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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记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徐德明教授的《图本老舍传》，较一般作家传记不同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与传主之间始终在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知识分子对话。其中有回到历史语境中的理解之同情，有老舍一时难言隐衷的显现，有立足于当下的明快的理性剖析，有得窥奥竅的文学批评者与创作家之间的款曲相通，有对特殊文化语境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反思。而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反思的一致性与差异种种，正是一场触及民族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神灵魂的对话。
关键词：老舍传记叙事对话
传记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历史作为一种叙事，是呈现历史、构建历史的一种方式。基于此，寻求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必然要从史实层面进一步追问叙事背后的精神。徐德明教授的《图本老舍传》，较一般作家传记不同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与传主之间始终在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知识分子对话。其中有回到历史语境中的理解之同情，有老舍一时难言隐衷的显现，有立足于当下的明快的理性剖析，有得窥奥竅的文学批评者与创作家之间的款曲相通，有对特殊文化语境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反思，而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反思的一致性与差异种种，正是一场触及民族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神灵魂的对话。
语境
老舍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性已经确认，但是对其与文化语境互动的复杂性还认识得不够，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形象还在建构过程中。《图本老舍传》与既往的作家传记的主要差别，就是建构了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主体。以往的作家评传，基本上是一个以现当代文学为专业的学者，对这些作家作面面观，通常是由其产生过影响的作品延伸、扩展到另外的层面：描摹时代，解析思想，评判得失，勾勒人生，铺陈生活，力图在一个共识性的框架中完成对传主的铺陈叙事。《图本老舍傳》对老舍主体特征的揭示，以及坚持主体性的艰难的表述，是不常见到的文字。
作家往往以作品为标志，其代表作就是他的符号，至于他在一个文化语境中被塑型的过程往往被忽略，写传记的人总是将这些因素变成了阐释作品的背景，而不是人的生存语境。《图本老舍传》重视老舍的创作成就，更重视他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作家，怎样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时局下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并努力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必然是一个极复杂的历史过程，彻底还原它是不可能的，但通过这样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些或客观的时间性遗忘或主观的选择性遮蔽的事实被钩沉与还原。当然，传记并不应该只是一个因其事而知其人，识其人而知其世的认知路径，更应当是对传主情感、精神理解与同情的过程。《图本老舍传》更力图在对话中呈现传主更为质感的日常碌碌、情感曲折与精神波动。作者舍弃了齐整的线性叙事，时代风景、人生况味、生活琐屑在若干专题中点染，在主题的深入挖掘中直击传主的精神世界，追问传主的时代判断与人生选择。
矛盾是人生的常态，时代变革是加深它的外在因素，个体追求往往成为加深它的内在推力。传主老舍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因素作用，甚至百般纠缠无法脱身，人生也就陷入“困顿”，这从传记目录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六个章节，大量标题使用了“和”或“与”等关联词。无论使用关联词与否，也无论关联的前后是并列还是对立，都显现出不可回避的矛盾关系。比如第一部分的“旗”与“民”，然后“新”与“旧”，“中”与“西”，“教”与“作”，“家”与“国”，最后的“自主”与“配合”。为实现传记叙事的可能，作者从传主繁复的人生经历中抽取关乎其精神框架的要素加以并置发掘和思考，形成与传主间隔世的对话。矛盾所以为人生常态，是因为个体生命总难以逃脱被大的社会语境所“裹挟”的命运。中国读书人又一向有“家、国、天下”的入世传统，“裹挟”之初常常是主观介入。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更崇尚思想之独立、精神之自由，其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于自主的追寻。裹挟与挣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重要的精神主题。老舍的出身与由此而来的对于现世、低层的关注让他后半生都与中国社会的时代风云紧密相连，关注引发的对时代话语的想象常常造成的是更深的被融入、被裹挟。而他独立的认知与判断力又让他在被融入、被裹挟后很快发现自身想象与时代话语之间的距离与矛盾。无法挣脱，因为你关注；无法适从，因为你被裹挟。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老舍还处在通过个体努力享受自主的话，那么步入中年之后的老舍已经在被裹挟与寻求自主中挣扎了。传记的后两章（即进入中年后的老舍）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作者努力在复杂的语境中找寻传主的精神轨迹，并以此来探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语境，同时也以之观照当下知识分子。
当老舍将自己的姓氏拆分开来为自己取字的时候，他也就选择了一种处世与立世的原则。正因之于此，老舍的一生，舍弃是他的最大权力，也常常是他人生的最大快乐。所以，国在前、家在前、儿女在前、朋友在前……不是没自己，不是没矛盾，不是与己相关的不重要，只是他将舍弃视作无形尺度，丈量着自己境界的高度。只要出于真诚、出于友情、出于爱，能舍的就舍了。这大概是老舍与当下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是尊重自我却从不以自我为中心。这样一种冷静的自我定位也表现在他处理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上。当民族危难来临，他可以“提只提箱赴国难”；当新中国成立，他就义无反顾地回到故土，为国家建设摇旗呐喊；当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社会文艺的指导，他就认真去研读；当社会将他定位为“资产阶级作家”，他就努力学习“新”思想，改造自己。虽然如此，他依然无法真正被接受。当红卫兵用皮带与他对话时，他知道，他已经为这个时代、这个世道所“舍弃” ，他成为“茫茫末世人”。
路径
与文学家的对话，文本是最重要的沟通路径。这里的“文本”，既包括传主自己的所有著述文字，还包括亲朋友人记录回忆传主的文字。但如何不落浮泛？作者在分析老舍的“遗民”情结时，就对《断魂枪》进行深耕细作，进行深度挖掘。他指出，“文学家的传记，往往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学领悟，那个轨道可能永远到达不了文学家的艺术境界与心灵深处”。所以，作者在文本的使用上是不落窠臼的。在必要时，传主自己的文本可以按照作者的逻辑直接置于传记之中，以原生的形态来表现传主的情致、精神。当然，在文本之间，作者缜密的分析与阐释勾连起彼此的联系，使文本在传记中从“自在”走向“自觉”。 书名为《图本老舍传》，“图本”是相对文字而言的。作为传记的呈现方式，自司马迁开创传记体之后近两千年中，文字成为传记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图本”只在晚清照相技术运用和普及后才或多或少地聚集在传记文字之前。但它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联系，充其量只是一种人物肖像的补充罢了。随着多媒时代的来临，文学史著中开始大量运用图片。最早有陈思和在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运用图片参与历史叙述，而后，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及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等都充分利用“图本”解说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视觉文化研究为“图本”开掘出一片新的疆域，它不再以陪衬的姿态出现，而成为重要的呈现方式。在这里，“图本”不是一个孤立的承载方式，它与文字构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即文字的陈述常常通过“图本”来验证其真实性，给读者以直观的感知；另一方面，“图本”所隐藏的表征常常借助文字加以揭示，给读者以明确的指引。所以，与其把《图本老舍传》看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文学文本，不如把它看成一部由视觉图像与抽象文字共同构建的学术文本。确实，此书并未走入以“图”助“文”的通俗化路径之中，而是通过对图像的文化批评让我们对传主老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文化批评时代，人物传记应该是怎样一个模样？承担怎样的批评功能？正当众多学者呼吁重新重视作家研究之际，《图本老舍传》的出现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如果说“文本”“图本”是对话路径的话，那么，专题就是这场对话的主要呈现方式。一般传记多以记传主之经历为主线，穿插以时代背景与交往以呈现其生活轨迹。此种浮泛叙述，看似回归了生活，却难逃生活共性对人物个性的掩盖。作者著《图本老舍传》的目标是明确的：“使之立体化，有点性情，还原其思想的语境，让他的话说得势所必然、情有必至。这背后更重要者，是传主的生命目标、处世准则与行动、思维逻辑，目标与逻辑的一致性里面包孕着传主的灵魂。”所以，宏观上虽以时间为序，将传主人生划分为六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呈现过程中，则从日常的生活专题入手，“进入专门话题则不作茧自缚，有些纵横自由，穿插藏闪的意味”。老舍的小说、戏剧创作，常常以“穿插”点染来塑造人物，而不刻意于故事的完整。前辈学者有“以鲁释鲁”之法，作者所持方法，我们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以老舍塑老舍”了。每一个主题的深入探讨，实际上是给读者触及老舍个性及内心的一条路径。因此，无论是说他的亲人、朋友，还是抽烟、喝酒、养花、唱戏，即便是日常的衣着，也都有了大文章。只有了解并理解了这些，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老舍。老舍也因此不再只是文学史上被叙述的，似乎不接地气也面无表情的文学家，这才是真正的还原历史。
过程
传者，转也。作为一种认知、理解的转述、重构，作者对传主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他以怎样的视角来重构叙述对象。如果将此视作一次严肃的历史建构的话，真正理解与同情传主的人生，并尽可能真切地将之呈现，这需要巨大的精力与勇气。在资料收集整理之后，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这样一场与文学大师、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精神对话，这必定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旅行。后记中，作者介绍作传之事一拖再拖，“一晃近三年”。一方面是因为家事与身体，我想更是因为这样一次对话需要充分的思索与酝酿，必须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作为基础。“四五十天内每日在电脑前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显然是一次连贯、完整的对话，是一次一气呵成的旅程。从老舍出生的晚清小羊圈胡同一直到打捞起老舍的“文革”初期太平湖，跨越时间与空间，一路走来是多灾多难的中国20世纪社会史，更是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史、精神史。老舍终于60年代，作家生于50年代，彼此正好相互衔接地构成完整的20世纪。所以这样一次对话，一次对老舍认识道路的探寻，一次对老舍重新发现与呈现，其实也是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于是乎“完稿前就头晕，写成后腰背疼痛快一个月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应该说这样一场精神的对话就是一次完整的审美体验。虽然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因其占有“传记”文学性特征的先天优势，所以整本书可以摆脱学术论文的死板，缜密思辨的语言之外，常常以略带诗性特征的叙述推进。在语言的自由驰骋之中，情感的波澜、思想的智慧，甚至哲学的追问都可以在看似不经意的修辞中呈现。看看“喝酒”话题中的一段文字吧：“老舍喝醉过多少回？不知道！忘情会醉，伤心会醉，和朋友在一起，先忘情、后伤悲也会醉；为尽兴而兴头不止会醉，对月会醉，思乡会醉，无月而扫兴又不知家在何处也会醉；喝多会醉，喝少也能醉，多多少少只要勾起心头事，总会醉。这样说来，老舍当有多少回此情此境，焉得不醉？酒品联系着人品，真人都容易醉，除非生性不饮，可这又是多少人的借口？老舍真人，那就真醉！”短短一二百字，有故事、有感情、有思考，絮絮而出如醉者不能自持。更妙在整段文字以“醉”为中心将事、情、理融为一体，自问自答、疑惑感叹，让人感受到如“对酒当歌”“把酒问青天”一般的诗情。然而，作者并没有醉，所有言语最终都落在了一个“真”字上，于是“醉”也是理解老舍的一个路径。这样的行文方式让传记在“诗”与“思”之间张弛，读来别有趣味。
作者以若干專题组成六个板块对老舍精神轮廓加以叙事，我们藉此开启了若干观察、认识老舍的角度。显然，作者并不想将其视作老舍研究的“结论”，而把它理解为思考的开始。这样的叙事对老舍的爱好者理解老舍并发展这种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易华，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叙事理论研究。）
关键词：老舍传记叙事对话
传记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历史作为一种叙事，是呈现历史、构建历史的一种方式。基于此，寻求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必然要从史实层面进一步追问叙事背后的精神。徐德明教授的《图本老舍传》，较一般作家传记不同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与传主之间始终在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知识分子对话。其中有回到历史语境中的理解之同情，有老舍一时难言隐衷的显现，有立足于当下的明快的理性剖析，有得窥奥竅的文学批评者与创作家之间的款曲相通，有对特殊文化语境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反思，而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反思的一致性与差异种种，正是一场触及民族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神灵魂的对话。
语境
老舍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性已经确认，但是对其与文化语境互动的复杂性还认识得不够，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形象还在建构过程中。《图本老舍传》与既往的作家传记的主要差别，就是建构了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主体。以往的作家评传，基本上是一个以现当代文学为专业的学者，对这些作家作面面观，通常是由其产生过影响的作品延伸、扩展到另外的层面：描摹时代，解析思想，评判得失，勾勒人生，铺陈生活，力图在一个共识性的框架中完成对传主的铺陈叙事。《图本老舍傳》对老舍主体特征的揭示，以及坚持主体性的艰难的表述，是不常见到的文字。
作家往往以作品为标志，其代表作就是他的符号，至于他在一个文化语境中被塑型的过程往往被忽略，写传记的人总是将这些因素变成了阐释作品的背景，而不是人的生存语境。《图本老舍传》重视老舍的创作成就，更重视他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作家，怎样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时局下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并努力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必然是一个极复杂的历史过程，彻底还原它是不可能的，但通过这样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些或客观的时间性遗忘或主观的选择性遮蔽的事实被钩沉与还原。当然，传记并不应该只是一个因其事而知其人，识其人而知其世的认知路径，更应当是对传主情感、精神理解与同情的过程。《图本老舍传》更力图在对话中呈现传主更为质感的日常碌碌、情感曲折与精神波动。作者舍弃了齐整的线性叙事，时代风景、人生况味、生活琐屑在若干专题中点染，在主题的深入挖掘中直击传主的精神世界，追问传主的时代判断与人生选择。
矛盾是人生的常态，时代变革是加深它的外在因素，个体追求往往成为加深它的内在推力。传主老舍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因素作用，甚至百般纠缠无法脱身，人生也就陷入“困顿”，这从传记目录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六个章节，大量标题使用了“和”或“与”等关联词。无论使用关联词与否，也无论关联的前后是并列还是对立，都显现出不可回避的矛盾关系。比如第一部分的“旗”与“民”，然后“新”与“旧”，“中”与“西”，“教”与“作”，“家”与“国”，最后的“自主”与“配合”。为实现传记叙事的可能，作者从传主繁复的人生经历中抽取关乎其精神框架的要素加以并置发掘和思考，形成与传主间隔世的对话。矛盾所以为人生常态，是因为个体生命总难以逃脱被大的社会语境所“裹挟”的命运。中国读书人又一向有“家、国、天下”的入世传统，“裹挟”之初常常是主观介入。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更崇尚思想之独立、精神之自由，其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于自主的追寻。裹挟与挣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重要的精神主题。老舍的出身与由此而来的对于现世、低层的关注让他后半生都与中国社会的时代风云紧密相连，关注引发的对时代话语的想象常常造成的是更深的被融入、被裹挟。而他独立的认知与判断力又让他在被融入、被裹挟后很快发现自身想象与时代话语之间的距离与矛盾。无法挣脱，因为你关注；无法适从，因为你被裹挟。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老舍还处在通过个体努力享受自主的话，那么步入中年之后的老舍已经在被裹挟与寻求自主中挣扎了。传记的后两章（即进入中年后的老舍）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作者努力在复杂的语境中找寻传主的精神轨迹，并以此来探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语境，同时也以之观照当下知识分子。
当老舍将自己的姓氏拆分开来为自己取字的时候，他也就选择了一种处世与立世的原则。正因之于此，老舍的一生，舍弃是他的最大权力，也常常是他人生的最大快乐。所以，国在前、家在前、儿女在前、朋友在前……不是没自己，不是没矛盾，不是与己相关的不重要，只是他将舍弃视作无形尺度，丈量着自己境界的高度。只要出于真诚、出于友情、出于爱，能舍的就舍了。这大概是老舍与当下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是尊重自我却从不以自我为中心。这样一种冷静的自我定位也表现在他处理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上。当民族危难来临，他可以“提只提箱赴国难”；当新中国成立，他就义无反顾地回到故土，为国家建设摇旗呐喊；当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社会文艺的指导，他就认真去研读；当社会将他定位为“资产阶级作家”，他就努力学习“新”思想，改造自己。虽然如此，他依然无法真正被接受。当红卫兵用皮带与他对话时，他知道，他已经为这个时代、这个世道所“舍弃” ，他成为“茫茫末世人”。
路径
与文学家的对话，文本是最重要的沟通路径。这里的“文本”，既包括传主自己的所有著述文字，还包括亲朋友人记录回忆传主的文字。但如何不落浮泛？作者在分析老舍的“遗民”情结时，就对《断魂枪》进行深耕细作，进行深度挖掘。他指出，“文学家的传记，往往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学领悟，那个轨道可能永远到达不了文学家的艺术境界与心灵深处”。所以，作者在文本的使用上是不落窠臼的。在必要时，传主自己的文本可以按照作者的逻辑直接置于传记之中，以原生的形态来表现传主的情致、精神。当然，在文本之间，作者缜密的分析与阐释勾连起彼此的联系，使文本在传记中从“自在”走向“自觉”。 书名为《图本老舍传》，“图本”是相对文字而言的。作为传记的呈现方式，自司马迁开创传记体之后近两千年中，文字成为传记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图本”只在晚清照相技术运用和普及后才或多或少地聚集在传记文字之前。但它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联系，充其量只是一种人物肖像的补充罢了。随着多媒时代的来临，文学史著中开始大量运用图片。最早有陈思和在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运用图片参与历史叙述，而后，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及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等都充分利用“图本”解说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视觉文化研究为“图本”开掘出一片新的疆域，它不再以陪衬的姿态出现，而成为重要的呈现方式。在这里，“图本”不是一个孤立的承载方式，它与文字构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即文字的陈述常常通过“图本”来验证其真实性，给读者以直观的感知；另一方面，“图本”所隐藏的表征常常借助文字加以揭示，给读者以明确的指引。所以，与其把《图本老舍传》看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文学文本，不如把它看成一部由视觉图像与抽象文字共同构建的学术文本。确实，此书并未走入以“图”助“文”的通俗化路径之中，而是通过对图像的文化批评让我们对传主老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文化批评时代，人物传记应该是怎样一个模样？承担怎样的批评功能？正当众多学者呼吁重新重视作家研究之际，《图本老舍传》的出现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如果说“文本”“图本”是对话路径的话，那么，专题就是这场对话的主要呈现方式。一般传记多以记传主之经历为主线，穿插以时代背景与交往以呈现其生活轨迹。此种浮泛叙述，看似回归了生活，却难逃生活共性对人物个性的掩盖。作者著《图本老舍传》的目标是明确的：“使之立体化，有点性情，还原其思想的语境，让他的话说得势所必然、情有必至。这背后更重要者，是传主的生命目标、处世准则与行动、思维逻辑，目标与逻辑的一致性里面包孕着传主的灵魂。”所以，宏观上虽以时间为序，将传主人生划分为六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呈现过程中，则从日常的生活专题入手，“进入专门话题则不作茧自缚，有些纵横自由，穿插藏闪的意味”。老舍的小说、戏剧创作，常常以“穿插”点染来塑造人物，而不刻意于故事的完整。前辈学者有“以鲁释鲁”之法，作者所持方法，我们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以老舍塑老舍”了。每一个主题的深入探讨，实际上是给读者触及老舍个性及内心的一条路径。因此，无论是说他的亲人、朋友，还是抽烟、喝酒、养花、唱戏，即便是日常的衣着，也都有了大文章。只有了解并理解了这些，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老舍。老舍也因此不再只是文学史上被叙述的，似乎不接地气也面无表情的文学家，这才是真正的还原历史。
过程
传者，转也。作为一种认知、理解的转述、重构，作者对传主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他以怎样的视角来重构叙述对象。如果将此视作一次严肃的历史建构的话，真正理解与同情传主的人生，并尽可能真切地将之呈现，这需要巨大的精力与勇气。在资料收集整理之后，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这样一场与文学大师、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精神对话，这必定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旅行。后记中，作者介绍作传之事一拖再拖，“一晃近三年”。一方面是因为家事与身体，我想更是因为这样一次对话需要充分的思索与酝酿，必须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作为基础。“四五十天内每日在电脑前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显然是一次连贯、完整的对话，是一次一气呵成的旅程。从老舍出生的晚清小羊圈胡同一直到打捞起老舍的“文革”初期太平湖，跨越时间与空间，一路走来是多灾多难的中国20世纪社会史，更是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史、精神史。老舍终于60年代，作家生于50年代，彼此正好相互衔接地构成完整的20世纪。所以这样一次对话，一次对老舍认识道路的探寻，一次对老舍重新发现与呈现，其实也是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于是乎“完稿前就头晕，写成后腰背疼痛快一个月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应该说这样一场精神的对话就是一次完整的审美体验。虽然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因其占有“传记”文学性特征的先天优势，所以整本书可以摆脱学术论文的死板，缜密思辨的语言之外，常常以略带诗性特征的叙述推进。在语言的自由驰骋之中，情感的波澜、思想的智慧，甚至哲学的追问都可以在看似不经意的修辞中呈现。看看“喝酒”话题中的一段文字吧：“老舍喝醉过多少回？不知道！忘情会醉，伤心会醉，和朋友在一起，先忘情、后伤悲也会醉；为尽兴而兴头不止会醉，对月会醉，思乡会醉，无月而扫兴又不知家在何处也会醉；喝多会醉，喝少也能醉，多多少少只要勾起心头事，总会醉。这样说来，老舍当有多少回此情此境，焉得不醉？酒品联系着人品，真人都容易醉，除非生性不饮，可这又是多少人的借口？老舍真人，那就真醉！”短短一二百字，有故事、有感情、有思考，絮絮而出如醉者不能自持。更妙在整段文字以“醉”为中心将事、情、理融为一体，自问自答、疑惑感叹，让人感受到如“对酒当歌”“把酒问青天”一般的诗情。然而，作者并没有醉，所有言语最终都落在了一个“真”字上，于是“醉”也是理解老舍的一个路径。这样的行文方式让传记在“诗”与“思”之间张弛，读来别有趣味。
作者以若干專题组成六个板块对老舍精神轮廓加以叙事，我们藉此开启了若干观察、认识老舍的角度。显然，作者并不想将其视作老舍研究的“结论”，而把它理解为思考的开始。这样的叙事对老舍的爱好者理解老舍并发展这种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易华，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叙事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