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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学想要持续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觉性的发展，就必须积极贯彻、落实求真理念。但是，在撰述历史的过程中，即便是许多史学家都尽力揭示一些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还是不免会掺入个人的价值理念和情感特征。究竟历史何为真，又如何求真，着实是一类繁琐的课题内容。本文的任务，就是针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征加以深入探究论证，希望能够为日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奠定基础。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发展特征；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中国古代史学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求真观念，在时代进步得到逐步深化之后，如今已经别具个性。为了日后引起更多人对这类史学内容的重视，本文选择针对其发展特征加以客观梳理论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善恶的书法不隐
所谓书法不隐，实际上就是先秦史官的书史理念，主要是由先秦国史和书法特性影响而成的。先秦时期许多史官都秉承着国之大本与大经的礼法准则，依照寓褒贬的手法来明辨善恶、规范行为，促使国家、民族得以和谐发展。就像是《礼记·坊记》记载的《鲁春秋》之书晋嗓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是依照当时礼制“未没丧，不称君”规定衍生出的书法，旨在“示民不争也”。由此可以清晰判断，书法不隐强调的就是严格遵守礼法来进行书法，核心目的在于维持礼法和贯彻致用目标，至于求真方面则未能兼顾。须知处于春秋时代，社会变动节奏过快、政权下移现象显著，更直接引发出“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的状况。在此期间，包括国家礼法、史学上的书法体系，都遭受了全方位的冲击，不过当中仍旧不乏一些据法守职且不敢胡作非为的优秀史学家，就像是董狐一般的良臣。《春秋谷梁传》曾经针对董狐书法加以解释，即“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归根结底，书法于盾也，而见忠臣之至。面对赵盾这类执政大臣未尽其忠的过失行为，董狐书法过程中绝不予以隐晦，而是一再强调作为忠臣对于君上必须尽到的职责。纵观后世不同朝代，其中宋朝史学家吕祖谦对于史官书法昭明人伦礼制之举极度褒扬，是为“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而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观察到以往史学书法不详、失实的记载现象时，则哀叹道：“使无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宜覆盆耶”。
二、和曲笔相互对立的直书实录
实录理念主要在班氏父子批评《史记》过程中衍生而来。自此过后，特别是在修史环节中直书、曲笔之间的日渐激烈斗争作用下，令直书实录过渡转化成为衡评史学家、史著作的核心标准，被历代史学家所遵守和贯彻。在该类阶段之中，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理念，已然逐步自觉成型了，不过透过直书实录的内涵层面解读，在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真”，和对历史人事善恶褒贬的“是”等方面，还遗留混沌不分的现象，证明其间直书实录与褒贬义例始终维持和谐的关系，彼此冲突现象未曾延展。
班固曾经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过程中，延续其父亲班彪之志进行《史记》深入性评价，阐述到：“然自流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可见，实录标准始终基于文直，需要如实地进行一系列已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记录。在班氏父子眼里，实录是鉴定《史记》史学价值和司马迁良史之才的核心依据，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往往无比深远，证明史学求真原则之自觉。经过考察发现，“直书”这类词汇最早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出现，杜预补充说直书和文直包含相同的意义，就是如实性地进行已经发生过的史事记录。西晋之初，时人曾对陈寿《三国志》作出评价：“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这其中的“质直”就是史学和文学之间最明显的差异特征。也就是说，直书和实录交替式沿用之后，就可以更加深入地撰述甚至是批判相关历史。
处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等时期，各朝都开始鼓励史官进行本朝和前朝史记修撰，因为一直以来政权过度频繁地更迭、民族之间的冲突愈加尖锐，门阀观念亦变得愈加浓厚，许多史官在未知政权厉害、未能照顾到世家子孙荣辱的前提下，积极贯彻实录原则而酿成大祸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证明，直书和曲笔之间的斗争趋势长期激化，这类史学现象开始引起世人强烈的关注。但是这并未影响一些优秀的史学家，他们仍旧将书法不隐的董狐等作为重大榜样，努力发挥出作为史学家应有的道德良知，秉承直书实录的理念进行相应的历史记录。而自从两汉之后，史官修史工作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被视为皇朝统治机构的关键性结构单元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亦形成极为缜密的关联。这种直笔观念证明古代史学家求真的是历史人物的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的善恶特征，属于一类客观恒定的认知方式。想要达成这类标准，不仅仅要全方位地记录相关历史事实，同时更需要依照自然和人伦之理来评判是非善恶。
三、与褒贬义例相互对立的据事直书
步入宋代之后，理学思潮开始全面覆盖和拓展，同步状况下更对史学求真理念造成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许多义理派史学家作出深刻强调，历史撰述过程中的善恶得失，关键点就是鼓励史学家遵照天理之正的原则进行历史认知解读。相比之下，还有其余派系史学家，主张事得其实就是历史撰述的关键点。在两类史学家思想的激烈冲突作用下，事实和褒贬的矛盾变得愈来愈深入。发展至清代，乾嘉考史学家选择将直书和实事求是视为同义，就此直书转变成为去除一己的善恶褒贬，更加专注性地记录事实和谨慎考求历史的据事直书。在历史事实和事实价值判断逐渐对立开来之后，史学求真观念也开始变得愈加明确和深化了。
在宋代时期，许多理学家都开始将阅读史书作为格物致知的关键路径，认定史学不仅仅属于整合各类事实材料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还必须从中归纳出统一的义理。但是，理学家强调的义理，并不是透过历史内部归纳出的实际因果联系，而是融入自然和历史宇宙的最高真理，就是依照天理推導出的先验历史法则。也就是说，只有保证善举才能产生对阶段历史更为正向的影响作用，做到引导历史向好的方向过渡发展。而史学家的重要责任，就是配合天理这类核心标准进行历史浪潮中的一切善恶是非评判，最终令历史得以规范，即朝着天理方向运动。所以，在开展史学批评活动期间，许多史学家更加倾向于进行先辈的价值标准重新辨析甚至严厉批判，强调要切实贯彻“治乱安危存亡兴废之理”，从中明辨是非，第一要务就是清除个人认知中的人欲因素，进一步做到遵从义理之安。朱熹曾经针对以迁、左为代表的史学家进行严格批判，认定他们凭借一时间的现实效果，即功业成败结果进行历史上的功罪是非断定，属于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方式，本意始终在于权谋功利。这样的“真”绝非直载史事、考求史实能够成功换取的，而务必要依照朱子义例中贯彻的大经大法进行同步掌控。这样一来，史学实践中义利之辨将会更加深入，出现历史认识不甚求、脱离具体历史联系等诸多消极现象。由此证明，单纯将孤立的历史证据作为历史之“真”，进一步构建关于历史整体的知识架构，这样换来的“真”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章学城主张的史德说，就是针对这部分求真理念的反动和深化过程。归结来讲，中国古代史学可谓是源远流长。截止现在，已经历经几千年的时间，饱含自身鲜明的特征。而与此同时，历史又是随着时代变动逐步演变而来的事实，史学著作则始终是史学家编撰出来的，这类现象充分验证，史学史和历史本质意义并不相同，需要我们针对史学发展历程进行更加妥善的概括。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征着实繁琐复杂，不过重在求真。而这部分求真理念也是随着时代变换不断革新更替的。相信经过笔者在此逐步深入地描述和论证之后，有关史学家能够从中汲取更多的宝贵经验，经过长期合作和严格规范之后，令我国史学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完整、系统和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J].史学史研究，2014，13（1）：134-139.
[2]王姝.近三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文学”研究的考察[J].安徽史学，2015，22（2）：177-181.
[3]宋馥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两种途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0（1）：88-96.
[4]张明刚.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征[J].青春岁月，2017，19（3）：111-120.
作者简介：王宇强（1999-），男，陕西咸阳人，本科，西安北大科技园创新基地，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发展特征；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中国古代史学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求真观念，在时代进步得到逐步深化之后，如今已经别具个性。为了日后引起更多人对这类史学内容的重视，本文选择针对其发展特征加以客观梳理论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善恶的书法不隐
所谓书法不隐，实际上就是先秦史官的书史理念，主要是由先秦国史和书法特性影响而成的。先秦时期许多史官都秉承着国之大本与大经的礼法准则，依照寓褒贬的手法来明辨善恶、规范行为，促使国家、民族得以和谐发展。就像是《礼记·坊记》记载的《鲁春秋》之书晋嗓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是依照当时礼制“未没丧，不称君”规定衍生出的书法，旨在“示民不争也”。由此可以清晰判断，书法不隐强调的就是严格遵守礼法来进行书法，核心目的在于维持礼法和贯彻致用目标，至于求真方面则未能兼顾。须知处于春秋时代，社会变动节奏过快、政权下移现象显著，更直接引发出“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的状况。在此期间，包括国家礼法、史学上的书法体系，都遭受了全方位的冲击，不过当中仍旧不乏一些据法守职且不敢胡作非为的优秀史学家，就像是董狐一般的良臣。《春秋谷梁传》曾经针对董狐书法加以解释，即“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归根结底，书法于盾也，而见忠臣之至。面对赵盾这类执政大臣未尽其忠的过失行为，董狐书法过程中绝不予以隐晦，而是一再强调作为忠臣对于君上必须尽到的职责。纵观后世不同朝代，其中宋朝史学家吕祖谦对于史官书法昭明人伦礼制之举极度褒扬，是为“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而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观察到以往史学书法不详、失实的记载现象时，则哀叹道：“使无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宜覆盆耶”。
二、和曲笔相互对立的直书实录
实录理念主要在班氏父子批评《史记》过程中衍生而来。自此过后，特别是在修史环节中直书、曲笔之间的日渐激烈斗争作用下，令直书实录过渡转化成为衡评史学家、史著作的核心标准，被历代史学家所遵守和贯彻。在该类阶段之中，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理念，已然逐步自觉成型了，不过透过直书实录的内涵层面解读，在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真”，和对历史人事善恶褒贬的“是”等方面，还遗留混沌不分的现象，证明其间直书实录与褒贬义例始终维持和谐的关系，彼此冲突现象未曾延展。
班固曾经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过程中，延续其父亲班彪之志进行《史记》深入性评价，阐述到：“然自流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可见，实录标准始终基于文直，需要如实地进行一系列已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记录。在班氏父子眼里，实录是鉴定《史记》史学价值和司马迁良史之才的核心依据，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往往无比深远，证明史学求真原则之自觉。经过考察发现，“直书”这类词汇最早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出现，杜预补充说直书和文直包含相同的意义，就是如实性地进行已经发生过的史事记录。西晋之初，时人曾对陈寿《三国志》作出评价：“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这其中的“质直”就是史学和文学之间最明显的差异特征。也就是说，直书和实录交替式沿用之后，就可以更加深入地撰述甚至是批判相关历史。
处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等时期，各朝都开始鼓励史官进行本朝和前朝史记修撰，因为一直以来政权过度频繁地更迭、民族之间的冲突愈加尖锐，门阀观念亦变得愈加浓厚，许多史官在未知政权厉害、未能照顾到世家子孙荣辱的前提下，积极贯彻实录原则而酿成大祸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证明，直书和曲笔之间的斗争趋势长期激化，这类史学现象开始引起世人强烈的关注。但是这并未影响一些优秀的史学家，他们仍旧将书法不隐的董狐等作为重大榜样，努力发挥出作为史学家应有的道德良知，秉承直书实录的理念进行相应的历史记录。而自从两汉之后，史官修史工作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被视为皇朝统治机构的关键性结构单元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亦形成极为缜密的关联。这种直笔观念证明古代史学家求真的是历史人物的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的善恶特征，属于一类客观恒定的认知方式。想要达成这类标准，不仅仅要全方位地记录相关历史事实，同时更需要依照自然和人伦之理来评判是非善恶。
三、与褒贬义例相互对立的据事直书
步入宋代之后，理学思潮开始全面覆盖和拓展，同步状况下更对史学求真理念造成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许多义理派史学家作出深刻强调，历史撰述过程中的善恶得失，关键点就是鼓励史学家遵照天理之正的原则进行历史认知解读。相比之下，还有其余派系史学家，主张事得其实就是历史撰述的关键点。在两类史学家思想的激烈冲突作用下，事实和褒贬的矛盾变得愈来愈深入。发展至清代，乾嘉考史学家选择将直书和实事求是视为同义，就此直书转变成为去除一己的善恶褒贬，更加专注性地记录事实和谨慎考求历史的据事直书。在历史事实和事实价值判断逐渐对立开来之后，史学求真观念也开始变得愈加明确和深化了。
在宋代时期，许多理学家都开始将阅读史书作为格物致知的关键路径，认定史学不仅仅属于整合各类事实材料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还必须从中归纳出统一的义理。但是，理学家强调的义理，并不是透过历史内部归纳出的实际因果联系，而是融入自然和历史宇宙的最高真理，就是依照天理推導出的先验历史法则。也就是说，只有保证善举才能产生对阶段历史更为正向的影响作用，做到引导历史向好的方向过渡发展。而史学家的重要责任，就是配合天理这类核心标准进行历史浪潮中的一切善恶是非评判，最终令历史得以规范，即朝着天理方向运动。所以，在开展史学批评活动期间，许多史学家更加倾向于进行先辈的价值标准重新辨析甚至严厉批判，强调要切实贯彻“治乱安危存亡兴废之理”，从中明辨是非，第一要务就是清除个人认知中的人欲因素，进一步做到遵从义理之安。朱熹曾经针对以迁、左为代表的史学家进行严格批判，认定他们凭借一时间的现实效果，即功业成败结果进行历史上的功罪是非断定，属于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方式，本意始终在于权谋功利。这样的“真”绝非直载史事、考求史实能够成功换取的，而务必要依照朱子义例中贯彻的大经大法进行同步掌控。这样一来，史学实践中义利之辨将会更加深入，出现历史认识不甚求、脱离具体历史联系等诸多消极现象。由此证明，单纯将孤立的历史证据作为历史之“真”，进一步构建关于历史整体的知识架构，这样换来的“真”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章学城主张的史德说，就是针对这部分求真理念的反动和深化过程。归结来讲，中国古代史学可谓是源远流长。截止现在，已经历经几千年的时间，饱含自身鲜明的特征。而与此同时，历史又是随着时代变动逐步演变而来的事实，史学著作则始终是史学家编撰出来的，这类现象充分验证，史学史和历史本质意义并不相同，需要我们针对史学发展历程进行更加妥善的概括。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征着实繁琐复杂，不过重在求真。而这部分求真理念也是随着时代变换不断革新更替的。相信经过笔者在此逐步深入地描述和论证之后，有关史学家能够从中汲取更多的宝贵经验，经过长期合作和严格规范之后，令我国史学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完整、系统和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J].史学史研究，2014，13（1）：134-139.
[2]王姝.近三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文学”研究的考察[J].安徽史学，2015，22（2）：177-181.
[3]宋馥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两种途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0（1）：88-96.
[4]张明刚.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征[J].青春岁月，2017，19（3）：111-120.
作者简介：王宇强（1999-），男，陕西咸阳人，本科，西安北大科技园创新基地，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