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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截至目前我们觉得2016年播得十分不错、收获双高的人气现实题材剧之前,我们先来聊聊这几个人,他们是沈严、汪俊和张晓波。在《小别离》《中国式关系》《好先生》《欢乐颂》相继播出后,我们似乎看到了沉寂许久、在夹缝中出现的现实题材剧呈现出令人欣喜之势头,虽然不敢说这几部剧是2016年现实题材剧的扛鼎之作,但至少它们成为该类型剧典型的口碑之作,无论是聚焦的社会话题方面,还是内容的创新方面。其中几部作品的背后,就是上述这几位导演。
汪俊在电视剧《小别离》中,视角再次放在中产阶级,讲述三个不同的家庭在面对孩子出国留学问题时,每个家庭的困境和难题。有媒体总结,汪俊拍摄的电视剧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中产阶级的家庭为背景。汪俊自言更喜欢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嘲精神和黑色幽默。其实汪俊有很多经典剧目,题材各异。包括早期的名著史诗剧《四世同堂》,跟赵宝刚合作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别了,温哥华》,海岩的《阳光像花儿一样绽放》,后期的《浮华背后》、谍战剧《最后的99天》、宫廷历史剧《苍穹之昴》,以及《男人帮》《夫妻那些事儿》和《小别离》。拍摄完《四世同堂》之后,他领悟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大家对于电视剧这种产物越来越倾向于快餐食品,汪俊的理念是,不能在电视剧中反映太深刻的问题和表现太沉重的社会现象。对于专注于创作现实题材剧的创作者而言,讲什么样的故事,看什么样的人物,你要以什么样的风格让观众更喜欢,对于导演来说,这个思维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观众(的口味)在不停地变。在文艺作品越来越平面化、形式化的当下,《小别离》的悲喜掺杂常让网友感同身受,因为生活就是如此,喜乐与悲伤交加,不做作,不刻意。这和汪俊做现实题材剧的理念一致——他更愿意做“抒情性现实”色彩的作品,而不是将残酷撕裂开来给人看。
汪俊更愿意呈现理想化的内容。他一直执著于想拍一部反映自己童年的电影,人物更理想化,以至于他想自己投钱拍摄。1979年,18岁的汪俊顺利考上军艺,后来读了中戏研究生,那个年代中戏的研究生特别少,在汪俊之前中戏只招了一个研究生。他们在校看的东西大多是哲学类和文学类的作品,也容易把很哲学的东西带到创作里。而在那个时候,汪俊就已经对创新的概念有了自己的理解:“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进步,真正的创新是人的价值观的改变和整个社会意识的改变。”也许是受18、19世纪文学影响比较大,在现实主义的表达上,有的导演用的是一种高清的、纤毫毕现的创作理念,但是汪俊用的是加了柔光镜的现实主义,他一直有这种感情色彩在里面,或者说是带着理想主义。他自言并不太喜欢很实地去表现现实,现实丑恶的东西要比美好的东西多,他宁可像一个梦一样去营造现实,所以他的风格是他口里的“抒情性现实”。人性也好,现实也好,让你起鸡皮疙瘩或者恶心的东西,汪俊都愿意用更单纯、更柔软的表达方式。“中戏就像一个现实主义的大本营,我说‘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进步’,这是我理解的创新。”
观众会在《小别离》中悲观地看到,剧中关注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着而我们又无力改变的问题,比如教育体制,比如应试教育以及升学问题。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长大是一件美妙的事情,“青春期的阵痛”是与无忧的儿时强行分离和撕裂,将孩子们从一个从未脱离过父母关照的阶段一下子拉进现实。与青春和“年少无知”的别离,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痛。在汪俊看来,现实题材剧就应该如《小别离》一般,对社会问题有反映、有探究,有反思,在戳中现实痛点的同时,更能触动百姓的心理和价值观,而不是一味摆事实却不讲道理。“虽然一个导演很多时候要丢掉自己的个人趣味,要考虑到大众的趣味,不能导演自嗨,但我还是认为在这种事情上不能硬拗,导演要有导演的底线。”多年以来,汪俊深谙现实题材脉络,《小别离》之后,他转身去拍《如懿传》,或许,想要找到好素材,呈现和引发全民讨论的社会现象,需时时沉淀,时不时抽离。
从《中国式关系》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沈严式幽默。《中国式关系》被评价为“深刻解析中国人情社会,幽默面对百态人生际遇”,又称“中国式幽默”,用中国人独有的幽默方式,解读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人情关系。观众看着剧中时常可能见到之前从未见过的“花样关系大法”,或是会心一笑,或是眉头一紧,但细细一品,其间味道相信都会别有一番风味。
“作为一个导演,我最大的任务和要负的责任,就是把故事娓娓讲给别人听,如果别人能被故事所打动,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早前,沈严的作品有《中国式离婚》《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手机》等,近年有《辣妈正传》《穿越谜团》《中国式关系》。后者再次卷起一股现实情感题材的热潮,因为直面的是“中国式关系”,从官场、感情、家庭的关系中,以小见大,照见一个既有苦涩,也有温暖的黑色幽默的中国现实题材剧。
沈严的作品一向立足的是社会都市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细微处见人性也是现实题材剧最大的特点。沈严善于观察身边人和身边事,他喜欢走路,《中国式关系》中的人性关系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在行走之间,沈严导演也将真实的生活情态与人性关系放进作品中,观众会不时在其中寻到自己的影子,思考更多。沈严对作品的追求,大概就是“艺术起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真实写照。
之所以说张晓波,是因为《好先生》的别具一格。张晓波执导的《好先生》走的是一条不太常规的创作路子,区别于其他同类题材家长里短的格局,力图向美剧靠拢,是一次稍显重口味、高浓度、强情节的新鲜尝试。张晓波是摄影出身,执导过《大男当婚》《食来孕转》《我爱男保姆》等多部聚焦当代都市生活的情感剧。不管是人物设置,还是叙事节奏,《好先生》都刻意追求和国内同类剧的差异化,这是一部尝试向美剧靠拢的都市剧。摄影出身的张晓波对于镜头语言极为讲究。张晓波说孙红雷饰演的陆远重新定义了暖男,改变了以往影视作品中的“暖男”一上来都是那种如沐春风的温暖形象,而是从一开始的自我放逐,到渐渐转变,他经历过高山,也经历过低谷。张晓波说自己从来不相信一部电视剧一开始是下里巴人,后来就能变成某CEO。“我相信一个人的转变是很细微的,从不羁到勇于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转变。”
尽管被定位为现实题材剧,但《好先生》呈现的是一个有着差异化风格的作品。剧中很多快节奏的剪辑,叙事方式上不同形式的闪回套闪回,在目前国内电视剧用得非常少。张晓波是西影的导演,以前拍电影,《好先生》中能看出他追求的是电视剧电影化的拍摄手法。整部剧的美剧化,不仅仅表现在戏剧结构上,还表现在人物上。陆远的经历是传奇的,但他流露的情感都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感受得到、摸得着、能够产生共鸣的。“剧中的人物做得非常飞,感觉有点离地三尺,但情感非常落地,把情感做到最低,观众就可以接受。”张晓波说。
《好先生》无疑是一部养眼又有情怀的戏,讲了一个男人的蜕变,即便不说励志,但也是充满正能量。现在的都市戏雷同多。写家庭戏,就是婆媳,吵架就往死里吵,要么就是编制狗血桥段。张晓波说自己的戏从来没有狗血,什么东西都应该是真情流露。就像《好先生》,你看不到很多常见的桥段,它往往会跳出你的思维方式,以及观众对剧情的预判。
汪俊在电视剧《小别离》中,视角再次放在中产阶级,讲述三个不同的家庭在面对孩子出国留学问题时,每个家庭的困境和难题。有媒体总结,汪俊拍摄的电视剧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中产阶级的家庭为背景。汪俊自言更喜欢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嘲精神和黑色幽默。其实汪俊有很多经典剧目,题材各异。包括早期的名著史诗剧《四世同堂》,跟赵宝刚合作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别了,温哥华》,海岩的《阳光像花儿一样绽放》,后期的《浮华背后》、谍战剧《最后的99天》、宫廷历史剧《苍穹之昴》,以及《男人帮》《夫妻那些事儿》和《小别离》。拍摄完《四世同堂》之后,他领悟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大家对于电视剧这种产物越来越倾向于快餐食品,汪俊的理念是,不能在电视剧中反映太深刻的问题和表现太沉重的社会现象。对于专注于创作现实题材剧的创作者而言,讲什么样的故事,看什么样的人物,你要以什么样的风格让观众更喜欢,对于导演来说,这个思维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观众(的口味)在不停地变。在文艺作品越来越平面化、形式化的当下,《小别离》的悲喜掺杂常让网友感同身受,因为生活就是如此,喜乐与悲伤交加,不做作,不刻意。这和汪俊做现实题材剧的理念一致——他更愿意做“抒情性现实”色彩的作品,而不是将残酷撕裂开来给人看。
汪俊更愿意呈现理想化的内容。他一直执著于想拍一部反映自己童年的电影,人物更理想化,以至于他想自己投钱拍摄。1979年,18岁的汪俊顺利考上军艺,后来读了中戏研究生,那个年代中戏的研究生特别少,在汪俊之前中戏只招了一个研究生。他们在校看的东西大多是哲学类和文学类的作品,也容易把很哲学的东西带到创作里。而在那个时候,汪俊就已经对创新的概念有了自己的理解:“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进步,真正的创新是人的价值观的改变和整个社会意识的改变。”也许是受18、19世纪文学影响比较大,在现实主义的表达上,有的导演用的是一种高清的、纤毫毕现的创作理念,但是汪俊用的是加了柔光镜的现实主义,他一直有这种感情色彩在里面,或者说是带着理想主义。他自言并不太喜欢很实地去表现现实,现实丑恶的东西要比美好的东西多,他宁可像一个梦一样去营造现实,所以他的风格是他口里的“抒情性现实”。人性也好,现实也好,让你起鸡皮疙瘩或者恶心的东西,汪俊都愿意用更单纯、更柔软的表达方式。“中戏就像一个现实主义的大本营,我说‘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进步’,这是我理解的创新。”
观众会在《小别离》中悲观地看到,剧中关注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着而我们又无力改变的问题,比如教育体制,比如应试教育以及升学问题。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长大是一件美妙的事情,“青春期的阵痛”是与无忧的儿时强行分离和撕裂,将孩子们从一个从未脱离过父母关照的阶段一下子拉进现实。与青春和“年少无知”的别离,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痛。在汪俊看来,现实题材剧就应该如《小别离》一般,对社会问题有反映、有探究,有反思,在戳中现实痛点的同时,更能触动百姓的心理和价值观,而不是一味摆事实却不讲道理。“虽然一个导演很多时候要丢掉自己的个人趣味,要考虑到大众的趣味,不能导演自嗨,但我还是认为在这种事情上不能硬拗,导演要有导演的底线。”多年以来,汪俊深谙现实题材脉络,《小别离》之后,他转身去拍《如懿传》,或许,想要找到好素材,呈现和引发全民讨论的社会现象,需时时沉淀,时不时抽离。
从《中国式关系》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沈严式幽默。《中国式关系》被评价为“深刻解析中国人情社会,幽默面对百态人生际遇”,又称“中国式幽默”,用中国人独有的幽默方式,解读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人情关系。观众看着剧中时常可能见到之前从未见过的“花样关系大法”,或是会心一笑,或是眉头一紧,但细细一品,其间味道相信都会别有一番风味。
“作为一个导演,我最大的任务和要负的责任,就是把故事娓娓讲给别人听,如果别人能被故事所打动,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早前,沈严的作品有《中国式离婚》《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手机》等,近年有《辣妈正传》《穿越谜团》《中国式关系》。后者再次卷起一股现实情感题材的热潮,因为直面的是“中国式关系”,从官场、感情、家庭的关系中,以小见大,照见一个既有苦涩,也有温暖的黑色幽默的中国现实题材剧。
沈严的作品一向立足的是社会都市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细微处见人性也是现实题材剧最大的特点。沈严善于观察身边人和身边事,他喜欢走路,《中国式关系》中的人性关系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在行走之间,沈严导演也将真实的生活情态与人性关系放进作品中,观众会不时在其中寻到自己的影子,思考更多。沈严对作品的追求,大概就是“艺术起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真实写照。
之所以说张晓波,是因为《好先生》的别具一格。张晓波执导的《好先生》走的是一条不太常规的创作路子,区别于其他同类题材家长里短的格局,力图向美剧靠拢,是一次稍显重口味、高浓度、强情节的新鲜尝试。张晓波是摄影出身,执导过《大男当婚》《食来孕转》《我爱男保姆》等多部聚焦当代都市生活的情感剧。不管是人物设置,还是叙事节奏,《好先生》都刻意追求和国内同类剧的差异化,这是一部尝试向美剧靠拢的都市剧。摄影出身的张晓波对于镜头语言极为讲究。张晓波说孙红雷饰演的陆远重新定义了暖男,改变了以往影视作品中的“暖男”一上来都是那种如沐春风的温暖形象,而是从一开始的自我放逐,到渐渐转变,他经历过高山,也经历过低谷。张晓波说自己从来不相信一部电视剧一开始是下里巴人,后来就能变成某CEO。“我相信一个人的转变是很细微的,从不羁到勇于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转变。”
尽管被定位为现实题材剧,但《好先生》呈现的是一个有着差异化风格的作品。剧中很多快节奏的剪辑,叙事方式上不同形式的闪回套闪回,在目前国内电视剧用得非常少。张晓波是西影的导演,以前拍电影,《好先生》中能看出他追求的是电视剧电影化的拍摄手法。整部剧的美剧化,不仅仅表现在戏剧结构上,还表现在人物上。陆远的经历是传奇的,但他流露的情感都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感受得到、摸得着、能够产生共鸣的。“剧中的人物做得非常飞,感觉有点离地三尺,但情感非常落地,把情感做到最低,观众就可以接受。”张晓波说。
《好先生》无疑是一部养眼又有情怀的戏,讲了一个男人的蜕变,即便不说励志,但也是充满正能量。现在的都市戏雷同多。写家庭戏,就是婆媳,吵架就往死里吵,要么就是编制狗血桥段。张晓波说自己的戏从来没有狗血,什么东西都应该是真情流露。就像《好先生》,你看不到很多常见的桥段,它往往会跳出你的思维方式,以及观众对剧情的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