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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名字看，王蕤就显得很特别，与她交谈，发现这位年少成名的双语作家着实与众不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读到大三，眼看着快要毕业的她放弃了很多人梦寐已求的《东方时空》的实习机会，远渡重洋进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主修大众传播；在美国的华人被边缘化的时代，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她成功闯入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并撰写了《从北京到加州》一书；当人们对时尚大刊的主编职位趋之若鹜时，坚持母乳喂养的她为了孩子的成长放弃炙手可热的高薪职位；如今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身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她反其道而行，选择回到北京开始创业，《从加州到北京》成为她最新阶段的人生总结。
我是不一样的Annie Wang
“与众不同”四个字在王蕤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她讨厌跟风，不理解人们喜欢穿满街都是的所谓“流行”的衣服，“在美国如果每个人都穿一样的是很stupid的事情，我不会因为今年流行灰色就染灰色的头发。我就是我，我是不一样的Annie Wang。”，每当王蕤说起英文单词，仿佛能看到她在大洋彼岸与人交流时的淡定和真诚，她现在发色的灵感来源于《从加州到北京》这本新书，将封面上紫色和橙色的渐变完美地复制在头发上，彰显出独一无二的风格。
除了外表上的不从众，思想上的王蕤也极具伯克利风格。这个以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著称的自由阵地塑造了王蕤冷静理智的新闻态度，也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具有独立的思维和判断，不盲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应当Timeless，不会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不会轻易改变。”她说，伯克利鼓励学生思考，在那里有很多思考的时间。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无意义的社交占据我们的精力，垃圾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大家每天都喊忙，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思考。“吃的东西健康与否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精神食粮也直接与精神高度有关，道家讲究饮食上的辟谷，而精神上的辟谷就是思考。”
活出螺旋上升的立体感
王蕤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资深编辑与教授，家里的气氛宽松而活跃，由于父亲很喜欢交响乐，王蕤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长大，音乐对她们姐妹三人的影响很大。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去听很多演讲，家人也都很喜欢看书，她回忆说，“我们在一起谈哲学，会就一个跟我们完全没关系的话题辩论好久，有时还会一起弹奏乐器。”
与她笔下的那些性格乖张、离经叛道的人物不同，从小被唐诗宋词包围的王蕤相当传统，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她对自己的评价。作为“别人家的孩子”，学生时代的她承受了很多来自同龄人的恶意，所以现实中的王蕤从不轻狂，“尽管性格锋芒毕露，但却常想消失在人群里。希望别人接受你的同时，又不希望别人太了解你。”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少女时代的王蕤很同情弱势群体，喜欢帮助别人，乐于付出和给予，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正如她一直很喜欢的梵高，“尽管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但仍然有爱的能力，梵高的画布上有爱的最强光，让我非常感动。”
王蕤不仅喜欢古典音乐，更喜欢古典音乐复调式的人生，“复调由不同的声部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这就好像生活中有物质，也有精神；有事业，也有家庭；有东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有男性思维，也有女性思维......我想在两者的碰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人生是一种螺旋上升，我希望能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活出立体感。”
在王蕤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她不断上升的人生轨迹，除了在物质与精神、事业与家庭、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激情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王蕤还在母语与英语之间探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她的新书《从加州到北京》由中国“殿堂级”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王蕤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如此顶级的出版社签约了。早在2001年，在出版了多部中文作品后，王蕤开始尝试英文写作，她的首部英文小说《LILI》被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兰登书屋签下，一经亮相便获得了极大成功，随后出版的《The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更被称为“中国版《欲望都市》”，王蕤也成为和美国兰登书屋、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和德国贝塔斯曼签约的年轻一代国际型作家，被美国媒体誉为打入西方主流出版界的最年轻的中国出生的作家。
东方女性要更有理性高度
除了写作，从伯克利毕业后的王蕤还先后在《华盛顿邮报》、《财富》杂志、美国国务院等机构工作，这些工作让她更深入地了解了美国。“尤其做翻译时出差，我既能在德州的私人牧场上与牛仔们玩耍，也能住在小村庄里，看当地的农民饲养牲畜，还能在有钱人的天堂——佛罗里达Key West小岛上潜水……这让我真正见识了美国各地的风土。”
王蕤是典型的天蝎座，天蝎的热情与理性互不干扰地并存在她的身体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她有着难能可贵的理性，她笑言自己的思维有时像个男人。王蕤认为，东方社会是偏情感的，而女性本来就很感性，所以东方女性需要有一些理性的高度，她直言很欣赏有理性高度的女子。“很多女人不够理性，为了一点小事就毁了一切，心情不好就当着外人跟另一半发脾气，因为一点小事跟朋友闹的很不愉快......非理性会产生很多负能量。如果不理性，就容易在重大的事情上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在有这么多非理性因素的社会中，女人有一定的理性高度是难能可贵的。理性的女人往往很大度，不会在小事上钻牛角尖。”
如今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的王蕤，和朋友一起在中关村创业。因为孩子还小，她每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照顾小孩。“自己做老板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可以说是为了孩子选择了创业，也算是自力更生了。如果没有过去那些丰富的经历，我可能会对照顾小孩这样琐碎平淡的生活感到不甘，而现在，我能乐在其中。”王蕤说，过去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盛宴，“每当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我总会不自觉的笑出来”。
我是不一样的Annie Wang
“与众不同”四个字在王蕤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她讨厌跟风，不理解人们喜欢穿满街都是的所谓“流行”的衣服，“在美国如果每个人都穿一样的是很stupid的事情，我不会因为今年流行灰色就染灰色的头发。我就是我，我是不一样的Annie Wang。”，每当王蕤说起英文单词，仿佛能看到她在大洋彼岸与人交流时的淡定和真诚，她现在发色的灵感来源于《从加州到北京》这本新书，将封面上紫色和橙色的渐变完美地复制在头发上，彰显出独一无二的风格。
除了外表上的不从众，思想上的王蕤也极具伯克利风格。这个以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著称的自由阵地塑造了王蕤冷静理智的新闻态度，也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具有独立的思维和判断，不盲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应当Timeless，不会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不会轻易改变。”她说，伯克利鼓励学生思考，在那里有很多思考的时间。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无意义的社交占据我们的精力，垃圾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大家每天都喊忙，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思考。“吃的东西健康与否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精神食粮也直接与精神高度有关，道家讲究饮食上的辟谷，而精神上的辟谷就是思考。”
活出螺旋上升的立体感
王蕤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资深编辑与教授，家里的气氛宽松而活跃，由于父亲很喜欢交响乐，王蕤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长大，音乐对她们姐妹三人的影响很大。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去听很多演讲，家人也都很喜欢看书，她回忆说，“我们在一起谈哲学，会就一个跟我们完全没关系的话题辩论好久，有时还会一起弹奏乐器。”
与她笔下的那些性格乖张、离经叛道的人物不同，从小被唐诗宋词包围的王蕤相当传统，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她对自己的评价。作为“别人家的孩子”，学生时代的她承受了很多来自同龄人的恶意，所以现实中的王蕤从不轻狂，“尽管性格锋芒毕露，但却常想消失在人群里。希望别人接受你的同时，又不希望别人太了解你。”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少女时代的王蕤很同情弱势群体，喜欢帮助别人，乐于付出和给予，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正如她一直很喜欢的梵高，“尽管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但仍然有爱的能力，梵高的画布上有爱的最强光，让我非常感动。”
王蕤不仅喜欢古典音乐，更喜欢古典音乐复调式的人生，“复调由不同的声部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这就好像生活中有物质，也有精神；有事业，也有家庭；有东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有男性思维，也有女性思维......我想在两者的碰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人生是一种螺旋上升，我希望能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活出立体感。”
在王蕤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她不断上升的人生轨迹，除了在物质与精神、事业与家庭、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激情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王蕤还在母语与英语之间探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她的新书《从加州到北京》由中国“殿堂级”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王蕤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如此顶级的出版社签约了。早在2001年，在出版了多部中文作品后，王蕤开始尝试英文写作，她的首部英文小说《LILI》被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兰登书屋签下，一经亮相便获得了极大成功，随后出版的《The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更被称为“中国版《欲望都市》”，王蕤也成为和美国兰登书屋、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和德国贝塔斯曼签约的年轻一代国际型作家，被美国媒体誉为打入西方主流出版界的最年轻的中国出生的作家。
东方女性要更有理性高度
除了写作，从伯克利毕业后的王蕤还先后在《华盛顿邮报》、《财富》杂志、美国国务院等机构工作，这些工作让她更深入地了解了美国。“尤其做翻译时出差，我既能在德州的私人牧场上与牛仔们玩耍，也能住在小村庄里，看当地的农民饲养牲畜，还能在有钱人的天堂——佛罗里达Key West小岛上潜水……这让我真正见识了美国各地的风土。”
王蕤是典型的天蝎座，天蝎的热情与理性互不干扰地并存在她的身体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她有着难能可贵的理性，她笑言自己的思维有时像个男人。王蕤认为，东方社会是偏情感的，而女性本来就很感性，所以东方女性需要有一些理性的高度，她直言很欣赏有理性高度的女子。“很多女人不够理性，为了一点小事就毁了一切，心情不好就当着外人跟另一半发脾气，因为一点小事跟朋友闹的很不愉快......非理性会产生很多负能量。如果不理性，就容易在重大的事情上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在有这么多非理性因素的社会中，女人有一定的理性高度是难能可贵的。理性的女人往往很大度，不会在小事上钻牛角尖。”
如今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的王蕤，和朋友一起在中关村创业。因为孩子还小，她每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照顾小孩。“自己做老板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可以说是为了孩子选择了创业，也算是自力更生了。如果没有过去那些丰富的经历，我可能会对照顾小孩这样琐碎平淡的生活感到不甘，而现在，我能乐在其中。”王蕤说，过去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盛宴，“每当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我总会不自觉的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