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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顾问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对2016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
（1）DEDI综合指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
2016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均DEDI指数为34.53。各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高到低可以分为4个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5个省（市、区），DEDI指数超过50。
第二梯队：包括上海、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天津、河北9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35～50之间。
第三梯队：包括辽宁、陕西、重庆、贵州、江西和吉林6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25～35之间。
第四梯队：其余11个省（自治区），DEDI指数在25以下。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四种梯队的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第一梯队的沿海5省（市）凭借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加上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特别是ICT领域的领先优势，在“两化”融合和“互联网 ”的产业浪潮中响应迅速，起到了引领发展的作用；第二梯队的上海、福建和天津等省（市）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各具特色，但是相对于第一梯队，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指数相对弱势，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則凭借传统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消费红利，得以跻身第二梯队，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则凭借传统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消费红利，得以跻身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分布于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其中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传统重工业基地，在数字化产业转型中进展缓慢，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西北和西南地区整体在技术和产业基础都不具备优势，数字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四梯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其它内陆边疆地区。
（2）DEDI综合指数和GDP分布基本吻合，部分地区有所差异。
DEDI综合指数排名显著高于GDP排名的省（市）有北京（-8）、贵州（-7）、天津（-6）和上海（-5）。这些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突出：北京、上海的基础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得分较高，主要得益于两地良好的科研资源，新兴产业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两地第三产业发达，使用互联网数字服务的活跃用户数量较高；天津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良好，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侧重制造业，在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智能制造就绪程度和企业电子商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贵州的资源型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综合指数的整体提升，贵州政府针对大数据产业提前布局，政府和苹果、阿里等行业巨头实现高层对接，境内设立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国家大数据行业的整体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DEDI综合指数排名明显落后于GDP排名的省（自治区）有内蒙古（9）、河南（7）、广西（5）和河北（5）。其中河南、河北的基础型数字经济发展缓慢，两省均为我国人口众多、具有一定工业发展基础的地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高于47%，但两省工业对传统产业依赖较高，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河南、河北2016年软件业务收入仅有331亿元和226亿元，与东部地区8396亿元的平均值差距巨大。广西的基础型和融合型数字经济均得分较低，自治区内不仅存在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同时传统工业的产业转型进展缓慢，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内蒙古矿产资源丰富，是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地区，采矿业的发达和相对稀薄的人口密度使内蒙古2016年总量居全国第15，人均GDP高居全国第7；内蒙古既缺乏领先的科研创新能力，又未能深入挖掘本地市场的数字服务消费能力，因而在五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评比中明显落后，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仅据全国第24位。
（1）DEDI综合指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
2016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均DEDI指数为34.53。各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高到低可以分为4个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5个省（市、区），DEDI指数超过50。
第二梯队：包括上海、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天津、河北9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35～50之间。
第三梯队：包括辽宁、陕西、重庆、贵州、江西和吉林6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25～35之间。
第四梯队：其余11个省（自治区），DEDI指数在25以下。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四种梯队的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第一梯队的沿海5省（市）凭借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加上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特别是ICT领域的领先优势，在“两化”融合和“互联网 ”的产业浪潮中响应迅速，起到了引领发展的作用；第二梯队的上海、福建和天津等省（市）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各具特色，但是相对于第一梯队，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指数相对弱势，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則凭借传统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消费红利，得以跻身第二梯队，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则凭借传统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消费红利，得以跻身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分布于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其中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传统重工业基地，在数字化产业转型中进展缓慢，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西北和西南地区整体在技术和产业基础都不具备优势，数字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四梯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其它内陆边疆地区。
（2）DEDI综合指数和GDP分布基本吻合，部分地区有所差异。
DEDI综合指数排名显著高于GDP排名的省（市）有北京（-8）、贵州（-7）、天津（-6）和上海（-5）。这些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突出：北京、上海的基础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得分较高，主要得益于两地良好的科研资源，新兴产业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两地第三产业发达，使用互联网数字服务的活跃用户数量较高；天津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良好，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侧重制造业，在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智能制造就绪程度和企业电子商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贵州的资源型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综合指数的整体提升，贵州政府针对大数据产业提前布局，政府和苹果、阿里等行业巨头实现高层对接，境内设立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国家大数据行业的整体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DEDI综合指数排名明显落后于GDP排名的省（自治区）有内蒙古（9）、河南（7）、广西（5）和河北（5）。其中河南、河北的基础型数字经济发展缓慢，两省均为我国人口众多、具有一定工业发展基础的地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高于47%，但两省工业对传统产业依赖较高，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河南、河北2016年软件业务收入仅有331亿元和226亿元，与东部地区8396亿元的平均值差距巨大。广西的基础型和融合型数字经济均得分较低，自治区内不仅存在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同时传统工业的产业转型进展缓慢，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内蒙古矿产资源丰富，是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地区，采矿业的发达和相对稀薄的人口密度使内蒙古2016年总量居全国第15，人均GDP高居全国第7；内蒙古既缺乏领先的科研创新能力，又未能深入挖掘本地市场的数字服务消费能力，因而在五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评比中明显落后，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仅据全国第24位。