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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和评价要反对“两个凡是”
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在评价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个凡是”现象:凡是提交有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和有外国人肯定、称赞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凡是引用了外国人的著作和语录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
翻一翻各单位制定的一些考核文件和评奖规定以及对在校大学生论文的要求,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凡是”正在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的学术创新能力的发挥,破坏学术创新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使得我们学术创新沦为它国学术注解与诠释,创新正在沦为外文的代名词。自从打开中国国门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种以外国人的喜好为评价标准的思维模式在学术界颇为壮观,一时间学人言必称“国际”和“外国人”,似乎只有“国际”和“外国人”才是唯一能代表能力水平的标准。学界开始变得浮躁起来,考核和奖励标准成了人们学术研究的桎梏。
先来看看“国际会议”。当今时代,“国际会议”颇多,有在中国内地与国外某一地区或学校召开的会议,也有在周边某国或境外某地召开的会议,只要是会议上有外国人甚至是中国的港澳台人士,都能称之为“国际会议”。如此“国际会议”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国际水准,可能很多组织会议者心里都是明白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很明确,这样的“国际会议”可以得到经费的资助,参加这样会议的成果能够得到承认。但是,如果只是打着“国际会议”的名称,却没有国际的实质,这样的评价还有意义么?更何况,现在外国也有一些机构和人员,想着法子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发邀请,以“国际会议”的名义捞取钱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以此作为考核和奖励的唯一标准么?
再来看看外国人的评价。我们要向世界上一切先进、优秀的文化学习,特别是在一些国外经过几百年努力发展起来的学科领域,我们更是要虚心地向他们请教。这些都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凡是”我们的研究成果,都要引用外国人的著作或语录,这就走到事物的另一面了。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或许还是应该多听取外国人的意见。因为一方面这些学科没有过或少一些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其具有较强的客观现实性,实践、实验与逻辑是最基本的证明方式;另一方面毕竟我国在这方面技不如人,学习、借鉴、交流属于发展科学技术之必需。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里,这些科学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发展一方面在于借鉴,更多的则在于根据现实进行有创造性的研究。如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一国两制”,如何学习外国人的经验?研究“唐诗宋词”,研究“论语诗经”,又如何参阅和借鉴外国人的成果?特别是那些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件、问题的研究,又如何去找外国人的现成答案?如果以此作为考核奖励的制度和标准,将会阻碍和难倒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由此影响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繁荣。
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个痛苦的事情,交流当属必要,学习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成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无意义的交流成为评价标准之时,当照抄照搬别人的文献成为时髦之时,它便会让交流成为形式,摘抄文献成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创新仅靠发表一些外文论文,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引用一些外文“学术语录”,不但让学术蒙羞,而且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让一些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变得浮躁,使人们忙忙碌碌、不知所为,成为蝇蝇苟苟的“学术油子”。
大凡参加过一些真正的国际会议和读过外国人著作的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每一个国际会议的水准都很高,更不是每一个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发言水平都高于中国学者。希望一切政策的制定者,都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让我们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更有利于中国人才的成长,更有利于中国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们怎样说假话
说假话不好,不提倡,要反对。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又不得不说假话,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精英、领袖人物,皆莫能外。这是真实情况,也算是真话。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该怎样说假话?
不久前东方卫视播放了他们与南方周末联合主办的“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晚会实况。晚会向中国梦践行者的代表法学家江平、企业家王石、官员龙永图、导演冯小刚、演员章子怡、经济学家胡祖六、北川中学师生致敬颁奖。面对电视观众,冯小刚在谈到他的梦想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实在不行也可以说假话,但是尽可能做到的是别把假话当真;既然不得已要说假话,也得说得心虚一点,不好意思一点,别把假话说得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我看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遗憾的是报纸上却删去了这段话。听了冯小刚的演讲,笔者以为,今天我们应该思考怎样说假话——
其一,说假话不能太真。既然是假话,它就不是真的,既然不是真的,也就不能把假话当成真话说,说得让别人听了都以为都是真的。说话是一种大众传播,都在传递信息。领导者的话是作为决策信息发出的,教育者的话是作为知识信息发出的,医生的话是作为治病保健的信息发出的,演员的话是作为娱乐信息发出的,不论说话者的身份、地位如何,这些信息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受众的思维判断和行为举止。所以,既然是假话,是虚假的,就不能太真,太实,特别不能像冯小刚说的那样“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把假话说得像真话,骗了人,这样会贻误事情,伤害情感,严重的有时还会伤及人的性命。那么,怎样说假话呢,就应该“心虚一点,不好意思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是假话——说话者心虚(这样才有一点道德良心),听话者不信(这样才有利于大众),这样假话者不得已说了,听话者又能不信,目的就达到了。
其二,说假话不能太假。假话假说,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有时候的假话是迫不得已的违心话,是为了应付上级或照顾情面,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话。既然是这样,假话就不能太假。太假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你的领导、同事、朋友、亲人还会不明白?他们都明明白白了,你还会有好果子吃?即使不为难你,你的面子也不好放。所以,假话不能太假是有道理的。假话不能太假,是指说假话时,要给人以假的印象,同时也要有几分真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基本上是假,偶尔也有点真,讲话时面子上是假,但讲话者心中有数是真。由于环境所迫,听话者也不能太真,否则,说假话者也就真的混不下去了。如果,说假话者都混不下去了改为说真话,那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这样的局面是很难的,在有的时空和问题上或许永远都会给说假话以生存的条件。既如此,听话者何不给点理解和宽容呢。
其三,说假话要认账要认错。不论是主动的或被动的说了假话,在可以讲真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说的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了假话,不要文过饰非,更不能张冠李戴或巫谄他人。自己做了事,说了的话,就要勇敢的承认,如果因此而伤害他人,还需要向别人赔礼道歉,这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准则。中国是一个时有运动的国家,有了运动而说假话也在所难免。问题是,总有那么一些人,每次运动他都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声情并茂”的讲假话,每次运动后他都是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的胜利者。讲假话的错误都是别人的,真理永远在他那儿,天底下哪能有这样的事?我们可以允许讲假话,但是,绝不允许讲假话者永远正确,永远不认账不认错。否则,于我们个人、民族和国家是不利的。
笔者愿与诸位同仁一道,尽量不说假话,不主动说假话,假话当作假话说,说了假话要尽快认账认错。
今天,我们怎样讲真话
说假话,那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时间和大多场合,我们还是提倡和学会讲真话。
何谓讲真话,我以为它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其一,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话,经过实践检验它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话。其二,它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它可能是不正确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话。不论是哪一种,它都是人们真实意见的表达。人们作为一种反映客观的主体,都可以和应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信息接受,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发表意见。不论这种意见正确如何,它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这种真话是我们人际交往不可少的,也是我们一切决策者制订政策、实施计划措施的基本前提:正确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时局,认清形势,科学决策。片面或错误的话,也有利于掌握动态,分析原因,从另一面或反面检查改进工作。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
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真话只在私下讲,日记簿里面讲,只在床头讲,洗手间里讲,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是讲真话,就应该在大众场所和通过大众传媒来讲,让更加广泛的受众都知道。今天,要求人们或人们希望讲真话,就不能不开辟更为便捷的传播渠道,提供更为广阔的意见平台了。在大众媒体上讲真话和在私下讲真话是不完全相同的,要注意表达方式和技巧。
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不讲真话。不信你到老干部活动中心转转,在居委会的麻将室里坐坐,在街头巷尾的里弄里走走,时常会听到那些离开工作岗位上的老人们的真心话。我就遇到过一些曾在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退下来的老同志闲谈,那里有很多在岗位上听不到的真话。人一没有乌纱,不在岗,心里踏实了,真心话也就多了,也都敢讲了。有没有用呢,有一点用,不然憋在心里会闹出毛病来,说出来心里痛快。但是,我以为真话还是多在岗位上讲要好。不论做什么工作,在生产、工作一线,了解的情况多,说真话的机会多,说出的真话对于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好处也多得多。
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任何讲话都有自己的讲话对象,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同学同事,或是上级领导、行政官员,只有“锣鼓对面敲”,真话讲给当事人听,才会收有好效果。但是,这点很难。前几年就有报道说,温家宝总理到一个地方视察时,在一天里对受访群众说了五次“要给我说实话”。中纪委、中组部到地方考核干部,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下面不敢讲真话。中央领导、中央部门听真话这么困难,这会给政府的科学决策增添多少困难,增加多少投入?而要保证受访者敢于讲真话,我以为领导出行还是轻车简从,少些陪同,特别是少一些受访者的顶头上司。陈毅有诗曰:“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当面讲的不仅是批评的话,还有建议的话、商量的话、研究的话和贴心的话。难得当面讲真话,我们努力做这样的人,有关方面创造环境保护好这样的人。
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真话就是心里话,说了就痛快。但是,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传播,说话者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想到就说,还没想好就说,想都不想就说,完全不考虑法规,不考虑情理,这也是不妥当的。讲真话作为一种个人真心的表白,当然不能顾忌太多,老是看上级、同事、周围人的眼色行事,那样活着也太累。但是,既然要说话,要传播信息,就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讲假话、传谣言,蛊惑人心,那是绝对不许可的。但是,有好心,凭直觉,说真话违反了国家法规和人间情理,也是不能允许的。说真话虽是个体行为,但是,一旦到了大众场所和大众传媒,说话者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责任了,特别是在当今网络系统迅猛发展的形势下。
讲真话好,讲真话难,唯有难才需要我们大家都去努力实践——要有新闻的敏锐和理论的深刻,能在发现问题或问题端倪时快说真话;要在人们趑趄不前、嗫嚅而言时敢说真话;要在人们能说真话时说好真话;要将真话时常挂在嘴边长说真话(谣言说了十次都成了真话,真话不长讲也可能会成为假话);要在讲了真话后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错误后认账改错。讲真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能够做的地方和时间做起,比如从我们时常看到和听到的社论、报告、演讲和主持人的最后一段空话套话删去开始,讲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管用的真话来。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
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在评价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个凡是”现象:凡是提交有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和有外国人肯定、称赞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凡是引用了外国人的著作和语录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
翻一翻各单位制定的一些考核文件和评奖规定以及对在校大学生论文的要求,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凡是”正在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的学术创新能力的发挥,破坏学术创新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使得我们学术创新沦为它国学术注解与诠释,创新正在沦为外文的代名词。自从打开中国国门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种以外国人的喜好为评价标准的思维模式在学术界颇为壮观,一时间学人言必称“国际”和“外国人”,似乎只有“国际”和“外国人”才是唯一能代表能力水平的标准。学界开始变得浮躁起来,考核和奖励标准成了人们学术研究的桎梏。
先来看看“国际会议”。当今时代,“国际会议”颇多,有在中国内地与国外某一地区或学校召开的会议,也有在周边某国或境外某地召开的会议,只要是会议上有外国人甚至是中国的港澳台人士,都能称之为“国际会议”。如此“国际会议”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国际水准,可能很多组织会议者心里都是明白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很明确,这样的“国际会议”可以得到经费的资助,参加这样会议的成果能够得到承认。但是,如果只是打着“国际会议”的名称,却没有国际的实质,这样的评价还有意义么?更何况,现在外国也有一些机构和人员,想着法子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发邀请,以“国际会议”的名义捞取钱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以此作为考核和奖励的唯一标准么?
再来看看外国人的评价。我们要向世界上一切先进、优秀的文化学习,特别是在一些国外经过几百年努力发展起来的学科领域,我们更是要虚心地向他们请教。这些都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凡是”我们的研究成果,都要引用外国人的著作或语录,这就走到事物的另一面了。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或许还是应该多听取外国人的意见。因为一方面这些学科没有过或少一些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其具有较强的客观现实性,实践、实验与逻辑是最基本的证明方式;另一方面毕竟我国在这方面技不如人,学习、借鉴、交流属于发展科学技术之必需。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里,这些科学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发展一方面在于借鉴,更多的则在于根据现实进行有创造性的研究。如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一国两制”,如何学习外国人的经验?研究“唐诗宋词”,研究“论语诗经”,又如何参阅和借鉴外国人的成果?特别是那些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件、问题的研究,又如何去找外国人的现成答案?如果以此作为考核奖励的制度和标准,将会阻碍和难倒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由此影响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繁荣。
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个痛苦的事情,交流当属必要,学习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成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无意义的交流成为评价标准之时,当照抄照搬别人的文献成为时髦之时,它便会让交流成为形式,摘抄文献成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创新仅靠发表一些外文论文,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引用一些外文“学术语录”,不但让学术蒙羞,而且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让一些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变得浮躁,使人们忙忙碌碌、不知所为,成为蝇蝇苟苟的“学术油子”。
大凡参加过一些真正的国际会议和读过外国人著作的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每一个国际会议的水准都很高,更不是每一个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发言水平都高于中国学者。希望一切政策的制定者,都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让我们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更有利于中国人才的成长,更有利于中国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们怎样说假话
说假话不好,不提倡,要反对。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又不得不说假话,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精英、领袖人物,皆莫能外。这是真实情况,也算是真话。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该怎样说假话?
不久前东方卫视播放了他们与南方周末联合主办的“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晚会实况。晚会向中国梦践行者的代表法学家江平、企业家王石、官员龙永图、导演冯小刚、演员章子怡、经济学家胡祖六、北川中学师生致敬颁奖。面对电视观众,冯小刚在谈到他的梦想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实在不行也可以说假话,但是尽可能做到的是别把假话当真;既然不得已要说假话,也得说得心虚一点,不好意思一点,别把假话说得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我看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遗憾的是报纸上却删去了这段话。听了冯小刚的演讲,笔者以为,今天我们应该思考怎样说假话——
其一,说假话不能太真。既然是假话,它就不是真的,既然不是真的,也就不能把假话当成真话说,说得让别人听了都以为都是真的。说话是一种大众传播,都在传递信息。领导者的话是作为决策信息发出的,教育者的话是作为知识信息发出的,医生的话是作为治病保健的信息发出的,演员的话是作为娱乐信息发出的,不论说话者的身份、地位如何,这些信息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受众的思维判断和行为举止。所以,既然是假话,是虚假的,就不能太真,太实,特别不能像冯小刚说的那样“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把假话说得像真话,骗了人,这样会贻误事情,伤害情感,严重的有时还会伤及人的性命。那么,怎样说假话呢,就应该“心虚一点,不好意思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是假话——说话者心虚(这样才有一点道德良心),听话者不信(这样才有利于大众),这样假话者不得已说了,听话者又能不信,目的就达到了。
其二,说假话不能太假。假话假说,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有时候的假话是迫不得已的违心话,是为了应付上级或照顾情面,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话。既然是这样,假话就不能太假。太假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你的领导、同事、朋友、亲人还会不明白?他们都明明白白了,你还会有好果子吃?即使不为难你,你的面子也不好放。所以,假话不能太假是有道理的。假话不能太假,是指说假话时,要给人以假的印象,同时也要有几分真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基本上是假,偶尔也有点真,讲话时面子上是假,但讲话者心中有数是真。由于环境所迫,听话者也不能太真,否则,说假话者也就真的混不下去了。如果,说假话者都混不下去了改为说真话,那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这样的局面是很难的,在有的时空和问题上或许永远都会给说假话以生存的条件。既如此,听话者何不给点理解和宽容呢。
其三,说假话要认账要认错。不论是主动的或被动的说了假话,在可以讲真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说的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了假话,不要文过饰非,更不能张冠李戴或巫谄他人。自己做了事,说了的话,就要勇敢的承认,如果因此而伤害他人,还需要向别人赔礼道歉,这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准则。中国是一个时有运动的国家,有了运动而说假话也在所难免。问题是,总有那么一些人,每次运动他都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声情并茂”的讲假话,每次运动后他都是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的胜利者。讲假话的错误都是别人的,真理永远在他那儿,天底下哪能有这样的事?我们可以允许讲假话,但是,绝不允许讲假话者永远正确,永远不认账不认错。否则,于我们个人、民族和国家是不利的。
笔者愿与诸位同仁一道,尽量不说假话,不主动说假话,假话当作假话说,说了假话要尽快认账认错。
今天,我们怎样讲真话
说假话,那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时间和大多场合,我们还是提倡和学会讲真话。
何谓讲真话,我以为它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其一,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话,经过实践检验它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话。其二,它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它可能是不正确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话。不论是哪一种,它都是人们真实意见的表达。人们作为一种反映客观的主体,都可以和应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信息接受,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发表意见。不论这种意见正确如何,它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这种真话是我们人际交往不可少的,也是我们一切决策者制订政策、实施计划措施的基本前提:正确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时局,认清形势,科学决策。片面或错误的话,也有利于掌握动态,分析原因,从另一面或反面检查改进工作。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
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真话只在私下讲,日记簿里面讲,只在床头讲,洗手间里讲,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是讲真话,就应该在大众场所和通过大众传媒来讲,让更加广泛的受众都知道。今天,要求人们或人们希望讲真话,就不能不开辟更为便捷的传播渠道,提供更为广阔的意见平台了。在大众媒体上讲真话和在私下讲真话是不完全相同的,要注意表达方式和技巧。
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不讲真话。不信你到老干部活动中心转转,在居委会的麻将室里坐坐,在街头巷尾的里弄里走走,时常会听到那些离开工作岗位上的老人们的真心话。我就遇到过一些曾在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退下来的老同志闲谈,那里有很多在岗位上听不到的真话。人一没有乌纱,不在岗,心里踏实了,真心话也就多了,也都敢讲了。有没有用呢,有一点用,不然憋在心里会闹出毛病来,说出来心里痛快。但是,我以为真话还是多在岗位上讲要好。不论做什么工作,在生产、工作一线,了解的情况多,说真话的机会多,说出的真话对于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好处也多得多。
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任何讲话都有自己的讲话对象,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同学同事,或是上级领导、行政官员,只有“锣鼓对面敲”,真话讲给当事人听,才会收有好效果。但是,这点很难。前几年就有报道说,温家宝总理到一个地方视察时,在一天里对受访群众说了五次“要给我说实话”。中纪委、中组部到地方考核干部,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下面不敢讲真话。中央领导、中央部门听真话这么困难,这会给政府的科学决策增添多少困难,增加多少投入?而要保证受访者敢于讲真话,我以为领导出行还是轻车简从,少些陪同,特别是少一些受访者的顶头上司。陈毅有诗曰:“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当面讲的不仅是批评的话,还有建议的话、商量的话、研究的话和贴心的话。难得当面讲真话,我们努力做这样的人,有关方面创造环境保护好这样的人。
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真话就是心里话,说了就痛快。但是,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传播,说话者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想到就说,还没想好就说,想都不想就说,完全不考虑法规,不考虑情理,这也是不妥当的。讲真话作为一种个人真心的表白,当然不能顾忌太多,老是看上级、同事、周围人的眼色行事,那样活着也太累。但是,既然要说话,要传播信息,就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讲假话、传谣言,蛊惑人心,那是绝对不许可的。但是,有好心,凭直觉,说真话违反了国家法规和人间情理,也是不能允许的。说真话虽是个体行为,但是,一旦到了大众场所和大众传媒,说话者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责任了,特别是在当今网络系统迅猛发展的形势下。
讲真话好,讲真话难,唯有难才需要我们大家都去努力实践——要有新闻的敏锐和理论的深刻,能在发现问题或问题端倪时快说真话;要在人们趑趄不前、嗫嚅而言时敢说真话;要在人们能说真话时说好真话;要将真话时常挂在嘴边长说真话(谣言说了十次都成了真话,真话不长讲也可能会成为假话);要在讲了真话后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错误后认账改错。讲真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能够做的地方和时间做起,比如从我们时常看到和听到的社论、报告、演讲和主持人的最后一段空话套话删去开始,讲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管用的真话来。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