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际，我军中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佼佼者，如谭政、杜义德、杜平、余秋里等，以政委身份迎来开国曙光。

谭政：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者

　　解放战争时期某日，毛泽东便宴招待谭政。毛问：“谭政（繁体）两字多少画？”谭于手心暗写，答：“二十八画。”毛又问：“我毛泽东（繁体）三字多少画？”谭亦暗写，答：“也是二十八画。”毛曰：“这二十八画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二十八吗？我们都姓共嘛！”
　　谭政是湖南湘乡人，湘乡东山学堂毕业后，就职小学教员。乡人呼“小秀才”“白面先生”。谭政之父谭润区与陈赓之父陈绍纯为同乡至交。谭政幼时曾寄宿陈赓家，读乡间私塾三年，其间与陈赓四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结为夫妻。
　　1914年，谭政就读的七星桥私塾改成了初级小学。同年，毛泽东来七星桥小学当教员，谭政对毛澤东十分仰慕。俗话云“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谭政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这些进步刊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中外大事，使谭政隐隐觉得惟有革命才能拯救国家于危亡。
　　1927年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谭政参加北伐，奔赴武汉，初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文书；继而投奔卢德铭之武昌警卫团，亦任文书。9月，武昌警卫团与秋收起义队伍合编后，谭政随部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后的10月，谭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任宣传员、宣传队长。
　　谭政参加红军后，某领导问：“给你十发子弹，能否命中十人？”谭政摇头。又问：“五人呢？”谭政亦摇头。又问：“三人呢？”仍摇头。谭政见该领导不悦，急补充：“可能吧。”该领导摇头叹道：“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古人说，笔扫千军嘛！”
　　1928年2月，谭政调红四军前委，任毛泽东首位秘书。谭政于井冈山砻市与毛泽东同住一屋，毛居里间，谭居外间，形影不离，无话不谈。
　　谭政初上任即帮毛泽东誊抄名篇《井冈山的斗争》，抄了改，改了抄，反复多次方定稿。后以复写纸复写两套，送毛泽东过目。当时毛泽东点头称好，说：“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自谭政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四军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谭政向毛泽东汇报了军队内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认为要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钢铁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古田会议，即为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嘱谭政与罗荣桓助其一臂之力，起草会议决议草案。谭政与罗荣桓白天调查研究，晚上秉烛疾书，连续奋战一月，为决议准备材料。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时，谭政任红四军秘书长，并担任会议记录。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致信莫文骅与谭政：“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本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喜与谭政聊天，常召至其窑洞，围炉长谈，不觉日落天晚。谭政回忆，其时军队一系列重要决策均在与毛聊天中决定，如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和反对部队军阀主义作风等。其时谭政虽为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主任王稼祥负伤养病，总政的具体工作，包括文件的起草、电文的拟定等，均由谭政具体负责。
　　抗战时期，谭政著文《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等发表。毛泽东阅后甚喜，与人赞道：“谭政者，谈政也！”
　　抗战胜利后，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
　　1948年8月14日，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政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值辽沈战役前夕，谭政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各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为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政为人谦谨，顾全大局。辽沈战役期间，初时东总电报署名均为“林（林彪）罗（罗荣桓）谭（谭政）刘（亚楼）”，后改为“林罗刘谭”，后又改为“林罗刘”。有人向谭政质疑道：“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谭政笑笑，答道：“可知将相和故事吗？”

　　谭政驭军尤重视群众纪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某部一连长与当地一地主小老婆私通，并枪杀村长马玉。“马玉事件”上报东野政治部，谭政立置军纪，命当地政府为马玉举行追悼会，枪决犯事连长，并向东北全军发出通告：“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经谭政精心策划组织，东北军区政治部于1948年2月2日至3月7日，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安排精心妥善，白天开会，晚上看电影看戏。电影有《水泊梁山》《柏林大战》《保卫斯大林格勒》等，京戏有《吕布与貂蝉》《玉堂春》《霸王别姬》《借东风》等。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后，谭政主持制定《入城须知》和《约法八章》，嘱政治部将市内各大学、图书馆、公园及故宫博物院、西山、香山、中南海、北海等名胜绘图立标，人手一份，全力保护之。 　　建国后，谭政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顾问等。

杜义德：“王克勤运动”的倡导者

　　杜义德，湖北黄陂人。作战狠且准，勇且猛，攻如锥，守如钉，尤善夜战，人称“夜老虎”，又称“尖黄陂”。凡受领作战任务，“坚决”不离口，或曰“坚决执行命令”，或曰“坚决完成任务”，或曰“坚决克服困难”，或曰“坚决消灭敌人”，故有“杜坚决”之绰号。
　　解放战争中，杜义德出任刘邓麾下六纵政委，王近山为司令员。杜脸黑如炭，圆眼怒睁；王面白如玉，笑口常开。故不识者常将司令员误为政委，将政委误为司令员。杜义德与王近山彼此尊重，密切合作，率六纵突破黄河天险，一战定陶，二战六营集，三战羊山集，捷报频传，将新组建部队打成了主力部队，威名大震。
　　杜义德回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的汝河之战，为他一生中最紧急、最严峻、最激烈之战。其时，前面有国民党两个军堵，后面有四个师追，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机关率部夹在中间，情况万分危急。时任六纵政委兼司令员的杜义德果断指挥肖永银十八旅打头，攻击前进；尤太忠十六旅断后，掩护全军渡河。激战一整天，部队终于突出重围，安全移驻彭店。杜义德言，这一仗，我们两个旅打得坚决！肖永银旅排成四路纵队，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遇上敌人就打，打下一个村庄，再扑下一个村庄，硬是用鲜血蹚开了一条通道。尤太忠旅坚守大小雷岗，血战一天，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过桥，阵地多次易手，多次被他们拼命夺回，全旅伤亡了二千多人。战后，向来少言寡语的刘伯承，连连拍着杜义德的肩膀，曰：“这一仗打得好！这一仗打得好！”
　　杜义德回忆言，挺进大别山时，天天行军打仗，又困难又危险。起初，刘邓和指挥机关跟某部走。某日，杜义德接李达参谋长通知：“刘邓首长不跟某部走了，跟你们纵走。”杜义德问：“为什么？”李达告之，小平曰：“跟六纵走，放心。”杜义德自豪曰：“为什么跟我们六纵走放心？就因为我们六纵打仗坚决！”国民党军队有电报云：“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解放战争某日，杜义德至十八旅，偶闻该旅领导反映，有一俘虏兵，名王克勤，当班长不到一年消灭敌人二百多名，荣立战功九次。杜义德立即在纵队党委会上建议授予王克勤“一级杀敌英雄”“模范互助党员”等称号，决定在部队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并当面向刘邓首长汇报其事。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亦发出学习王克勤班的指示。1946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杜义德言，王克勤虽为开展“三大互助”运动而闻名全军，其典型意义并不是作战勇敢，而在于他是俘虏兵而成为英雄。其时，各部队俘虏兵越来越多，有许多部队甚至占一半以上。如何改造俘虏兵为当时巩固部队战斗力一重大课题。王克勤这个典型一抓，效果特别好。
　　解放战争中某日，邓小平与杜义德言：“你打仗很勇敢，是一员战将。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勇敢是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但打仗光勇敢还不行，还要讲究战术。”杜义德言，小平此话既是批评，也是希望，我受用一辈子。
　　杜义德言，小平同志喜欢打扑克，挺进大别山后，小平一直跟我们六纵走。一到休息时，他就问：有什么事？没有事就来几盘。小平打牌精明，很少输。他常与我打对家，边打边聊，言语幽默，给人以启迪。如“打牌是艺术，打仗也是艺术”；“打牌要把左邻右舍的牌摸透，打仗也要摸透左邻右舍的情况”；“打仗要沉住气，打牌也要沉住气”等。
　　1949年12月，杜義德率部参加解放成都战役。城克后，邓小平急召杜义德谈话，指示曰：“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城，让开大路让兄弟部队进城，因为二野打的仗多，缴获也多，而他们打仗少，缴获少。要让他们进成都装备装备。”杜义德言此赞曰：“小平同志大局观念强。”
　　杜义德言，邓小平同志水平高，敢拍板；讲话言简意赅，实在干脆，就像射出的一颗颗子弹。
　　杜义德又言，小平同志的“猫论”，源于一二九师部队。原话为四川俗语：“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就是好猫。”刘伯承经常讲，邓小平经常讲，意为不管怎么样，能打胜仗就是好部队。后来才演变成“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杜平：“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发现者

　　杜平于我军高级将领中有“大学生”之雅称。他曾言其由来：建国后某日，罗荣桓向毛泽东介绍杜平：“杜平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毛问什么大学，杜平答：“长沙群治大学。”毛戏言：“那是野鸡大学。”继曰：“野鸡大学也有好的嘛！”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对许世友言：“你是个周勃。”又说：“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杜平惶惶答：“我算不了大学生。”杜平“大学生”之名由此遍传全军。
　　我军无线电事业自王诤将军始。红军初期，通信主要靠交通队，骑马或步行传递信息。1930年底，红军克张辉瓒部，缴获一批发报机、收报机、充电机、蓄电池等，但不识这等铁匣子为何物，均“乒乒乓乓”砸个稀烂。朱德、毛泽东闻之，发布命令：“今后凡缴获的一切不认识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后，王诤参加红军，将损坏之电台修好，组建无线电队，红军无线电通信由此始。杜平时任红三军无线电队政委。
　　红军长征中，杜平任红一军团无线队政委兼直属队党总支副书记。杜平回忆，无线电队下辖报房、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共百余人。电台等装备笨重无比，收报机、发报机20余公斤，蓄电瓶30公斤，共6个，充电机45公斤，汽油10瓶、20瓶不等，及机器零件箱等，均由人力运输。杜平有诗记其事：“电波英雄怀红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杜平喜摄影，虽业余爱好，有专业水平。1949年3月，党中央由西柏坡进京，于西郊机场检阅部队。时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杜平，端着照相机，前后奔跑，拍下毛泽东站立敞篷汽车进京之珍贵历史照片。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发起，杜平起草“政治动员令”，送彭德怀审定，彭总阅后将落款“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改为“政治部主任杜平”。杜平曰：“彭总，您是司令兼政委，还是署您的名好。”彭总曰：“政治动员令嘛，政治部主任署名就行！”后定稿时杜平仍觉不妥，将“杜平”改署“志愿军政治部”，方心安。 　　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召杜平，提出释放部分美军战俘。杜平有疑虑：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国际影响，将来交换战俘怎么办？考虑再三，主意难定，故向彭总建议：“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彭总略一沉思，指示曰：“你再想得细一点，写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杜平急办。次日，毛泽东回电曰：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1951年冬，杜平参加志愿军代表团，赴开城谈判。杜平高瞻远瞩，组建碧潼战俘营。杜平向金日成建议分工管理战俘，即志愿军管美英等国战俘，人民军管李承晚军战俘。后人论此为高明之举。杜平分管战俘工作细致入微，条析缕清，为开城谈判争取了主动权。
　　某日，杜平至战俘队视察。俘管干部反映，曾组织俘管干部与美军俘虏赛球，败多胜少，拟于部队抽调队员与之决一死战，以振国威。杜平答曰：“不可，不可。此事大可不必。”
　　杜平做政治工作善抓典型，1960年秋，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带领工作组深入部队基层调查研究，在一次听汇报时了解到工程兵十团运输连四班战士雷锋，做了一个“节约箱”，并将节约出来的生活费向灾区捐款，被评为“节约标兵”。雷锋事迹，引起了杜平的极大关注。杜平在工作组上报的事迹材料上批示：“雷锋精神十分重要，值得学习。”
　　据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回忆，根据杜平的指示，沈阳军区《前进报》和新华社、《解放军报》驻站记者发了许多宣传雷锋精神的报道。1960年11月，嵇炳前将由新华社记者佟希文、李健羽采写的长篇通讯送杜平审阅，杜平认真看过后很高兴，挥笔写下了文章的标题“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从此，雷锋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不久，雷锋担任了班长，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杜平又指示《前进报》发表雷锋入党的消息和照片。
　　1962年8月15日，雷锋从驻地营区到抚顺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因汽车事故殉职。其时，有人对是否继续宣传雷锋提出异议，杜平则力排众议，主张继续宣传，他坚定地说：“事故是一回事，事迹又是另一回事，决不能把两者看成是一个问题，必须分开。”他还说：“雷锋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为了坚定继续宣传雷锋，1962年10月，杜平在《前进报》上发表了“雷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文章，并以上述文章的题目，再次为雷锋精神挥毫题词。

余秋里：“诉苦三查”经验的总结者

　　1936年3月，云南乌蒙山，余秋里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余秋里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微微颤动。余秋里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
　　抗战时期，余秋里任一二○师三支队政委，贺炳炎抗大毕业后调任司令员。贺长征途中断右臂而余断左臂。贺上任时，余疾步相迎，伸其右手与贺之左手相握，一对空袖管随风飘飘，见此俩人“哈哈”大笑，旁观者亦忍俊不禁。故时人称三支队为“一把手”部队，称余秋里为“一把手”政委。贺龙曾对吕正操言：“贺炳炎和余秋里都是一只胳臂，初到冀中没几个人，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过得硬的队伍！”
　　余秋里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教条主义，尤好抓典型、树标杆，故属下工作别开生面，龙腾虎跃。“硬骨头六连”和刺杀英雄刘四虎，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均为余秋里发现并推广之典型。相传余秋里抓典型之认识源于牧羊：“手里拿着小石头，专门打头羊，头羊往哪儿走，羊群就往哪儿走。典型就是头羊，就是领头羊。”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补充大批国民党俘虏兵。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二营为了教育俘虏兵，开展国共两军对比教育。团里及时推广这一方法，收到明显效果。时任三五八旅旅长的余秋里闻之，立即拍板：冬季整训，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

　　1948年1月某日，毛泽东于米脂县杨家沟召见余秋里，了解三五八旅开展“诉苦三查”情况。余秋里话语滔滔，娓娓道来，收放自如三小时。话毕，毛泽东击掌而曰：“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就想找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你们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高度赞扬“诉苦三查”运动。
　　成都解放后，十余万入川西部队严重缺粮。贺龙命余秋里赴新都县开展征粮试点，以解燃眉之急。其时，川西匪患猖獗。贺龙问：“带一个连够不够？”余秋里答：“我一个班也不带，只要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员。”余秋里轻车简从至新都，专选大地主家住，并晓之利害：“我们就住你家，如出问题，惟你是问。”地主甚恐惧，既要捐粮，又不敢报匪，余秋里虽居虎穴，毫发未损，一月征粮数百万斤。贺龙闻之大喜，命余于成都人民代表大会上介绍征粮经验。据云，王愿坚著名小说《粮食的故事》原型盖源于此。
　　1958年2月，余秋里领缨出征，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史称：“从1958年2月到1965年1月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部部长的七年间，就一举扭转了我国石油工业长期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以后原油产量上一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4月10日，余秋里组织石油会战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即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1963年某日，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石油会战情况：“大慶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不解：“是哪‘两论’？”余秋里答：“就是你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微微笑，曰：“我那两本小书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大庆油田创建初期，困难重重，余秋里提出口号：“只许上，不许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闻之曰：“此口号有点夸大主观因素。”余秋里点头称善，遂改其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后，此口号遍传全国，老少皆知。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