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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2013年3/4月号
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
陈斌刚/译
为了让广大决策者、领导者开阔视野，驾驭好
美国《外交政策》就当今的全球冲突向70多位专家进行了调查，约翰·阿奎拉为我们梳理整个调查结果。
核武器发明者之一罗伯特·奥本海默一直在冷战的早期紧张局势下写作，他在1956年曾宣称：“世界不可能长期一半黑暗，一半光明。”然而，世界经历了长达30年的一半黑暗一半光明，灾难直到冷战结束才得以避免。今天，我们处在“冷战”时代的早期阶段——国家间和网络间的冲突阶段。有些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的黑暗；有些则动员民间社会推翻专制者。在此期间，国家则保持警惕并监视着对方，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威胁的时代，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存。奥本海默预想黑暗与光明的力量会发生殊死抗衡，这至今仍然适用。
世界能否通过当前和今后的危险找到自己原有的生存方式？美国在掌控这些危险时能发挥什么作用？在《外交政策》对未来战争进行的第三次年度调查中，71位参与者（包括我自己）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会很复杂很混乱，充满难以控制的元素，本次调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具威胁的因素清楚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专家指出经济危机和区域不稳定是最大的两种危险，因为这不是冷战时期，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只有一个超强的敌人需要“遏制”。而现在的世界多达20余起严重武装冲突正在上演，还有许多地区虽未爆发，但爆发的风险很大——这是一个远远不是靠遏制就能解决问题的世界。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全球性事件，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的做法可能解决不了最迫切的问题。例如，一半受访者最关心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和伊朗，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太平洋寻求“支点”，明显地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受访者也不同意政府提出优先事项的说法；约一半受访者认为，这个“支点”是无用的，无论是因为过分强调还是因为执行不力。
此外，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美国绝没有不关注中东的立场。在马格里布和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两年多后，舆论几乎是平分秋色，一些人认为受运动影响的国家会对美国产生威胁，另些人认为这种运动可能蕴含一些良性的、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因素。在叙利亚冲突的看法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当被要求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对两年内战的反应时，受访者想出了40多个不同的单词——大约一半是批判的，一半是肯定的或中性的。当被问及谁可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最坚定盟友时，约50%的专家断言，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更多的是危害，而不是帮助。
从北非问题延伸到更广泛的中东动荡上，专家都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真正的警告，特别是考虑到需要密切关注“基地”组织。近2/3的受访者认为恐怖网络正在绝对地减弱，但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美国协助推翻了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统治，支持叙利亚的叛乱，却为“基地”组织开辟了新的战线。美军前脚离开伊拉克，“基地”组织后脚就回去了，他们试图挑起伊拉克内战。事实上，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战略与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的愿望相吻合，这或许能给我们片刻的安宁吧。
“基地”组织的持续影响还使人质疑奥巴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处理方式，他们更青睐美国在国外留下“轻微”的足迹。在《外交政策》的调查中，71位受访者中有一半认为阿富汗的长期问题显然更多地应该归因于阿富汗人治理不力、腐败、种族和宗教分歧，这些是稳定的最大障碍（约有1/3的受访者指责巴基斯坦）。但也有一些专家坚持认为，企图重建国家是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也许其含义是，目标小一点，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执行2014年完全撤出作战部队的计划（如果不能马上撤出的话）。然而，也有近1/4的人希望美军无限期停留，其中2/3的人希望北约能参与，但主要是在培训、咨询和反恐方面少量地投入。
在调查中，许多对外交政策意见迥异的争论暗示了美国国内政治机能存在巨大问题。事实上，受访者把美国自身列为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第四大因素，无论是因为该国嗜好越权还是因为危险的财政态势。有些人认为美国应该引领全球，而有些人不喜欢美国到国外去自找苦吃，这似乎将是一种永恒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大小会激发华盛顿的超党派之争，其中有几位受访者把这种新形式斗争列为2012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外交使馆遭攻击以来的最重要教训。
对是否使用无人机作战也有分歧。这些无人设备似乎在辩论中提供了一个中间立场，即允许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进行干预，但即使这样也存在尖锐混乱的分歧。41位专家认为，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嫌疑人是合法的，而25人认为美国使用无人机是非法的，至少可能如此。但约57%的人认为奥巴马政府过度使用了无人机。
《外交政策》的调查还谈到一些重要问题。20年前，我的同事大卫·伦菲尔德和我一起认为网络战争即将到来，但受访者中57%的人认为这类警告被夸大了。但同样是这些专家却认为网络是高端领域，美国国防部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即使那些觉得威胁还未成熟之人也看到了为网络战争做好准备的价值。至于世界的暴力是否越来越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这比我经常谈到的战争次数和平民伤亡不断增加的观点更吸引人，比例为63%：37%。
尽管专家对世界上最大的威胁——新的与旧的，美国本土和国外的——看法不一，但幸运的是，专家在三个观点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广泛认同，如果它们可以成功实现，那么阿富汗就可以恢复和平，美国经济的压力就会有所缓解，世界的核威慑就会减小。这三个观点是：3/4的受访者希望美国与塔利班展开积极谈判；40%的人希望美国的国防预算在未来10年内削减500多亿美元；2/3的专家希望美国核武库从目前5000余枚核弹头削减至少40%。在不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美国的政治家能在如何达成这些目标上取得一致，那么上述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原文标题：State of War）
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
陈斌刚/译
为了让广大决策者、领导者开阔视野，驾驭好
美国《外交政策》就当今的全球冲突向70多位专家进行了调查，约翰·阿奎拉为我们梳理整个调查结果。
核武器发明者之一罗伯特·奥本海默一直在冷战的早期紧张局势下写作，他在1956年曾宣称：“世界不可能长期一半黑暗，一半光明。”然而，世界经历了长达30年的一半黑暗一半光明，灾难直到冷战结束才得以避免。今天，我们处在“冷战”时代的早期阶段——国家间和网络间的冲突阶段。有些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的黑暗；有些则动员民间社会推翻专制者。在此期间，国家则保持警惕并监视着对方，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威胁的时代，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存。奥本海默预想黑暗与光明的力量会发生殊死抗衡，这至今仍然适用。
世界能否通过当前和今后的危险找到自己原有的生存方式？美国在掌控这些危险时能发挥什么作用？在《外交政策》对未来战争进行的第三次年度调查中，71位参与者（包括我自己）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会很复杂很混乱，充满难以控制的元素，本次调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具威胁的因素清楚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专家指出经济危机和区域不稳定是最大的两种危险，因为这不是冷战时期，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只有一个超强的敌人需要“遏制”。而现在的世界多达20余起严重武装冲突正在上演，还有许多地区虽未爆发，但爆发的风险很大——这是一个远远不是靠遏制就能解决问题的世界。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全球性事件，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的做法可能解决不了最迫切的问题。例如，一半受访者最关心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和伊朗，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太平洋寻求“支点”，明显地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受访者也不同意政府提出优先事项的说法；约一半受访者认为，这个“支点”是无用的，无论是因为过分强调还是因为执行不力。
此外，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美国绝没有不关注中东的立场。在马格里布和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两年多后，舆论几乎是平分秋色，一些人认为受运动影响的国家会对美国产生威胁，另些人认为这种运动可能蕴含一些良性的、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因素。在叙利亚冲突的看法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当被要求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对两年内战的反应时，受访者想出了40多个不同的单词——大约一半是批判的，一半是肯定的或中性的。当被问及谁可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最坚定盟友时，约50%的专家断言，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更多的是危害，而不是帮助。
从北非问题延伸到更广泛的中东动荡上，专家都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真正的警告，特别是考虑到需要密切关注“基地”组织。近2/3的受访者认为恐怖网络正在绝对地减弱，但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美国协助推翻了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统治，支持叙利亚的叛乱，却为“基地”组织开辟了新的战线。美军前脚离开伊拉克，“基地”组织后脚就回去了，他们试图挑起伊拉克内战。事实上，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战略与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的愿望相吻合，这或许能给我们片刻的安宁吧。
“基地”组织的持续影响还使人质疑奥巴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处理方式，他们更青睐美国在国外留下“轻微”的足迹。在《外交政策》的调查中，71位受访者中有一半认为阿富汗的长期问题显然更多地应该归因于阿富汗人治理不力、腐败、种族和宗教分歧，这些是稳定的最大障碍（约有1/3的受访者指责巴基斯坦）。但也有一些专家坚持认为，企图重建国家是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也许其含义是，目标小一点，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执行2014年完全撤出作战部队的计划（如果不能马上撤出的话）。然而，也有近1/4的人希望美军无限期停留，其中2/3的人希望北约能参与，但主要是在培训、咨询和反恐方面少量地投入。
在调查中，许多对外交政策意见迥异的争论暗示了美国国内政治机能存在巨大问题。事实上，受访者把美国自身列为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第四大因素，无论是因为该国嗜好越权还是因为危险的财政态势。有些人认为美国应该引领全球，而有些人不喜欢美国到国外去自找苦吃，这似乎将是一种永恒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大小会激发华盛顿的超党派之争，其中有几位受访者把这种新形式斗争列为2012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外交使馆遭攻击以来的最重要教训。
对是否使用无人机作战也有分歧。这些无人设备似乎在辩论中提供了一个中间立场，即允许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进行干预，但即使这样也存在尖锐混乱的分歧。41位专家认为，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嫌疑人是合法的，而25人认为美国使用无人机是非法的，至少可能如此。但约57%的人认为奥巴马政府过度使用了无人机。
《外交政策》的调查还谈到一些重要问题。20年前，我的同事大卫·伦菲尔德和我一起认为网络战争即将到来，但受访者中57%的人认为这类警告被夸大了。但同样是这些专家却认为网络是高端领域，美国国防部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即使那些觉得威胁还未成熟之人也看到了为网络战争做好准备的价值。至于世界的暴力是否越来越少，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这比我经常谈到的战争次数和平民伤亡不断增加的观点更吸引人，比例为63%：37%。
尽管专家对世界上最大的威胁——新的与旧的，美国本土和国外的——看法不一，但幸运的是，专家在三个观点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广泛认同，如果它们可以成功实现，那么阿富汗就可以恢复和平，美国经济的压力就会有所缓解，世界的核威慑就会减小。这三个观点是：3/4的受访者希望美国与塔利班展开积极谈判；40%的人希望美国的国防预算在未来10年内削减500多亿美元；2/3的专家希望美国核武库从目前5000余枚核弹头削减至少40%。在不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美国的政治家能在如何达成这些目标上取得一致，那么上述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原文标题：State of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