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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产生于2500年前，是我国历史记载的第一部诗集，它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间复杂多变的社会面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唯美主义情调，不仅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而且影响和决定着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向，时至今日，它的纪实与唯美风格还一直受到文学创作者的推崇和学习。
《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内容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诗经》可以说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据统计，其中涉及的草类有麦、黍、稷、麻等105种；木有桃、李、柏、桑等75种；兽有马、牛、羊、狙等67种；鸟有雎鸠、黄鸟、喜鹊、鸱鸮等39种；虫有螽斯、草虫、鲿鲨、鲂鲤等49种。《诗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使文章以其丰实的内容和宽泛的涵盖面增强了可读性。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按题材和内容划分为六类：1.婚姻爱情诗；2.农事诗；3.战争徭役诗；4.怨刺诗；5.周族史诗和祭祖颂歌；6.宴飨诗。由此可见，《诗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诗经》所写的诗篇，我们查阅史书，从中可知周文王时期，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生活安定幸福，才有了如《关雎》那样朦胧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但后来，商朝最后一代君王——商纣昏庸无道，日行暴政。由此，以西周为首的诸侯国纷纷起义反抗，连年战祸，百姓生灵涂炭，这才有了思念夫君的《卷耳》。此外，《诗经》中还有反映秦国战乱的《秦风·无衣》和表现思念之情的《王风·君子于役》等佳作，他们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生活和政治形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雎》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雎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而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朴实的现实主义。
《诗经》的博大容量还涵盖了人民的远征之苦，劳役之怨，国难“黍离”之悲，羁旅怀乡之思，而爱国主义的战争诗与颂扬生活的劳动歌，以及不满黑暗政权官僚的政治讽刺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丰富精彩的内容，配以种种绘声绘色的写实手法的调味，使得《诗经》如一盘百味俱全的盛餐，在文学长桌上芳香远溢，无愧为中国几千年现实主义艺术的源头。
尽管《诗经》属现实主义诗风，然其语言形式灵动活跃，如山间奔涌的小溪，闪烁着睿意灵性，融合于浓淡有致的情感小画，使满卷书香弥漫着一种芬芳唯美的艺术情调，颇具匠心，充满着非常浓厚的唯美主义情调。
《诗经》丰富的内容大多源自传诵的尾歌，就其性质而言，则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中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即诗三百余篇，均可用来背诵咏读、乐器伴奏和歌唱伴舞。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的诗歌自然也必须音律优美，琅琅上口。连珠妙语，如甘泉涌动，似白露霜凝，如《关雎》、《樛木》、《桃天》等诗篇恰当地重章手法的运用就起到了明显的强调造势作用，将求爱之情、祝福之心、出嫁之曲表达得强烈炽热而唯美动听。“明星煌煌”的闪烁星辰若呈眼前，“烨烨震电”的一瞬天光生动浮现，“雝雝鸣雁”的天籁之音萦绕耳边，叠字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使音调铿锵有力，更赋予诗歌以形象的灵魂。而“鸳鸯”、“蟏蛸”、“参差”等双声之词及“辗转”、“窈窕”、“螟蛉”等叠韵之语的活用更赋予诗歌以巧律妙韵的音乐美。轻读口若含珠丹，冥想思如潮水涌，细细咀嚼，诗情画意随心翱翔，体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音乐性，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智慧的中国人民于2500年前已开始追求学术创新，活跃学术氛围，不再局限于四言方格，而是善用五言、六言形式进行无规律变化，甚至骈散结合，给予诗歌一个灵动的生命。又因为《诗经》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石的，人民习惯于将花花世界的景物摄入诗中，常以某一物起兴，再言及中心，如《月出》中以月比兴，以圆润皓月喻美人仪容，从而给诗歌披上一层虚幻朦胧的面纱，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扑朔迷离，唯美动人。
许许多多的艺术手法，形形色色的表达技巧，融合于真挚诗情的人生感悟，将我们带进一片弥漫着唯美情调的诗海文苑。正如《风雨》中的“鸡鸣喈喈”与《鸿雁》中的“哀鸣嗷嗷”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听觉以惟妙惟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艺术情调水乳交融，共冶一炉，不仅再现了周王朝的历史画卷，更赠与我们赏心悦目的美学享受。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尤其在《诗经》被经学化后，更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而屈原之后的许多诗人，也秉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丰富、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并以此来推动文学革新。一代枭雄曹操在《短歌行》里直接将“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引用其中。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占据主流，无论是宋代陆游还是清末黄遵宪，无不秉承这种风格。
参考文献：
l.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2.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
3.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
(作者为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编校：张红玲
《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内容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诗经》可以说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据统计，其中涉及的草类有麦、黍、稷、麻等105种；木有桃、李、柏、桑等75种；兽有马、牛、羊、狙等67种；鸟有雎鸠、黄鸟、喜鹊、鸱鸮等39种；虫有螽斯、草虫、鲿鲨、鲂鲤等49种。《诗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使文章以其丰实的内容和宽泛的涵盖面增强了可读性。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按题材和内容划分为六类：1.婚姻爱情诗；2.农事诗；3.战争徭役诗；4.怨刺诗；5.周族史诗和祭祖颂歌；6.宴飨诗。由此可见，《诗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诗经》所写的诗篇，我们查阅史书，从中可知周文王时期，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生活安定幸福，才有了如《关雎》那样朦胧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但后来，商朝最后一代君王——商纣昏庸无道，日行暴政。由此，以西周为首的诸侯国纷纷起义反抗，连年战祸，百姓生灵涂炭，这才有了思念夫君的《卷耳》。此外，《诗经》中还有反映秦国战乱的《秦风·无衣》和表现思念之情的《王风·君子于役》等佳作，他们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生活和政治形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雎》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雎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而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朴实的现实主义。
《诗经》的博大容量还涵盖了人民的远征之苦，劳役之怨，国难“黍离”之悲，羁旅怀乡之思，而爱国主义的战争诗与颂扬生活的劳动歌，以及不满黑暗政权官僚的政治讽刺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丰富精彩的内容，配以种种绘声绘色的写实手法的调味，使得《诗经》如一盘百味俱全的盛餐，在文学长桌上芳香远溢，无愧为中国几千年现实主义艺术的源头。
尽管《诗经》属现实主义诗风，然其语言形式灵动活跃，如山间奔涌的小溪，闪烁着睿意灵性，融合于浓淡有致的情感小画，使满卷书香弥漫着一种芬芳唯美的艺术情调，颇具匠心，充满着非常浓厚的唯美主义情调。
《诗经》丰富的内容大多源自传诵的尾歌，就其性质而言，则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中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即诗三百余篇，均可用来背诵咏读、乐器伴奏和歌唱伴舞。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的诗歌自然也必须音律优美，琅琅上口。连珠妙语，如甘泉涌动，似白露霜凝，如《关雎》、《樛木》、《桃天》等诗篇恰当地重章手法的运用就起到了明显的强调造势作用，将求爱之情、祝福之心、出嫁之曲表达得强烈炽热而唯美动听。“明星煌煌”的闪烁星辰若呈眼前，“烨烨震电”的一瞬天光生动浮现，“雝雝鸣雁”的天籁之音萦绕耳边，叠字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使音调铿锵有力，更赋予诗歌以形象的灵魂。而“鸳鸯”、“蟏蛸”、“参差”等双声之词及“辗转”、“窈窕”、“螟蛉”等叠韵之语的活用更赋予诗歌以巧律妙韵的音乐美。轻读口若含珠丹，冥想思如潮水涌，细细咀嚼，诗情画意随心翱翔，体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音乐性，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智慧的中国人民于2500年前已开始追求学术创新，活跃学术氛围，不再局限于四言方格，而是善用五言、六言形式进行无规律变化，甚至骈散结合，给予诗歌一个灵动的生命。又因为《诗经》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石的，人民习惯于将花花世界的景物摄入诗中，常以某一物起兴，再言及中心，如《月出》中以月比兴，以圆润皓月喻美人仪容，从而给诗歌披上一层虚幻朦胧的面纱，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扑朔迷离，唯美动人。
许许多多的艺术手法，形形色色的表达技巧，融合于真挚诗情的人生感悟，将我们带进一片弥漫着唯美情调的诗海文苑。正如《风雨》中的“鸡鸣喈喈”与《鸿雁》中的“哀鸣嗷嗷”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听觉以惟妙惟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艺术情调水乳交融，共冶一炉，不仅再现了周王朝的历史画卷，更赠与我们赏心悦目的美学享受。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尤其在《诗经》被经学化后，更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而屈原之后的许多诗人，也秉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丰富、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并以此来推动文学革新。一代枭雄曹操在《短歌行》里直接将“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引用其中。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占据主流，无论是宋代陆游还是清末黄遵宪，无不秉承这种风格。
参考文献：
l.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2.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
3.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
(作者为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