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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这是清朝中期著名廉吏，山西翼城清史中唯一列传的官员石家绍的为官箴言。
史称石家绍“口呐呐若不得辞”，是个语言迟钝，拙于表达的人，但他的这段心得却讲得独到精彩，尤其是“吾其为民佣”，几近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石家绍又自称“民佣”，佣，仆人也。民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公仆”。
石家绍任南昌知县时，勤勉政事，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人称“石青天”、“石爹爹”，当地民众曾为其建生祠。卒后，所任各县民众闻讯无不为之泣下，绅民争相请求将他入当地名宦祠，南昌绅民则捐款在百花洲为石家绍建立专祠，长年祭祀不绝，其爱民如子的精神和敢于惩恶的浩然正气在江南一带广为传颂。
直到今天，南昌人谈起石家绍，认为他的清廉不亚于清初名臣于成龙。石家绍的故里在今翼城小绵山脚下的封壁村。翼城古晋绵山开发已将建设“石家绍故居”列入规划，这位清代著名廉吏将与春秋晋国忠孝廉义之士介子推同奉一山。
童年凄惨 勤勉刻苦
石家绍，字瑶辰，又字衣言，自号“民佣”。清平阳府翼城县封壁（今翼城县唐兴镇封壁村）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农历四月初五日，清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恩科进士，历任江西龙南、上饶、南昌等地知县，并兼摄江西大庾（今江西太余）、兴安、新建各县。道光十三年（1833年）提升瑞州府铜鼓营（今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入京觐见皇帝，所奏深得圣意。道光十七年（1837年）六月回任，同年八月委署饶州府知府，十八年（1838年）九月提任赣州（今赣州市）府知府，次年五月因清理前任积案过度劳累再加之偶感风寒，于五月二十八日卒于任上，享年仅48岁。
石家绍的童年时期正值清王朝由康乾盛世滑入“中衰”时期，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吏治极端腐败，民生日困，民变四起，位处晋南的翼城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对于石家绍这样一位早年丧父的孤子来说更是饥寒交迫，生活维艰。
石家绍三岁时父亲石忈（rén）（诰赠奉政大夫）亡故，虽祖父石乐善尚在，但人丁繁多，家境惨淡，家绍在母亲冯氏含辛茹苦抚养下艰难成长。长大后，母亲为供家绍读书纺线织布，省吃俭用，但仍入不敷出，境况毫无起色。家绍按堂伯兄弟“行四”，堂兄石家祺（以弟家绍敕赠文林郎）与家绍十分友善，看到这位堂弟内聪外朴，勤勉苦读，有些人却以貌轻视家绍，便安慰婶母不要过分忧愁，将鼎力相助弟弟完成学业。在堂兄家祺的竭力接济下，家绍发奋苦读，成绩优异，屡屡受到老师的夸奖。
清代科举制度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科举的第一步，家绍18岁应童子试名冠榜首，名声大噪。嘉庆十八年（1813年）选为拔贡生，有一个学生为争这一名额侮辱他，家绍不计较。后家绍赴京师朝考列为二等第五名，学使器重他的文才，鼓励他好好努力，将来“必成进士”，选授山西潞安府壶关（今山西壶关）教谕，时年22岁，壶关人称之为“小老师”。
家绍酷爱读书，在山西壶关任教谕时，每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废寝忘食。一日伙夫进饭，将食物置于笔砚间，家绍对卷而食，误以墨汁为佐食入口，以致唇齿尽染，对镜大笑。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家绍参加省城乡试中举，所作试卷深得主考赞赏，誉其诗文：
涵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存心。……拔萃士林，蜚声廷式，以弱冠之年，膺秉铎之任，洵称学养兼优者矣。从此扶摇直上，黼黻鸿猷余生，有厚望焉。
三年后，即道光二年（1822年），家绍中壬午科进士，为二甲第四十八名。在会试考卷中主考官批语极高，赞其诗文：
罄澄心以凝思，渺众虑而为言。析理则茧丝牛毛，树义则铜墙铁壁。所谓惬心，贵当可以振靡式浮者也。诗兼庾鲍之长，经擅匡刘之胜，五策条对详明，词义博洽。具此学术，蔚为国华，洵称有体有用之才。
榜示之日，道光帝钦点其为即用知县。清朝规定，县令不得在籍贯所在省任职，也不得在距家乡500里之内的他省任职。家绍分发江西大庾县令，含泪辞别老母和堂兄，由山西太行山大峡谷壶关的一名最基层的县学学官走上了素有“鱼米之乡”的江西大庾县的最高长官，开始了他十七年“艰辛为官”的生涯。
石家绍不仅勤勉好学，而且十分注重教育，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十分关注修缮书院。道光九年（1829年）任上饶知县，看到始建于清乾隆初年的书院年久失修，便募资重建。家绍一生好学不辍，即便官至知府仍手不释卷，秉烛夜读，常通宵达旦，即便外出也常常如此。为官期间购书十余万卷，无不遍阅。当时全国共设28省，每省都有《通志》，而家绍竟熟读17省《通志》，编著有江西省《龙南县志》。家绍喜欢收藏书籍，家藏书达7万余卷。闲暇时以读书为务，常与朋友讨论各书得失。即便在公务繁忙之际，也不忘考证当地历史，以资政，以育百姓。在任赣州府知府期间，对所有前任没有了结的积案，一一查核结办。每逢公务之余仍详考南越、东越、西越各列传，凡有所疑，便立刻参考修订以正之。
石家绍长于书法，其字体瘦秀谨，其书法受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的推崇，包曾撰《石公祠碑》。遗憾的是其书法在翼城未见有作品留存。至今桥上村东沟保存有石家绍道光九年为杨兴安之母题赠的“陶仉遗风”匾额（我国古代有四大贤母，即孟母、欧母、岳母和陶母。这里的陶，是指陶侃的母亲谌氏；仉，是指孟子的母亲仉氏），大体可窥其书风。石家绍的著作不多，只遗留下石刻的《民佣之居》、《慵佣之居》，征得半斋先生数则跋语。
自号“民佣” 人称“石爹爹”
石家绍居官清慎敏惠，刚到大庾便出告示晓民：县衙内所用物资与民同价。当时地方上有人给衙内送去菜蔬，家绍婉言谢辞，并杜绝署内胥吏侵渔之弊，深受百姓爱戴。他生性好施，尽穷苦所需，可谓“昏施烛，暑施笠，水施船，荒施谷”，且施舍的经费都来自捐款。据包世臣撰写的《石公祠碑》记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家绍寓居江西省城南昌，十二月十五日，适逢江西水灾泛滥，饿殍遍地。各地饥民闻听省会散赈，纷纷前来，仅南昌府城外的沙井村就聚集了数万人。按惯例，粥厂一般只备三千人吃饭。但此时已有五万余饥民涌至。家绍和江西省新建县知县张湄受命办理赈务。最初是给饥民发米，让他们自己煮粥充饥，但饥民不断涌来，沙井已容纳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家绍建议改散米为散钱，让饥民领钱后各自返回乡里，等候购买政府分给各乡的谷米。饥民得钱后纷纷回归乡里。但是，南昌府城内仍是饥民遍布，他立即向皇上进呈了奏疏《赈饥条议》，提出“平粜、散财、发粟、煮粥、兴工”等古人所用方法皆不适用于当下江西因水灾造成的饥荒，在分析利弊后提出了“以官养民则不足，以民自养则有余”的长远之计和当下须采取的措施，得到了皇帝的允准。如他在《赈济条议》中所云： 为今之计，莫如将各宪今岁捐项，与南昌、新建岁费粥项，合为一事，计有若干。择近城处所，有土工可兴者，就近设立米厂，搭盖席棚，令年力精壮者，报明姓名，官为编定字号，入棚居住，每棚十人，每日八人作工，二人炊汲，轮流更换，日给米若干，加工钱若干，到晚即在棚中安歇，不许外出。又于空闲处所，设一粥厂，搭盖席棚，令老幼妇女废疾者居住，日给以粥；煮时须委员查看，防炊汲人等作弊。粥成入缸，需近火边，勿令放冷。其领粥之人，仍须赴外乞食，如此则老幼妇女废疾者，不至冻馁。其年力精壮者，有工可作，也可免奸盗诸事。且饥民万几千人，有米有饭，不至买食，米价亦可渐平。是一事而平粜、散财、发粟、煮粥、兴工五事皆备焉，真至善之道也。
一日，知府开仓平粜，以抑米价，对贫困无钱买米者则分别设厂煮粥以赈。饥民扶老携幼，提篮托盆，因粥厂无食而愤怒喧哗。江西巡抚接连派官员前往劝谕无效，只好檄调石家绍前来慰劝。石家绍说：“用武力对待百姓，这是激化矛盾，必然要引起事变。既然决定了赈灾，我愿意出去处理。”于是单人独骑出面处理。因为家绍平时注重办实事而不扰民，在百姓中有较高威信。果然，他一露面，饥民便安静下来。石家绍劝谕大家暂时回家，并向民众宣布放赈日期，晓谕赈济办法，保证不使一个饥民无粥，饥民信服家绍，渐渐散去，一次可能出现的饥民与官府的冲突瞬间平息。尤其是在赈济中，他根据历代荒年救民办法，采取平粜、散财、发粟、煮粥、兴工等5条措施，使赈济工作井然有序。他亲自监督执行，堵塞贪官舞弊之隙。除公费之外，他还将自己三年所得养廉尽行捐赈，当地百姓亲切呼其为“石爹爹”（江西一带对父亲的称呼）。
与家绍为同榜进士的江西道光二年进士、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在其《石家绍传书后》中云：
昔太史传循吏自春秋尽，周未几数百年，然为之传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难也？盖有其人而事有不传者如令，何易乎？使无人焉。见於诗歌，文字亦没没（疑衍）於后世矣。然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势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计也，任峻、邓艾、杜元凯之流，其兴利与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与是名则副乎？循吏之名者，盖其难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绍，字瑶臣，翼城人，道光二年进士，官江西知县，终铜鼓营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绅、先生、士民、卒隶，无不以君为循吏也……
清末陈康祺撰写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郎潜纪闻》中“民佣石瑶臣”一则也记有：
翼城石家绍，瑶臣，久令江右，终铜鼓营同知，道光朝循吏也。江西尝大饥，钱粟未办，而饥民集西山者数万，齐声呼赈，巡抚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为，或曰：“急檄石令。”石至，而万众皆迎伏跪拜曰：“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又石尝自记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故自号曰“民佣”。
断案公正 民呼“石青天”
石家绍任南昌知县期间，因南昌县靠近江西省会南昌府城，是江西的首邑，事务繁多。但他勤于政务，又善于采纳上司同僚的意见。在公事的余暇里，他常骑一匹劣马，督促农事。遇有讼案更是细心勘讯，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根据案情亲自出巡察看，所判案件准确明了。百姓中有人闹纠纷，只要在路上看见家绍，都会跪在他面前诉说曲直，他往往是即可断案。
有一次，两个兄弟因分家争一张好桌子，他就找来木匠按照那个好桌子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让兄弟二人各取一张，兄弟二人有所感悟，没有一人去取桌子。在郡府任同知时，恰遇巡抚过境，随从仆役仗势欺人，骚扰百姓，家绍拘捕杖责了那些仆役，同僚们摄于巡抚的威严有些害怕，劝家绍到巡抚行辕谢罪，他执拗不去。巡抚大人闻听他平素清正廉明，而且这件事的确是仆役们有错，不但不责备石家绍，还对其行为大加赞赏，保举他升为代理知府，当地人称誉家绍有“段司农遗风”（段司农，即唐代名将段秀实。唐建中初，泾原四镇节度使段秀实为宰相杨炎所恶，征为司农卿）。
由于家绍办案公正，犹如包公再世，大家都尊称他为“石青天”。
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皇帝闻知家绍体恤百姓，办案公正，召其入京。起初家绍不知皇帝召见他是褒奖他，诚惶诚恐。觐见道光帝后，他详细介绍了地方情况，道光帝颇为满意，次年擢升他为江西省饶州府府尹，不久改赣州府府尹。上任前家绍告假回家乡探省，一路上巡察民情，三个月才回到家中。回到家后把侍从人员全部打发走，在庭院门内，只留一个老仆人。近邻族人前来看望，呼唤使用非常方便。拜访亲友或参加婚丧大事，他只带一仆，乘马而去相助，代主款客，俨然一乡下老农，丝毫没有官宦介贵之气。假期满后赴任的前一天晚上，有个变卖田产的人手持契约到他家，石家绍为他解开行囊，拿出自己的路费付给他抵债。
家绍的母亲冯氏年逾古稀，妻子系本县古暑村曹师由的女子，又身患残疾，孩子嗣修刚刚十岁。但家绍没有想到这些，他空着行囊，带着老母、妻子和孩子远赴江西南昌，父老乡亲恋恋不舍送出村外，不料这一去三年后竟卒于任上，百姓闻之无不哭泣。
披肝沥胆 英年早逝
道光十九年（1839年），石家绍因理冤狱一案过于劳累，忽于五月二十一日偶感风寒，病情日甚一日，觉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二十五日黄昏，他让妻子拿来他的官服，穿戴整齐，焚心香一炷，面向北方，叩拜道光皇帝，言其不能为国尽忠了。将老母唤至榻前，拉着老母的手说：“儿迎母至江西，实欲稍尽子职，今其已矣！”说完放声大哭。含泪望着自己患有残疾的妻子和年仅12岁的幼子石嗣修，以“母老、妻残、子幼”将后事托付他的受业弟子张子勉，并言卒后立刻归葬故里，不得打扰当地百姓。张子勉感极而泣，宽慰年仅48岁的恩师：“先生！先生！断不至此！”岂料，家绍果然于当月二十八日午时卒于任上，江西一带乡绅、百姓闻听，纷纷来到府上吊唁。
卒后，张子勉遵命帮助料理丧事，事毕便踏上了归葬翼城的行程。当行至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时已是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夫人曹氏过于悲痛，竟从容投江殉节。《翼城县志·贞烈》记载： 曹氏，封壁村署赣州府知府、铜鼓营同知石家绍妻。夫故任所，氏年四十八岁。以有废疾，遂于扶柩回籍时，从容投江殉节。比获尸，衣服整齐如故。江西庐陵、吉水二县具禀请旌，道光二十年奉旨旌表。
曹氏殉节后，因宦囊羞涩，沿途花销后已所剩无几，只得将遗体存放当地。待到第二年春天，在同僚和好友的资助下，夫妇二人的灵柩才回到家乡封壁村。岂料其子嗣修又出痘疹夭折，族人商议让他的侄子石志修承祧，择吉于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六日夫妇合葬于封壁村祖茔之侧。
受业弟子张子勉为其夫妇撰写了《墓志铭》，介绍了石家绍的生平：
道光壬午，夫子获捷南宫，钦点即用知县，分发江西，历任龙南、上饶、南昌，并署大庚、新城、新建各县。建立文场，创修书院；筑堤以防水患，放赈以济民贫；其他种种善政，殆有难以尽述者。上官嘉其能，于十三年题升瑞州府铜鼓营同知，十六年冬入都引见，十七年六月回任。八月，委署饶州府知府。次年九月，题署赣州府知府。所有前任未了之案，不辞劳瘁，俱已清厘。每于公馀辄以史记为务。稍有所疑，即行参考正订南越、东越、西越各列传。
张子勉在《墓志铭》中最后咏叹道：
念兹硕德，我心忧伤。
忠孝兼尽，天命靡常。
驾鹤异域，返柩故乡。
善有余庆，阙后克昌。
“爱民为民拳拳心，百花洲里荡歌声。”石家绍永远活在江南各县人民的心中，也将永远活在翼城人民的心中。
石家绍离世后，翼城有一传言：“修起城内北门桥，死了封壁石家绍。”据说，翼城老城是座卧牛城，四周城墙下全是护城河，城内北门到北关村有一木板吊桥，白天放下供人们行走，晚上城门关闭后收起以保安全。后因木板腐朽，道光年间，县府决定将木板桥改建为砖石筑建的洞式桥。所取用的石料采自石家绍的故里封壁村北介子推隐居的小绵山，村里人怕破坏风脉，但又拦不住，只好传信给远在江西南昌为官的家绍，等家绍写给县太爷的信件传回翼城时，北门桥已经竣工，石家绍本就因公务劳累身心俱损，闻听绵山被破坏，一气之下竟撒手人寰。笔者曾查阅清代进士吉秉奇撰写的《重修北门桥碑记》一文载：北门桥“经始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吉日，落成于二十年九月吉日”。石家绍离世于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恰在此期间。这两个事件也许是巧合，但也反映了石家绍对故乡生态环境和家乡人文历史关注的情怀。
为“官”要学石家绍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想家包世臣很敬仰石家绍，他虽然官位很低，却应其才德被许多封疆大吏所器重，称之为幕僚中的“全才”。包世臣吏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为官必须为民爱民，并强调居官一要“俭”，二要“勤”。所谓“俭”，就是不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所谓“勤”，就是不疏于政事、积压民案，做到“俭则需次不举人钱，勤则莅任不留民事”。他对那些残民好利、鱼肉百姓之徒深恶痛绝，特别强调居官一定要“为民劳心”，并认为只有心为民而劳，才近于父母，如果心为己而劳，则与盗贼无区别。包世臣判定官吏政绩的好坏，不是看他有无“赫赫之名”，而是看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如何。如果为官者人虽已离开旧治之地，而那里的百姓仍怀念他，谈论其政绩，那么，这样的官吏就是好官吏。
基于这一评定官吏的标准，包世臣认为嘉庆年间的石家绍是一个好官吏，因为石在署饶州、赣州知府任内，能以己度人，以情求物，监民折狱，常得其真，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石爹爹”。在包世臣看来，石家绍能恩威并用，爱民如子，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是难得的好官。故此，他不仅向江西巡抚陈玉生极力举荐石家绍，说他“生性诚笃，好读书”，“爱民重士”，可以委以重任，处理“紧要难办之件”；石家绍死后，还为他树碑立传，介绍政绩，并希望官吏们都能像石家绍那样爱民如子，得到老百姓的真心爱戴。
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在对中国官僚政治做了一番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但在这一派污浊之中，总有少数的如石家绍一般的循吏出淤泥而不染，犹如中通外直、香远益清的莲花，让人耳目一新。”
史称石家绍“口呐呐若不得辞”，是个语言迟钝，拙于表达的人，但他的这段心得却讲得独到精彩，尤其是“吾其为民佣”，几近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石家绍又自称“民佣”，佣，仆人也。民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公仆”。
石家绍任南昌知县时，勤勉政事，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人称“石青天”、“石爹爹”，当地民众曾为其建生祠。卒后，所任各县民众闻讯无不为之泣下，绅民争相请求将他入当地名宦祠，南昌绅民则捐款在百花洲为石家绍建立专祠，长年祭祀不绝，其爱民如子的精神和敢于惩恶的浩然正气在江南一带广为传颂。
直到今天，南昌人谈起石家绍，认为他的清廉不亚于清初名臣于成龙。石家绍的故里在今翼城小绵山脚下的封壁村。翼城古晋绵山开发已将建设“石家绍故居”列入规划，这位清代著名廉吏将与春秋晋国忠孝廉义之士介子推同奉一山。
童年凄惨 勤勉刻苦
石家绍，字瑶辰，又字衣言，自号“民佣”。清平阳府翼城县封壁（今翼城县唐兴镇封壁村）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农历四月初五日，清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恩科进士，历任江西龙南、上饶、南昌等地知县，并兼摄江西大庾（今江西太余）、兴安、新建各县。道光十三年（1833年）提升瑞州府铜鼓营（今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入京觐见皇帝，所奏深得圣意。道光十七年（1837年）六月回任，同年八月委署饶州府知府，十八年（1838年）九月提任赣州（今赣州市）府知府，次年五月因清理前任积案过度劳累再加之偶感风寒，于五月二十八日卒于任上，享年仅48岁。
石家绍的童年时期正值清王朝由康乾盛世滑入“中衰”时期，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吏治极端腐败，民生日困，民变四起，位处晋南的翼城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对于石家绍这样一位早年丧父的孤子来说更是饥寒交迫，生活维艰。
石家绍三岁时父亲石忈（rén）（诰赠奉政大夫）亡故，虽祖父石乐善尚在，但人丁繁多，家境惨淡，家绍在母亲冯氏含辛茹苦抚养下艰难成长。长大后，母亲为供家绍读书纺线织布，省吃俭用，但仍入不敷出，境况毫无起色。家绍按堂伯兄弟“行四”，堂兄石家祺（以弟家绍敕赠文林郎）与家绍十分友善，看到这位堂弟内聪外朴，勤勉苦读，有些人却以貌轻视家绍，便安慰婶母不要过分忧愁，将鼎力相助弟弟完成学业。在堂兄家祺的竭力接济下，家绍发奋苦读，成绩优异，屡屡受到老师的夸奖。
清代科举制度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科举的第一步，家绍18岁应童子试名冠榜首，名声大噪。嘉庆十八年（1813年）选为拔贡生，有一个学生为争这一名额侮辱他，家绍不计较。后家绍赴京师朝考列为二等第五名，学使器重他的文才，鼓励他好好努力，将来“必成进士”，选授山西潞安府壶关（今山西壶关）教谕，时年22岁，壶关人称之为“小老师”。
家绍酷爱读书，在山西壶关任教谕时，每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废寝忘食。一日伙夫进饭，将食物置于笔砚间，家绍对卷而食，误以墨汁为佐食入口，以致唇齿尽染，对镜大笑。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家绍参加省城乡试中举，所作试卷深得主考赞赏，誉其诗文：
涵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存心。……拔萃士林，蜚声廷式，以弱冠之年，膺秉铎之任，洵称学养兼优者矣。从此扶摇直上，黼黻鸿猷余生，有厚望焉。
三年后，即道光二年（1822年），家绍中壬午科进士，为二甲第四十八名。在会试考卷中主考官批语极高，赞其诗文：
罄澄心以凝思，渺众虑而为言。析理则茧丝牛毛，树义则铜墙铁壁。所谓惬心，贵当可以振靡式浮者也。诗兼庾鲍之长，经擅匡刘之胜，五策条对详明，词义博洽。具此学术，蔚为国华，洵称有体有用之才。
榜示之日，道光帝钦点其为即用知县。清朝规定，县令不得在籍贯所在省任职，也不得在距家乡500里之内的他省任职。家绍分发江西大庾县令，含泪辞别老母和堂兄，由山西太行山大峡谷壶关的一名最基层的县学学官走上了素有“鱼米之乡”的江西大庾县的最高长官，开始了他十七年“艰辛为官”的生涯。
石家绍不仅勤勉好学，而且十分注重教育，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十分关注修缮书院。道光九年（1829年）任上饶知县，看到始建于清乾隆初年的书院年久失修，便募资重建。家绍一生好学不辍，即便官至知府仍手不释卷，秉烛夜读，常通宵达旦，即便外出也常常如此。为官期间购书十余万卷，无不遍阅。当时全国共设28省，每省都有《通志》，而家绍竟熟读17省《通志》，编著有江西省《龙南县志》。家绍喜欢收藏书籍，家藏书达7万余卷。闲暇时以读书为务，常与朋友讨论各书得失。即便在公务繁忙之际，也不忘考证当地历史，以资政，以育百姓。在任赣州府知府期间，对所有前任没有了结的积案，一一查核结办。每逢公务之余仍详考南越、东越、西越各列传，凡有所疑，便立刻参考修订以正之。
石家绍长于书法，其字体瘦秀谨，其书法受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的推崇，包曾撰《石公祠碑》。遗憾的是其书法在翼城未见有作品留存。至今桥上村东沟保存有石家绍道光九年为杨兴安之母题赠的“陶仉遗风”匾额（我国古代有四大贤母，即孟母、欧母、岳母和陶母。这里的陶，是指陶侃的母亲谌氏；仉，是指孟子的母亲仉氏），大体可窥其书风。石家绍的著作不多，只遗留下石刻的《民佣之居》、《慵佣之居》，征得半斋先生数则跋语。
自号“民佣” 人称“石爹爹”
石家绍居官清慎敏惠，刚到大庾便出告示晓民：县衙内所用物资与民同价。当时地方上有人给衙内送去菜蔬，家绍婉言谢辞，并杜绝署内胥吏侵渔之弊，深受百姓爱戴。他生性好施，尽穷苦所需，可谓“昏施烛，暑施笠，水施船，荒施谷”，且施舍的经费都来自捐款。据包世臣撰写的《石公祠碑》记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家绍寓居江西省城南昌，十二月十五日，适逢江西水灾泛滥，饿殍遍地。各地饥民闻听省会散赈，纷纷前来，仅南昌府城外的沙井村就聚集了数万人。按惯例，粥厂一般只备三千人吃饭。但此时已有五万余饥民涌至。家绍和江西省新建县知县张湄受命办理赈务。最初是给饥民发米，让他们自己煮粥充饥，但饥民不断涌来，沙井已容纳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家绍建议改散米为散钱，让饥民领钱后各自返回乡里，等候购买政府分给各乡的谷米。饥民得钱后纷纷回归乡里。但是，南昌府城内仍是饥民遍布，他立即向皇上进呈了奏疏《赈饥条议》，提出“平粜、散财、发粟、煮粥、兴工”等古人所用方法皆不适用于当下江西因水灾造成的饥荒，在分析利弊后提出了“以官养民则不足，以民自养则有余”的长远之计和当下须采取的措施，得到了皇帝的允准。如他在《赈济条议》中所云： 为今之计，莫如将各宪今岁捐项，与南昌、新建岁费粥项，合为一事，计有若干。择近城处所，有土工可兴者，就近设立米厂，搭盖席棚，令年力精壮者，报明姓名，官为编定字号，入棚居住，每棚十人，每日八人作工，二人炊汲，轮流更换，日给米若干，加工钱若干，到晚即在棚中安歇，不许外出。又于空闲处所，设一粥厂，搭盖席棚，令老幼妇女废疾者居住，日给以粥；煮时须委员查看，防炊汲人等作弊。粥成入缸，需近火边，勿令放冷。其领粥之人，仍须赴外乞食，如此则老幼妇女废疾者，不至冻馁。其年力精壮者，有工可作，也可免奸盗诸事。且饥民万几千人，有米有饭，不至买食，米价亦可渐平。是一事而平粜、散财、发粟、煮粥、兴工五事皆备焉，真至善之道也。
一日，知府开仓平粜，以抑米价，对贫困无钱买米者则分别设厂煮粥以赈。饥民扶老携幼，提篮托盆，因粥厂无食而愤怒喧哗。江西巡抚接连派官员前往劝谕无效，只好檄调石家绍前来慰劝。石家绍说：“用武力对待百姓，这是激化矛盾，必然要引起事变。既然决定了赈灾，我愿意出去处理。”于是单人独骑出面处理。因为家绍平时注重办实事而不扰民，在百姓中有较高威信。果然，他一露面，饥民便安静下来。石家绍劝谕大家暂时回家，并向民众宣布放赈日期，晓谕赈济办法，保证不使一个饥民无粥，饥民信服家绍，渐渐散去，一次可能出现的饥民与官府的冲突瞬间平息。尤其是在赈济中，他根据历代荒年救民办法，采取平粜、散财、发粟、煮粥、兴工等5条措施，使赈济工作井然有序。他亲自监督执行，堵塞贪官舞弊之隙。除公费之外，他还将自己三年所得养廉尽行捐赈，当地百姓亲切呼其为“石爹爹”（江西一带对父亲的称呼）。
与家绍为同榜进士的江西道光二年进士、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在其《石家绍传书后》中云：
昔太史传循吏自春秋尽，周未几数百年，然为之传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难也？盖有其人而事有不传者如令，何易乎？使无人焉。见於诗歌，文字亦没没（疑衍）於后世矣。然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势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计也，任峻、邓艾、杜元凯之流，其兴利与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与是名则副乎？循吏之名者，盖其难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绍，字瑶臣，翼城人，道光二年进士，官江西知县，终铜鼓营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绅、先生、士民、卒隶，无不以君为循吏也……
清末陈康祺撰写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郎潜纪闻》中“民佣石瑶臣”一则也记有：
翼城石家绍，瑶臣，久令江右，终铜鼓营同知，道光朝循吏也。江西尝大饥，钱粟未办，而饥民集西山者数万，齐声呼赈，巡抚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为，或曰：“急檄石令。”石至，而万众皆迎伏跪拜曰：“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又石尝自记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故自号曰“民佣”。
断案公正 民呼“石青天”
石家绍任南昌知县期间，因南昌县靠近江西省会南昌府城，是江西的首邑，事务繁多。但他勤于政务，又善于采纳上司同僚的意见。在公事的余暇里，他常骑一匹劣马，督促农事。遇有讼案更是细心勘讯，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根据案情亲自出巡察看，所判案件准确明了。百姓中有人闹纠纷，只要在路上看见家绍，都会跪在他面前诉说曲直，他往往是即可断案。
有一次，两个兄弟因分家争一张好桌子，他就找来木匠按照那个好桌子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让兄弟二人各取一张，兄弟二人有所感悟，没有一人去取桌子。在郡府任同知时，恰遇巡抚过境，随从仆役仗势欺人，骚扰百姓，家绍拘捕杖责了那些仆役，同僚们摄于巡抚的威严有些害怕，劝家绍到巡抚行辕谢罪，他执拗不去。巡抚大人闻听他平素清正廉明，而且这件事的确是仆役们有错，不但不责备石家绍，还对其行为大加赞赏，保举他升为代理知府，当地人称誉家绍有“段司农遗风”（段司农，即唐代名将段秀实。唐建中初，泾原四镇节度使段秀实为宰相杨炎所恶，征为司农卿）。
由于家绍办案公正，犹如包公再世，大家都尊称他为“石青天”。
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皇帝闻知家绍体恤百姓，办案公正，召其入京。起初家绍不知皇帝召见他是褒奖他，诚惶诚恐。觐见道光帝后，他详细介绍了地方情况，道光帝颇为满意，次年擢升他为江西省饶州府府尹，不久改赣州府府尹。上任前家绍告假回家乡探省，一路上巡察民情，三个月才回到家中。回到家后把侍从人员全部打发走，在庭院门内，只留一个老仆人。近邻族人前来看望，呼唤使用非常方便。拜访亲友或参加婚丧大事，他只带一仆，乘马而去相助，代主款客，俨然一乡下老农，丝毫没有官宦介贵之气。假期满后赴任的前一天晚上，有个变卖田产的人手持契约到他家，石家绍为他解开行囊，拿出自己的路费付给他抵债。
家绍的母亲冯氏年逾古稀，妻子系本县古暑村曹师由的女子，又身患残疾，孩子嗣修刚刚十岁。但家绍没有想到这些，他空着行囊，带着老母、妻子和孩子远赴江西南昌，父老乡亲恋恋不舍送出村外，不料这一去三年后竟卒于任上，百姓闻之无不哭泣。
披肝沥胆 英年早逝
道光十九年（1839年），石家绍因理冤狱一案过于劳累，忽于五月二十一日偶感风寒，病情日甚一日，觉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二十五日黄昏，他让妻子拿来他的官服，穿戴整齐，焚心香一炷，面向北方，叩拜道光皇帝，言其不能为国尽忠了。将老母唤至榻前，拉着老母的手说：“儿迎母至江西，实欲稍尽子职，今其已矣！”说完放声大哭。含泪望着自己患有残疾的妻子和年仅12岁的幼子石嗣修，以“母老、妻残、子幼”将后事托付他的受业弟子张子勉，并言卒后立刻归葬故里，不得打扰当地百姓。张子勉感极而泣，宽慰年仅48岁的恩师：“先生！先生！断不至此！”岂料，家绍果然于当月二十八日午时卒于任上，江西一带乡绅、百姓闻听，纷纷来到府上吊唁。
卒后，张子勉遵命帮助料理丧事，事毕便踏上了归葬翼城的行程。当行至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时已是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夫人曹氏过于悲痛，竟从容投江殉节。《翼城县志·贞烈》记载： 曹氏，封壁村署赣州府知府、铜鼓营同知石家绍妻。夫故任所，氏年四十八岁。以有废疾，遂于扶柩回籍时，从容投江殉节。比获尸，衣服整齐如故。江西庐陵、吉水二县具禀请旌，道光二十年奉旨旌表。
曹氏殉节后，因宦囊羞涩，沿途花销后已所剩无几，只得将遗体存放当地。待到第二年春天，在同僚和好友的资助下，夫妇二人的灵柩才回到家乡封壁村。岂料其子嗣修又出痘疹夭折，族人商议让他的侄子石志修承祧，择吉于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六日夫妇合葬于封壁村祖茔之侧。
受业弟子张子勉为其夫妇撰写了《墓志铭》，介绍了石家绍的生平：
道光壬午，夫子获捷南宫，钦点即用知县，分发江西，历任龙南、上饶、南昌，并署大庚、新城、新建各县。建立文场，创修书院；筑堤以防水患，放赈以济民贫；其他种种善政，殆有难以尽述者。上官嘉其能，于十三年题升瑞州府铜鼓营同知，十六年冬入都引见，十七年六月回任。八月，委署饶州府知府。次年九月，题署赣州府知府。所有前任未了之案，不辞劳瘁，俱已清厘。每于公馀辄以史记为务。稍有所疑，即行参考正订南越、东越、西越各列传。
张子勉在《墓志铭》中最后咏叹道：
念兹硕德，我心忧伤。
忠孝兼尽，天命靡常。
驾鹤异域，返柩故乡。
善有余庆，阙后克昌。
“爱民为民拳拳心，百花洲里荡歌声。”石家绍永远活在江南各县人民的心中，也将永远活在翼城人民的心中。
石家绍离世后，翼城有一传言：“修起城内北门桥，死了封壁石家绍。”据说，翼城老城是座卧牛城，四周城墙下全是护城河，城内北门到北关村有一木板吊桥，白天放下供人们行走，晚上城门关闭后收起以保安全。后因木板腐朽，道光年间，县府决定将木板桥改建为砖石筑建的洞式桥。所取用的石料采自石家绍的故里封壁村北介子推隐居的小绵山，村里人怕破坏风脉，但又拦不住，只好传信给远在江西南昌为官的家绍，等家绍写给县太爷的信件传回翼城时，北门桥已经竣工，石家绍本就因公务劳累身心俱损，闻听绵山被破坏，一气之下竟撒手人寰。笔者曾查阅清代进士吉秉奇撰写的《重修北门桥碑记》一文载：北门桥“经始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吉日，落成于二十年九月吉日”。石家绍离世于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恰在此期间。这两个事件也许是巧合，但也反映了石家绍对故乡生态环境和家乡人文历史关注的情怀。
为“官”要学石家绍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想家包世臣很敬仰石家绍，他虽然官位很低，却应其才德被许多封疆大吏所器重，称之为幕僚中的“全才”。包世臣吏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为官必须为民爱民，并强调居官一要“俭”，二要“勤”。所谓“俭”，就是不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所谓“勤”，就是不疏于政事、积压民案，做到“俭则需次不举人钱，勤则莅任不留民事”。他对那些残民好利、鱼肉百姓之徒深恶痛绝，特别强调居官一定要“为民劳心”，并认为只有心为民而劳，才近于父母，如果心为己而劳，则与盗贼无区别。包世臣判定官吏政绩的好坏，不是看他有无“赫赫之名”，而是看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如何。如果为官者人虽已离开旧治之地，而那里的百姓仍怀念他，谈论其政绩，那么，这样的官吏就是好官吏。
基于这一评定官吏的标准，包世臣认为嘉庆年间的石家绍是一个好官吏，因为石在署饶州、赣州知府任内，能以己度人，以情求物，监民折狱，常得其真，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石爹爹”。在包世臣看来，石家绍能恩威并用，爱民如子，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是难得的好官。故此，他不仅向江西巡抚陈玉生极力举荐石家绍，说他“生性诚笃，好读书”，“爱民重士”，可以委以重任，处理“紧要难办之件”；石家绍死后，还为他树碑立传，介绍政绩，并希望官吏们都能像石家绍那样爱民如子，得到老百姓的真心爱戴。
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在对中国官僚政治做了一番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但在这一派污浊之中，总有少数的如石家绍一般的循吏出淤泥而不染，犹如中通外直、香远益清的莲花，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