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甘肃,很多人会想到敦煌,而提起敦煌,大家自然会想到樊锦诗。她的名字已经成为甘肃的名片,珍藏在很多甘肃人的心里。2014年,樊锦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76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50年置身大漠戈壁,致力于文物保护和敦煌文化传播,坚守着自己的“敦煌梦”。
“青春”的选择————
在敦煌研究院,你会看到这样一幅雕像,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这个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她就是以樊锦诗为原型雕刻的。
那一年,樊锦诗25岁,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踏上了前往戈壁大漠的道路。
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樊锦诗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她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
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莫高窟前,她被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身外的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踏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
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适,实习到一半她就离开了敦煌。樊锦诗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但是,樊锦诗却已经做出了留在敦煌的决定。在毕业分配的时候,父亲还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希望不要把樊锦诗分派到敦煌,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樊锦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是令她非常钦佩。
从大学毕业至今,樊锦诗已经在敦煌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度过了50个春秋。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敦煌的女儿和女婿————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已经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办理了结婚手续,从此开始了天各一方的婚姻生活。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提前临产了。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出生56天,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里,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了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到孩子一岁多了,她只得把孩子送给河北农村彭金章大姐照顾。
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又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大姐照顾,而将五岁的大儿子留在武汉,由他自己带。1978年,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直到1986年,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被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为了妻子,彭金章做出了“牺牲”,做了一個“敦煌的女婿”。
50年坚守的“敦煌梦”————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在樊锦诗带领下,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念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在她的组织和协调下,敦煌研究院成功地承办了多次大型石窟保护、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世人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弘扬敦煌历史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在戈壁黄沙面前,樊锦诗无怨无悔;在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之前,樊锦诗不骄不躁。她说:“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责编 江有汜)
“青春”的选择————
在敦煌研究院,你会看到这样一幅雕像,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这个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她就是以樊锦诗为原型雕刻的。
那一年,樊锦诗25岁,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踏上了前往戈壁大漠的道路。
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樊锦诗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她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
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莫高窟前,她被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身外的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踏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
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适,实习到一半她就离开了敦煌。樊锦诗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但是,樊锦诗却已经做出了留在敦煌的决定。在毕业分配的时候,父亲还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希望不要把樊锦诗分派到敦煌,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樊锦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是令她非常钦佩。
从大学毕业至今,樊锦诗已经在敦煌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度过了50个春秋。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敦煌的女儿和女婿————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已经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办理了结婚手续,从此开始了天各一方的婚姻生活。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提前临产了。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出生56天,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里,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了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到孩子一岁多了,她只得把孩子送给河北农村彭金章大姐照顾。
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又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大姐照顾,而将五岁的大儿子留在武汉,由他自己带。1978年,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直到1986年,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被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为了妻子,彭金章做出了“牺牲”,做了一個“敦煌的女婿”。
50年坚守的“敦煌梦”————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在樊锦诗带领下,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念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在她的组织和协调下,敦煌研究院成功地承办了多次大型石窟保护、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世人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弘扬敦煌历史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在戈壁黄沙面前,樊锦诗无怨无悔;在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之前,樊锦诗不骄不躁。她说:“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责编 江有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