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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态势还将继续，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为7.14%。”3月1日，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在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上联合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5年春季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
减速态势已经得到官方确认，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为“中国设定2015年GDP增长目标在约7%左右”。
鉴于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的疲软，3月13日，花旗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伦南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超出预期，GDP同比增幅料将低于7%。巴克莱银行近日则宣布将2015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从之前的7%下调至6.8%。
风险将集中释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在论坛上表示，很多指标显示2014年是“新常态”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将是风险集中释放期，可能面临很多参数大幅度的变化。
“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向好的发展，但是2014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尽管在总量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从趋势来看，2015年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杨瑞龙表示。
第一个挑战是服务业。2014年第三产业的占比提高了48.2%，比去年提高2.1个百分点，超过了占比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年就业形势的稳定。由于工业箫条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去杠杆、去产能，第三产业在2015年难以维持一个持续景气的状态。目前服务业的PM指数高于50%，在第二产业的连续四年的下行中，服务业大幅上扬。但是，如果充分考虑到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对于工业的依附性，考虑到去杠杆化的加剧，2015年中国服务业将持续繁荣的观点可能存在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消费业。而制造业处在相对箫条的状态，服务业快速上扬便缺乏根基。而且投资增速下滑之后，第三产业比制造业下行幅度更大。由此我们判断2015年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从增量来看，2014年超过1400万人，总量上的就业增加了。但中国就业严重依赖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2015年这两大行业都会出现较大的回落，很多企业会面临生存压力，因此，2015年的就业问题会面临压力。就业与服务业，支撑中国经济的两大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将导致经济的压力增大，使原来打算采取的去杠杆、不刺激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面对过去政府引导型的结构扭曲，我们需要腾出时间来调结构。”杨瑞龙说。
适度降低间接税
在这个调整阶段，更需要的是底线思维，杨瑞龙认为，有两个指标，第一是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当今中国通胀不是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就业底线，看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不是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可接受的程度;第二个底线是风险底线，特别是与金融相关联的债务危机等等.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经济如果还没有触动失业的底线和风险底线，政府不能出台过于刺激的政策。如果已经触犯了两个底线，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政策。
《报告》指出，2014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6%，创下2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近年来，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增速放缓，但同时，得益于居民收入提高、汽车消费增长、房产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税种税基扩容和高增长，直接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由于其可转嫁性，容易将税收负担从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消费者实际上承担大部分的税负，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增长。因此，建议通过调整间接税的边际税率，下调间接税，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尽管短期内会导致间接税减少，但是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企业投资，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尽管直接税比例是提高了，可是税收的增速是下降的。降低间接税的边界税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购买率。
此外，还要加快“营改增”扩围，简化税率，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标准，为服务经济发展构建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
具体来看，“营改增”的幅度应该加快，这个已经成为共识。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效果看，从2012年至2014年，取得政策模拟的效果要减税9300亿元左右。建议针对民生消费产品的税率，由13%这一档调整为11%，并且把增值税税率由17%下调到15%。同时，完善消费税制度，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纳入新的消费税的范畴，并推进所得税改革，适时开征遗产税。
《报告》认为，现阶段适度降低间接税是必要的。按照“十八大”的决定，到2020年国有企业的上缴比例要提高到30%，实际的上缴比例还远远达不到30%这个水平。《报告》建议进一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2014年赤字率只有1.8%，跟3%的国际警戒线相比还有空间，可以允许赤字一定程度地扩大。
减速态势已经得到官方确认，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为“中国设定2015年GDP增长目标在约7%左右”。
鉴于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的疲软，3月13日，花旗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伦南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超出预期，GDP同比增幅料将低于7%。巴克莱银行近日则宣布将2015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从之前的7%下调至6.8%。
风险将集中释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在论坛上表示，很多指标显示2014年是“新常态”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将是风险集中释放期，可能面临很多参数大幅度的变化。
“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向好的发展，但是2014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尽管在总量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从趋势来看，2015年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杨瑞龙表示。
第一个挑战是服务业。2014年第三产业的占比提高了48.2%，比去年提高2.1个百分点，超过了占比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年就业形势的稳定。由于工业箫条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去杠杆、去产能，第三产业在2015年难以维持一个持续景气的状态。目前服务业的PM指数高于50%，在第二产业的连续四年的下行中，服务业大幅上扬。但是，如果充分考虑到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对于工业的依附性，考虑到去杠杆化的加剧，2015年中国服务业将持续繁荣的观点可能存在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消费业。而制造业处在相对箫条的状态，服务业快速上扬便缺乏根基。而且投资增速下滑之后，第三产业比制造业下行幅度更大。由此我们判断2015年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从增量来看，2014年超过1400万人，总量上的就业增加了。但中国就业严重依赖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2015年这两大行业都会出现较大的回落，很多企业会面临生存压力，因此，2015年的就业问题会面临压力。就业与服务业，支撑中国经济的两大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将导致经济的压力增大，使原来打算采取的去杠杆、不刺激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面对过去政府引导型的结构扭曲，我们需要腾出时间来调结构。”杨瑞龙说。
适度降低间接税
在这个调整阶段，更需要的是底线思维，杨瑞龙认为，有两个指标，第一是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当今中国通胀不是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就业底线，看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不是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可接受的程度;第二个底线是风险底线，特别是与金融相关联的债务危机等等.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经济如果还没有触动失业的底线和风险底线，政府不能出台过于刺激的政策。如果已经触犯了两个底线，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政策。
《报告》指出，2014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6%，创下2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近年来，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增速放缓，但同时，得益于居民收入提高、汽车消费增长、房产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税种税基扩容和高增长，直接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由于其可转嫁性，容易将税收负担从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消费者实际上承担大部分的税负，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增长。因此，建议通过调整间接税的边际税率，下调间接税，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尽管短期内会导致间接税减少，但是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企业投资，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尽管直接税比例是提高了，可是税收的增速是下降的。降低间接税的边界税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购买率。
此外，还要加快“营改增”扩围，简化税率，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标准，为服务经济发展构建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
具体来看，“营改增”的幅度应该加快，这个已经成为共识。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效果看，从2012年至2014年，取得政策模拟的效果要减税9300亿元左右。建议针对民生消费产品的税率，由13%这一档调整为11%，并且把增值税税率由17%下调到15%。同时，完善消费税制度，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纳入新的消费税的范畴，并推进所得税改革，适时开征遗产税。
《报告》认为，现阶段适度降低间接税是必要的。按照“十八大”的决定，到2020年国有企业的上缴比例要提高到30%，实际的上缴比例还远远达不到30%这个水平。《报告》建议进一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2014年赤字率只有1.8%，跟3%的国际警戒线相比还有空间，可以允许赤字一定程度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