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日是吴有恒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吴有恒是广东恩平县人，从事革命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数十年，是备受南粤人民敬重的革命前辈之一。从战场到文坛，从司令员到作家，从枪杆子到笔杆子，他的一生可谓多姿多彩，硕果累累，功绩卓著。
　　驰骋疆场
　　1945年6月，出席中共“七大”会议结束后，吴有恒被派回广东传达“七大”精神，特别是“七大”闭幕会上毛泽东同志作的“十五点困难”的报告。他随军南下，中途又奉命离开部队，秘密回到华南。1946年，广东区党委任命吴有恒担任南路特派员。
　　吴有恒，乳名池女，出生书香门第。从小天资聪颖，7岁能诗，少时读书成绩名列前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广州读中学的吴有恒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在香港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华南区总部干事，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起，先后担任中共香港地下支部书记、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学生工委书记、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中共广东省港澳地区特派员等职。1945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吴有恒到南路不久，即1946年底，国民党当局公然违背《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在南路，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剿“土匪”为名，对南路抗日武装实行残酷扫荡和捕杀。一时间，我指战员的处境十分艰难、险恶。
　　战友们回忆当年在湛江遂溪一个交通站里的吴有恒。“只见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脸颊瘦削，衣衫残旧，但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坚定沉着，富有幽默感，不容易看出他就是叱咤南路的领军人物。”
　　吴有恒在南路深入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面对严峻的南路局势，他认为广东临时区党委决定我武装部队准备长期隐蔽的做法不符合实际，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消极做法。吴有恒把中央路线政策及在赴延安路上的学习经验结合起来，作出了要在南路发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斗争策略。经过一系列努力，干部和群众发动起来了，扭转了南路被动困难的局面，队伍迅速壮大，成为燎原之势。遂、廉、化、吴地区恢复和扩展了纵三百里、横一百二十里，人口约六十万的游击区，并建立了农会、民兵、妇女等群众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反“三征”和清算地主恶霸的斗争。
　　1947年4月，吴有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部队司令员；1949年8月，任粤中纵队司令员，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为广东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羊城晚报立业人
　　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复刊《羊城晚报》。已60多岁的吴有恒受命主持复刊工作，担任《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
　　那时的报社可用八个字来形容：一穷二白，从零开始。办公室挤在借用的一座二层危楼，排版印刷全靠他人。1979年12月15日，在复刊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上，吴有恒庄严提出：“哀兵必胜！”要求大家战胜困难，锐意创新，为办出一张有水平、有特色、有影响的《羊城晚报》而奋斗。
　　挤在危楼斗中的几十位同志听了吴有恒一字千钧的动员令，群情振奋。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哀兵必胜”精神已经成为羊城晚报人鞭策自己不懈奋进的动力。
　　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正式复刊。一纸风行，广州街头未见黑，早早就有人在报摊前排队等《羊城晚报》“出街”，市民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它的重生。
　　吴有恒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围绕“姓党、姓晚、姓羊”的办报特色和“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办报要求，注重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贯彻执行“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丰富生活”的办报方针。他带领羊城晚报一班人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策划开辟了“街谈巷议”栏目，基本每天一篇，联系实际，涉及面广，有的放矢，短小精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坚持实事求是，按新闻规律办事，突破一些传统禁区，先后刊登了一系列报道。如1980年2月27日客轮因遭雷雨沉没200多人遇难，83名脱险乘客名单；同年5月15日“本报郑州专电”，刘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及怀念文章；1981年《萝岗荔枝丰收、农民为何发愁》等几篇报道，抓住问题的症结公之于众，同时写成“内参”急送省府主要领导，使“荔枝难卖”迎刃而解……
　　对羊城晚报占有几近“半壁江山”的两个副刊“花地”和“晚会”，吴有恒提出“名、新、杂”作为副刊改革的要求。“三字方针”很快大见成效，副刊成为热读。
　　复刊后的《羊城晚报》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绩，受到省委和中央的肯定。报纸发行量节节上升，很快便突破了百万大关，发行遍及全国和港澳及世界各地，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晚报之一。
　　赤子之心和艺术功力
　　作家吴有恒曾是个率兵打仗的将领，还当过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省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但在探讨文化学术问题时，人们听到的不是那种很有威势的慷慨陈词，而是轻松随和、平易亲切的话语。
　　1986年3月，在省中青年作家会议上，吴有恒讲述了《应有个岭南文派》。他娓娓道来，轻言慢语，博古通今，深刻动听，常露出谦和宽厚的微笑，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文风与人格”的深刻印象。
　　生活曾给吴有恒不公和挫折。1958年，他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错误处理，从市委书记落到一家工厂车间去工作。在此期间，他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活动，以过去斗争生活为素材，先后写出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话剧《山乡恩仇记》、粤剧和影视《山乡风云》等。此后，又创作长篇小说《北山记》、《滨海传》，历史小说集《香港地生死恩仇》，杂文《榕荫杂记》和《榕荫续记》等，以及大量诗词、散文。
　　1962年8月，吴有恒著作《山乡风云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后成为畅销书；1963年7月，该书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1965年，根据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粤剧《山乡风云》在中南五省会演中大获成功，该剧晋京公演后广受赞誉，当时，传诵着“北有《红灯记》，南有《山乡风云》”。 　　在孤寂中不沉沦。吴有恒一批批作品的问世，体现了他的一种圣洁而崇高的创作境界。
　　吴有恒自己有诗曰：“山溪骤雨作秋声”、“呜呜老树作秋声”。有同行评论，这“秋声”，是寓炽烈于淡泊，托洒脱于醇厚。在平静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熊熊燃烧的赤子之心，于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话中有艺术上的圆熟完美。
　　吴有恒的小说从纷繁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富于典型意义的事件和难以忘怀的人物，“加上渲染”，构思引人入胜，描绘出具有浓厚的民俗风格、鲜明的南方色彩的历史画卷。
　　平中见奇，见微知著，娓语漫话，幽默谐趣，是吴有恒杂文的一个特色，体现了把哲理和现实生活构成一种血肉交融的艺术功力。《从孟子见梁惠王想起》、《一生衣食素馨花》、《说竞争》、《人生最怕是盲婚》等，这些短文写的都是日常琐事，但包含了极深刻的哲理。《记朱光市长去派出所事》，记述了朱光市长因私事外出，不坐公家的小车，而由儿子开摩托，他坐车尾，不料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民警带到了派出所问话，“他像做错了事的小孩那样忸怩不安”、“当最后登记姓名时才知他是市长”……。文章结尾，只有一句：“人民是喜欢有一位诚实得像小孩一般的市长的”，嘎然而止，留给读者的是悠长的深思和无穷的韵味。
　　一生保持本色
　　吴有恒本来是有身份和有成就的人，但他却总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又喜欢把自己比作一头不倦的老黄牛。他对事业执著和忘我，对朋友真诚和挚爱；为了事业，他甘于寂寞，淡于名利，不计毁誉得失，不求荣华富贵。
　　出版社要他编一本五、六十万字的作品自选集，这既可以使他主要作品得以集中问世，又可以不多费功夫而得到一笔相当的稿酬。可是，他却一直没有编选。有人催他，他说：“如果我有时间去编选这样一本作品选集的话，何不用来写些新的东西呢？”
　　还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文学传记，他表示“生不立传，死不树碑”。作家去采访他，他说：“你写这样一本书作什么？你硬要写，那是你的事啦，但如果你要来找我谈，我是不会谈什么的。”这本文学传记一直没有写，所以《吴有恒传》并未经他审阅。
　　作家朋友说吴老的为人和品格“坦荡率真，亲切和蔼”。刚和他接触时，是会觉得他有点淡漠、朴讷和矜持的，实际上他内心燃烧着热情。他学识广博，经历丰富，又有一种童真和谐趣。当和他谈开了，就会像高山流水那样，滔滔不绝，使人在轻松活泼中，不断得到思想和美的启悟。
　　一位家乡学者谈到吴老的一首诗：“欲写秋光得句难，此时九月夜初三。诗思不在弯弯月，心事无边浩浩澜，唱歇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塞是河山。一城灯光争明处，独立窗前静自看。”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感觉到窗外是一片繁华的夜景，在这片繁华的夜景当中，所有事物都在争芳斗艳。但是我们看到在窗外，独立着一位静思的老人，这就像一面镜子，非常好地把吴老一生坚守自己的信念，尤其是对实事求是的这种坚守表达了出来。
　　吴有恒夫妇生前表示不购买福利房，收入也大部分用于购书。二老没有立遗嘱，但他们的7个孩子决定，把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五邑大学图书馆。因此，每人除留下一套父亲作品外，再没有什么值钱物件。
　　吴有恒的孩子们回忆父亲时深情的说：“父亲生前对我们晚辈、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又很亲切，很和蔼。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身教重于言教。他主要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们怎样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父亲留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精神，他的精神永远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