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铁
　　当地铁这种怪物像死掉的黑鳗那样，僵直地嘶鸣着从一个黑暗的洞穴里面钻出来，人群吓了一跳似地一条条突然绷紧，几乎被卷起的旋风吹断。月台上像是站着一群竖起了卷毛的饿狗，正在狂吠，只是吠声被地铁的喧嚣吞噬了。我总是想起蒙克的那幅画面，一个骷髅般的人在血红的桥上捂着自己的耳朵。“我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我仿佛可以听到这一尖叫的声音。我画下了这幅画——画了那些像真的血一样的云。——那些色彩在尖叫——这就是‘生命组画’中的这幅《呐喊》。”（《爱德华·蒙克》）蒙克只是预感到物专制时代的降临，天空中充塞着的不是空间而是物，物的各种射线。物已经不再是与人对立的无生命的外物了，它主动地控制着人类，通过人自己创造的技术。主体一词，以前指的是人，如今越来越成为物，物成了主体，人倒成了被控制、规划、囤积、改造、摆设的物件。如今人们已经习惯应对这种局面，他们彬彬有礼、温文尔雅、驯顺着这个从前令蒙克们惨叫呐喊的新世界。没有人呐喊，也没有人狂吠，大家乖乖地低下头，像动物园下班时被驯养员赶回笼子的兽那样，一个跟着一个钻进那灯火通明的闷罐子里去。很快，玻璃窗前就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抓牢了扶手。美好的时刻，就像陶潜在一首诗里说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感谢造物主，几分钟之内，就将南辕北辙，言语不通，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组成了一家人。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厢缓缓离开，在温暖的灯光中，人们看起来真的就像一家人那样，彼此让座，有人睡着了，头挨着厢壁，疲惫而放心的样子。局外人还以为他们真的骨肉亲了，挨得那么紧密密切，如果不是隔着衣服的话，完全是骨肉亲了。
　　地铁消失在黑暗的洞穴里，就像运送着一批矿工去上班。乘坐地铁并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么温情浪漫幸运，进入一种突如其来的亲密中。这是一种工作，它绝不是骑着一匹马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那样潇洒。在这漫漫长途中，人们永远在学习做一个陌生人，在地铁里做一位陌生人可没有在地面上那么简单，在地面上，你本来就是陌生人，你无须意识到你的这个天然的身份，你不必向另一个陌生人去解释你是陌生人。而在地铁中，作为陌生人成了一种明晃晃的法律，一种义务，你的每个行为都得时时刻刻向周围的陌生人解释：我不认识你。离我远着点儿。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彼此之间的鸿沟，绝不越雷池一步。他们得时时刻刻坚守着这个界限，在亲密密集的包围中，陌生人离你太近了，你甚至都感觉到他绷直的大腿上的骨节抵着你，或者她的臀部（你与同事共事四十年，也从未亲密到这个程度）。陌生人在此彼此耳鬓厮磨，心照不宣。那种悬空而又肌肤相亲的感觉令人心荡神摇。人们彼此依偎，又彼此防备，时间短暂，没有人知道他人将在哪一站离开。人们最大的努力就是要设置好防线，抓紧自己的金银细软，严控自己的感官，要避免邪念萌生。太近了，太近了，不是一般的近，已经越过了人类一般关系的界限，这是爱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永远不会发生生殖行为，必须实用主义地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肌肤相亲，绝不会导致通常在别的遭遇中必然本能地发生的动词性反应：体谅、体察、体贴、体贴入微、体悟、体己等等。
　　人类一旦进入地铁，他就不再是人类，只是货物，与被运送到屠宰场的猪一样，失去了语言，也许那些陈词滥调依然在思想中活跃，但绝不再用于沟通，人们保持沉默，就像敌人。那么多人拥挤在一起，在最亲密中被最牢固的孤独隔绝起来。孤独成了一件人人高举着的旗帜或者与银行卡夹在一起藏于皮夹中的身份证。当车厢门撕拉着关上，人们顷刻间失去语言，不再说话，成为货物。地铁的根基，物流，输送货物的基本功能，不会因为人的到来而改变。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一旦进入车厢，他就要立刻中断他作为人的历史，去学习做一个货物，哪怕这种学习只是一个站的距离，也必须认真学习，不能出错。“仁者人也”，人必须全力地控制住他的仁，仅作为一件货物置于车厢中。仁者人也，这意味着人脱离了作为万物之一的黑暗，亲了。“仁，亲也。”“亲，至也。”《说文》“亲，近也。”《广雅》物是不会亲的，物彼此挨着，一个个排列在广漠的宇宙中，但是不亲，彼此封闭隔绝是它们的本质。人虽然成了仁者，被文——明，被语言照亮，彼此亲近，但不仁、黑暗依然跟随着人，不仁是人类永远无法割舍的影子。人只要稍微偏离仁，马上就彼此隔绝，失亲。地铁却使不仁、无亲无故合法化了。人一旦进入地铁，语言就消失，就像从文明重返无文时代的黑暗。车厢普遍地沉默，人们麻木不仁，那么多语言，五光十色的用于人与人之亲密的词语被封闭在一具具躯壳里，不亲，不交流，地铁就像一具站立着无数死尸的停尸房。人们回到了物的状态，犹如瞬间冷冻，这是短暂的死亡，或者对死亡的虚拟。或者陪斩。人们像物那样保证着自己的死亡。抓紧自己的物件，财产，扶手，拉手，扮演起冷漠、冷若冰霜、冷酷、冷静、冷清、冷淡、冷落、冷却、冷遇、冷僻、冷场（他们刚刚从同一家歌剧院出来，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心连心，彼此相爱，热泪盈眶。）……这些动作就像物件自己抓紧自己，自己凝固于自己的物性中。幸好最长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小时，如果这是一生呢？这是对死亡的一种预演。人们在地铁中就像死去一样，人们必须自觉地工具性地消灭掉亲，假定自己的满血身躯只是一件冰冷无情的货物，并绝对地扮演它，就像纳粹军官看着自己的同类被编号送进焚尸炉。地铁车厢就像一件伟大的演员训练所，每个人都必须学习不动声色，冷酷无情，举目无亲，就是小孩子也一样。陌生人不是人类，他们只是某种长得像人类的物资，不能仅仅因为身体的触碰就对他们动心、亲近。地铁是人类距离最近之处，也是最远之处，就像阵地与阵地之间的空地，中间隔着一场战争，一场一场地僵持着，只为孤独、彼此隔绝而战。每个人都目标明确，都知道自己要在哪个站下车，这里没有命运，只有一个个既定的车站。什么也不用说，到站，下车。车厢里呈现的表情是物的表情，物的表情不仁，没有意义，如果以为对面这个女子的微笑是亲切亲热的，那么你绝对是自作多情。
　　确实有人在窃窃私语。这种私语具有物的性质，就像物自己在念自己的使用说明书。这是沉默的另一种形式，私语者在这种物语中将自己更严密地与周围隔绝开来。对面这些人像盲人那样望向我，或者像石头望着石头，黑暗夜空里的星子望着星子，我们几乎脸凑到脸上，我们只是因为一道工序而被迫挨在一起。这种死亡是意志控制的死亡，自主着的死亡，人是自己的不仁，自己的死亡的主宰者，死亡不是上帝之事，是人自己的事。死亡是一件须要用巨大的毅力去坚持的事情，一旦稍微松懈，仁马上就会醒来。在地铁中，活着是可耻的。人们已经亲（親）得不能再亲了，四腿交叉，臀摩胸接，摩肩接踵，睫毛都要碰到了，呼吸之声像是在枕边……周围那么多令人想入非非的肢体，那么多乳房，脖颈，河流般的秀发，新叶般的睫毛，非洲男子绸缎般光滑的黑皮肤，年轻人的胸肌，鼻梁、后腿的弧线，充满汁液的手指……在大街上你永远无法与这些生命的构件亲近。地铁早已脱离了那些令人们疏远的空间，那些街道，那些广场，那些壁垒森严的建筑物，那些百货商场，那些小区，那些办公室，那些会议厅……如果你不是铁一般的坚强，如果你活着，你很快就会崩溃。 　　親，到面对面为止。汉语的親这个字词真是精微深切，只有亲见，才是亲身，亲自，才能近，才能切，才能密，才能信，才能爱，才能属，才能“亲亲”，才能无间。地铁里的这种親永远不可能亲密亲爱亲密无间亲切亲热亲信亲身亲自……地铁车厢就像货车一样充满着唯物的实用精神，你得像动物园那样为自己装配一道玻璃，视而无感，触而不觉。地铁一方面在为世界消除着距离，另一方面，人性最遥远的距离被拉近并标示出来，人们就像海岸上的岩石那样，彼此封闭、隔绝，就是大海也无法推动它们彼此沟通。每个人都是一片大海呵，生命在巨大的克制中汹涌着，但永不决堤 ，地铁就像要爆炸那样鼓胀胀的，它载着的不仅仅是一具具肉体，还有被密封起来的一罐罐语词。这些语词在自由释放的时刻，曾经造出过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悲剧、李白的诗篇和原子弹。
　　在没有手机的时代，人们还无法避免彼此对视，亲见，现在都低头看手机。一物看着一物。没有手机的人鹤立鸡群，看着不该看的，装着没看见到处看。没有手机的人就像乞丐、流浪汉那样可怜、醒目，每个人都想施舍它一部手机。
　　瞧那些在地铁中依旧活蹦乱跳的儿童，他们不明白这些大人，这些叔叔阿姨，为什么不再说话，那些童话儿歌都藏到哪儿去了，他们沉默了，他们发现东张西望、自言自语的都是傻子。他们开始就近向死亡学习。学习呆若木鸡，我从未在地铁里听到儿童说话。
　　列车到站，车门松了一口气似地打开，人群就像绽线的袋子里的土豆一样滚出来，什么散了一地，无人去拾，人们决堤般地跌出，就像是一群反方向的尸体，被释放的一霎那，从死亡跌回到自己的生命中。迫不及待地抓着自己的生命拔腿就跑。
　　但是我喜欢地铁，在这伟大冷血的都市中，是唯一能令我触摸到孤独这块料子的质地、温度、厚薄、忠诚的所在。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星期六
　　扬州之思
　　我在中午一点去何园附近的一家馆子吃盖浇狮子头面，已经卖完了。又走去冶春茶社，也打烊了，这是著名的连锁店，却不将24小时都连锁起来。扬州城还遵循着那些古老的世道。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自己赚也要让别人赚。这就是和。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思想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如果天意味着形而上的诗意，人意味着形而下的具体，扬州就是一种生活世界的“天人合一”。然后我拐进小巷去散步。从甘泉路的一个口转进去，有条长三百米的巷子叫史巷，巷口坐着几个绣娘，专门为人补毛衣、破洞什么的。卖包子的伙计光着膀子揉面。有人在弹古琴。许多人家将衣物晾在空处，组合出灿烂或朴素的图案，就像印象派某大师未完成的作品。修脚店换了玻璃门，在外面可以看见师傅在修脚，这个时代行色匆匆，敢停下来修脚的恐怕只有扬州了。巷子不宽，好像是预见到汽车时代的来临，宽度刚好不够汽车开进去。大家骑着电摩托、自行车穿行，让着行人，人行落花步。也有三轮车载客。一些猫在巷子中央睡觉。如果没有汽车就意味着贫穷的话，那么在史巷，贫穷受到尊重，如果有颜回那样的人物，他依然可以光明正大、心无旁骛地走路，一点也不会自卑。居住格局被革命打乱了，一个个小院都成了大杂院。居民像移民那样，在别人的故居里隔墙、开门，打洞，开窗……将花厅改成厨房，将书房用做卧室，将匾锯断做了案板……新的格局虽然霸道龉龃，但是家家户户的水井大都还在，革命再怎么激烈，终究不敢革掉水井的命，许多宗教兴起的时候，纷争都与水源、井的位置有关，水井在着，就为重建“仁者人也”“温良恭俭让”的生活世界留下了基础。几十年下来，这些市井已经相安无事，其乐融融了。中国江苏网有篇文章介绍史巷9号大院。清末民初的民居。一位居民患了肺癌，“快乐地活到了现在，主要因为左右邻居的关照。每天上午，大家坐在‘天井’里拣菜、聊天、说笑话；她在家里闻到其他人家烧的菜粥、菜面等爽口的东西，她只要喊一声，邻居就会送过来。”这篇文章只是将这作为好人好事表扬一下，其实在这里面，暗示着中国世界最深刻的存在哲学。
　　老扬州还在着。树木花鸟落日依然高于建筑，最高贵的建筑物不是钢筋水泥结构的高可摩天的长方形盒子而是土木结构的浅屋深宅、茂林修竹，池塘浅草。它们环绕着一座座念珠般散布其间的经典名园，日日向它们学习生活的艺术。仿效，改造，天长日久，家家户户都艺术化，成了规模不等的大大小小的园林，花台、盆景、曲径通幽、博古架……。个园、何园鹤立鸡群，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被顶礼膜拜，俨然成了中国古典生活的教堂，人们蜂拥而入，怀着敬畏之心，在已经具有圣人光环的大师石涛搭建的片石山房中，抚摸那些仙人般的太湖石，品味刻在匾联上的圣经般的诗句，重温着那句古老的箴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迷惘而失落，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是否已经被天堂抛弃？无边无际的老街老巷，破旧而坚固。在别处，这些弯弯曲曲的旧墙，暗淡素朴的院落，画栋雕梁的门楣……早已被视为“落后”“脏乱差”，贴满“拆迁”字样，成为废墟。在扬州，旧事物保持着尊严自信，像一位居陋而不改其乐的颜回，我行我素，继续着代代相传的小日子。热衷唯新是从、猎奇争光的游客感到无聊，这不就是过日子嘛，瞧，那些从四书五经中截词命名的巷子里到处飘扬着谁家不登大雅之堂的被单、衬衣、裙子、内裤……猫到处窜，青苔藤子到处爬，鸟喜欢停，屋宇门面参差不齐，高低不等，全是旧的，随便、散漫、衰败着 ……各种褪色的家什将巷道院子里摆布得乱麻般的零乱而复杂，不堪其忧都来不及，有什么好参观的。于是扬州城里大部分角落都很清静，我行我素，在四月，依然像杜牧李白们的时代寂寞地滚着落花。那些巷子仿佛涂抹了暮色似的，灰乌乌地。卖油条的铺子将炸好的油条架在黑糊糊的锅子边上，从斑驳的砖墙边冒出来，老远就能看见，在这位油条铺的伙计眼里，这些油条不仅仅是油条，还是一束花枝，他将这些油条像花束一样地陈列着，令人赏心悦目。他也许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是受日日在巷子里驶过的卖花车的熏陶吧。古老的木质电线杆黑油油地扯着五线谱式的电线，在暮晚的夕光里奏着黄昏之歌。当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小区在中国如火如荼地铺开，这里依然是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熟人社会。老者安然漫步如落花，邻居互相问候，站在巷子里闲聊，彼此祝福。他们不必去养老院，这就是送终之地；盲人不会害怕出门，整条巷子都是盲道；小孩背着书包回家，穿过一条条小巷，受到邻居长辈各种行为言谈的教诲，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着礼貌、待人接物、世故人情；年轻人骑着电动车过来，赶紧减速，鞠躬般地让到一旁。絮花沾了谁的衣襟，掸都不掸，仿佛这是福气。谁家大院的墙头开着琼花，鸟跳进去不见了。芍药一阵阵来袭，像是从一张只能弹出香味而无声的古琴上传出来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我为烟花而来。现代化再怎么威猛刚烈，所向无敌，李白歌咏过的“烟花”大约还是拆不掉的吧，它不属于“城管”。 我对扬州城不抱什么指望，同质化席卷中国，一切都要拆掉或者正在拆掉，老扬州没有什么理由例外。但是，出乎意料，扬州在着。有个夜晚，我去拜见广陵派的传人古琴大师刘扬，座中多是豪英，杏花疏影里，抚琴到天明，窗外的运河在月光下已经道法自然，仿佛是原始之流了。是什么力量使得扬州抵抗住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拆迁？值得深思。拆迁植根于20世纪的中国世界观，从道法自然到理当如何，这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深刻转变。扬州罕见地坚持了传统。文明是文，但是这个文会创造出存在，五千年的文明不仅仅是纸上的文，更是生活之文，栖居之文，这个文不是一张一撕就能了事的废纸，总是有最顽固的、不可摧毁的不可摧毁，作为存在之真理的证据幸存下来，这才是伟大的文明。中国文明植根于生活世界而不是观念世界，扬州的幸存使这一真理再次彰显。扬州是一种真理，扬州是中国真理的作品。为什么传统中国要这样建造，这样生活，持续千百年；为什么苏杭地区被传统中国称为天堂，扬州是一个证据。幸存者必有其道，这个证据在今天，像一部有在场的启示录，启示着人们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为什么老中国要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
　　按照现在通行的住房标准，这些小巷很不好住，狭窄，拥挤，没有卫生间，缺乏整齐划一，脏乱差；我们时代的舆论无视苏轼、欧阳、白居易、杜牧、马可·波罗、石涛、郑板桥、朱自清们对扬州城斩钉截铁的肯定，一直在散布这些地方不宜居只能拆掉的谣言。弄得在这些地方苟且偷生的原住民相当自卑。我在史巷里问一位老太太，这一带的房价是多少，老太太一楞说，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人卖房子。这位老太太的房子非常简陋，低矮的平房，依附着豪宅，屋外杂七杂八地堆着些木板、花盆、废纸什么的，但是砖是晚清的古砖，门是晚清的古门，令文物贩子垂涎三尺。她正坐在门口吃着一碗小馄饨。她家对面，另一位白发大娘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墩上拣着一小堆绿生生的茼蒿。她也不知道。大多数原住民不愿意搬走。在“如何在”上，原住民显然有着与这个时代流行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将存在视为活着，等着自家的商品房升值，那么扬州这些陋巷确实不宜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的好在已经有着上千年的口碑。老太太说不出来，她只是相信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身的体会，这是一个好在的地方。
　　史巷充满日常生活的细节，它正是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描绘过的细节天堂。现代主义正在打造一个没有细节的世界，同质化就是细节的丧失。故乡不是空洞的乡愁，而是在时光中生长起来的各种生活细节。“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在这个到处显得单调乏味和千篇一律的世界内，我们只能勉强地从感性的细节里辨认神性的维度——这里的一个微笑，那里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援手……”（斯拉沃热·齐泽克）老中国本是一个细节天堂。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上帝、真理）不是抽象的，而必须上手，具体地在“游于艺”中上手。游就是游玩。玩，就是以手弄玉。“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说文》艺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人手持苗的样子。以仁为方，动手，游于艺，在手上通过细节的创造将仁具体化。“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又问，礼莫是天地之序，乐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程颢、程颐） 中国天堂的典范就是苏杭、扬州这样的生活世界，天堂不是一个许诺，一个观念，而是人们入世，在世创造的细节现场。天堂不是一个只飞翔着天使，不食人间烟火、一片洁白的住院部。天堂意味着上手，意味着细节的创造，真善美必须具体于细节中，而不仅仅是教条、观念。创造细节与布施真理的观念不同，布施真理是少数圣人的特权，创造细节则是芸芸众生的权力，每个人能够以仁为方，止于至善，通过自己的上手创造滋润生命的细节，所以人“皆可为舜尧”。一方面是三百六十行的充满敬业精神的创造，一方面是芸芸众生在“道法自然”“师法造化”这些中国真理中潜移默化中的创造。瞧那些扬州圣人，就是在窗台上晾晒一排鞋子，也要“以仁为方”，美化一番。在门口摆一把拖把，也要尽善尽美。在扬州的小巷里，美不胜收。只要你看得见，就是墙上流下的一溜水渍，也会令人想到颜真卿的书艺。在个园里，就是一条通向厕所的小路，也要铺成地毯式的。扬州是中国最深厚的文明的产物，欣赏扬州必须有极高的审美力，“唯新”的眼光是看不见扬州的。大多数时候，细节像诗一样无用。明式家具的美感就来自大量无用的细节。本来直线已经达到实用之目的，明式家具也要创造富于美感的曲线。细节不指向实用，细节在于好玩，美感，诗意地栖居，在于生发出生命的无限意义。细节使生活充满意义而不仅仅是谋生，令生活充实于每时每刻。谋生不需要细节，野兽就生活在细节的匮乏中。孟子说，充实之谓美。细节是中国神性的在场。
　　细节也是一种古老的经济学，人们通过创造丰富的生活细节而活泼泼地在着，细节将生计、财富分布给三百六十行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细节是生活的生物链。比如那些修补旧衣物的绣娘，卖花女、花匠、鞋匠、木匠、锁匠、理发匠、铜匠、桶匠、铁匠、皮匠、修脚师傅、古琴老师、裁缝、送外卖的、卖阳春面的、开饭馆的……三百六十行，每一行又牵扯创造出与之关联的三百六十行。各种令人生不仅仅只是糊口而是好在好玩充实丰富、活泼泼地，富于诗意的生活细节一环扣一环，人人都找得到自己的生计、事业。在现代小区中，这些细节丧失得很惨重，几家超市就消灭了三百六十行。那种彼此隔绝，断绝了人们的世俗联系的建筑格局，永远无法像扬州小巷这样创造丰富美好的生活世界，更无法发展出个园那样的经典。现代建筑在商业上很成功，在生活世界则完全失败，没有细节的生活是贫乏的，人们获得的是财产而不是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细节才会提供存在感。生活世界充满细节，史巷也许平庸但不会无聊。
　　那个老太太一面在阳光下修着脚一面与对面那家正在浇花的街坊说着闲话。我给用竹竿晾在小巷高处，正在微风里摇晃就要变成云的一群裙子拍照，一位女士走来，瞪着我，你拍什么？我很做作地说：美呵！她说，美？你恐怕是来出扬州的丑吧。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牟定的铁匠
　　云南楚雄州的牟定县，一个为低缓山岗包围着的坝子。一半是彝族，一半是汉族。这个县以腐乳著名，叫做牟定卤腐，味道极好。云南许多地方被记住，都是因为土产，祥云辣子，邓川乳扇，马龙荞丝，宣威火腿……牟定还有彝族人创造的左脚舞，来自远古的祭典，成千上万的人在月光下，围着篝火，手拉手转着圈先跺左脚，再跟上右脚，通宵达旦，跳累了走去边上喝口包谷酒，接着跺。天亮时，横七八竖，场子上全是烂醉如泥的人。
　　16世纪的时候，诗人杨慎到过此地，为县城里面的文庙写过一篇文字，说牟定是个“风厚气和”的地方。风厚气和，就是说这个地方好在，不是穷山恶水。这一点就是在文庙里也可看出，文庙乃儒教圣殿，一般都比较森严萧肃，这个面积不大的文庙却是个花园，植物们胡乱地长着，开着，到处攀爬，青苔蔓延到台阶上，“君子行不由径”，文庙的正道礼门几乎都被这些野生的、培植的家伙改成了小径。
　　云南得天独厚，历史上，中原文明一直热衷雅驯云南，云南却明里暗里将中原的雅驯土化着，总是以物产的粗粝鲜活去解构文明的死板正经，将陈规陋习生生盘活，不是强辩，而是修改，不以言辞胜，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好在，胜。这个文庙很温暖，没有那种令人战战兢兢的拘谨。不过，仅文庙，文庙以外就无足观。对同质化的现代主义图纸的迷信波及到各州各县，牟定也一样，新城宽阔高大，荒凉冷清，水泥色。将来也许会好，现在还看不出。
　　最后的老街是一条十字街，街口有一家包子店，蒸笼在冒汽，有人告诉我，要吃包子的话，还是要到老城来。街上有裁缝铺，银器铺、冥器店、米店、油坊，咸菜铺、补鞋店、理发铺、杂货铺、麻将室、诊所。有位老太太在卖她自己用麻纺的线，非常牢。她扯给我看，绷得紧紧，“你家瞧，你家瞧，牢不牢嘛。”铺面深处支着个火盆，几个老嬷嬷伸着巴掌在向火，帮着老太太说话，牢呢，牢呢，我们小滴滴的就用她家的线呢。几个女人坐在一家裁缝店的门口等着自己的衣裳，裁缝是个女的，将缝纫机支在门口，对着街面，讨得亮，也可与街坊邻居闲聊。打酱油的男人，穿着拖鞋在街上走过，站下，与女裁缝搭讪。理发店的理发师也是女的，就像来自鲁迅笔下的人物，圆规般地叉腿站着，大声问，拍哪样啊，烂房子，要拆了。路边有个废弃的电话亭，灰蒙蒙，话筒吊着，手柄在黑垢间发亮，看上去就像百年老店，从前这里总是排着小队。
　　如今各地，不是已经拆掉了，就是要拆了。旧世界凋敝破败，最后的居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鲜活灿烂，兴奋迷茫。许多老作坊，老店（默默无闻的百年老店在旧城区多如牛毛，因为并非为着成为“百年老店”而开，在时间的洪流中，兢兢业业、坚定不移地活自己的人生，谁家不是百年老店？）搬到新城去怎么开业，房地产公司可不考虑这些。再没有“脏乱差”的作坊铺子的小区，才符合卫生标准。每个县城都差不多，县城比省城拆得更快，地方小，几乎没有阻力，拆得更干净麻利，其实已经拆到了乡镇、村庄。县城早已变成了一座座小区。
　　日历上是冬天，中原还在萧疏，云南的春天已经到了，万物欣欣向荣。但地还是闲着，并不争春，大约受中原耕作制度的影响，总是到了三四月才泡田。如果按照气象，云南现在就可以泡田了。文明有时候是依样画葫芦，有时候被因地制宜地修改，往往是修改的善终，削足适履的受伤。新城区已经将大地贡献的坝子占去了将近三分之二，水泥建筑物像坦克车似列着阵，围住了最后一块田野。几头牛在稻田上悠然闲逛。看见我，拔腿就窜。我停下，它们也停下。这几头牛老迈，跑不快，只是跑了几步，我的构思就破坏了，现在，它们身后就是房子。我本想拍一张几头耕牛在悠悠苍天下嚼食灰黄色的稻草根的远古镜头。但并不好拍，要避开电线，还要避开田野边缘上的建筑物。我本想做个骗局，拍出农耕时代的大地，但是地面太小，局也做不成了。
　　这块田野边上，有一个村子，从前是个铁匠村。最兴旺的时候，全村有70多家人打铁，一边打铁，一边眺望稻田。这些铁匠铺，就像金黄地毯边缘的火炬，很美。大地那边越是丰收，铁匠们的炉子越是热烈。这些铁匠铺，打造的是农具，镰刀、犁头之类，如今还剩着七八家。打铁已经不用大锤，用的是被工厂淘汰的小型汽锤，这汽锤的声音听起来不烦，像某种低调的鼓，徒劳地召唤田野回来。
　　詹铁匠正在打铁，咬紧牙关，火光舔着他的脸颊。铁匠一只脚踩着汽锤刹，钳子上夹着一块通红的铁泥，揉面似地翻着，得心应手。他妻子为他当帮手，将炉子里烧红的铁块用一个长铁夹子夹给他，像是递食物似的。与英国画家约瑟夫·莱特18世纪中叶画的那些铁匠作坊类似。看得出他们心心相印，相依为命，相得益彰。铁匠长得就是那种铁匠的样子，脸庞宽阔，浓眉大眼。女人是铁匠的女人，俊俏而坚毅。铁匠意味着一种天然的男子气概，他们总是能找到好女人，就像那些荒野上的牛仔、骑手一样。他俩在炉子前面，时而鲜明，时而幽暗，就像是一对行将就义的烈士，毁灭他们生计的势力已经不远了。
　　铁匠就像真理的一种隐喻，或者说真理具有一种铁匠般的斩钉截铁的气质。来自黑暗的炭和铁，燃烧产生的光辉，锻造之舞，斩钉截铁的成形……这一切都隐喻着真理的质地。真理不是概念，而是行动，材料的品质（坚硬、锋利等）被召唤、去蔽的过程，朝向田野和劳动的敞开。福柯在讲到真理的时候曾经说“直言意味着‘坦诚’，即一个人自由地、勇敢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另外，肯定性的直言还蕴含着一种承诺。‘直言者’（parrhesiast）不仅要言说全部真理，并且要为自己所说的真理负责。在言说真理或说真话的这一行为中，直言者表达了他对这一真理的个人承诺。…… ‘我就是这样或那样想的人’。换言之，‘直言者在他所言说的真相之下郑重签名，他与真理同在’。在直言活动中，直言者对所言说的真理做出个人承诺，并且通过这一真理确定自己的身份。通过这一坦诚的承诺行为，直言者袒露自身、显现自我。”铁匠不仅仅是生计，它也是乡村世界暗藏的哲学，构建着乡村世界的真理。一把镰刀，要求的就是“直言者对所言说的真理做出个人承诺，并且通过这一真理确定自己的身份。” 炉子、大锤、铁砧就在大地上，大地这位伟大的执法者直接检验产品的真伪，铁匠要直接对大地负责，他必须像大地一样诚实。“修辞立其诚”。詹铁匠每件产品都要打上一个标记“一”，他对这个一负责，就像真理，说一不二。 　　有一年，我在法国奥尔良市的一条凸凸凹凹的小巷里，发现一位铁匠，他叫索伦，驼背白发，一生都在奥尔良打铁。他的铁匠铺1842年开业，传了四代人。到他，产品已经不是仅供应田野，旅游化了，也卖给怀旧的游客。他没有升火作业，橱柜里摆着他的各种产品，铮亮。看得出他手艺高超，颇有视觉冲击力，打造的方向不只是实用，更着意于工艺品的乖巧。不像詹铁匠的农具那么笨实憨厚，似乎是用泥巴、石头做的，直截了当，锄头就是锄头，锤子就是锤子，铁器时代的风格。索伦的每件作品下面都贴个小标签，写着这件产品打造的时间，是用计算机计算出来的。一把锄头，打造的时间是182.6分钟。另一把，打造的时间是120分钟。“淬火，你只有8秒钟。”索伦告诉我，铁匠在法国，很可能只剩下他一个了。“我是一只怪鸟”索伦说。过四年我再去，铺子关着门。不知道是否已经停业，上次我见到他时，人已垂垂。就是那些怀旧的旅游者也垂垂老矣，不久，只有看过去年代的电影、小说什么的，年轻一代才知道世界上曾经广泛地存在过铁匠这一行。
　　铁匠不仅是一个生计，也是一种美学。生生之谓易，花开，鸟鸣，生生的事都是美的。美也是时间的结果，古老的事物无一不美，就是那些在它的时代里生着生的庸常事物，经过时间陶冶，也会归于美。美不是既定的模式，而是时间的悠久魅力。没有世代相传的事因为不生生，不美。未来这种事，也许会更美，但不关我们这些人的事，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来说，美永远在过去。铁匠、农夫、渔夫、樵夫、裁缝、纺织娘……就像大地一样，曾经是古典文学的主角。现代主义很实用，但是不美，或者美得很勉强，很做作，很霸道，需要释义，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审美经验冲突。不美的实用令生命无聊。人类最终得适应一个没有铁匠及其派生的一系列的词组、诗歌、艺术、手艺的世界，这就是现代。但是，这种适应也许没有那么容易。圣经里有个故事说到铁匠，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彼得旅行，路上发现一个不知从哪条马腿上掉下的马蹄铁，耶稣让彼得捡回来，可彼得这个懒鬼怕伤腰，就装没听见。耶稣没说什么，自己弯腰捡起马蹄铁，到铁匠那里换了三文钱，用这三文钱买了十八颗樱桃。两人继续赶路，走过砂砾之地。耶稣知道彼得必定要渴，差不多的当儿，悄悄地将藏在袖中的樱桃掉出一粒，彼得一见樱桃，就赶紧弯腰捡起来吃。耶稣边走边丢，彼得也弯腰捡了十八次。最后，耶稣才对彼得说：如果你开始的时候肯弯一次腰，就不会没完没了地弯腰咯。没有铁匠这个生计，不会有这个故事，这个教诲，也不会有圣经这本书。最严重的是，《圣经》也会因为铁匠失传而失传。
　　从前，詹铁匠在自家的炉子前打铁的时候，时常会看见那些农夫在大地上弯着腰，他不知道让·弗兰索瓦·米罗画过这场景，牟定县的米勒还没有来得及诞生。他见我有相机，就翻出一块塑料布，与他妻子一人扯着一头展开，上面印着他的广告：传统手工艺，远销省内外，专门打造各种农具、刀具，1字号。上面还有他的手机号码。让我多拍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