁迅思想中具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报复倾向，鼓吹一种堂而皇之的复仇主义;某些杂文充满着一种凌厉的血腥气，也残留着一些心理变态的阴影，鲁迅思想中具有一种趋向一元论的偏执化和权威化色彩。此外，鲁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走向历史的疯狂，在思想本性上严重背离鲁迅思想的本来，这既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的极端化结果，也跟鲁迅思想及其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悖论性和暖昧性因素密切相关。”文学批评者的文化身份总是会有复杂的语义，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身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定是某一特定社会身份系统中的一份子，其意义取决于它与这个身份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关系。处于多元时代，人们理应在一种制度性的框架中自由且自在地观照鲁迅，理应跟鲁迅发生某种可供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历史性对话和交流。对鲁迅的深刻认识应该是一种力求基于反思和超越的认知，鲁迅的现代性应该是在被人意识到他的思想和文学等都蕴含着某些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而形成的。
真实的鲁迅并非一个同一化的平面，而是一个蕴含着差异性的生命，在其内部，往往是伟大和平凡并存、正面和负面同在的。鲁迅研究空间的深化和拓展，只有在回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鲁迅那里去才能有效获得。健康的文学批评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既不能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看鲁迅，也不能以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应该重视鲁迅遗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這一层面而透视到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同性，重新阐释被消解了的鲁迅形象，重新确定一个全面客观的鲁迅文化形象。鲁迅本身具有价值重量，具有思想文化的维度，这就决定了对鲁迅现象的研究必须遵循一种扬弃的规律。对已有的鲁迅研究历史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经过新语境的检测，化作新思想的血肉;无生命力的部分暂时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等待未来语境的激活。鲁迅研究的话语和实践要求学者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方法选择都持有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也要根据新的语境而做出调整。根据这种调整，它必须首先回到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空间去体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进而形成自己的评判方法和标准，在这方面，袁盛勇教授的《当代鲁迅现象研究》对我们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