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祖先是山西太原王氏，北宋初年因避皇氏赵姓之害从晋迁往浙江，现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在过去长达6年的调查和诉讼中，她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搜寻铁证:在东京地方法庭的23次开庭中，她严词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细菌战罪行。这是她第一次踏上先祖故地，走进半个多世纪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山之中，寻找当年这里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通过在盂县的寻访调查，她初步证明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日军细菌战的又一重灾区。笔者陪同王选女士在盂县调查中，就她6年来状告日本的历程进行了独家采访。
　　
　　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
　　
　　 6年前，她开始关注和调查日军细菌战。3年前，她走向日本地方法庭，代表108名中国人原告，也就是侵华战争中日军在浙江、湖南细菌战的受害者以及遗属，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
　　 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
　　 2001年10月9日，从日本来到山西盂县寻找受害者的王选女士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她告诉笔者:目前，日本地方法庭已经开庭23次，今年还将有2次开庭，估计将于明年年初进行宣判。这场跨世纪的跨国诉讼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日本律师团的主要代表和原731部队见证细菌战的老兵已在杭州，向原告团成员代表汇报了在日本开庭诉讼的情况，并与中国的史学、法律专家座谈，联系、安排更多的原告在年内出庭作证。为此，她在完成杭州工作回日本后又匆匆来到盂县扩大调查范围，寻找更多的受害人，加入到诉讼的行列之中。
　　 王选在她代理浙江、湖南等地受害者诉讼之后，又选山西盂县作为调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原因有二:一是她在日本多次接触过作为日军侵华时期中国大陆受害女性状告日本政府第一案的盂县老人；二是在2001年8月14日接触到了前往她的家乡浙江义乌参加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团活动的盂县籍日军细菌战受害老人郑年璧的女儿郑梅。新华社记者为此在《山西日报》8月15日发了图片新闻。王选结识了郑家姐妹，了解了盂县受害者情况，决定从盂县开始调查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10月9日，就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卢沟桥反思侵略历史的第二天，王选从日本来到盂县。这位年近半百的热血女性站在笔者面前，话题直入主题，讲起她的诉讼，话语果敢利落，语速很快，伴以解说的手势，精神的双眸充满信念的光芒。笔者被这位前不久在《东方时空》中“相识”的“国际名人”的真诚坦率、感情充沛的叙述所打动，了解到她在这6年的诉讼中是怎样走过的。
　　
　　投身民族正义事业
　　
　　 王选女士和笔者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讲她的祖先是山西太原的王氏，于北宋初年先祖迁居浙江义乌崇山。她十分兴奋地说:“我们崇山人就像我这次看到的山西人一样，个个身材高大，我回到老家了！”
　　 王选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她从小就从父亲讲的家乡的事情里得知，自己唯一的亲叔叔惨死于1942年日军投下的鼠疫细菌，死时年仅13岁。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头一次把日军、鼠疫、死亡和恐怖联系在一起。12岁那年，她随父亲回崇山村过春节，她的姑姑讲起了那个年代村子里的悲惨情景:日本人的飞机过后，全村突然之间鼠疫流行，父老乡亲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死状惨不忍睹。
　　 1969年，王选从上海来到义乌回乡插队，与村民们一起劳动，在崇山村生活了4年。在这期间，她从老人们那里听到更多有关侵华日军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鼠疫灾难，让人肌体腐烂的炭疽病等等。每当老人们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常常泣不成声。王选的灵魂也深受震颤，她想:“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残害无辜百姓?这些暴行，这笔血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清算?”从此，一颗愤怒的种子播在她的心里。
　　


　　 1973年5月，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外语系学习，毕业后回到义乌当英语教师，后来曾到杭州任教。1987年，她与爱人共赴日本留学。1993年，她41岁，在筑波大学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然后，这位精通3国语言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的三四家公司争相聘用，开始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不久，她出国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正是这一次回乡之行，改变了她的人生之旅。在上海，弟弟告诉她，前不久崇山村来了几位日本人，专程调查当年日本从事细菌战的情况，准备回国后在媒体上揭露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王选回到日本后，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日军细菌战的解密。1995年8月3日，王选在《日本时报》上读到一则消息:首届关于日军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会议提及有3个中国农民代表，公开表示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危害进行赔偿。她意外地发现，这3个人全部都来自家乡浙江义乌，其中一位崇山村村民王焕斌就是她相熟的堂叔。
　　 王选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在异国他乡为乡亲们伸冤，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的筹备作出贡献。就这样，她放弃了几份薪俸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义无返顾地投身到这场民族正义的事业中来。
　　 打从1997年8月11日起诉以来，这场跨国诉讼举世瞩目。王选说，1998年2月16日，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在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的日子。作为原告团团长兼总代表的王选，很清楚在日本国土上控诉日军在侵华期间的细菌战暴行，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向中国人民谢罪，这是一场多么艰难的诉讼。但是，当她站在法庭原告席上慷慨陈词时，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力量，多少年来积蓄在胸中的民族深情顿时涌上心头:
　　 “我们108名中国人原告是战争中日军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省进行细菌战的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遗属。我们以日本政府为本诉讼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
　　 她正气凛然地在法庭上指出:“人们不会忘记，50多年前，日军实行作为国家政策的细菌战，在当时即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战争失败之前不久，日本政府隐蔽了这一战争犯罪。战后，又由于日本政府和美国对这一战争犯罪的隐瞒，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未能受到审判。但是，正义必定惩罚罪恶。今天，细菌战的审判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了。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日本的进步。”
　　 王选说，此时此刻，她说着说着，眼泪刷地涌了出来。短短3000字的发言，她多次泪如泉涌。当时法庭内一片肃静，有的旁听者早已泪水涟涟，连日本法官都不动声色地擦拭眼角的泪花。
　　
　　揭开历史尘封的罪恶
　　
　　 在盂县的日子里，王选一边向笔者了解盂县的抗日历史，一边介绍她6年来调查的情况。她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官司。开始调查时，她首先在日本找到了曾到她老家义乌调查过细菌战的日本友人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自我介绍自己就是义乌崇山村人，现在日本。要求参加他们的调查！日本友人欣然答应。于是，王选和日本友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之后不久，王选在一次集会上得知日军细菌战的一个真实细节:当年，日军把6个中国人编为一组，每个人被注射了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被扒光衣服塞进1米见方的木笼子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笼子下方有一个小孔，食物从那里塞入，粪便也从那里排出。关了一个多月后，这些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拖出来，检测身体中的细菌，然后活生生地把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抽出饱含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去，直至失血而死。为了挤干最后一滴血，日军还不停地踩着尸体的胸口和心脏。王选说，她听完这血腥的叙述，失声痛哭，她为死难的同胞哭泣，决心要把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揭露于世。
　　 从此，她和日本友人一起，为调查细菌战走遍了黑龙江、江西、北京、浙江、吉林、上海、江苏、湖南等大半个中国。面对同胞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和一双双满含希望的眼睛，王选在一次次繁琐的调查中，一步步揭开了被历史尘封了的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恶。据调查，日军在中国约20个省、市、自治区的63个地区使用过细菌武器，造成难以数计的伤亡。这完全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当的罪行！仅仅在她的家乡浙江省，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10万人以上。像她的老家义乌崇山村这么一个有1000多人口的山村，在日军于当地造成鼠疫流行后，就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在饱受折磨后含冤死去。
　　 王选告诉笔者，在她刚开始调查工作时，她有过困境，有过沮丧和彷徨，是一次次面对一个个受害者的信赖和托付给了她动力之源。她说，我要将追查细菌战事实进行到底！
　　 1997年底，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成立，王选被众人推举，出任这个由108位受害者代表组成的原告团团长和总代表。
　　 为了打好这场跨国官司，王选啃起了厚厚的法律大典、研读日本法律和国际法，同时上互联网查找资料，分析国际时事动向。在调查取证的6年时间里，经历了23次开庭。追查细菌战真相对她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诉讼，而是一项融入她生命之中的庄严事业。
　　 在盂县的短短几天，王选肩上总是背着行囊，将笔者陪同她拜访盂县有关人士赠送的资料放入不断加重的行囊，并匆匆在县书店买了她准备在盂县调查需用的各种地图册。在日本，王选奔走于千叶、埼玉县等地，寻找原731部队的日本老兵。她一样背着沉重的行囊，步行几百里地，穿梭于偏僻的村庄之间。有时她一路打听，走上一两天也找不到一个老兵，但她从不气馁。她决不会忘记，有些原731部队的老兵在她上门调查时，仍旧抱着死不认罪的态度。他们充满蔑视地打量着这位中国女子，极力否认自己在侵华期间的罪行，甚至歇斯底里地将她拒之门外。
　　 王选说，在被调查的原731部队的老兵中，也有真诚忏悔的。他们听说王选的家乡是中国的崇山村，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不敢直视王选的眼睛，在长久沉默之后，发自内心地向她表示忏悔和道歉，并同意出庭作证，承认在侵华期间参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武器试验和生产。
　　


　　 为了唤起社会对日本细菌战罪恶的关注，1998年6月，她与“日本暴行见证团”一起来到美国与加拿大，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军侵华暴行。见证团是由日本律师和日本老兵共10人组成的。整个活动主要配合美国、加拿大华侨主办的《被遗忘的浩劫: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历史见证暨图片展》而进行的。从旧金山到纽约，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王选发表演讲、接受记者专题采访，控诉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加拿大多伦多记者招待会和证言集会上，以确凿而详尽的证据，用日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为闻讯赶来的华侨、异国他乡的友好人士，打开了了解中国那段惨痛历史的窗口。
　　 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王选向当地记者介绍情况时，一名原日军军医当众回忆起那段惨痛的历史。有一位硬骨头的中国人在临死前，字正腔圆地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你可以砍掉我的脑袋，但你永远无法阻止我们中国人抗日！”在现场，王选翻译出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单词时，她觉得自己积压在内心的痛苦和压抑通过嘶哑的嗓音传达了出来，顿时浑身几乎处于一种虚脱状态。一时间，偌大的大厅内鸦雀无声，全场的人屏住了呼吸，仿佛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呐喊。
　　 这次美、加之行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日军731部队的战争犯罪性质和之后的“战犯免责”问题，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
　　
　　跨世纪诉讼继续进行
　　
　　 通过在盂县的调查，王选已将其中数十位受害幸存者的部分证言进行了搜集，准备经有关部门公证。她说，至今东京地方法庭已开庭23次，每次她都要出庭陈述，都要安排受害者到庭作证。6年来，为了诉讼工作，她常常忙得精疲力竭。但她有丈夫的有力支持，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丈夫总是早已做好了家务。她有一个全力支持她的老家，在她上海的家中，亲人自发组成了她回国时的“临时秘书班子”:弟弟替她写信、分发材料，弟媳负责查找和整理相关资料。亲人们鼓励和支持她坚强地走到今天。
　　 王选来盂之前，刚刚完成她在杭州的工作，她陪同日本律师辩护团和原731部队的老兵向原告汇报了诉讼情况，并与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她说，2001年还有两次开庭，预计2002年3月将进行判决。在2001年9月的开庭中，被告日本政府提出了法律方面的最后总结，11月的开庭，原告将在法庭作最后陈述。
　　 通过几天来在盂县的调查，王选的心情更加沉重。随着调查的深入，她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紧迫。不论是盂县的老人，还是他现在的180位成员和证人，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在盂县听到不少幸存者的名字，他们都是刚刚过世。她代理诉讼的人中也有近十分之一去世了，她(他)们真的至死也难以瞑目。我们如果不在近年内做好调查工作，那么这段无比沉痛的历史将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被彻底湮没！
　　 王选认为，盂县及山西许多细菌战重灾区，急待进一步科学地调查取证。2001年8月14日，她接识了盂县籍受害者郑年璧的女儿郑梅，听她讲述了父亲当年的受害经过，并应郑梅大姐郑爱芝及郑母之邀来到盂县，对日军在山西的细菌战进行了首次调查取证。在盂县的初步调查表明，这里是当年日军细菌战受害的重灾区，仅这次调查的该县上社镇池盆水村等地，当年感染伤寒、疟疾、疥疮的人群就达百分之百，感染两种以上的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期间，笔者也向王选介绍了一些调查的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盂县有百余个村庄被日军划为“无人区”，在滹沱河沿岸的数十座村庄的群众惨遭日军细菌战恐怖屠杀。仅笔者调查的活川口村就有百余名死难者，相当于一半村民死去。
　　 王选在盂县调查后指出，要尽快将幸存者和遗属组织起来，组成民间调查会。她介绍说，在浙江、湖南等地都有民间调查会，许多志愿者都在当地积极进行义务调查。她说，追查细菌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管再难再苦，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在艰苦的工作中，我感受到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是诉讼取胜的根本条件。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跨国诉讼的最扎实的社会基础，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对细菌战的调查研究中来。
　　 在笔者陪同王选及郑爱芝和郑母在盂县的调查中，虽然还没有发现鼠疫细菌，但据王选介绍:在浙江义乌等地鼠疫菌依在活动，细菌战不是历史，而是现实。这就是日军细菌战留下的祸害。
　　 王选最后指出，到现在为止，这场跨国、跨世纪的诉讼官司的输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通过这场跨国跨世纪的诉讼，让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暴露于世。只有正视这段历史，将细菌战这个被掩盖的罪恶彻底清查，才能真正迎来中日友好和平的未来。只要世界上多一个人知道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就是我们向胜利又迈进了一步！
　　 就在笔者结束本文收笔之时，接到从回到陕西的郑爱芝传来的消息:王选已在日本开始寻找当年侵略盂县的日军老兵，希望让他们站出来为日军在盂县犯下的罪行作证。王选将尽快考虑把盂县受害者加入诉讼团，与现在的180位原告走到一起，更希望有更多的山西及全国各地的受害者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只有清正历史，中日才能迎来和平友好的新世纪。
　　 (责编 祖肖)
　　 (题图为细菌战受害者代理人何英珍老人在日本法庭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