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窑,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礼记·礼运篇》
冶金技术的历史轨迹
“修火之利,范金合土”指的是通过高温加热,用模具来制作金属器具,这也正是以“冶铸合一”为独到之处的中国冶金术。
铜壶、铁锄等金属用具的制造,生铁冶炼、铸铁柔化等冶炼技术的率先发明,令古老的中国经历了辉煌的青铜时代和钢铁时代。今天,我们将从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青铜器物和神兵利器中,窥探这五千年历史长河之中的金属文明。
庙堂之高——青铜礼器
铁碗、铁锄、钢刀、金冠……古往今来,金属制品被中国人运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器物不只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仰望庙堂之高,无数或大气或精巧的青铜器之所以能留名千古,并非因为坚固耐用,也不仅止于高绝的艺术性,而在于其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礼”。
夏商周三朝,青铜冶铸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中国带入灿烂的青铜时代。此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给这个时代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又称为彝器,是我国古代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代表着使用者的身份等级。这些精致的器具及至商代晚期已发展成熟,西周时,周公姬旦建立礼乐制度,礼器更是成为了“礼治”的象征。
神秘的纹饰
我国古代的金属器具多被装饰以精美的纹饰,装饰风格往往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有关。商代威严,周代守序,战国清新,汉代凝重,六朝清瘦,唐代丰满,宋代理性,元代豪放,明代敦厚,清代纤巧。不仅纹饰风格多有不同,纹饰的内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面貌。
商周时的纹饰是以动物纹为主,展现了对天和神的敬畏,蕴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商代青铜礼器的纹饰中占据首位的是饕餮纹。饕餮纹状似兽面,大眼、有鼻,上有双角。这种兽面纹代表着猪、牛、羊等作为祭祀牺牲的动物形象。
其次则是夔纹,图案类似龙纹。夔纹常常两个相对,形成饕餮纹,也有作为饕餮纹的附饰出现。
西周青铜礼器上的装饰花纹主要是窃曲纹、环带纹和重环纹。
窃曲纹应用得最为广泛,其造型在《吕氏春秋》中有提到:“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这是适应装饰部位的要求而产生了变形的动物纹样,一般组成S形。
环带纹以波纹状态连续出现。
重环纹是一种以椭圆形的环为基础,连续组成的带状纹样。
整体看来,西周的纹饰主要通过上下左右的重复出现,来展现出节奏感和秩序感。
春秋战国时期的纹饰以蟠螭纹为主。
所谓蟠是指缠绕叠压,螭则是没有角的小龙,形成一种穿插叠绕的纹样。
战国后期,随着铁质工具的发展,使得工匠们可以直接在铜器上刻出纹路,如此一来,青铜器的装饰完成了从印纹到划纹的飞跃,其中为代表的就是金银错技术。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对“礼”的重视记载于史书文献,更被固化在青铜礼器的繁缛形制里。
作为“礼”的物质载体,青铜礼器的沿革展现了商周时期礼乐制从出现到崩溃的全过程。
总体来说青铜礼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杂器等,但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侧重点却各有不同。
商代的青铜礼器以食器和酒器为主。《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时礼乐制度尚未建立,祭祀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
商王为祭祀其母,制造了后母戊鼎,这也是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鼎在古代起初是用以煮肉的烹饪器具,同时也有盛肉等用途,为食器之一。而后,鼎逐渐演变为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部分是方形四足。
其他的青铜食器还包括簋、簠、豆等,其中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分为有盖、无盖、有耳、无耳几种,是盛黍稷等食物的容器。
酒器包括爵、角、觚、觯、觥等,商代的酒器多以一爵一觚为组合。中国自古便有“无酒不成礼”之说,商代人们尤其嗜酒,因而酒器十分发达,单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四十件青铜爵。
西周统治者吸取了商代嗜酒亡国的教训,酒器逐渐退居后位。同时与商代不同的是,宗教祭祀不再是青铜礼器的最主要用途,取而代之的,是展现政权威仪的列鼎制度:鼎的数量直接反映了阶级制度的“上下有则”。不仅如此,西周统治者讲究“礼别异,乐合同”,即用“礼”来规范行为和等级,再用“乐”来使人们从心理上认同这种差别。
乐器包括钲、铙、鼓、铜铃等,居于首要地位的是编钟。西周早期的编钟为三件一组,到中晚期发展为八件一组,更多的甚至有十三件一组,并以甬钟为其核心。1980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制造于西周早期的康昭之际,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编甬钟。但西周时编钟的音节构成却较为简单,五声缺商(五声为宫、商、角、徵、羽),只因商代为西周政敌,使得乐器发展受到了政治意识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青铜礼器的政治内涵逐渐被淡化,也让“乐”得以从“礼”的束缚下解放,乐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是编钟的单体品质、编组数量超越西周,核心也从甬钟变成了钮钟。除此以外,编钟的音节也突破了不用商音的准则,大多数编钟都可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了曾侯乙编钟,制造于战国早期。
全套编钟由多个钟组成,总重五千公斤,所有的钟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最上层三组为钮钟,形体较小。中下两层五组共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加上楚惠王赠送的镈钟,共六十五枚。
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横梁木质,绘饰以漆,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三个佩剑铜人,以头、手托顶梁架,中部还有铜柱加固。
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被中外专家称为稀世珍宝,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礼制的解体带来了青铜乐器的辉煌,而青铜乐器的发展也促成了“礼”的崩溃。战国时,乐悬制度几乎全面坍塌。及至秦汉,随着礼制的瓦解,青铜礼器也逐渐淡出了舞台,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其恢弘而神秘的身影。
江湖之远——剑
相传在春秋晚期,越国的制剑大师欧冶子曾造出五把名剑:纯钧、湛卢、胜邪、鱼肠、钜阙。传说中,他在浙江龙泉云游时发现一片湖水,水质清冽,若以此铸剑,便可以增加剑的刚度。于是他就地支起铸炉,又在附近大山中采集到铁矿,铸成了龙渊、泰阿两把宝剑,龙泉的名头就此越来越响亮。
欧冶子虽然只是故事中的传奇人物,但龙泉宝剑至今仍闻名于世:修长锋利的剑身、考究细致的装饰、内敛冷艳的气质,让剑自古便为中国人情之所钟。从江湖侠客到皇家贵族均有携带宝剑的喜好,在他们看来,剑不仅能防身自卫,更能展现威仪。
剑分为怀剑、长剑、曲剑、佩剑、鸳鸯剑、鱼肠剑、匕首等等。作为短兵器之一,剑始创于轩辕黄帝时代。但原始社会的剑为石器制成,真正的宝剑则是从商代的青铜剑拉开序幕。
剑的历史轨迹
“古之言兵必言剑”,在我国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初期,剑在战场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早期的青铜剑十分短小,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剑产自商代中晚期,长度仅二三十厘米,因而威力有限,多为防身所用。《释名·释兵》中也如此介绍:“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然而青铜剑的剑身长度在历史演进中一直不断增加,到秦代时已超过八十厘米。
青铜剑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吴越铜剑。吴、越两国地域相接,民族相同,风俗习惯也极为一致。《汉书·地理志》中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勇武好斗是吴越之人的天性,因此铜剑铸造术在这样一个喜剑之地迅速发展起来,出产了为数众多,品质卓绝的吴越王剑。其中翘楚为千年不锈的越王勾践剑——剑身被镀上一层含铬金属,经历千年光阴,出土时仍光洁锋利。
青铜剑铸造术的巅峰时期在秦代。秦剑长且锋利,在铸造时熟练运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保证青铜剑锋不会被锈蚀。
到汉代,铁剑已全面取代青铜剑成为主流,而汉剑也是剑作为战场用兵器最后的辉煌时期。此后,剑彻底退出战场,更多成为装饰品,或是江湖侠士们的手持兵刃。
青铜剑和钢铁剑除了质地的不同,在制造工艺上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青铜剑采用的是铸造工艺,即将青铜融化后浇注进模具中,经过冷却得到成品。而钢铁剑则采用锻造工艺,即将钢铁熔融到适合锻造的程度后,敲打成所需要的形状。因而我们常说的铸剑术,其实只能指代青铜剑的制造技术。
一把剑的诞生需要经历烈火的考验,在古老的传说中,一直有着以活人铸剑的诡秘诀窍。
据传在很久之前,青铜剑还是主流制品,炼铁技术尚未成熟,炉内温度难以达到炼铁的需要。而当时青铜剑早已无法满足人们对锋利不朽的需求,因此活人铸剑这一血腥手法应运而生——将活人投入炉中,生成碳元素来提高炉温,人的精血融于剑中,令铸成的宝剑更具灵性。甚至有传言,越是用至亲之人的骨血,越能造出绝世的宝剑。然而活人铸剑终究只是传说,不可轻信。
百兵之君
所谓单刃为刀,双刃为剑,中国剑历来讲究平直端正,剑身挺直,中轴对称,散发出刚正不阿的气质。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常言道宝剑赠英雄,侠士佩剑不只为了杀伐,更是对尚武精神的追求。一柄优秀的宝剑应无坚不摧、削铁如泥,还要环曲不折、游刃有余,如此正体现了刚柔并济、厚积薄发的武学内核。
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此等深藏不露的侠客形象正与剑的形象相和——入鞘则朴实无华,出鞘则锋芒毕露。剑文化和侠客文化可说是一脉相承,而唐代剑侠小说的出现则让剑文化和侠客文化彻底融为一体,仗剑天涯的侠者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文人墨客写诗作词,让剑文化更加写意,道教的神化又给宝剑赋予了正气凛然的伦理色彩。宝剑常常作为道教法器出现,相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常身背一把长剑,剑术通神,能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
如果说武坛和文坛中的宝剑英姿飒爽、满怀侠情,那么艺坛中的宝剑则包含了几分柔情。
唐代击剑之风盛行,在教坊女乐中多有以剑为舞具的舞蹈,即剑舞,也称剑器舞。剑舞将舞蹈和剑术结合,去掉了肃杀之气,优雅动人。剑舞一般为四人舞蹈,舞者头戴战笠身穿战服,挥剑起舞,缓慢而典雅。在众多舞者中,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时唐宫第一舞者,她在传统剑舞的基础上创造了多种剑器舞,名声大噪。其曼妙的舞姿正如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所说:“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师父》中的那些古怪兵器
江湖中的神兵利器可说是千奇百怪,种类繁多,刀枪剑戟样样俱全。徐浩峰导演的影片《师父》又刮起了一阵武侠旋风,且让我们看看这一段民国武林传奇中的古怪兵器。
铡刀:跟包公没关系
《师父》中陈观泰和其他三个老人家分别拿一把又宽又大的刀,刀头有孔,叫做“战身刀”,其实就是铡刀。铡刀是农具,刀头的孔插上销,铡牧草和秸秆用,不是戏文里面包青天专门用来砍头的那种兽头铡。
拿铡刀当八卦刀来用,徐导的这个想法最早反映在自己的小说《武士会》中,为了用重量训练自己的腰劲和走转,把全身的劲都用上。
现实中,成兵器的八卦刀总不能这么笨重了,还是武术刀的形制,只不过非常大,标准重是九斤十二两。因为大,不可能再像单刀那样缠头裹脑了,大多数时候是双手并用,一手握柄一手持刀背,跟走八卦掌时的双掌是一致的。
八斩刀:我不是体育用品
本片出镜率最高的兵器,但是很多练咏春的朋友一看到它便立刻抓狂:导演,这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八斩刀不一样啊!
八斩刀本身就是南方常用的民造兵器的统称,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最常见的是沿用南方民造刀常见的卍字护手,但是刀身比现在流行的八斩刀要窄而长,略呈长的三角形。护手可以别住对方的兵器。
咏春就地取材,用这种民间常见的刀作为武器,流传到现在,反而演变成体育用品店里常见的大宽铁片,又称蝴蝶双刀。所以《师父》中还原为窄长造型,还是有依据的。
但是不和谐的地方依然存在——它小就小吧,刀尖还有点过于洋气了,如同西方战术刀。中国刀很多在刀尖开反刃是没错,但是少有这种上扬的样式。这就是现代咏春练习者看到本片会抓狂的原因。
子午鸳鸯钺:最没有槽点的兵器
本片中最还原传统的兵器反而是一种奇门兵器:戴立忍拿的那一对“子午鸳鸯钺”。
清朝的时候火器盛行,经典兵器被压制,奇门兵器和暗器倒开始层出不穷。子午鸳鸯钺是八卦门的独门兵器,相传是董海川所创,俩手各拿一个,按八卦的路子用。
戏台一段,八斩刀不敌八卦刀。影片的最后,陈识拿到了这对钺,当成大号的八斩刀用。相当于把八斩刀的卍字型加大,才克制住了八卦刀。
冶金技术的历史轨迹
“修火之利,范金合土”指的是通过高温加热,用模具来制作金属器具,这也正是以“冶铸合一”为独到之处的中国冶金术。
铜壶、铁锄等金属用具的制造,生铁冶炼、铸铁柔化等冶炼技术的率先发明,令古老的中国经历了辉煌的青铜时代和钢铁时代。今天,我们将从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青铜器物和神兵利器中,窥探这五千年历史长河之中的金属文明。
庙堂之高——青铜礼器
铁碗、铁锄、钢刀、金冠……古往今来,金属制品被中国人运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器物不只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仰望庙堂之高,无数或大气或精巧的青铜器之所以能留名千古,并非因为坚固耐用,也不仅止于高绝的艺术性,而在于其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礼”。
夏商周三朝,青铜冶铸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中国带入灿烂的青铜时代。此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给这个时代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又称为彝器,是我国古代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代表着使用者的身份等级。这些精致的器具及至商代晚期已发展成熟,西周时,周公姬旦建立礼乐制度,礼器更是成为了“礼治”的象征。
神秘的纹饰
我国古代的金属器具多被装饰以精美的纹饰,装饰风格往往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有关。商代威严,周代守序,战国清新,汉代凝重,六朝清瘦,唐代丰满,宋代理性,元代豪放,明代敦厚,清代纤巧。不仅纹饰风格多有不同,纹饰的内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面貌。
商周时的纹饰是以动物纹为主,展现了对天和神的敬畏,蕴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商代青铜礼器的纹饰中占据首位的是饕餮纹。饕餮纹状似兽面,大眼、有鼻,上有双角。这种兽面纹代表着猪、牛、羊等作为祭祀牺牲的动物形象。
其次则是夔纹,图案类似龙纹。夔纹常常两个相对,形成饕餮纹,也有作为饕餮纹的附饰出现。
西周青铜礼器上的装饰花纹主要是窃曲纹、环带纹和重环纹。
窃曲纹应用得最为广泛,其造型在《吕氏春秋》中有提到:“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这是适应装饰部位的要求而产生了变形的动物纹样,一般组成S形。
环带纹以波纹状态连续出现。
重环纹是一种以椭圆形的环为基础,连续组成的带状纹样。
整体看来,西周的纹饰主要通过上下左右的重复出现,来展现出节奏感和秩序感。
春秋战国时期的纹饰以蟠螭纹为主。
所谓蟠是指缠绕叠压,螭则是没有角的小龙,形成一种穿插叠绕的纹样。
战国后期,随着铁质工具的发展,使得工匠们可以直接在铜器上刻出纹路,如此一来,青铜器的装饰完成了从印纹到划纹的飞跃,其中为代表的就是金银错技术。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对“礼”的重视记载于史书文献,更被固化在青铜礼器的繁缛形制里。
作为“礼”的物质载体,青铜礼器的沿革展现了商周时期礼乐制从出现到崩溃的全过程。
总体来说青铜礼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杂器等,但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侧重点却各有不同。
商代的青铜礼器以食器和酒器为主。《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时礼乐制度尚未建立,祭祀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
商王为祭祀其母,制造了后母戊鼎,这也是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鼎在古代起初是用以煮肉的烹饪器具,同时也有盛肉等用途,为食器之一。而后,鼎逐渐演变为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部分是方形四足。
其他的青铜食器还包括簋、簠、豆等,其中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分为有盖、无盖、有耳、无耳几种,是盛黍稷等食物的容器。
酒器包括爵、角、觚、觯、觥等,商代的酒器多以一爵一觚为组合。中国自古便有“无酒不成礼”之说,商代人们尤其嗜酒,因而酒器十分发达,单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四十件青铜爵。
西周统治者吸取了商代嗜酒亡国的教训,酒器逐渐退居后位。同时与商代不同的是,宗教祭祀不再是青铜礼器的最主要用途,取而代之的,是展现政权威仪的列鼎制度:鼎的数量直接反映了阶级制度的“上下有则”。不仅如此,西周统治者讲究“礼别异,乐合同”,即用“礼”来规范行为和等级,再用“乐”来使人们从心理上认同这种差别。
乐器包括钲、铙、鼓、铜铃等,居于首要地位的是编钟。西周早期的编钟为三件一组,到中晚期发展为八件一组,更多的甚至有十三件一组,并以甬钟为其核心。1980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制造于西周早期的康昭之际,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编甬钟。但西周时编钟的音节构成却较为简单,五声缺商(五声为宫、商、角、徵、羽),只因商代为西周政敌,使得乐器发展受到了政治意识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青铜礼器的政治内涵逐渐被淡化,也让“乐”得以从“礼”的束缚下解放,乐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是编钟的单体品质、编组数量超越西周,核心也从甬钟变成了钮钟。除此以外,编钟的音节也突破了不用商音的准则,大多数编钟都可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了曾侯乙编钟,制造于战国早期。
全套编钟由多个钟组成,总重五千公斤,所有的钟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最上层三组为钮钟,形体较小。中下两层五组共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加上楚惠王赠送的镈钟,共六十五枚。
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横梁木质,绘饰以漆,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三个佩剑铜人,以头、手托顶梁架,中部还有铜柱加固。
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被中外专家称为稀世珍宝,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礼制的解体带来了青铜乐器的辉煌,而青铜乐器的发展也促成了“礼”的崩溃。战国时,乐悬制度几乎全面坍塌。及至秦汉,随着礼制的瓦解,青铜礼器也逐渐淡出了舞台,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其恢弘而神秘的身影。
江湖之远——剑
相传在春秋晚期,越国的制剑大师欧冶子曾造出五把名剑:纯钧、湛卢、胜邪、鱼肠、钜阙。传说中,他在浙江龙泉云游时发现一片湖水,水质清冽,若以此铸剑,便可以增加剑的刚度。于是他就地支起铸炉,又在附近大山中采集到铁矿,铸成了龙渊、泰阿两把宝剑,龙泉的名头就此越来越响亮。
欧冶子虽然只是故事中的传奇人物,但龙泉宝剑至今仍闻名于世:修长锋利的剑身、考究细致的装饰、内敛冷艳的气质,让剑自古便为中国人情之所钟。从江湖侠客到皇家贵族均有携带宝剑的喜好,在他们看来,剑不仅能防身自卫,更能展现威仪。
剑分为怀剑、长剑、曲剑、佩剑、鸳鸯剑、鱼肠剑、匕首等等。作为短兵器之一,剑始创于轩辕黄帝时代。但原始社会的剑为石器制成,真正的宝剑则是从商代的青铜剑拉开序幕。
剑的历史轨迹
“古之言兵必言剑”,在我国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初期,剑在战场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早期的青铜剑十分短小,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剑产自商代中晚期,长度仅二三十厘米,因而威力有限,多为防身所用。《释名·释兵》中也如此介绍:“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然而青铜剑的剑身长度在历史演进中一直不断增加,到秦代时已超过八十厘米。
青铜剑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吴越铜剑。吴、越两国地域相接,民族相同,风俗习惯也极为一致。《汉书·地理志》中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勇武好斗是吴越之人的天性,因此铜剑铸造术在这样一个喜剑之地迅速发展起来,出产了为数众多,品质卓绝的吴越王剑。其中翘楚为千年不锈的越王勾践剑——剑身被镀上一层含铬金属,经历千年光阴,出土时仍光洁锋利。
青铜剑铸造术的巅峰时期在秦代。秦剑长且锋利,在铸造时熟练运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保证青铜剑锋不会被锈蚀。
到汉代,铁剑已全面取代青铜剑成为主流,而汉剑也是剑作为战场用兵器最后的辉煌时期。此后,剑彻底退出战场,更多成为装饰品,或是江湖侠士们的手持兵刃。
青铜剑和钢铁剑除了质地的不同,在制造工艺上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青铜剑采用的是铸造工艺,即将青铜融化后浇注进模具中,经过冷却得到成品。而钢铁剑则采用锻造工艺,即将钢铁熔融到适合锻造的程度后,敲打成所需要的形状。因而我们常说的铸剑术,其实只能指代青铜剑的制造技术。
一把剑的诞生需要经历烈火的考验,在古老的传说中,一直有着以活人铸剑的诡秘诀窍。
据传在很久之前,青铜剑还是主流制品,炼铁技术尚未成熟,炉内温度难以达到炼铁的需要。而当时青铜剑早已无法满足人们对锋利不朽的需求,因此活人铸剑这一血腥手法应运而生——将活人投入炉中,生成碳元素来提高炉温,人的精血融于剑中,令铸成的宝剑更具灵性。甚至有传言,越是用至亲之人的骨血,越能造出绝世的宝剑。然而活人铸剑终究只是传说,不可轻信。
百兵之君
所谓单刃为刀,双刃为剑,中国剑历来讲究平直端正,剑身挺直,中轴对称,散发出刚正不阿的气质。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常言道宝剑赠英雄,侠士佩剑不只为了杀伐,更是对尚武精神的追求。一柄优秀的宝剑应无坚不摧、削铁如泥,还要环曲不折、游刃有余,如此正体现了刚柔并济、厚积薄发的武学内核。
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此等深藏不露的侠客形象正与剑的形象相和——入鞘则朴实无华,出鞘则锋芒毕露。剑文化和侠客文化可说是一脉相承,而唐代剑侠小说的出现则让剑文化和侠客文化彻底融为一体,仗剑天涯的侠者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文人墨客写诗作词,让剑文化更加写意,道教的神化又给宝剑赋予了正气凛然的伦理色彩。宝剑常常作为道教法器出现,相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常身背一把长剑,剑术通神,能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
如果说武坛和文坛中的宝剑英姿飒爽、满怀侠情,那么艺坛中的宝剑则包含了几分柔情。
唐代击剑之风盛行,在教坊女乐中多有以剑为舞具的舞蹈,即剑舞,也称剑器舞。剑舞将舞蹈和剑术结合,去掉了肃杀之气,优雅动人。剑舞一般为四人舞蹈,舞者头戴战笠身穿战服,挥剑起舞,缓慢而典雅。在众多舞者中,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时唐宫第一舞者,她在传统剑舞的基础上创造了多种剑器舞,名声大噪。其曼妙的舞姿正如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所说:“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师父》中的那些古怪兵器
江湖中的神兵利器可说是千奇百怪,种类繁多,刀枪剑戟样样俱全。徐浩峰导演的影片《师父》又刮起了一阵武侠旋风,且让我们看看这一段民国武林传奇中的古怪兵器。
铡刀:跟包公没关系
《师父》中陈观泰和其他三个老人家分别拿一把又宽又大的刀,刀头有孔,叫做“战身刀”,其实就是铡刀。铡刀是农具,刀头的孔插上销,铡牧草和秸秆用,不是戏文里面包青天专门用来砍头的那种兽头铡。
拿铡刀当八卦刀来用,徐导的这个想法最早反映在自己的小说《武士会》中,为了用重量训练自己的腰劲和走转,把全身的劲都用上。
现实中,成兵器的八卦刀总不能这么笨重了,还是武术刀的形制,只不过非常大,标准重是九斤十二两。因为大,不可能再像单刀那样缠头裹脑了,大多数时候是双手并用,一手握柄一手持刀背,跟走八卦掌时的双掌是一致的。
八斩刀:我不是体育用品
本片出镜率最高的兵器,但是很多练咏春的朋友一看到它便立刻抓狂:导演,这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八斩刀不一样啊!
八斩刀本身就是南方常用的民造兵器的统称,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最常见的是沿用南方民造刀常见的卍字护手,但是刀身比现在流行的八斩刀要窄而长,略呈长的三角形。护手可以别住对方的兵器。
咏春就地取材,用这种民间常见的刀作为武器,流传到现在,反而演变成体育用品店里常见的大宽铁片,又称蝴蝶双刀。所以《师父》中还原为窄长造型,还是有依据的。
但是不和谐的地方依然存在——它小就小吧,刀尖还有点过于洋气了,如同西方战术刀。中国刀很多在刀尖开反刃是没错,但是少有这种上扬的样式。这就是现代咏春练习者看到本片会抓狂的原因。
子午鸳鸯钺:最没有槽点的兵器
本片中最还原传统的兵器反而是一种奇门兵器:戴立忍拿的那一对“子午鸳鸯钺”。
清朝的时候火器盛行,经典兵器被压制,奇门兵器和暗器倒开始层出不穷。子午鸳鸯钺是八卦门的独门兵器,相传是董海川所创,俩手各拿一个,按八卦的路子用。
戏台一段,八斩刀不敌八卦刀。影片的最后,陈识拿到了这对钺,当成大号的八斩刀用。相当于把八斩刀的卍字型加大,才克制住了八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